问题

古代为什么要溺女婴,卖给别人不好吗?

回答
古代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而女婴的出生往往被视为家庭的负担,而非财富。在那个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结婚后更是要“嫁出去”的,还要陪嫁,这都被视为“赔钱货”。

相比之下,男性则被视为家庭的希望,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关键。他们能够继承家业,在外谋生养家,为家族带来荣耀和财富。因此,生男孩是备受推崇的,而生女孩则被视为一种不幸。

在这种观念下,溺女婴的行为便应运而生。溺女婴是一种极端的性别歧视,也是一种残酷的社会现象。这种行为的背后,隐藏着贫困、饥饿、战乱以及对女性命运的绝望。

那么,为什么不把女婴卖给别人呢?这背后也有多种原因:

社会观念的束缚: 即使是买卖人口,在古代社会也有一套不成文的规则。买卖亲生子女,尤其是骨肉分离,可能会受到道德谴责和舆论压力,即便是在贫困的情况下,也并非所有人都能轻易接受。
经济因素的考量: 如果要卖掉女婴,需要有人愿意出钱购买。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大多数家庭自身难保,能够有余钱购买女婴的家庭并不多。而且,买卖人口也存在风险,比如可能买到病弱的婴儿,或者被认为是拐卖人口。
市场需求问题: 虽然有些家庭可能愿意收养女婴,但市场需求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如果有人想要儿子,他们可能会选择购买男婴,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如过继)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道德和法律的限制(虽然不完善): 即便在古代,一些社会规范和法律条文也会对人口买卖有所约束,尤其是在处理亲生骨肉方面。虽然这些约束力可能不像现代社会那样强大,但也会让一些人望而却步。
隐私和隐蔽性: 溺婴的行为虽然残忍,但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在隐蔽的环境下进行,不容易被发现和追究。而公开售卖女婴则可能需要更多的沟通和交易环节,更容易引起注意或引发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贫困家庭会将女婴送人或卖给他人收养,这是一种更为温和但同样充满无奈的选择。但这往往需要找到愿意收养且有能力抚养孩子的家庭,这并非易事。

总而言之,溺女婴和卖掉女婴虽然都是针对女婴的处置方式,但溺婴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眼不见为净”的心理,以及在极端贫困和绝望下的一种快速“止损”行为。而卖掉女婴则需要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和愿意购买的买家,并且要面对更多的社会和道德成本。在古代那种严苛的生存环境下,许多家庭选择溺婴,更多的是一种绝望的自我保护,而非完全的理性考量。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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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流行着一个残忍的风俗——溺杀女婴。早在战国时期,就有溺杀女婴的现象,据《韩非子》记载,“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

到了帝制时代的末期清代,溺女已经极为普遍,其中湖南、福建、江西、浙江四省尤为盛行。

溺女的过程往往很残酷。据史料记载:“凡胞胎初下,稳婆率举以两手审视,女也,则以一手覆而置于盆,问:‘存否?’曰:‘不存。’即坐,索水,曳儿首倒入之,儿有健而跃且啼者,即力捺其首,儿辗转其间甚苦,母氏或汪然泪下。有顷,儿无声,撩之不动,始置起。”

1875年,一对母子。

女婴呱呱坠地,不论性情,不辨体貌,只要父母默认不留,接生婆便用盆打水,将婴儿按入水中,任其挣扎啼哭,直到溺毙。

在这则史料中,我们看到了婴孩之母“汪然泪下”,可见其有不忍之心。然而,这份不忍并没有让她改变溺杀亲生骨肉的决心。

有一句话叫“虎毒不食子”,况且,在儒家思想的侵染下,古人对于生命充满着敬畏。那么,为什么还会有溺杀女婴的现象呢?表面上是重男轻女,但归根结底还是与清代的天价嫁妆有关。

约1896年,福州“婴儿塔”,人们将被丢弃的婴儿放入其中。

与现在女方索要高价彩礼不同,在古代,特别是明清,姑娘出嫁,往往要有丰厚的陪嫁。如果一个普通家庭生下女儿,就要做好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攒嫁妆的准备。

据《清稗类钞》记载:“女子方及笄许嫁时,父母必为办妆奁。富家固不论,即贫至佣力于人者,亦必罄其数年所入佣赀,否则夫婿翁姑必皆憎恶。”

女子出嫁之后,遇到生子满月、周岁、入学,女方父母“皆须备物赠送”,甚至女儿与公婆分家时,女方父母也要准备桌椅碗筷等生活用品。至于女儿回娘家,“亦必私取母家所有携之而归”。

1893年,厦门,两个小女孩。

这些费用,莫说贫困之家无力承担,即使对于富庶之家,也是不小的负担。

对于溺婴风习,许多官员、文人认为“残忍不仁,伤生坏俗”,多从道德层面进行批判。朝廷对于这一陋俗,也三令五申予以禁止,要求地方官员进行劝导,同时以法律手段对溺女者加重惩戒。

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溺杀女婴,比照祖父母、父母故意杀害子孙的条例,“杖七十,徒一年半”。康熙时代,不仅按照杀子孙条例治罪,还对家长、邻居、保长实行连坐。

1911-1913年,福州“婴儿塔”。

但是,这种严厉的惩罚不仅没有遏制溺女婴之风,反而愈演愈烈。除了劝导与惩罚并用之外,地方官员还鼓励当地士绅集资建立育婴堂,收养因生计困难、无力养育的贫家婴孩。

清代溺女风俗的盛行,也造成了其他社会问题。在溺女风俗盛行的地方,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致使男子娶妻困难,光棍横行。据记载,浙江温州“十人之中,八无家室,生育鲜寡,民物渐稀少”。另外,这还导致了拐卖妇女、性犯罪增加。

参考资料:徐珂《清稗类钞·风俗类》,《清仁宗实录·卷三一七》,《清穆宗实录·卷一六八》,《清德宗实录·卷六八》,《连城县志》(康熙本),柳红《清代溺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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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英国人约翰·巴罗,在自己乾隆年间的访华著作《中国行纪》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和分析。


单说溺婴行为主要发生在女婴身上的原因。


考虑到未来的利害,遭虐杀(包括溺死)的婴儿多属女性,女孩既不能养活自己,也不能帮助父母。这类恶行常出现在人口众多的城镇,百姓普遍穷困,每天都发生暴力、谋杀、镇压的地方。


其实说一千到一万还是穷困。


对于买家来说:女婴是没有多少人愿意买的,因为买回去还要从襁褓中开始养育,那你还不如直接买十岁以上,可以参与劳役和服侍的“成品”。


看《金瓶梅》中被大户收购的丫鬟,基本上都是十多岁以上才进入府邸的,没有谁会买个女婴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


要不然白白养活她们就是无偿的支出,有几个卖家愿意白白养活她们几年?甚至可能养活几年再夭折了,要就等于竹篮打水一场空。


对于卖家来说:生下来没多久的女婴市场需求不大,而要想把她们养育到十岁以上可以出手,那就等于要白白开销十年以上的钱财。


如果底层有家庭有开销的能力,还至于产生把女婴卖出去的想法吗?


没有能力养活,还卖不出去,那就只能让她们认为夭折了。


巴罗还转述了一位法国传教士的记闻,这位法国传教士在福建传教期间,曾干预了一个贫困家庭的溺婴行为。


有次他去访问一名信徒,正赶上信徒的妻子生产,注定要遭殃的婴儿被交给父亲,正准备把她扔进一个水罐。”


传教士意图组织,但那名信徒解释说:


因为无力负担,所以留下一条注定要吃苦受难的生命,还不如让她早早去死,这样到可以减轻罪过。


最后也没有搭救成功。


当然相比于溺婴,占比对多的还是弃婴,这样多少还能给婴儿留个活路,万一被好心人捡走还有饭吃。


根据巴罗与在京师传教士和京师其他人员的交流,得出京师每天丢弃的活婴或死婴,平均数据是24名。


则仅京师一地每年就产生弃婴约9000人。


如果算上全国各省的大致数据,每年清朝境内产生的弃婴数量,大致也得有十万左右。


京师的弃婴要么是父母趁夜扔到街道上,或者直接扔到城外的弃婴大坑中,里面的婴儿有死有活。


除了极少数活着健康的弃婴,能被好心人带走抚育外,里面还有一部分活着的弃婴,被在京的传教士救走受洗培养为信徒了。

当然能被传教士救走的也是极少数弃婴。

在溺婴这件事,也有不少父母难以“痛下毒手”,所以会给婴儿一条生路,比如把她们扔到河里。

就像唐僧小时候那样,身边方块木板或木盆,幸运的话还有好心人搭救。

或者是在婴儿身上,绑几个浮力够好的葫芦,不至于让婴儿很快溺死,还有被人搭救的可能。

把婴儿丢弃在河道或水渠里,脖子上缚几个葫芦,头露出水面,让婴儿活着,等待好心人把他捡走。

当然这样被救走的婴儿也是寥寥无几。

所以还是穷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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