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虚伪小人论是如何兴起的？
刘备“虚伪小人”的论调，并非一日之寒，而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人们对三国时期人物解读的不断深入，以及文学作品的放大和演绎，逐渐形成的。要详细梳理其兴起过程，可以从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和影响因素来展开。
一、 历史记载中的“仁德”基石与潜藏的疑点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史书的记载中，刘备早期形象是“仁德”的，这构成了“虚伪小人论”的对立面，也为后来的质疑埋下了伏笔。
《三国志·先主传》的记载： 陈寿的《三国志》虽然篇幅不长，但对刘备的描述，核心关键词是“仁德”。文中记载了他“身长七尺五寸，垂手过膝，二耳过肩，身相异于常人”，以及“布恩施，赏罚必信，所以有人缘，拔抑亦然”。《志》中还提到了他“凡所举不过百人”，却能“时时战胜”，并将其归因于“知人善察”。这些描述，无疑是在为刘备塑造成一个有德行、善于用人的君主形象。
其他史料的补充： 《三国志》之外的一些史料，也零星地记录了一些刘备仁厚的行为，例如对百姓的关怀、对士兵的体恤等。这些零散的记述，进一步巩固了他“仁德”的早期形象。
然而，即使是史书，也并非全然歌颂。在《三国志》的记载中，也隐约透露出一些与“仁德”形象不太相符的细节，为后人质疑提供了素材：
“量才授职”的辩证： 史书中提到刘备“量才授职，各尽其器”，这似乎是知人善任，但反过来也可以解读为，刘备并非一味地提拔，而是有自己的算计，甚至可能因此而压制有能力但不合自己心意的人。
依附他人，善于“借势”： 刘备早期颠沛流离，先后依附于陶谦、曹操、孙权。虽然这可以理解为乱世中的生存之道，但对于一个追求“仁德”的君主来说，频繁地寄人篱下，是否也反映了他缺乏独立支撑的实力，以及在不同势力间周旋的策略性？尤其是他几次依附又离开，例如对曹操的“汉贼”、“天子在令”，对孙权的“吾乃汉佐命大臣”，这些言辞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容易被解读为机会主义。
哭泣与“利用”： 虽然刘备擅长用眼泪来博取同情，例如在长坂坡抱阿斗，以及对赵云的“吾与子同游，子之情，可知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恩义”，但后来在某些解读中，这些哭泣也被视为一种“表演”，一种“策略”，用来收买人心，而非纯粹的情感流露。
二、 文学演绎的“放大镜”与“滤光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其影响力之巨，对人们认知历史人物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罗贯中笔下的刘备，虽然总体上仍保留了“仁德”的主基调，但通过情节的安排、人物对话的描写，以及一些侧面刻画，为“虚伪小人论”的滋生提供了大量素材。
“哭”的强化与“算计”的暗示： 罗贯中将刘备的哭泣场景描写得更为淋漓尽致，从在徐州时对关羽张飞说“吾与汝皆起于行伍，今皆有封爵，而汝尚不知足”，到长坂坡对阿斗的“吾岂可因我而损汝耶！”。这些哭泣，虽然在文本中被解释为真情流露，但在读者心中，随着情节的层层推进，会逐渐产生“这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吗？”的疑问。特别是当刘备利用这些“眼泪”成功地收服了关羽、张飞，或者在诸葛亮到来时表现出“三顾茅庐”的恭敬，这种“表演”的痕迹就更加明显。
“汉室正统”的口号与“争权夺利”的现实： 刘备一生都高举“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旗帜。这在当时无疑是极具号召力的政治口号，能够团结一批忠于汉室的士人。然而，从实际行动来看，刘备最终建立的是蜀汉政权，这与“兴复汉室”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他是否真的只是为了汉室，还是以此作为自己夺取天下的合法性外衣？《演义》在描写他与曹操、孙权之间的政治博弈时，会将这种“口是心非”的成分放大，通过对话和心理描写，暗示刘备的策略性远大于其理想主义。
“知人善察”的“利用”： 尽管《演义》强调刘备“知人善察”，但也通过一些情节展现了他如何“用”人。例如，对关羽、张飞的“情义”，对赵云的“信赖”，对诸葛亮的“敬重”。这些“情义”和“信赖”，在某些解读中，不再是纯粹的个人情感，而是刘备笼络人心、巩固自身权力的工具。他深知如何利用这些情感，让追随者对他死心塌地，即使是在他实力最弱的时候。
“谦逊”的伪装： “三顾茅庐”是刘备“虚伪小人论”的重要论据之一。虽然表面上是刘备求贤若渴，尊重人才，但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他为了拉拢诸葛亮，而故意表现出的“姿态”。尤其是在多次碰壁之后，才显得更加“诚恳”，这种“诚恳”背后，是否隐藏着一种算计，让诸葛亮觉得“非我不出”？
“无德而能，不义而得”的批评： 《三国演义》虽然塑造了刘备的正面形象，但一些评论者和读者，在细读过程中，也会捕捉到刘备早期的一些“不光彩”行为，例如趁人之危夺取徐州，背弃盟约等等。《演义》虽然美化了这些行为，但其留下的痕迹，仍然可以被后人放大，与他“仁德”的标签进行对比，从而产生质疑。
三、 后世的解读与“反思”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也在发生变化。
“帝王术”的视角： 尤其是在近现代，人们更倾向于从政治、权谋的角度去审视历史人物。《三国演义》所描写的刘备，其“帝王术”的成分，比如如何笼络人心，如何利用宣传，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被更加清晰地看到。这种“实用主义”的政治智慧，与传统的“仁德”形象形成了反差，更容易被解读为“虚伪”。
“英雄史观”的批判： 随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理解，那种单纯的“英雄史观”受到了批判。人们开始反思，那些被歌颂的英雄，是否也隐藏着其时代的局限性和个人意志的影响。刘备作为一个乱世枭雄，其行为自然会受到其生存环境和政治目的的制约，单纯的“仁德”标签，反而可能是一种“滤镜”。
网络时代的“解构”与“再创作”： 在互联网时代，各种观点得以自由传播和碰撞。“刘备虚伪小人论”也借助网络平台，通过各种段子、评论、文章等形式，得以广泛传播，并被进一步“解构”和“再创作”。一些自媒体作者，更是抓住了《演义》中那些模糊不清的细节，或者结合一些现代的心理学、社会学理论，对刘备进行“重塑”，强化其“虚伪”和“阴险”的特质。
总结来说，刘备“虚伪小人论”的兴起，并非源于单一事件或单一论调，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历史记载中的“矛盾”： 《三国志》等史料虽以“仁德”为主，但也留下了可供质疑的细节。
2. 《三国演义》的“放大”与“演绎”： 小说通过情节设计和人物刻画，强化了刘备的“哭泣”、“策略”等可能被视为“虚伪”的特质，但又未能完全否定其“仁德”。
3. 后世解读角度的变化： 从“英雄史观”到“帝王术”的视角，再到网络时代的“解构”，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刘备作为政治家的“实用主义”和“权谋”。
4. 大众传播的推动： 网络平台的兴起，使得各种观点得以快速传播和发酵，进一步巩固了“虚伪小人论”的流行。
因此，刘备“虚伪小人论”的兴起，是一个历史叙事不断被重塑、解读和传播的过程。它既是对历史人物复杂性的揭示，也包含了文学作品的再创造以及时代变迁带来的价值判断变化。
一、 历史记载中的“仁德”基石与潜藏的疑点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史书的记载中，刘备早期形象是“仁德”的，这构成了“虚伪小人论”的对立面，也为后来的质疑埋下了伏笔。
《三国志·先主传》的记载： 陈寿的《三国志》虽然篇幅不长，但对刘备的描述，核心关键词是“仁德”。文中记载了他“身长七尺五寸，垂手过膝，二耳过肩，身相异于常人”，以及“布恩施，赏罚必信，所以有人缘，拔抑亦然”。《志》中还提到了他“凡所举不过百人”，却能“时时战胜”，并将其归因于“知人善察”。这些描述，无疑是在为刘备塑造成一个有德行、善于用人的君主形象。
其他史料的补充： 《三国志》之外的一些史料，也零星地记录了一些刘备仁厚的行为，例如对百姓的关怀、对士兵的体恤等。这些零散的记述，进一步巩固了他“仁德”的早期形象。
然而，即使是史书，也并非全然歌颂。在《三国志》的记载中，也隐约透露出一些与“仁德”形象不太相符的细节，为后人质疑提供了素材：
“量才授职”的辩证： 史书中提到刘备“量才授职，各尽其器”，这似乎是知人善任，但反过来也可以解读为，刘备并非一味地提拔，而是有自己的算计，甚至可能因此而压制有能力但不合自己心意的人。
依附他人，善于“借势”： 刘备早期颠沛流离，先后依附于陶谦、曹操、孙权。虽然这可以理解为乱世中的生存之道，但对于一个追求“仁德”的君主来说，频繁地寄人篱下，是否也反映了他缺乏独立支撑的实力，以及在不同势力间周旋的策略性？尤其是他几次依附又离开，例如对曹操的“汉贼”、“天子在令”，对孙权的“吾乃汉佐命大臣”，这些言辞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容易被解读为机会主义。
哭泣与“利用”： 虽然刘备擅长用眼泪来博取同情，例如在长坂坡抱阿斗，以及对赵云的“吾与子同游，子之情，可知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恩义”，但后来在某些解读中，这些哭泣也被视为一种“表演”，一种“策略”，用来收买人心，而非纯粹的情感流露。
二、 文学演绎的“放大镜”与“滤光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其影响力之巨，对人们认知历史人物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罗贯中笔下的刘备，虽然总体上仍保留了“仁德”的主基调，但通过情节的安排、人物对话的描写，以及一些侧面刻画，为“虚伪小人论”的滋生提供了大量素材。
“哭”的强化与“算计”的暗示： 罗贯中将刘备的哭泣场景描写得更为淋漓尽致，从在徐州时对关羽张飞说“吾与汝皆起于行伍，今皆有封爵，而汝尚不知足”，到长坂坡对阿斗的“吾岂可因我而损汝耶！”。这些哭泣，虽然在文本中被解释为真情流露，但在读者心中，随着情节的层层推进，会逐渐产生“这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吗？”的疑问。特别是当刘备利用这些“眼泪”成功地收服了关羽、张飞，或者在诸葛亮到来时表现出“三顾茅庐”的恭敬，这种“表演”的痕迹就更加明显。
“汉室正统”的口号与“争权夺利”的现实： 刘备一生都高举“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旗帜。这在当时无疑是极具号召力的政治口号，能够团结一批忠于汉室的士人。然而，从实际行动来看，刘备最终建立的是蜀汉政权，这与“兴复汉室”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他是否真的只是为了汉室，还是以此作为自己夺取天下的合法性外衣？《演义》在描写他与曹操、孙权之间的政治博弈时，会将这种“口是心非”的成分放大，通过对话和心理描写，暗示刘备的策略性远大于其理想主义。
“知人善察”的“利用”： 尽管《演义》强调刘备“知人善察”，但也通过一些情节展现了他如何“用”人。例如，对关羽、张飞的“情义”，对赵云的“信赖”，对诸葛亮的“敬重”。这些“情义”和“信赖”，在某些解读中，不再是纯粹的个人情感，而是刘备笼络人心、巩固自身权力的工具。他深知如何利用这些情感，让追随者对他死心塌地，即使是在他实力最弱的时候。
“谦逊”的伪装： “三顾茅庐”是刘备“虚伪小人论”的重要论据之一。虽然表面上是刘备求贤若渴，尊重人才，但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他为了拉拢诸葛亮，而故意表现出的“姿态”。尤其是在多次碰壁之后，才显得更加“诚恳”，这种“诚恳”背后，是否隐藏着一种算计，让诸葛亮觉得“非我不出”？
“无德而能，不义而得”的批评： 《三国演义》虽然塑造了刘备的正面形象，但一些评论者和读者，在细读过程中，也会捕捉到刘备早期的一些“不光彩”行为，例如趁人之危夺取徐州，背弃盟约等等。《演义》虽然美化了这些行为，但其留下的痕迹，仍然可以被后人放大，与他“仁德”的标签进行对比，从而产生质疑。
三、 后世的解读与“反思”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也在发生变化。
“帝王术”的视角： 尤其是在近现代，人们更倾向于从政治、权谋的角度去审视历史人物。《三国演义》所描写的刘备，其“帝王术”的成分，比如如何笼络人心，如何利用宣传，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被更加清晰地看到。这种“实用主义”的政治智慧，与传统的“仁德”形象形成了反差，更容易被解读为“虚伪”。
“英雄史观”的批判： 随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理解，那种单纯的“英雄史观”受到了批判。人们开始反思，那些被歌颂的英雄，是否也隐藏着其时代的局限性和个人意志的影响。刘备作为一个乱世枭雄，其行为自然会受到其生存环境和政治目的的制约，单纯的“仁德”标签，反而可能是一种“滤镜”。
网络时代的“解构”与“再创作”： 在互联网时代，各种观点得以自由传播和碰撞。“刘备虚伪小人论”也借助网络平台，通过各种段子、评论、文章等形式，得以广泛传播，并被进一步“解构”和“再创作”。一些自媒体作者，更是抓住了《演义》中那些模糊不清的细节，或者结合一些现代的心理学、社会学理论，对刘备进行“重塑”，强化其“虚伪”和“阴险”的特质。
总结来说，刘备“虚伪小人论”的兴起，并非源于单一事件或单一论调，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历史记载中的“矛盾”： 《三国志》等史料虽以“仁德”为主，但也留下了可供质疑的细节。
2. 《三国演义》的“放大”与“演绎”： 小说通过情节设计和人物刻画，强化了刘备的“哭泣”、“策略”等可能被视为“虚伪”的特质，但又未能完全否定其“仁德”。
3. 后世解读角度的变化： 从“英雄史观”到“帝王术”的视角，再到网络时代的“解构”，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刘备作为政治家的“实用主义”和“权谋”。
4. 大众传播的推动： 网络平台的兴起，使得各种观点得以快速传播和发酵，进一步巩固了“虚伪小人论”的流行。
因此，刘备“虚伪小人论”的兴起，是一个历史叙事不断被重塑、解读和传播的过程。它既是对历史人物复杂性的揭示，也包含了文学作品的再创造以及时代变迁带来的价值判断变化。
网友意见
只看《三国演义》的话，我也会以为他是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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