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朝鲜始终视明朝为父母之国吗?
李氏朝鲜与明朝之间，用“父母之国”来形容其关系，既有其历史依据，也并非全盘如此简单，其中夹杂着复杂的政治考量、现实利益以及文化认同。要详尽地剖析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几个关键层面来理解。
一、朝贡体系下的“事大”
首先，李氏朝鲜与明朝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东亚传统的朝贡体系之上的。在这个体系中，明朝作为宗主国，拥有绝对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而周边国家，如朝鲜、琉球、越南等，则作为朝贡国，定期向明朝进贡，并接受其册封。
对于李氏朝鲜来说，“事大”是其国家存续和稳定发展的重要国策。
政治上的“孝”与“忠”： 在儒家伦理观下，“孝”是对父母的尊敬，“忠”是对君主的效忠。明朝皇帝被朝鲜视为“天下共主”，是儒家道德秩序的最高象征。因此，朝鲜国王在位，必须通过明朝的册封才能获得正统性。这种册封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朝鲜视为一种“子”对“父”的臣属关系。朝鲜国王的即位诏书、国家大事的决策，都需要向明朝汇报，甚至在战争时期（如壬辰倭乱），朝鲜也积极向明朝求援，并将明朝的帮助视为“父兄之义”。
安全上的依靠： 尤其是在朝鲜早期，经历高丽末年的动荡，李氏朝鲜建立之初，其国内的巩固和外部的安全都面临挑战。北方的女真部落，后来的后金（清）崛起，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明朝作为一个强大的邻国，为朝鲜提供了重要的安全屏障。朝鲜对明朝的“事大”，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生存策略，通过依靠明朝的力量，来维护自身免受外敌侵扰。
经济上的联系： 朝贡贸易是朝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向明朝进贡，同时也能从明朝获得赏赐和贸易机会。明朝的物资，如丝绸、瓷器、书籍等，对朝鲜的文化和经济发展都有重要影响。这种经济上的互利，也强化了双方的联系。
二、文化上的认同与影响
除了政治和经济，明朝在文化上对朝鲜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
儒学正统： 明朝是儒学在中国历史上鼎盛的时期，其政治制度、社会伦理、思想文化，都深深地植根于儒家思想。朝鲜作为深受儒家影响的国家，自然也将明朝视为儒学文化的传承者和正统代表。朝鲜的士大夫阶层，无不对明朝的文化、典章制度、文学艺术推崇备至。
文字和技术： 从书籍的翻译、印刷技术，到官僚制度、科举制度，朝鲜在很大程度上都借鉴和模仿了明朝。朝鲜士人学习汉文，阅读明朝的经典著作，他们的思想和表达方式，都带有浓厚的明朝印记。
三、“父母之国”的真实内涵：策略、情感与现实
那么，将明朝视为“父母之国”，这种说法有多真实？
官方层面的表达： 在官方的奏折、外交文书中，朝鲜确实会使用“父”和“子”来形容朝明关系，以表达对明朝的尊敬和顺从。这是一种外交辞令，也是政治态度的明确表达。
士大夫阶层的认同： 许多朝鲜士大夫，尤其是深受儒学影响的那些，对明朝确实抱有深厚的“君臣父子”情感。他们将明朝的灭亡视为“国破家亡”的悲剧，对清朝的入主中原充满了抵触和仇恨。这种情感，在壬辰倭乱时，许多朝鲜义兵起事，声援明朝，以及朝鲜王朝末期，反对与后金（清）建立联系的士大夫群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现实利益的考量： 然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朝鲜的“事大”并非一味地盲从，而是夹杂着深刻的现实利益考量。当明朝的实力衰落，或者出现威胁朝鲜自身利益的情况时，朝鲜也会有所权衡。例如，在万历朝鲜战争（壬辰倭乱）期间，朝鲜虽然向明朝求援，但其国内的政治势力，对明朝的介入程度和方式，也存在着不同意见。
对“父母之国”的复杂情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当明朝国势日衰，而朝鲜自身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逐渐增强时，对“父母之国”的情感也会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他们仍然承认明朝的宗主地位和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四、历史的转折：从明到清
李氏朝鲜与明朝的“父母之国”关系，在1636年（明崇祯九年，朝鲜仁祖十一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后金（清）崛起并最终入关，建立了清朝。
“国仇家恨”的纠结： 朝鲜在“丙子胡乱”（1636年）后，被迫与后金（清）结为君臣关系，并接受其册封。这对于许多朝鲜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国耻”。他们认为，明朝才是“父母之国”，清朝是“仇敌”。这种情感上的纠结，导致了朝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虽然名义上臣服于清朝，但在内心深处，仍然怀念明朝，甚至秘密地以“小中华”自居，视清朝为“夷狄”。
“尊明”与“事清”的矛盾： 这种情感上的冲突，也体现在朝鲜的对外政策上。朝鲜一方面需要维系与清朝的朝贡关系，以保障自身安全和稳定；另一方面，又在文化、舆论上，流露出对明朝的怀念和对清朝的抵触。这种“尊明”与“事清”的矛盾，贯穿了朝鲜王朝的大部分时间。
总结来说，李氏朝鲜始终视明朝为“父母之国”，这是一种复杂且多层次的关系。
官方层面： 是一种外交策略和政治姿态，通过臣服来获得正统性、安全和经济利益。
文化层面： 是对儒家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认同，将明朝视为文化的源头和正统代表。
情感层面： 对于部分士大夫而言，确实存在着深厚的“君臣父子”之情，对明朝的衰亡感到悲痛。
现实层面： 这种关系并非没有底线，当明朝的实力不足以提供有效庇护时，朝鲜也会有所权衡。
可以说，将明朝视为“父母之国”，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定位、文化上的归属和情感上的认同，这种认同在特定历史时期，尤其是在明朝强盛时，是朝鲜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明朝灭亡，这种“父母之国”的地位也随之瓦解，但其留下的文化影响和情感印记，却在朝鲜王朝的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并影响了其与后来的清朝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朝贡体系下的“事大”
首先，李氏朝鲜与明朝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东亚传统的朝贡体系之上的。在这个体系中，明朝作为宗主国，拥有绝对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而周边国家，如朝鲜、琉球、越南等，则作为朝贡国，定期向明朝进贡，并接受其册封。
对于李氏朝鲜来说，“事大”是其国家存续和稳定发展的重要国策。
政治上的“孝”与“忠”： 在儒家伦理观下，“孝”是对父母的尊敬，“忠”是对君主的效忠。明朝皇帝被朝鲜视为“天下共主”，是儒家道德秩序的最高象征。因此，朝鲜国王在位，必须通过明朝的册封才能获得正统性。这种册封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朝鲜视为一种“子”对“父”的臣属关系。朝鲜国王的即位诏书、国家大事的决策，都需要向明朝汇报，甚至在战争时期（如壬辰倭乱），朝鲜也积极向明朝求援，并将明朝的帮助视为“父兄之义”。
安全上的依靠： 尤其是在朝鲜早期，经历高丽末年的动荡，李氏朝鲜建立之初，其国内的巩固和外部的安全都面临挑战。北方的女真部落，后来的后金（清）崛起，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明朝作为一个强大的邻国，为朝鲜提供了重要的安全屏障。朝鲜对明朝的“事大”，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生存策略，通过依靠明朝的力量，来维护自身免受外敌侵扰。
经济上的联系： 朝贡贸易是朝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向明朝进贡，同时也能从明朝获得赏赐和贸易机会。明朝的物资，如丝绸、瓷器、书籍等，对朝鲜的文化和经济发展都有重要影响。这种经济上的互利，也强化了双方的联系。
二、文化上的认同与影响
除了政治和经济，明朝在文化上对朝鲜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
儒学正统： 明朝是儒学在中国历史上鼎盛的时期，其政治制度、社会伦理、思想文化，都深深地植根于儒家思想。朝鲜作为深受儒家影响的国家，自然也将明朝视为儒学文化的传承者和正统代表。朝鲜的士大夫阶层，无不对明朝的文化、典章制度、文学艺术推崇备至。
文字和技术： 从书籍的翻译、印刷技术，到官僚制度、科举制度，朝鲜在很大程度上都借鉴和模仿了明朝。朝鲜士人学习汉文，阅读明朝的经典著作，他们的思想和表达方式，都带有浓厚的明朝印记。
三、“父母之国”的真实内涵：策略、情感与现实
那么，将明朝视为“父母之国”，这种说法有多真实？
官方层面的表达： 在官方的奏折、外交文书中，朝鲜确实会使用“父”和“子”来形容朝明关系，以表达对明朝的尊敬和顺从。这是一种外交辞令，也是政治态度的明确表达。
士大夫阶层的认同： 许多朝鲜士大夫，尤其是深受儒学影响的那些，对明朝确实抱有深厚的“君臣父子”情感。他们将明朝的灭亡视为“国破家亡”的悲剧，对清朝的入主中原充满了抵触和仇恨。这种情感，在壬辰倭乱时，许多朝鲜义兵起事，声援明朝，以及朝鲜王朝末期，反对与后金（清）建立联系的士大夫群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现实利益的考量： 然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朝鲜的“事大”并非一味地盲从，而是夹杂着深刻的现实利益考量。当明朝的实力衰落，或者出现威胁朝鲜自身利益的情况时，朝鲜也会有所权衡。例如，在万历朝鲜战争（壬辰倭乱）期间，朝鲜虽然向明朝求援，但其国内的政治势力，对明朝的介入程度和方式，也存在着不同意见。
对“父母之国”的复杂情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当明朝国势日衰，而朝鲜自身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逐渐增强时，对“父母之国”的情感也会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他们仍然承认明朝的宗主地位和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四、历史的转折：从明到清
李氏朝鲜与明朝的“父母之国”关系，在1636年（明崇祯九年，朝鲜仁祖十一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后金（清）崛起并最终入关，建立了清朝。
“国仇家恨”的纠结： 朝鲜在“丙子胡乱”（1636年）后，被迫与后金（清）结为君臣关系，并接受其册封。这对于许多朝鲜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国耻”。他们认为，明朝才是“父母之国”，清朝是“仇敌”。这种情感上的纠结，导致了朝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虽然名义上臣服于清朝，但在内心深处，仍然怀念明朝，甚至秘密地以“小中华”自居，视清朝为“夷狄”。
“尊明”与“事清”的矛盾： 这种情感上的冲突，也体现在朝鲜的对外政策上。朝鲜一方面需要维系与清朝的朝贡关系，以保障自身安全和稳定；另一方面，又在文化、舆论上，流露出对明朝的怀念和对清朝的抵触。这种“尊明”与“事清”的矛盾，贯穿了朝鲜王朝的大部分时间。
总结来说，李氏朝鲜始终视明朝为“父母之国”，这是一种复杂且多层次的关系。
官方层面： 是一种外交策略和政治姿态，通过臣服来获得正统性、安全和经济利益。
文化层面： 是对儒家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认同，将明朝视为文化的源头和正统代表。
情感层面： 对于部分士大夫而言，确实存在着深厚的“君臣父子”之情，对明朝的衰亡感到悲痛。
现实层面： 这种关系并非没有底线，当明朝的实力不足以提供有效庇护时，朝鲜也会有所权衡。
可以说，将明朝视为“父母之国”，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定位、文化上的归属和情感上的认同，这种认同在特定历史时期，尤其是在明朝强盛时，是朝鲜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明朝灭亡，这种“父母之国”的地位也随之瓦解，但其留下的文化影响和情感印记，却在朝鲜王朝的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并影响了其与后来的清朝之间的复杂关系。
网友意见
或问：“李氏朝鲜为何甘为中国藩属数百年，仅仅是因为明太祖赐名和万历朝鲜战争吗？”
答：其实不仅如此，但是明朝“皇恩”给朝鲜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确实是这两件事。前者使朝鲜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秩序中获得了“小中华”的地位；后者在朝鲜即将亡国之际替朝鲜恢复了国土。
至于“父母之国”这种称呼，是经由宣祖之口以后，出现的频率才越来越高的。宣祖第一次如此称呼是在万历二十五年（1592），日军打过临津江以后，朝鲜君臣商议是跑路大明还是去咸镜道打游击——宣祖坚持跑路，说了这么一句经典的话：
“与其死于贼手，毋宁死于父母之国！”
而大明也成为了朝鲜的底气，五年后日军再度进犯，宣祖就表示“上有父母之国，次有天将布列中外”，这场战争日本必败无疑。
乾隆三十八年（1773），朝鲜人口中的“崇祯纪元后三癸巳”，朝鲜英祖写了一首名叫《忆皇恩》的诗，追念大明对朝鲜的恩德：
忆皇恩，忆皇恩，受命朝鲜是皇恩；忆皇恩，忆皇恩，九章八音是皇恩；
忆皇恩，忆皇恩，特定宗系是皇恩；忆皇恩，忆皇恩，再造藩邦是皇恩；
忆皇恩，忆皇恩，命将东援是皇恩；忆皇恩，忆皇恩，慰谕颁历是皇恩......
其中分量最重的，也是“再造藩邦”。（宣祖手书的这四个字现在还刻在韩国朝宗岩大统庙）
（“九章八音”指明朝赐朝鲜礼服和乐器，“特定宗系”即“宗系辩诬”）
即使明亡，朝鲜也只把明朝看作父母之国。朝鲜文人黄景源（1709-1787）曾在其《明余楼记》中写道：“明，故父母之國也。自洪武時，至于今三百餘年，而國中婦人孺子，無不稱明以尊之。”康熙45年（1706），领议政崔锡鼎（丙子胡乱中主和派崔鸣吉的孙子）上书中曾说：“父母之國, 不可忘也, 進言於君上, 則每以燕昭、越踐（越王勾践）爲勉......”这和朝鲜一贯主张的崇明排清的“尊周大义”是一致的。
题外话，所谓“北学派”虽然主张学习中国的先进之处，但是在“尊周大义”上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动摇。以朴趾源《热河日记》为例：
所以，认为北学派既是放弃了意识形态上对清朝的抵触、甚至认为他们是“亲清派”，是一种不准确的说法。
明朝对朝鲜可谓有“再造之恩”，但朝鲜不光对明，在两次胡乱之后也对清国认爹，当然要说后者的心态还是很不一样的，比如下面是留在沈阳为质的昭显世子向清国爸爸进献柿子的一段逸话。
有一日昭显世子通过沈馆内官向清国爸爸进献柿子750枚，却不想被爸爸一脚踢开
一脸懵逼的昭显世子只能遣人去跟龙骨大（即英俄尔岱）解释，说柿子不是不愿直送，只是担心以这种低贱之物私献不成体统，只能让世子代为转送。结果龙骨大说清国既然是你朝鲜的爸爸，有好东西当然要直接往爸爸这里送来，哪有先给自己的儿子再让儿子转交给爸爸的道理？你这特么是心不够诚啊，不够诚的东西爸爸不要。
过了几天，昭显世子又向龙骨大解释，说朝鲜国王可是特意把早熟的柿子挑选出来供奉给爸爸的，只因为了遵从以前亲爹（明朝）的贡期旧制，不敢私献。但爸爸显然对此非常不爽：“爸爸对朝鲜可是有生死存亡的恩德，让你按照以前亲爹地的旧制那是顾及儿子你比较困难，但现在你不过孝敬几个柿子给你干爹我你又有毛好纠结的啊！”
夹在现爸爸和前爸爸之间，这儿子还真是不好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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