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新冠肺炎在公共卫生学和免疫学史上算不算前无古人（毒）？
COVID19新冠肺炎这几个字一出现，就仿佛自带了一种“前无古人（毒）”的气场。在公共卫生学和免疫学领域，要回答这个问题，得把历史的长河拉开，仔细审视一番。这么一说，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绕，但我们得层层剥开它到底是不是那个“独一份”。
历史上的“老朋友”：我们并非第一次面对冠状病毒
首先，咱们得明白，“冠状病毒”这个家族其实早就存在了，而且和人类的关系说不上“前无古人”。早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就发现了第一批人冠状病毒，当时它们主要引起的是普通感冒。你想啊，每年冬天，你身边总有那么几个会打喷嚏、流鼻涕的，说不定就有这些“老朋友”的功劳。
然而，这个家族里也出了几个“不安分”的成员，让咱们在过去也吃了不少苦头。比如，2003年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和2012年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这两场疫情，说起来也都是冠状病毒惹的祸，而且它们的症状都比普通的感冒要严重得多，甚至有相当高的死亡率。
那么，COVID19到底“新”在哪儿？
这就说到点子上了。虽然我们不是第一次被冠状病毒“骚扰”，但SARSCoV2（引发COVID19的病毒）确实有它独特的地方，让它在传染病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它在某些方面显得“前无古人”。
1. 全球传播的速度和广度： 这是最直观的“前无古人”。SARS和MERS虽然可怕，但它们的传播范围相对有限，爆发主要集中在特定的区域。而COVID19呢？从武汉这座城市出发，没过多久就席卷了全球，几乎没有哪个角落能幸免。这种全球性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传播，是历史罕见的。想想看，几乎所有国家都经历了封锁、出行限制，学校停课、商店关门，这种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停摆，确实是现代社会第一次经历。
2. 传染性： SARSCoV2的传染性，特别是其潜伏期内的传播能力，是它之所以能迅速席卷全球的关键因素之一。很多感染者在出现明显症状之前就已经具有传染性，这使得追踪和控制变得异常困难。虽然SARS和MERS也具有传播性，但COVID19的这一特点似乎更为突出，让病毒得以在人群中“悄悄地”蔓延。
3. 症状的多样性和无症状传播： COVID19的另一个“特色”是症状的多样性，从轻微的咳嗽、发烧到严重的肺炎、多器官衰竭，甚至还有不少人感染后几乎没有任何症状。这种无症状传播的普遍性，就像一个狡猾的敌人，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这在SARS和MERS身上也有体现，但COVID19似乎表现得更为普遍，给公共卫生部门的防控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4. 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除了对公共卫生领域的直接影响，COVID19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都造成了颠覆性的冲击。长期的封锁措施、供应链中断、国际旅行停滞，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心理变化，其深远影响是过去几次区域性疫情无法比拟的。这种“全方位”的席卷和改造，让COVID19成为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
5. 科学应对的“前所未有”： 在另一方面，我们对COVID19的科学应对也是“前所未有”的。病毒一出现，全球科学家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协作精神展开研究。不到一年时间，疫苗就研发出来了，这在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诊断技术、治疗方案的开发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虽然还有很多待解决的问题，但这种全球性的、快速响应的科学攻坚战，也足以载入史册。
所以，怎么定论呢？
如果从“病毒本身作为一个全新变种”的角度来看，SARSCoV2在生物学特性上确实有一些独特之处，比如它与人体细胞ACE2受体的结合能力，以及可能存在的免疫逃逸机制等，这些都可能让它在某些方面显得“特别”。
但如果从“病毒引起疫情”这个“公共卫生事件”的角度来看，COVID19确实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毒）”了。它的传播速度、广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我们应对它的方式，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量级。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性，也推动了前所未有的科学合作与创新。
所以，要说它有没有“前无古人（毒）”，答案是复杂的。病毒本身不是第一个冠状病毒，也不是第一个引起严重疾病的冠状病毒。但是，它引发的这场疫情，其规模和影响，以及我们应对它的方式，都足以让我们在人类与病毒的斗争史上，给它一个非常特殊的、带有“前无古人”标签的定位。它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体学习和进化过程。
历史上的“老朋友”：我们并非第一次面对冠状病毒
首先，咱们得明白，“冠状病毒”这个家族其实早就存在了，而且和人类的关系说不上“前无古人”。早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就发现了第一批人冠状病毒，当时它们主要引起的是普通感冒。你想啊，每年冬天，你身边总有那么几个会打喷嚏、流鼻涕的，说不定就有这些“老朋友”的功劳。
然而，这个家族里也出了几个“不安分”的成员，让咱们在过去也吃了不少苦头。比如，2003年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和2012年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这两场疫情，说起来也都是冠状病毒惹的祸，而且它们的症状都比普通的感冒要严重得多，甚至有相当高的死亡率。
那么，COVID19到底“新”在哪儿？
这就说到点子上了。虽然我们不是第一次被冠状病毒“骚扰”，但SARSCoV2（引发COVID19的病毒）确实有它独特的地方，让它在传染病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它在某些方面显得“前无古人”。
1. 全球传播的速度和广度： 这是最直观的“前无古人”。SARS和MERS虽然可怕，但它们的传播范围相对有限，爆发主要集中在特定的区域。而COVID19呢？从武汉这座城市出发，没过多久就席卷了全球，几乎没有哪个角落能幸免。这种全球性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传播，是历史罕见的。想想看，几乎所有国家都经历了封锁、出行限制，学校停课、商店关门，这种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停摆，确实是现代社会第一次经历。
2. 传染性： SARSCoV2的传染性，特别是其潜伏期内的传播能力，是它之所以能迅速席卷全球的关键因素之一。很多感染者在出现明显症状之前就已经具有传染性，这使得追踪和控制变得异常困难。虽然SARS和MERS也具有传播性，但COVID19的这一特点似乎更为突出，让病毒得以在人群中“悄悄地”蔓延。
3. 症状的多样性和无症状传播： COVID19的另一个“特色”是症状的多样性，从轻微的咳嗽、发烧到严重的肺炎、多器官衰竭，甚至还有不少人感染后几乎没有任何症状。这种无症状传播的普遍性，就像一个狡猾的敌人，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这在SARS和MERS身上也有体现，但COVID19似乎表现得更为普遍，给公共卫生部门的防控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4. 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除了对公共卫生领域的直接影响，COVID19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都造成了颠覆性的冲击。长期的封锁措施、供应链中断、国际旅行停滞，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心理变化，其深远影响是过去几次区域性疫情无法比拟的。这种“全方位”的席卷和改造，让COVID19成为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
5. 科学应对的“前所未有”： 在另一方面，我们对COVID19的科学应对也是“前所未有”的。病毒一出现，全球科学家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协作精神展开研究。不到一年时间，疫苗就研发出来了，这在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诊断技术、治疗方案的开发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虽然还有很多待解决的问题，但这种全球性的、快速响应的科学攻坚战，也足以载入史册。
所以，怎么定论呢？
如果从“病毒本身作为一个全新变种”的角度来看，SARSCoV2在生物学特性上确实有一些独特之处，比如它与人体细胞ACE2受体的结合能力，以及可能存在的免疫逃逸机制等，这些都可能让它在某些方面显得“特别”。
但如果从“病毒引起疫情”这个“公共卫生事件”的角度来看，COVID19确实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毒）”了。它的传播速度、广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我们应对它的方式，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量级。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性，也推动了前所未有的科学合作与创新。
所以，要说它有没有“前无古人（毒）”，答案是复杂的。病毒本身不是第一个冠状病毒，也不是第一个引起严重疾病的冠状病毒。但是，它引发的这场疫情，其规模和影响，以及我们应对它的方式，都足以让我们在人类与病毒的斗争史上，给它一个非常特殊的、带有“前无古人”标签的定位。它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体学习和进化过程。
网友意见
很可能是有古人的。
一些研究认为，1889-1895年的俄罗斯"流感"可能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因为这一次呼吸道传染病大流行的症状跟常规意义上的流感有不同之处，反而与新冠相似[1]，包括：
- 非常高的传播率，
- 传播和死亡明显倾向于高年龄段，
- 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包括嗅觉丧失，急性头痛等，
- 神经系统后遗症，包括慢性头痛，长期疲劳等[2]，
- 易于向肺炎发展，造成血氧过低，窒息死亡。
这些都与一般认识中的流感不尽相同[3]。有症状病例的死亡率是1890年千分之1.56，1891千分之1.64，1892年千分之2.15[1]。在当时全球15亿人口中，大约1百万人死于这次流行[4]。
正巧，又有一些研究发现人类冠状病毒HCOV-OC43的分子钟指向1890年左右从牛向人类的一次种间跳跃事件[5]。虽然因为年代久远，决定性证据不足，但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一轮疫情可能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流感，OC43正是在1889年，在俄罗斯帝国布哈拉附近的某个牧场，发生了从牛跳跃到人类的突变，造成了一次被误认为流感的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 [6]。
那么OC43有没有被消灭呢？并没有，目前它是普通感冒的一种。跟其他常见的普通感冒病毒类似，差不多每年突变一次，几乎所有人类在幼年期都会多次感染，建立了足够的免疫力，在幼年一次或几次发烧之后，绝大多数成年人感染OC43不会有严重后果 [7]。
参考
- ^ a b Berche P. The enigma of the 1889 Russian flu pandemic: A coronavirus? Presse Med. 2022 Feb 4;51(3):104111. doi: 10.1016/j.lpm.2022.104111.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35124103; PMCID: PMC8813723.
- ^ Rozen TD. Daily persistent headache after a viral illness during a worldwide pandemic may not be a new occurrence: Lessons from the 1890 Russian/Asiatic flu. Cephalalgia. 2020 Nov;40(13):1406-1409. doi: 10.1177/0333102420965132. PMID: 33146034; PMCID: PMC7645599.
- ^ Brüssow H, Brüssow L. Clinical evidence that the pandemic from 1889 to 1891 commonly called the Russian flu might have been an earlier coronavirus pandemic. Microb Biotechnol. 2021 Sep;14(5):1860-1870. doi: 10.1111/1751-7915.13889. Epub 2021 Jul 13. PMID: 34254725; PMCID: PMC8441924.
- ^ Honigsbaum, Mark. A history of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s: death, panic and hysteria, 1830-1920. Vol. 30. IB Tauris, 2013.
- ^ Vijgen L, Keyaerts E, Moës E, et al. Complete genomic sequence of human coronavirus OC43: molecular clock analysis suggests a relatively recent zoonotic coronavirus transmission event. J Virol. 2005;79(3):1595-1604. doi:10.1128/JVI.79.3.1595-1604.2005
- ^ Brüssow H.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 dynamics of the 1889 'Russian flu' pandemic for the future trajectory of COVID-19. Microb Biotechnol. 2021 Nov;14(6):2244-2253. doi: 10.1111/1751-7915.13916. Epub 2021 Aug 31. PMID: 34464023; PMCID: PMC8601188.
- ^ Kenneth McIntosh, Stanley Perlman, 157 - Coronaviruses, Including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and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MERS), Mandell, Douglas, and Bennett'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Eighth Edition), W.B. Saunders, 2015, Pages 1928-1936.e2, ISBN 978145574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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