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民党内部称中国为“党国”吗？

当然。举一些例子

一、　蒋公手书

1.怒斥中央军军纪废弛、狂嫖烂赌、强占勒索电

1932年4月16日，　蒋公给各中央部队长官发电，怒斥中央部队各部军纪废弛、狂嫖烂赌、强占勒索，　蒋公称，如不澈底觉悟，努力改造，则民怨祸结，不待敌人来攻我已自取灭亡。

电令中央直辖各师官长。
中央各师近日已陆续集中首都附近，据一般民众之报告与社会之舆论，对我师各之行军过程与驻地，皆怀怨恨，又抱不安。其军纪之废弛与内容之腐败（【按】原为精神之萎靡，涂改），狂嫖烂赌，抢占勒索，事实之证明者已指不胜屈。
如长此以往，不待敌人来攻，而我已自取灭亡矣。当此内忧外患之时，我将领必有发奋自强，誓报【党国】，绝非全体如此。但少数将领如仍不彻底觉悟，努力改造，则民怨祸结，必致偕亡无日。
改造之道，对民间自不住民房，只住公地起。对士兵自共寝食、同甘苦起。凡连长、排长如不与士兵共寝食者即视为革命军之蟊贼。团长、营长每日如不出操巡查，而不与士兵共作息者，即视为革命军之败类。师长、旅长每日应按次训练，亲自巡查考验其班长以上之勤惰优劣，以课升降。如果不查各连之收支，不问士兵之疾苦者，即视为革命军之军阀。无论官兵皆可以败类视之。
昔人以卧薪尝胆湔雪国耻，吾人今日当此国破党辱之秋，惟有矢勤矢勇，与士兵同寝食共甘苦，以勾践自待，期雪国耻。盖平时如不能与士兵同寝食，则战时必不能使士兵与我官长同生死，如士兵不能与我官长同生死，则军队未有不败也。从此以后，如果连排长再有不与士兵同寝食者，一经查出，上至师长，下至排长，皆以蟊贼与败类论罪也。令出法行，希各凛遵毋忽。
蒋中正。

2.侈言抗日，立斩无赦电

1933年４月６日，　蒋公给国军各将领下达手令，提出了著名的“侈言抗日，立斩无赦”。原令如下：

告各将领。本总司令以新淦失陷，匪势猖獗，特于昨夜驰抵南昌督剿，特为我各将领剀切痛告之：
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亡明覆辙，殷鉴不远。今举国之人忘却心腹大患之内匪，而侈言抵御外侮，既觉其先后缓急之倒置，乃复闻我在赣直接负剿匪责任之各将领，亦多以内匪难剿，意在御侮，以博一时之虚荣，此种心猿意马，南辕北辙之心理，未有不归于灭亡，岂仅暴露我革命军人无决心、无勇气之弱点而已。徒使匪寇枭张，坐失时机，必致一事无成，束手待毙，可不痛乎！
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以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非特我革命军中所不齿，直视为亡国奴之不若，是其死有余辜，本总司令决不稍加姑息，使我已死将士留有遗恨。故本总司令此来非仅为【党国】清匪乱，且为我阵亡将士湔私恨，而尤与我未亡各将士，共雪此革命军未有之奇耻也。
今再举我中路军言之，实以上下骄矜，不知戒惧，故乃以数倍之众，竟受丑类奸计所算，遭此挫折，然实非决战而败也，何自气馁至此。若视昔日过去以少胜众之战功，果为何如耶！试以安心静虑计之，则知今昔匪我之兵力，其果有增减几何耶？兹姑不论其他，仅举中路军而言，未战部队第五、第六、第九、第十、第十四、第四十三、第七十九、第九十各师共八师之众，而况其余各部，如十一师等尚能于最短期内，恢复其战斗力，则今日剿匪兵力与去年相较，实有增而无减。奈何竟自馁其气，畏匪如狼，以丧失我革命军人之精神也。
总之，战争之事，全在专—，所谓成于一，而败于二三也。若稍一分心，则覆亡随之。此今日各将领南辕北辙之心理自败之，非赤匪之果胜于我也。须知赣匪不清，国亡无日，吾人生且无立足之地，尚何有厚颜以谈北上抗日耶！本总司令此来决与我赣中诸将士共生死，同荣辱，殄灭赤氛，以安【党国】。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希各懔遵。
此令。蒋中正。四月六日。

3.怒斥汤恩伯军纪败坏电

1934年5月22日，　蒋公再度手令汤恩伯，对军纪败坏大为不满，全令如下：

汤指挥官：
该纵队军风纪败坏已极，而以第四与八十九师为最劣；其次第十与八十八师，亦甚不良。如各师旅长不自振作，负责奋发整顿，则兄等如不死于纪律，亦必死于“匪”手。即死，不为【党国】计，其可不为本身计乎？须知上官易瞒而敌探难避，民众之口舌与耳目更不能防制也。如何整理，希详告。
中正〇〇

4.阻止红军通过康泸定电：

1935年5月20日， 蒋公手令刘文辉，判断红军将直扑康定。全令如下：

即到，无线，特急。
刘总指挥自乾兄。
“匪”最后末路，必窜康定。务望兄此时派得力人员速往主持坚壁清野工作。务使其附近三百里之内粮食及人民皆能集结固守，勿使为“匪”所用。并多派得力人员分别前往宣传赤“匪”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实情，及其禽兽行为，使人民皆能恨“匪”刻骨，同仇敌忾。一面对于泸定、康定与雅江各城，准备守城工事，则“匪”必被我军歼灭于川康之间，而兄之勋业于【党国】民族亦可昭千秋。守城之兵不在多，而在有决心与坚定，即可以一当百也。
中正〇〇。

5.华北已亡，不留笔墨电

1935年6月21日，　蒋公手令何应钦，列数我已主动妥协、卖华北与日诸事迹，要求何不得留下笔墨证据，全电如下：

限一小时到。
南京何部长勋鉴。
近日对方情势如何？冀于既去【按：指国府在倭寇压力下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并将其部队调离事】，察宋又撤【按：指国府在倭寇压力下免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并将宋部撤至长城以南，察北沦陷事】，党部取消【按：指国民党自动取消华北各党部】，军队南移【按：指中央军驻北平部队自动南撤豫皖】，华北实已等于灭亡。此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只待其华北伪国之出现，则彼亦无他技可施。实此乃时间迟早之问题，而迁就与否实无关系。故对方如再有要求书面答复之妄举，更应坚决拒绝。
察事未起则尚有维持残局之必要，故不惜强兄委曲求全，隐忍北返，勉任冀府主席。今察亦不保，既无求全之望，何用其委屈之致。中以为此后无复用其徘徊与顾瞻矣。
吾人以国力未充之故，不得不撤兵丧权，失地忍辱，此在革命时代实无所谓，即天下后世亦能深谅。惟此要者乃在始终保持独立民族之人格，只要不遗点滴墨迹于对方之手，即使国亡种灭亦可安心瞑目。务相期以神明无疚，尽其愚忠，誓报【党国】而已。
请以此意切商汪先生与诸同志，以为今后吾人对日之方针。
未知兄意如何，尚盼详复。
中正手启。
马午机蓉

6.痛批沈阳国军遍染梅毒电

1946年1月15日，有“千里驹”之称国军25师李正谊部作为先头部队开入沈阳，准备接收。彼时苏军尚未交接撤退，市郊民主联军武装活跃，按说十五年后开入沈阳的国军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吧。可惜国军一入城就放飞自我，一个半月间，官兵吃喝嫖赌，纸醉金迷，竟致“遍染梅毒”，沦为中外笑柄。翘首以待王师的东北民众皆大失所望。

3月1日，感到颜面大失的　蒋公给杜聿明下达手令并转“东北全体各级官长”，要求禁绝此类事件：

沈阳我军（【按】此处删去“消耗大量法币”）一般官兵出入妓院，挥金如土，且已遍染梅毒。此种实情，已由中外记者证实，为何长官部对于此等败坏风纪、损害军誉、断丧体力之弊病，事先不严加防范，事后不彻底取缔？应即严令驻沈阳军长、师长负责禁绝，并派大员前往监察。今后无论何部官兵，如再有此等毁纪不法、丧失军誉之事，必以其各级主管长官罪加一等是问。一面希即拟定具体取缔实施办法详报。而我驻东北部队各长官，更须厉行节俭，躬行廉洁，为民表率，以报【党国】。万不可浪费消耗，应知我国家破碎，人民困痛，（【按】此处删除“成为丧生亡国、不知自爱之败类”）至此已为我军人莫大之耻辱也。此后应如何提倡官兵节约，养成勤俭建设之风，更应拟定实施办法，一面详报，伊面力行勿误为要。中正手启。寅东。府机。

7.长春解放前给郑洞国的最后一电

1948年10月20日长春解放前一天，　蒋公给郑洞国下达最后手令，言辞恳切，全文如下：

长春郑副总司令。
皓十五时电悉。吾弟孤危奋斗，至死不屈，无负使命，可以报慰我总理与诸先烈在天之灵矣。吾人革命，生死早置度外，惟留一片浩气，以为民族争光，后人师法而已。中必不辜负弟等为【党国】壮烈牺牲之大节大义，誓步弟等血迹迈进，复仇雪恨，克尽我统帅对弟等之职责也。
家中诸事不必遗念，中必以弟等之亲属为余之亲属也。并望代告李克廷、萧树瑶诸同志。
言不尽意，诸维心照。
中正手启

8.阻止绥远起义给徐永昌、傅作义电

1949年9月17日，徐永昌飞抵包头，对正在筹划绥远起义的傅作义尝试做最后的阻止。同日，　蒋公通过中统驻绥远负责人张庆恩给徐永昌发电，让其向傅作义转述　蒋公对其的最后规劝。　蒋公在规劝中拿自己西安脱险比拟傅作义由北平抵达绥远，希望傅作义勿为共欺，能够坚定立场。全文如下：

此时想兄已抵包头，请便告宜兄以中在西安出险时一节故事。
当中离陕回京，确以为中共可以理喻，不若众议之不可为伍者。故当时对毛周皆以我民族传统道义相待，自信以为国共可以合作。故抗战之初，力主容共，不愿根绝赤祸。孰知当时一念之差，竟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假使当时脱险回京之时，不为共党所谓情感与道义所惑，继续进剿，彻底根绝后患，则易如反掌，此乃中一得之见与事实教训。
对共匪决无情义可言。彼共格言“欺骗即道德”、“宽容敌人即是对同志残忍”等语，更可了然。彼共今日之释放宜生，岂为有爱于宜生之所为，抑其不得已不择手段而为此无可奈何、图穷匕见之一着乎？切盼宜兄当机立断，勿再蹈中以往贻害【党国】、追悔莫及之覆辙，为其假情假义所迷离，而自误、误【党国】与误所部也。

二、　蒋公演讲与通电

9.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

1931年7月23日告全国同胞书：

我全国同胞当此……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
呜呼！外患日急，国势阽危，侨胞任人残杀，国土任人侵占，真国亡无日，民无着类之日至矣。惟愿我全国同胞，明其是非，别其利害，主张正义，挽救危亡，以尽国人之天职。持以镇静，不恃一时之热度，严守秩序，毋失国民之风范，外对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则以有纪律之行动，誓死抗拒之。内对赤匪与叛徒之变乱，则以有组织之努力，共同扑灭之。

10.统军作战制胜之道

1933年5月8日，　蒋公在讲话中谈到：

谁也不能担保自己绝对不会偶然失利，而被敌人所俘，这时我们如果有气节，当然要本着生而辱不如死而荣的精神，以一死来报我【党国】。但是现在我们大多数的官兵，不能做到这一点。历次被俘官兵，只要土匪放了他们，他们便恬不知耻，欣然偷生跑回来，仍有脸到部队里来当官长当士兵，有时还要替土匪宣传，说他们待俘虏如何宽大，这种人自己本人的气节丧尽，廉耻扫地是不用说了，最可忧的，就是因为他这样一来，弄得我们一般官兵，大家无形中渐渐养成一种不要廉耻，不重气节，不以被俘为羞偷生为耻的坏风气，因此革命军全体的革命人格，和革命精神，就完全丧失了。我们剿匪军队的廉耻和敌忾心，就一天一天消沉了，所以作战不勇敢，剿匪无决心，这是大可注意的。……所谓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就是被俘的时候，我们最好要先自杀，不要做土匪的俘虏，来玷辱我们革命军人的人格，和我们的祖先。

11.敦促冯玉祥撤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电

1933年7月28日　蒋公、汪逆联合通电敦促冯玉祥停止抗日电，提到：

今日之中国，外患共“祸”，交相煎迫，舍全国人士精诚团结，一致努力，无以挽救。内部即有问题，惟当屏除意气，认清事理，以求解决，对内用兵之说，非惟不忍言，亦不忍闻。数月以来，察省纠纷，即其一例。中央对于冯委员玉祥在察省一切举动，深为国危惧。然冯委员若能接受以下诸原则：(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寝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害中央防边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以无穷之祸。以上诸端，中央认为不仅关系察省存亡，且关系全国安危，万不能因循迁就。如冯委员果能深体【党国】艰危，民生凋敝，自当接受此原则，中央亦必开诚相与，极愿共负艰巨，始终维护也。

12.痛恨卫立煌辽沈不成仁

1951年12月7日，　蒋公在讲话中谈到卫立煌辽沈时的不合作态度，愤愤不平，感到无地自容：

当三十六年冬季东北形势还没有大坏，并可以挽救的时候，而我们的将领，却已经放弃了一切的理智，放弃了自己的奋斗，尤其是卫俊如总司令在三十七年十月下旬，当我不许他在沈阳先自撤退的时候，他就表现了束手无策的心情，只知孤处一室，不讲话，不吃饭，亦不阅报告，不下命令，就是这样等候着被俘。我当时接到他左右的无线电话是这样一种情形，真是使我寸心割裂痛苦万状，如其在这时候他能殉职自戕，真是以一死报效【党国】，亦不愧为一个革命军人，他乃只等待被俘，他不想到俯首就俘是要遗羞万年的，于是我乃不能不准其撤退。你看这样一个重要的方面之将，都不能在绝望中发挥自己的理智，坚持斗志，到这样一种地步，真令我做统帅的亦无地自容。我为什么还要重述这一段羞事，就是我平时培植将领，奋斗一生，而对于一般将领之学术与修养，尤其是对干部的品格与精神的陶炼太不注意。所以要招此不荣誉的失败之结果，今后自不能不彻底痛改，作为大家的前车之鉴。

三、其他人

13.谭延闿致精卫书

1927年10月29日，谭延闿致精卫书：

精卫先生左右，奉别已久，虽通函电，未足尽所怀。宥日始奉敬电，即来沪上，望尘不及，（莫得相见而前旌已发，）想望而已，所欲陈于左右甚多，不得一倾写，尤为怅然。继而思之，弟之所知公千百焉，则又有不待言者，又不如其已也。惟私意所不能自遂者，以公义论，公在【党国】历史，有识所公认，其所主张，虽一时偶有异同，终必欣合无间。愿公恢宏大度，无所不包，勿以一时一事而疏远大之图。以私情论，自辱下交，未尝以弟为不肖，虽不敢托于知心，而决非势利结合之辈，知人论世，于燕间时亦尝有所陈。道路传言，颇有欲相疑间者，固不欲急于自明，然望公之平心静气以察之，是则区区之愚所能欲竭者。子文兄来计尝详陈所见，烛照之明必有采择，不复之。临书怀想不宣。

14.“九一八”近三月，冯庸谏言蒋介石：五千年民族之光荣史勿由钧座一手粉粹

1931年12月4日，“九一八”事变已近三月。在江桥抗战失利，日寇对锦州步步紧逼的情况下，　蒋公仍然不为所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著名教育家冯庸愤于国事，上书苦谏　蒋公举起抗日大旗。电文情深意切，读来让人动容。而所论说各事，不少最后确实“不幸而言中”。

急。南京蒋总司令惠鉴。
两度过京，深蒙垂爱，上陈各事，均承嘉纳。惟外交已为绝路，国人愤慨日深，倭贼压迫益烈，【党国】生机日促。庸承厚爱，愿进最后忠言以报优遇之雅。
为今之计，不战无以面民族之生存，不战无以尽中央之责任，不战无以巩国民之颓性，不战无以维钧座之威信。势至今日，我公为民族、为【党国】、为威信，非决然一战，毫无挽救之方策。钧座果提军扫敌，为民族延一线之生机，国人虽钝，定能以死赴之。光荣之败，犹胜忍辱屈伏。设有反动谋颠覆政府者，我公为正义、为人格而奋斗，在历史上可了无憾事。
假使钧座只应付各方，维持现状，忽视东北之国权国土，委屈求全，庸恐吾公将成【党国】之罪人，而五千年民族之光荣史应由钧座一手而粉粹之矣！反动者既肆意讥诋，借此攻击；民众对公之信仰应一落万丈。国内则兴问罪之民，列强则生侵裂之心。倘不幸而言中，吾公届时虽欲御敌，其奈人心已失何！
沈阳之变将及三月，万姓沦陷于水火，国人激愤于东邻，设再受国联之愚弄，寇忍退让，吾恐【党国】之前途不忍闻也。庸以见爱深厚，故敢言无不尽，知我罪我，公其鉴之。
临电涕泣，不知所云。
冯庸叩。

15.韩德勤进攻黄桥新四军密电

1940年9月28日，韩德勤致电　蒋公，指出：

现苏北局势严重已达极点。惟职受【党国】厚恩，受钧座栽植，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决率基本干部，为主义、为国家奋斗到底。正集中力量，俾继续向姜堰、黄桥进剿，以打通江南交通线路。

16.阎锡山就其勾结倭寇给　蒋公的信

1941年10月30日，阎锡山就勾结日寇一事，给　蒋公上一无落款的信解释，称其行为“与作战无损，于党国有利”，“不过结果做一个共、敌皆不谅解，为国家做一件救党、救国、救地方的事而已”。　蒋公阅毕，愤怒不已，在首页侧批四字：“亏他解释”。全信如下：

生甫之言我何能遽信。因前桐轩来，即云：　委座愁华北之无办法。加以生甫作十三次之谈话，中央希望如此，而地方事实上亦需要如此，我始决心着手。兵不厌诈，此办法与作战无损，于【党国】有利，并可以救华北五省人民。惟生甫所持原条陈，闻在中条山已被敌人获去，诚恐此事不能如意进行。
生甫来云：担任剿共任务时，由我们的财部给六千元，由军政部给两万枝枪，到动作时，军委会拨给万人归我指挥。我所谓，我牺牲与国家有益，就是我担上个不听中央制止、暗中联敌剿共的恶名，中央仍可得联苏之实。我如变更立场，我何必事前呈明，自招祸害？我不过结果做一个共、敌皆不谅解，为国家做一件救党、救国、救地方的事而已。

17.所谓方先觉“最后一电”

报载，1944年8月7日晚，衡阳守军方先觉等发出最后一电：

八日晨我最高统帅接我守备衡阳指挥官，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七日晚来电说：“敌人七日晨由北城突入以后，就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职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容有略、葛先才、饶少伟同叩。”

18.何成浚就传说方先觉投降所写日记

1944年8月11日，在接到日伪大肆宣言方先觉等投降的消息后，何成浚在日记中表示倭寇捏造谣言概不可信，方先觉等当系力战被俘，若不屈从投逆，仍为大英雄：

午后四时由部赴会，出席各部院会厅会报。关于衡阳失陷情形，军令部尚不详悉，方军长先觉等下落如何，正电前方各军查询。倭寇广播曾捏造方军长等前后向其投降，似绝不可信。或于倭寇进城后，欲夺路而出，途中受截击，力竭被俘，亦未可知。苦守四十余日，弹尽粮缺，战斗兵死伤殆尽，援军未能解围，衡阳虽不保，实可告无罪于【党国】。果被俘而仍不屈，其忠勇当终为世人所称道也。

16日，在从军令部得到方先觉确实投降的消息后，何成浚在日记中痛心地写道：

据军令部息，接廿四集团军程副参谋长电话报告，第三师团长梁子超日前因我空军轰炸衡阳得间逃出，云：寇军于本月7日突破我军防御工事，攻入衡阳城。方军长见大势已去，派副官长向寇军提出六项要求：（一）保全生命；（二）不杀害手上官兵：（三）不解除武装，不分割建制；（四）指定地点集中训练；（五）送往南京；（六）家眷送往安全地点。结果为敌所骗，一项未接受。噫！方军长等苦战四十余日，声名烈烈，虽庸人孺子莫不称道其忠勇。如坚持到底，以身殉职，则在中国史册上，张巡之守睢阳不能专美于前也。奈何当最后关头，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变而为降将军，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耻辱，我闻之实不胜太息痛恨之至。

19.孟良崮后汤恩伯给　蒋公亲笔函

孟良崮失败之后，第一兵团司令长官汤恩伯承担领导责任，本、兼各职均请辞。6月14日，汤恩伯给　蒋公上亲笔信，就其出任第一兵团以来的体验、观察进行汇报，并提出若干针对国军的改进意见，其中提到：

七十四、八十三两师最好调往济南归王耀武负责整补指挥，如此不仅可安定官兵心理，加强团结，且能迅速恢复力量。李天霞是一员能干的将领，绝不是坏人，职可以人格担保。此次事出有因，务恳轻恕。八十三师目前需要李天霞回去整理，否则这一个师又糟了。职对李天霞无私见，纯本部队之立场及【党国】之利益上说话。最好能令李天霞回师负责整理，戴罪立功。

20.淮海战场李弥致电　蒋公痛批孙元良逃跑：

1948年12月9日凌晨1点30分，李弥致电　蒋公，猛烈抨击孙元良不知去向导致李部处境艰难：

自亥江起，各兵团每日进展不及五公里，而孙兵团复于鱼午后不知去向。因而职以有限之兵力骤负两个兵团之正面，受匪军三方面总攻包围。鱼晚战况转急，乃发动全面攻击，始得挽回恶劣之态势，迄今伤亡损失远超于各兵团之上。窃思顽匪当前，突围等于自杀。倖生适足致死，如此将何以剿“匪”，何以对【党国】与死亡将士！顷奉钧座固守原地，歼灭匪军之令，创病皆起，全军振奋。职决率部拼战到底，一本钧座之教训，以报【党国】及钧座。

21.徐永昌日记载黄宇仁痛批陈立夫

1948年5月31日，徐永昌日记记载：

晚饭后诣秦绍文。渠述日前陈立夫、陈辞修会请党团两方干部及一部分黄埔前期优秀人员共约五六十人聚餐。席间陈立夫、陈辞修分别声言：今后必须团结，一心一德，方能有济【党国】云云。黄宇仁发言至多，中谓：【总裁在重庆曾发过党费美金二千万，以及某行某公司皆果夫、立夫先生经管，有人谓两先生之豪资较孔宋并不相下。】立夫瞠目不能作声。

22.蒋经国《五百零四小时》序言

1954年蒋经国出版所谓1945年秋冬季其在长春同苏联交涉东北接收的“日记”序言记载：

我相信，不但官兵们不明白那时的实际情形，就是许多在政府里负重责任的人，也不会了解这一段事实的真相，甚至他们还对政府有过不少的误解和指责。我常常感觉到，许多干部不能体谅政府当局处境之难，用心之苦，这是在政治方面最值得我们忧虑的事。
一个真正忠党爱国的干部，不但能够为【党国】冒险、吃苦、负责，更应该时时替【党国】设想，事事替【党国】打算。因为在我的脑筋里有这样的思想，所以引起我出版这一本书的意念。这是我在东北时候（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冬季）的一段日记。今天，把它公开出来，目的就是要使一般干部更清楚地认识我们【党国】处境的复杂和敌人的阴险。一切困难的克服，一切问题的解决，都要我们反求诸己。唯有用自己的双手，流自己的血汗，才能开辟国家光明前途！
今天，我们的处境依旧为复杂险恶，艰难困苦。我们必须以冷静坚定的态度，勇敢奋斗的决心，来渡过目前的难关。我坚决相信，这难关必可渡过！
中华民国四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写于花莲三栈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