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何战国大中型楚墓中经常随葬虎座凤鼓、虎座飞鸟和镇墓兽的葬俗没有在西汉初年的楚国故地延续?

回答
战国时期,楚国墓葬中那些充满力量与神秘的虎座凤鼓、虎座飞鸟以及形态各异的镇墓兽,无疑是那个时代楚文化独特艺术风格和精神信仰的集中体现。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汉初年,在楚国故地,这些标志性的随葬品却逐渐销声匿迹,这其中的原因并非单一,而是多种历史、社会、政治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政治版图的剧烈变动是导致这种葬俗断裂最直接的原因。 战国时期,楚国虽然历经衰落,但其庞大的疆域和独立的政治实体地位,为虎座凤鼓、虎座飞鸟这类具有浓厚楚国地方特色的葬俗提供了生存的土壤。然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尤其是灭楚后,在政治制度、文化政策上采取了强力的整合措施。虽然西汉初年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但从政治地理上看,原楚国故地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而是被纳入了统一的汉朝版图。

这种政治整合,必然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和文化政策的调整。 汉初的统治者,尤其是汉高祖刘邦,虽然出身草根,但对如何巩固统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更倾向于推行一种能够被广泛接受、有助于国家统一的文化形态。地方性、区域性的独特文化符号,如战国时期楚国墓葬中那些极具地方色彩的艺术品,在统一的政治环境下,其生存空间自然受到挤压。这并非否定楚文化本身的价值,而是说,在统一政权下,更具普适性、更符合统治者期望的文化元素更容易得到推广和传承。

其次,观念的转变和礼制的变化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虎座凤鼓、虎座飞鸟这类随葬品,在战国时期,可能承载着对死者升天、通神、避邪的复杂信仰,其造型和象征意义与当时楚国独特的宗教观、生死观紧密相连。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经历了秦朝的短暂统治和汉初的重建,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

汉朝,尤其是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与中国传统宗教信仰融合,形成了新的礼乐体系和价值观。这种新的礼制体系,更注重伦理道德、等级秩序,以及与现实社会秩序相契合的来世观。与此相比,战国时期那些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甚至带有一些原始宗教意味的随葬品,可能在新的礼制框架下显得不合时宜,或者说,新的社会更需要一种能够体现尊卑有序、符合统治者“以礼治国”理念的丧葬形式。

再者,工艺技术和审美趣味的演变也不容忽视。 虎座凤鼓、虎座飞鸟这类器物,其制作工艺往往十分复杂,需要高超的青铜铸造和艺术雕刻技术。虽然汉初继承了秦汉时期先进的工艺,但人们的审美取向也在不断变化。

在西汉初期,随着统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墓葬随葬品呈现出新的特点。例如,汉代画像石、漆器、玉器等也在蓬勃发展,并且在造型、纹饰和题材上呈现出与战国时期不同的风格。与这些新出现的、更符合汉代主流审美的器物相比,战国时期的某些特定艺术形式,比如虎座类的器物,可能因为其过于强烈的地域特色或者某种程度上“过时”的审美元素,不再受到广泛的青睐。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楚国故地就完全失去了地域特色,而是说,原有的、极具代表性的地方性葬俗符号,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其文化功能和社会认同发生了改变。 它们可能被更广泛的汉代文化所融合、改造,或者被新的、更具普适性的文化符号所取代。

最后,我们还需要考虑考古发现的局限性。 尽管我们已经发掘了不少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楚国故地墓葬,但考古工作仍在继续。现有的考古证据表明,在西汉初年,像虎座凤鼓、虎座飞鸟这样的器物确实不常出现了。但这并不排除在一些未被发现的墓葬中,或者以某种变异的形式,仍存在一些与此相关的文化痕迹。只是说,作为一种主流的、标志性的随葬品,它们的影响力确实如潮水般退却了。

总而言之,战国大中型楚墓中随葬虎座凤鼓、虎座飞鸟和镇墓兽的葬俗没有在西汉初年的楚国故地延续,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上的统一、中央集权的强化、礼制与观念的更新、审美趣味的变迁,以及工艺技术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这一葬俗的命运。这是一种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的自然演替,也是历史洪流中,地方性文化如何与全国性文化互动、融合与适应的生动例证。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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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座凤鼓、虎座飞鸟我还没有看过相关的论文,但是楚国镇墓兽是有人研究的,日本学者松崤权子曾经写过相关的论文。

松崤权子对楚墓中的俑和镇墓兽的随葬情况作了详细比较,发现战国中期以后镇墓兽逐渐减少,而木俑在楚墓中的随葬比例逐渐升高。在镇墓兽习俗消失后,木俑葬仍在楚国的故地流传,没有受到楚亡的影响,并且给汉代盛极一时的陶俑造型以巨大影响。

我个人倾向于,楚国在战国晚期发生了一次社会变化,导致早期使用的葬礼用器——虎座凤鼓、虎座飞鸟和楚式镇墓兽逐渐不再使用,其代替品为楚式木俑,而这一习俗被秦汉继承下来,并且影响了当时的中原文化。即,楚人自己放弃了虎座凤鼓、虎座飞鸟和楚式镇墓兽的使用,和楚国的灭亡并无太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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