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临床医学和国际上的差距一直很大？
首先，历史积淀与学科体系的构建。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医学的起源和发展上有着更长的历史。从解剖学的建立，到生理学的阐释，再到病理学、药理学等基础学科的奠基，以及后来外科技术的革新、抗生素的发现等等，这些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积累起来的。他们的学科体系相对完整和成熟，人才培养模式也经过了长期的验证和优化。
反观中国，现代医学的引入相对较晚，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比如战争、政治运动等等，导致学科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虽然我们迅速学习和引进了很多西方的医学知识和技术，但“消化”和“内化”的过程需要时间。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学科划分、临床路径、甚至是教学方法，都带有很强的西方烙印，而如何结合中国国情，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体系和发展模式，还在探索之中。
其次，科研创新能力与原始突破的缺乏。这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也是差距最明显的地方之一。
源头创新不足：国际顶尖的医学突破，很多都来自于对基础科学的深刻理解和大胆假设。例如，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诞生，是对分子生物学原理的直接应用和创新。而我们在临床医学领域，虽然“模仿”和“改进”能力很强，但能够从零开始，基于对疾病本质的全新认识，提出革命性理论或技术，这样的原始创新仍然相对较少。很多时候，我们是技术的“跟随者”而非“引领者”。
科研体系与评价机制：我们的科研体系，尤其是在医疗领域，很多时候更侧重于对现有技术的优化和应用，而非基础性、颠覆性研究。科研评价体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唯论文”、“唯SCI”的倾向，这使得很多医生为了发文章而选择相对“安全”的课题，而那些风险高、周期长、但可能带来颠覆性突破的研究，反而不容易获得支持。
临床转化链条不畅：即使有一些不错的科研成果，如何高效地将其转化为临床应用，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实验室到临床，中间的转化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而这个链条上的“瓶颈”很多，导致很多有潜力的研究难以落地，最终未能惠及患者。
第三，临床实践与医疗质量的管理。
循证医学的应用深度：循证医学强调基于最佳的临床研究证据来指导医疗决策。在国际上，尤其是发达国家，医生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会非常注重检索和应用最新的临床指南和研究数据。而我们虽然也在大力推广循证医学，但在基层医疗机构，以及一些经验主义较强的医生群体中，其应用的深度和规范性还有待提高。
医疗服务模式的差异：一些国家的医疗体系更强调多学科协作（MDT）、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以及精细化的疾病管理。例如，在肿瘤治疗领域，多学科团队的讨论已经成为标准流程，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全面、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而我们虽然也在推行MDT，但在很多医院，其执行的深度和广度仍有不足，并且患者在医疗过程中，有时会感觉自己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而非积极参与决策。
医疗质量监控体系：国际上拥有相对成熟和独立的医疗质量评估和监控体系，这些体系能够持续地发现问题、推动改进。而我们的医疗质量管理体系，虽然也在不断完善，但在一些环节，可能还存在标准不统一、评价不够客观、以及追责机制不够有力等问题。
第四，人才培养与医学教育体系。
早期临床接触与技能培养：国际上很多医学院强调从早期就让学生接触临床，并进行大量的实践操作训练。学生在早期就会参与到病房查房、病例讨论、甚至一些基础的操作中。而我们的医学院，虽然也有实习环节，但早期临床接触的比例和深度可能有所不足，导致学生在毕业时，临床思维和动手能力上与国际同行相比仍有差距。
继续教育与终身学习的机制：医学知识更新迭代非常快，持续的医学教育和培训至关重要。国际上有完善的继续教育体系，医生需要通过各种培训、学术会议来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否则执业资格可能会受到影响。我们虽然也有继续教育，但其系统性、强制性和有效性，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提升空间。一些医生在完成学业后，可能就停止了系统性的学习，习惯于固有的诊疗模式。
批判性思维与人文关怀的培养：除了技术和知识，医学也是一门关乎人的学问。国际上非常重视培养医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独立分析问题、质疑现有理论，并进行创新。同时，人文关怀也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理解和尊重患者，而这些方面，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五，制度环境与资源投入。
科研经费的分配与使用效率：虽然我国对科研的投入逐年增加，但在科研经费的分配上，如何更有效地支持那些有潜力的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而不是过度集中于应用型项目，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同时，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和透明度，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医疗体系的市场化与公益性平衡：医疗体系的改革一直在进行，如何在市场化和公益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既能激发医疗机构的活力，又能保证医疗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课题。一些国家的医疗体系，在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同时，也能有效地控制成本，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
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合作：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是鼓励创新的重要保障。同时，与国际医学界的广泛合作，能够帮助我们更快地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也能将我们的科研成果推向世界。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最后，我想说，认识到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原地踏步。中国临床医学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的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医生和科研工作者。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很多问题正在被解决，很多领域也在迎头赶上。比如，我们近些年在肿瘤免疫治疗、基因治疗等前沿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要弥合与国际的差距，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从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到医疗机构的管理优化，再到每一位医生和科研工作者的不懈追求。这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需要耐心、毅力和智慧的马拉松。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以科学为导向，不断学习、不断创新，我们一定能够缩小甚至最终超越那些差距，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贡献更多力量。
网友意见
这个想法和一些教授真的好像……
“小蒋，你看我们每天这么多病人，随便找个找个方向，我们做个临床试验，你之前做过一些，要不你来设计一个我找人来做呀！”
“嗯嗯，没问题教授。我预计了一下，您看随访的话术后3天，7天，15天，30天，这样每组100个病人的话，一共400次，800个量表，两个月内。这样随访8-10个人全职做就行。然后术前伦理和方案我可以带人搞，您给我一个人就行。总共，您找10个人左右给我就好。”
“那我们术中的数据这些体征数据采集，不能用吗？我们做术中嘛。”
“也行，那您要先和信息科申请临床数据导出，这个要过医疗科周例会的，然后伦理和方案给我一个人，然后数据过滤的话需要1-2个人，要会编程和数据分析的。这种回顾性研究样本量要大点，所以数据量也大，按照500个样本的话，术后的数据总要有随访，这里大约5个人吧。工作量也挺大的。”
“小蒋，我给你一个人，时间长点没关系，我们做个小的嘛。”
“教授，我先去忙了。”
中国的医院，没有临床数据。
中国医院的临床数据，都要医生护士原始采集。
看病的医生护士都不够，还给你去采集数据？
说什么信息化的，数据自动导出的。先去看看HIS系统的整个闭环，人家是来给你做科研数据的么？
要包含这个需求的HIS系统？去看看报价是多少，平摊到病人身上是多少（政府肯定不会出这个钱），你要拿多大的项目可以cover掉？
好好说话，别张口就来。
补充一下，还真有一个临床数据库由医院弄的。
美国NIH牵头，在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麻省总院，牛津大学等重症医学的临床数据汇总，MIT的计算生理学实验室进行数据处理得到的MIMIC数据库，就是我之前用来做机器学习算法的数据库，现在到第四代了。
但是别看人家把临床数据转换为研究数据开放给全世界研究，人家光数据转换时，对隐私的保护，对缺失值的注释，对多时间点数据的表现方式等等，算法和程序纷繁复杂，人家这几千个病人的数据做好这些变换而成为临床研究的raw data，这个过程人家就花了近10年。
所以不是产生了的数据，就是可以用的数据。
首先要知道国内本来就从一个百废待兴的状态走到今天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要从头开始，临床医学也不例外。
无论是研发药物、还有临床研究都需要底蕴，底蕴这种东西，以前我们哪来的什么现代化底蕴？
让我想起一条视频说中国周边的国家不能加工原矿石，只能给中国加工。一条评论是「不是不能加工，是因为污染大」。和这个问题一样，完全意识不到，现代化的积累和底蕴对于干成一个产业的重要性。
这么多年的积累，最近几年不就已经有些东西出来了吗？
科研分为基础科研和临床科研，无论哪种都是非常烧钱的，以前的一穷二白的状态下，哪来的钱烧科研？
要知道科研这种东西，是探索性的，大多数情况下烧的钱什么结果都得不到，也就是很多人批评的没有用的科研，没钱的时候烧生物科研，参考下以前卫星、航天这些怎么被骂的。
中国有海量的病人不假，但是没有「海量的数据」，因为没有钱，也没有随访系统——没有钱，就没人去做；没有随访系统就没地方去记录。病人都是来了就走，哪来的「宝藏」？
像英国有一套国家级的随访系统，人家动不动就能多中心、随访十几年，国内也就最近一些年才有了部分随访十年以上的数据，还基本上是单中心的（也就是一家医院自己做的）。
不是差距一直很大，而是我们从零开始建设，已经很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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