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明朝农民起义的主要思想和德国农民起义有何异同呢？
好的，我们来聊聊明朝农民起义和德国农民起义，这两个看似遥远的事件，在思想内核上却有着不少有趣的共鸣与分歧。咱们掰开了揉碎了，仔细说道说道。
首先，咱们得先给这两个起义“画像”：
明朝农民起义： 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篇章。时间跨度从明朝中后期一直到明末，涌现出了李自成、张献忠等一批影响深远的农民领袖。他们的起义，最终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也为清朝入关提供了机会。
德国农民起义（又称德国农民战争）： 主要发生在16世纪初，也就是1524年至1526年。这场起义波及范围广，参与人数众多，尤其是以托马斯·闵采尔为代表的激进派，对当时的社会和宗教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在，我们来深入剖析它们的“思想内核”——也就是农民们为什么造反，他们心里想着什么？
一、 共同点：压迫下的“替天行道”与“恢复往昔”
这是最根本、最核心的相似之处。无论在中国还是德国，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几乎都是来自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经济压迫：
明朝： 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户，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徭役和杂捐。官府的搜刮、贪污腐败，更是让农民苦不堪言。“官逼民反”是中国农民起义的经典写照。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当官的只顾自己搜刮，对百姓的疾苦漠不关心，甚至“发钱发粮”都克扣，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德国： 德国的庄园制度虽然在发展，但封建领主的盘剥依然沉重。他们不仅占有土地，还对农民征收各种费用，限制农民的自由迁徙和婚姻。教会的土地兼并和宗教税收，更是加剧了农民的负担。特别是旧有的“封建特权”和“义务”，在一些领主那里被变本加厉地执行，甚至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合时宜的压榨方式。
政治压迫与腐败：
明朝： 明朝政治的腐败是显而易见的。宦官专权、党争激烈，这些都导致了行政效率低下，民不聊生。当官的贪污受贿，执法犯法，农民的申冤之路被堵死。这种体制性的烂，让农民感到绝望，只能用武力来寻求改变。
德国： 德国当时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分裂状态，各邦国林立。虽然没有一个集中的中央政府，但各个领主对自己的领地拥有绝对的统治权。这些领主往往是压迫的根源，他们的统治缺乏制约，也容易出现滥权和暴政。
“替天行道”的朴素正义观：
明朝： 中国的农民起义，很多都披着“反抗暴政，顺天而行”的旗帜。比如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赋”、“不留草料”，以及“迎闯王，开粮仓”的口号，都反映了农民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他们认为，现在的统治者已经违背了天道，自己站出来，就是顺应天意，惩治罪恶。这种思想深受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汤武革命”观念的影响。
德国： 德国农民起义，特别是受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思潮的影响，也带有强烈的“恢复往昔”和“宗教解放”的色彩。闵采尔更是提出了“效法基督，建立地上王国”的理想，主张消灭压迫者，建立一个没有等级、人人平等的社会。他们也认为，当时的教会和贵族已经偏离了真正的基督教教义，自己的反抗是为了恢复真正的信仰和公平。
二、 不同点：思想的深度、广度及目标
虽然都有压迫，但这两场起义在思想的复杂性和目标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思想的来源与融合：
明朝： 明朝农民起义的思想，虽然有对现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但总体上还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框架内。起义领袖们往往会搬用一些历史典故，引用圣贤之言，来论证自己行动的正当性。他们的目标更多是“拨乱反正”，希望建立一个更“仁政”的朝廷，而不是彻底颠覆整个政治体制。像李自成，虽然口号激进，但最终还是想取明朝而代之，建立自己的王朝。
德国： 德国农民起义则与当时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思潮深度绑定。马丁·路德的思想，虽然一开始是改革教会，但他的“人人皆祭司”和“因信称义”的观念，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为农民起义提供了“政治批判”的理论武器。特别是闵采尔，他将宗教改革的思想引向了激进的社会革命，他提出的“地上王国”的理想，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早期色彩，主张财产公有，消灭私有制，这是明朝农民起义所没有的。
社会变革的深度与目标：
明朝： 明朝农民起义，其目标更侧重于“推翻腐败的官僚体系，减轻赋税徭役，恢复农民的生产生活”。虽然也涉及土地问题，但并没有形成像德国那样彻底的“财产公有”的理想。他们的革命，更多是“改朝换代”，而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他们渴望的是一个“好的皇帝”，而不是一个“没有皇帝”的社会。
德国： 德国农民起义，尤其是闵采尔的队伍，其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他们不仅仅是反对某个君主或领主，而是要消灭整个封建等级制度，推翻贵族和教会的统治，建立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闵采尔的“十二条”纲领，提出了“神圣审判”、“废除世袭”、“财产公有”等激进主张，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经济诉求，而是指向了对整个社会结构的颠覆。
对宗教的态度：
明朝： 明朝农民起义，虽然可能利用一些民间宗教或神秘主义色彩来组织动员，但其核心的指导思想是世俗的政治和经济诉求。他们并不像德国农民那样，与一场深刻的宗教改革运动紧密相连，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宗教性的革命目标。
德国： 宗教改革是德国农民起义的思想土壤。农民们借宗教改革的旗帜，要求教会改革，取消教会的特权和剥削，甚至将宗教信仰转化为要求社会平等的动力。闵采尔更是将宗教改革的激进思想推向了极致，认为要建立一个“神权统治”的理想国，这是一种宗教与政治高度结合的革命思想。
领导者的思想高度：
明朝： 像李自成这样的领袖，虽然勇猛善战，有组织能力，但其思想主要还是停留在“农民的朴素愿望”和“传统的政治理想”上。他缺乏对社会制度的深刻理论反思，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能够指导未来社会建设的哲学体系。
德国： 闵采尔则是一位具有高度思想深度的革命者。他深受路德宗影响，但又超越了路德，形成了自己激进的社会和政治哲学。他能够将神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提出具有前瞻性的革命纲领，这在当时的欧洲是极其罕见的。
总结一下：
明朝农民起义和德国农民起义，都根植于人民对压迫的抗争，都喊出了“替天行道”的朴素正义口号。但两者的思想深度、革命目标和与时代思潮的结合度却有着明显的区别。
明朝农民起义更像是在传统儒家框架下进行的“官逼民反”式的改朝换代，其诉求主要围绕经济民生和政治清明。
德国农民起义，尤其是闵采尔的激进派，则是在宗教改革的背景下，发展出了更具颠覆性的社会革命思想，它不仅仅是反对某个统治者，而是要消灭等级制度，建立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全新社会，这种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在当时是更加超前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明朝的农民起义是对现有体制的“修补”或“替换”，而德国农民起义（特别是闵采尔的理想）则是在追求一种“革命性的再造”。这就像是中国农民起义是“换一个皇帝”，而德国农民起义（尤其是激进派）则是在梦想“没有皇帝”的社会。
理解了这些异同，我们就能更清晰地看到，历史的洪流中，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人们，是如何在相似的压迫下，孕育出不同寻常的思想火花的。
首先，咱们得先给这两个起义“画像”：
明朝农民起义： 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篇章。时间跨度从明朝中后期一直到明末，涌现出了李自成、张献忠等一批影响深远的农民领袖。他们的起义，最终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也为清朝入关提供了机会。
德国农民起义（又称德国农民战争）： 主要发生在16世纪初，也就是1524年至1526年。这场起义波及范围广，参与人数众多，尤其是以托马斯·闵采尔为代表的激进派，对当时的社会和宗教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在，我们来深入剖析它们的“思想内核”——也就是农民们为什么造反，他们心里想着什么？
一、 共同点：压迫下的“替天行道”与“恢复往昔”
这是最根本、最核心的相似之处。无论在中国还是德国，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几乎都是来自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经济压迫：
明朝： 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户，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徭役和杂捐。官府的搜刮、贪污腐败，更是让农民苦不堪言。“官逼民反”是中国农民起义的经典写照。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当官的只顾自己搜刮，对百姓的疾苦漠不关心，甚至“发钱发粮”都克扣，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德国： 德国的庄园制度虽然在发展，但封建领主的盘剥依然沉重。他们不仅占有土地，还对农民征收各种费用，限制农民的自由迁徙和婚姻。教会的土地兼并和宗教税收，更是加剧了农民的负担。特别是旧有的“封建特权”和“义务”，在一些领主那里被变本加厉地执行，甚至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合时宜的压榨方式。
政治压迫与腐败：
明朝： 明朝政治的腐败是显而易见的。宦官专权、党争激烈，这些都导致了行政效率低下，民不聊生。当官的贪污受贿，执法犯法，农民的申冤之路被堵死。这种体制性的烂，让农民感到绝望，只能用武力来寻求改变。
德国： 德国当时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分裂状态，各邦国林立。虽然没有一个集中的中央政府，但各个领主对自己的领地拥有绝对的统治权。这些领主往往是压迫的根源，他们的统治缺乏制约，也容易出现滥权和暴政。
“替天行道”的朴素正义观：
明朝： 中国的农民起义，很多都披着“反抗暴政，顺天而行”的旗帜。比如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赋”、“不留草料”，以及“迎闯王，开粮仓”的口号，都反映了农民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他们认为，现在的统治者已经违背了天道，自己站出来，就是顺应天意，惩治罪恶。这种思想深受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汤武革命”观念的影响。
德国： 德国农民起义，特别是受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思潮的影响，也带有强烈的“恢复往昔”和“宗教解放”的色彩。闵采尔更是提出了“效法基督，建立地上王国”的理想，主张消灭压迫者，建立一个没有等级、人人平等的社会。他们也认为，当时的教会和贵族已经偏离了真正的基督教教义，自己的反抗是为了恢复真正的信仰和公平。
二、 不同点：思想的深度、广度及目标
虽然都有压迫，但这两场起义在思想的复杂性和目标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思想的来源与融合：
明朝： 明朝农民起义的思想，虽然有对现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但总体上还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框架内。起义领袖们往往会搬用一些历史典故，引用圣贤之言，来论证自己行动的正当性。他们的目标更多是“拨乱反正”，希望建立一个更“仁政”的朝廷，而不是彻底颠覆整个政治体制。像李自成，虽然口号激进，但最终还是想取明朝而代之，建立自己的王朝。
德国： 德国农民起义则与当时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思潮深度绑定。马丁·路德的思想，虽然一开始是改革教会，但他的“人人皆祭司”和“因信称义”的观念，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为农民起义提供了“政治批判”的理论武器。特别是闵采尔，他将宗教改革的思想引向了激进的社会革命，他提出的“地上王国”的理想，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早期色彩，主张财产公有，消灭私有制，这是明朝农民起义所没有的。
社会变革的深度与目标：
明朝： 明朝农民起义，其目标更侧重于“推翻腐败的官僚体系，减轻赋税徭役，恢复农民的生产生活”。虽然也涉及土地问题，但并没有形成像德国那样彻底的“财产公有”的理想。他们的革命，更多是“改朝换代”，而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他们渴望的是一个“好的皇帝”，而不是一个“没有皇帝”的社会。
德国： 德国农民起义，尤其是闵采尔的队伍，其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他们不仅仅是反对某个君主或领主，而是要消灭整个封建等级制度，推翻贵族和教会的统治，建立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闵采尔的“十二条”纲领，提出了“神圣审判”、“废除世袭”、“财产公有”等激进主张，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经济诉求，而是指向了对整个社会结构的颠覆。
对宗教的态度：
明朝： 明朝农民起义，虽然可能利用一些民间宗教或神秘主义色彩来组织动员，但其核心的指导思想是世俗的政治和经济诉求。他们并不像德国农民那样，与一场深刻的宗教改革运动紧密相连，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宗教性的革命目标。
德国： 宗教改革是德国农民起义的思想土壤。农民们借宗教改革的旗帜，要求教会改革，取消教会的特权和剥削，甚至将宗教信仰转化为要求社会平等的动力。闵采尔更是将宗教改革的激进思想推向了极致，认为要建立一个“神权统治”的理想国，这是一种宗教与政治高度结合的革命思想。
领导者的思想高度：
明朝： 像李自成这样的领袖，虽然勇猛善战，有组织能力，但其思想主要还是停留在“农民的朴素愿望”和“传统的政治理想”上。他缺乏对社会制度的深刻理论反思，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能够指导未来社会建设的哲学体系。
德国： 闵采尔则是一位具有高度思想深度的革命者。他深受路德宗影响，但又超越了路德，形成了自己激进的社会和政治哲学。他能够将神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提出具有前瞻性的革命纲领，这在当时的欧洲是极其罕见的。
总结一下：
明朝农民起义和德国农民起义，都根植于人民对压迫的抗争，都喊出了“替天行道”的朴素正义口号。但两者的思想深度、革命目标和与时代思潮的结合度却有着明显的区别。
明朝农民起义更像是在传统儒家框架下进行的“官逼民反”式的改朝换代，其诉求主要围绕经济民生和政治清明。
德国农民起义，尤其是闵采尔的激进派，则是在宗教改革的背景下，发展出了更具颠覆性的社会革命思想，它不仅仅是反对某个统治者，而是要消灭等级制度，建立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全新社会，这种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在当时是更加超前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明朝的农民起义是对现有体制的“修补”或“替换”，而德国农民起义（特别是闵采尔的理想）则是在追求一种“革命性的再造”。这就像是中国农民起义是“换一个皇帝”，而德国农民起义（尤其是激进派）则是在梦想“没有皇帝”的社会。
理解了这些异同，我们就能更清晰地看到，历史的洪流中，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人们，是如何在相似的压迫下，孕育出不同寻常的思想火花的。
网友意见
明末农民起义提出均田免粮、平卖平卖的政治纲领，可以说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代表了小生产者为主的农民和城市工商业的市民阶层的利益，带有历史进步意义。比之德国农民战争进步色彩更明显。（均田免粮是土地革命的纲领，明末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一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纲领——均田免粮有利于小生产势力的发展，小生产势力的分化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平卖平卖更是直接符合城镇工商业市民的利益。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如果不是满清入关带来巨大的人口和社会生产力倒退，通过明末农民战争的洗礼，中国社会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至于推翻贵族政治，争取政治平权（小农出身的庶族地主取代士族封建主成为国家统治阶级，国家政权采取形式上平等开放，实际上更有利于庶族地主和市民阶层的科举取士，类似的政治改革，欧洲到19世纪才完成），中国农民起义早700年就实现了这些目标，明末农民起义当然不再可能提出这种旧的与社会脱节的政治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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