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课本上鲜有张爱玲的作品？

有的同学把我给笑到了。

“张爱玲从未参与过政治活动，文章也从未涉及政治，更没有表达过自己的政治立场。”

就不说在汉奸报社任职，写“岁月静好”小资文章本身就有主观客观上的美化作用。

那她把刺杀汉奸丁默邨后被捕，惨遭严刑拷打最后被杀害的中统特工郑萍如作为原型，写出小说《色戒》，把爱国女英雄塑造成" 贪恋男女之情的无知女人"。对抗日烈士造成恶劣的侮辱，又怎么说呢？

不但是郑萍如爱国，她的父亲郑英伯数次拒绝日寇拉拢，在女儿牺牲不久就忧愤而逝。她的哥哥郑海澄、未婚夫王汉勋都是中国空军飞行员，在1944年的空战中先后牺牲，满门忠烈。

同样，那她写的反映新中国农村的“悲惨现状”的《秧歌》呢？

她早早就离开大陆了，根本就没在新中国农村待过，并且，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国际形势也无法让她哪怕稍微了解一点新中国农村的情况。她那时可还有文学创作的底线？

这本书和方方的《武汉日记》是一个性质的。

如果认同方方的罪恶，就应该用同样的标准看一下张爱玲。

我想从政治以外的角度来谈一下张爱玲的作品为什么不适合进课本。

那就是语文课本除了教会学生阅读、写作之外，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建构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语文课本传承了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精神，每一篇课文都在帮助学生建构对世界、对国家、对家庭、对朋友的理解和态度，而这一态度大部分时候是爱自己的朋友、家人以及在课本中模模糊糊的恋人。

而张爱玲的小说的最大价值在于解构。这也是我欣赏张爱玲，同时也是张爱玲与同时代的作家显得格格不入的地方。与很多人的印象相反，张爱玲的作品并不执着于情爱，相反她在解构情爱。她把爱情、友情、亲情解构成对金钱、性欲、安稳、虚荣、依靠等等等等一系列最现实的因素的混合体。在她作品中描绘的爱情，几乎没有纯粹的爱，而是充满了算计，充满了细水长流的勾心斗角。

某种意义上说，张爱玲也是对的。她会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人类的这些感情，不必把它们看得太过神圣，并理解其中的现实因素。但是解构的基础是建构。如果在还没有做好建构的情况下就先解构，那只会造成三观的混乱和虚无主义。在我看来，即使不考虑张爱玲的政治身份，也不应该让她的作品进课本。至少，应放在谈过一场甜甜的恋爱后再读。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小学阶段的课本并不能代表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相当多的课文在现代文学领域其实那些课文很多算不得多杰出。比如这个讲青蛙的故事，这是文学意义上的优秀作品吗？

这点文言文反而是个例外，文言文基本都选择古代最优秀影响力最大的那一批散文诗歌上榜，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不展开讲了。

课本现代文这里，并不是按照文学史地位来编订的。

中小学课本里面，真正的名家名篇并不多。

近现代许多大家都没有上榜。

中国近现代作家里面，鲁郭茅巴老曹，以他们的地位至少占个课本篇幅大半吧，但是，真正容易上榜的只有鲁迅一个，而郭沫若印象里只有两篇《天上的街市》《雷电颂》，老舍局限于小学时期的几篇文章，中学阶段就《济南的冬天》，茅盾在以前的版本里面有《白杨礼赞》，巴金中学阶段只有《小狗包弟》，曹禺在某些版本课本里面有《雷雨》。

可能唯一一个例外是鲁迅，而现在，鲁迅比重开始下降的趋势也很明显了。（这里顺便一说，余华曾经回忆说，鲁迅大概是毛时代里面最红的作家，那时候人民引用名句，不是伟大领袖教导我们，就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因此那个年代的课本里面，鲁迅的比重大到难以想象。）

现代作家里面，朱自清，林语堂，郑振铎，只有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匆匆》算得上课本常客。

而当代大作家情况更加不容易，基本搞了个全军覆没，莫言的《酒国》《蛙》余华的《兄弟》《活着》，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韩东那些深邃的诗歌，钱钟书的《围城》都没有上榜。

散文领域，号称两岸文学单打冠军，诗坛祭酒的余光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听听那冷雨》《蒲公英的岁月》没有上榜，独树一帜的刘亮程没有上榜，史铁生，汪曾祺的名篇也很少去。

外国文学里面，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有节选吗？

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东京异闻录》有吗？

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呢?

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代表的俄罗斯文学《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罪与罚》《静静的顿河》呢？

雨果福楼拜大小仲马这帮人背后的法国文学呢？《巴黎圣母院》《茶花女》《悲惨世界》《人间喜剧》？

还有爱尔兰文学，萧伯纳，乔伊斯，王尔德，叶芝。。

如果课本是按照文学史地位编订的，那么马尔克斯的《族长的秋天》是最不应该落选的，这篇小说运用斑斓万千的意象、光怪陆离的情节、排山倒海的句式,讲述了一个独裁者无所不能却孤独落寞的一生。被誉为“近五十年所有语种里最伟大的小说“。

从中可以看出，中学课本选择作品，不是看文学成就，更多其实是看适不适合。

中小学课本其实是设计给小孩子看的，因此注重立言立德，寓教于乐，语言通俗易懂，注重选材的多样性，

典型的中学课本结构如图。

以上，大量的篇幅其实都不局限于文学性。

文言文，古代诗歌，新闻报道，科技文，传记回忆，从中其实不以名家名作，文学史地位为标准。

当然也不排斥名家名作。

如果有合适的名家名作，课本编选也乐于接受。

因此在录取过程中，会有相当一部分的名家名作进入编选，比如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朱自清《荷塘月色》鲁迅的《祝福》《孔乙己》，也有相当一部分名家作品根本不可能入选比如贾平凹的《废都》残雪的《五香街》。

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根本不算上杰出的文学作品，还是入选了，比如很多新闻报道，科技文，学者研究报告，这点尤其在小学课本最明显，从文学眼光看，小学课本其实就没几篇称得上文坛杰作的。

而其中，还有些文章明显带着政治教育的意义。

从中比较有意思的是林清玄和余光中，两个台湾作家，林清玄散文在课本上出现的概率远大于余光中，但是论文坛地位余光中远大于林清玄。

为什么呢？

因为余光中的文章不太适合小孩子，遣词造句天马行空，笔下意象错综复杂。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他山居了两年。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安格罗萨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地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落基山岭之胜，在石，在雪。
那些奇岩怪石，相叠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境界，仍须回来中国。

相比而言，我们去看受欢迎的林清玄作品，大部分是很朴实的味道。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
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它心里知道自己不是一株野草。 它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惟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
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

而上面提到的鲁郭茅巴老曹，

注意，这些作品大部分都不是这些作家最杰出的作品，而是最通俗易懂，称得上轻松的作品，（鲁迅依然是唯一一个例外，不去选择其中的小品文而犀利残酷，这大概和上文我提到的余华回忆有关。）

比如巴金的《随想录》里面，比小狗包弟更加犀利的作品多得是，茅盾选的文章也不是《子夜》而是白杨礼赞。

近些年很火的刘慈欣进入中学课本，也是一篇温柔的《带上她的眼睛》，而并非残暴的《赡养人类》《乡村教师》，但后者才是真正的刘慈欣科幻风，类似于狄奥伦娜父亲那句话的黑色幽默。

而莫言余华为什么没上榜原因也很明白，他们没有太多那种适合中小学生的作品，比如《透明的胡萝卜》当时轰动文坛，小说充满着魔幻奇异的色彩。

理顺了这些，再去看张爱玲就很明白了。

张爱玲是不是杰出的作家，是，这点我认为不可否认。

但是她能不能上中小学课本？

葛薇龙在玻璃门里瞥见她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跨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成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然而薇龙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的爱时髦，在竹布衫外面加一件绒线背心，短背心低下，露出一大截衫子，越发觉得非驴非马。
薇龙对着玻璃门扯扯衣襟，理理头发。她的脸是平淡而美丽的小凸脸，现在，这一类“粉扑子脸”是过了时了。她的眼睛长而媚，双眼皮的深痕，直扫入鬓角里去。纤瘦的鼻子，肥圆的小嘴。也许她的面部表情稍嫌缺乏，但是，唯其因这呆滞，更加显出那温柔敦厚的古中国情调。她对于她那白净的皮肤，原是引为憾事的，一心想晒黑它，使它合于新时代的健康美的标准。但是她来到香港之后，眼中的粤东佳丽大都是橄榄色的皮肤。她在南英中学读书，物以稀为贵，倾倒于她的白的，大不乏人，曾经有人下过这样的考语：如果湘粤一带深目削颊的美人是糖醋排骨，上海女人就是粉蒸肉。薇龙端详着自己，这句“非礼之言”蓦地兜上心来。她把眉毛一皱，掉过身子去，将背倚在玻璃门上。
——《沉香屑：第一炉香》

以她典雅艳丽的文字风格，灵透的世间悲剧主题，对于两性关系的刻画，恐怕是很难进入的。

其实在很多高中选读课本里面，倒还比较贴近于文学性，名家名作的标准，在那些教材上面，可能会有张爱玲，莫言这些作家出现。

在一开始设计课本的时候，中小学教材就是以普通中小学生为对象的。

而那些选读选修课本，是以有志于文学研究，对文学感兴趣的学生为服务对象的。

因为当代中国的文化教育观念没有转变过来。

张爱玲是民国时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其小说水准远超过了茅盾和巴金，足以同老舍和沈从文相媲美。与钱钟书一道，张爱玲是中国迄今为止书写大城市现代生活最有力的作者。

茅盾写大城市流于表面和僵化，巴金写新生活流于简陋和肤浅，且二人都爱犯主题先行之误，使小说变成广播其主张之工具，有义而无文。张爱玲则不然，其小说皆为艺术上的精巧杰作，且虽看似无甚严肃义理，但其对人物心理之细写、对各色人性的捕捉，及其精深的语言功力，本身即为义理——正如曹雪芹不反清、简·奥斯汀不懂亚当·斯密、艾米莉·狄金森不是林肯，张爱玲也不必抗日、不必懂马克思、不必当革命家。

“假如我们读经典是为了形成社会的、政治的或个人的道德价值，那我坚信大家都会变成自私和压榨的怪物。我认为，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

张爱玲的小说，在语言和风格上充分承继了曹雪芹《红楼梦》的古典色彩和质感，在题材和视角上大胆新颖地转向当时刚刚兴起的城市中产阶级群体，精确而深刻地书写了民国时代上海香港等沿海开放城市中，由于初步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而形成的一种全新生活形态——城市生活，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形态在日后很快就被全盘摧毁，直到1980和1990年代才重新出现。简而言之，张爱玲承古典之遗产，写现代之生活，为中文小说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代化在社会和文化上的表现就是城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生活对个人心理和社会风俗的冲击与改造。在大城市中，运动加速了，事物的节奏变快了、密度变高了，信息爆炸，各色原本可靠的观念和标准突然显得可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方式以及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心灵活动皆发生剧烈变动——这种感受，这种体验，就是“现代性”。在现代社会，现代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对现代性做出艺术上的回应——现代文学的风格和形式应当反映现代生活本身的速度、节奏、密度、不稳定；现代文学的题材和内容也应是关于只有在现代生活中才会出现的新现象和新事物。

钱钟书和张爱玲的小说，是中文小说史上首次对现代性做出充分回应的一批作品。当然，先前的鲁迅的小说，也极有力地回应了中国农村中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黄遵宪的诗、《海上花列传》，及晚清的谴责小说，也皆对现代性做出了回应。但在钱钟书和张爱玲的作品中，现代性不仅成为了作品的题材和内容，更充盈了作品的风格和形式。如果说黄遵宪的诗或《海上花列传》是从一个古典的视角书写正在接近的现代性，那么《围城》和张爱玲的书则从一个现代的视角书写了已经发生的现代性——方鸿渐不是一个古典人物，而是一个充满了现代性的一切优势与缺陷的现代人物；张爱玲的各种主角也是。若说鲁迅的小说首次用中文书写了中国农村中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现代性对这个日常生活的影响，那么钱钟书和张爱玲的小说则书写了中国新的现代城市所产生的一批新的现代人物们的个人生活和精神境况。

直到今天，当中国已经变得比民国时代远远更加现代，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对现代性、现代生活、现代人的书写却远远滞后于我们的现代经济、现代工业、现代科技。当代中国的小说中，一眼望去全是民国时的乡土与战争、改革开放前夕的村镇和苦难、八九十年代的小镇和底层——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文学题材，深具艺术潜力和社会意义，完全值得被优秀的作家写成优秀的作品——但今天，当中国接近百分之六十的人都生活在新型的大城市中，当人们乘坐五十年前无法想象的交通工具穿行于仿佛被缩短加速了的时间内，当人们的心理、意识、精神都受到电子科技和网络的巨大影响时，文学和任何的艺术皆应注意、直视、分析、理解、再现这种现代性，尤其是自诩为现实主义的那种文学。

可惜在当代中国，我们的观念仍然认为只有那些写了历史、农村、战争、底层、苦难的文学作品才算严肃和伟大，才值得被收录到课本中，才应当被研究和推广。这是对中国文学的潜力和未来的严重限制。

当今语文教材的选拔标准是建国时定下来的，多年来一直没有经过任何实质的变革。一代代在这个标准下长大的人先后成为教授和教师，把同样的老套审美和价值观传给下一代，因此导致一个一百年前出生的伟大作家直到今天也无法在她的本国真正应得的承认。

“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学都看不起她。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略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大东亚共荣圈‘’中人，我们都看不入眼”——杨绛

除了政治因素外，更多的是没有适合选入课本的文章。

胡适在官方视角中立场算是极其反动了，但胡适至少没在伪政府及其地盘上任职，好歹大节不亏，更何况选入的《我的母亲》一文思想、政治上都没什么问题，文学性也不低。

事实上，很多其他左翼文人的文章也没选入课本，这难道是他们的立场有问题吗？显然不是。

张爱玲的文学才华固然有，但在民国年代明显和主流文学相比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在这点上，张爱玲身上是有一股叛逆性的。

如果语文教科书真选入张爱玲的文章，那我们就要怀疑了，这些编者到底想给学生们灌输什么样的思想？

学生们自己想做张爱玲第二，是他们的自由。但教育鼓动学生成为张爱玲第二，那就是教育政策有了问题。

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不香吗？

所以很多人推崇张爱玲，并不见得他有多懂张爱玲，更多为了标新立异，显得自己与众不同罢了。

这个问题可以和很多问题合并。

为什么不买苹果买华为？

为什么敏感地点不让特斯拉进？

为什么抵制耐克阿迪山姆沃尔玛？

为什么要支持国产不买日本车？

为什么公交车需要给老幼病残孕让座？

为什么很多人不提倡过圣诞节？

。。。。

。。。。

这就是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有一个共性，就是预设我舒服，我合适，我喜欢，我自由的前提，从我的感受出发，用高等教育培养的语言功底，在知乎上去捍卫自己的所谓的权利！

但却从未从国家和社会大局出发去衡量某些决策。

就如同自家村头设置个红绿灯 ，每天车辆并不多就认为红绿灯这个东西是非常没用的！

回到问题， 张爱玲作品确实不错，但国家把她的作品设在教材里头，是不是有点太不合适呢？国家教材应该是结合青少年身心发育的特点，设置具有思想性，文学性的文学作品。

但结合张爱玲当时的一些言行，显然她的思想性是不够的。别说她跟日本汉奸的关系。就是她的作品里有大量关于男女关系的评述，显然超出了青少年男女的认知接受能力。哪怕是节选她作品的一部分，大量青少女也会在课余时间读她的其他作品，这合适吗？你愿意你闺女在少女的时候阅读张爱玲的作品，深邃而辛辣地理解男女关系吗？

因为人在学习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思考模式，也不会分辨好坏，容易被一些炫技带来的美感和体验带偏。

远的不说，当年光郭敬明就带出多少堆砌词藻无病呻吟的非主流来？

所以越是教科书，越不能有太鲜明的个人色彩思考和太过鲜明的炫技。

张爱玲的文技确实没的说，但是她的文技手法非常吃天赋，根本就不适合普通人学习。她所表达的价值观和道德对成年人来说可以是欣赏和美，但对价值观未成熟的未成年来说却是种不好的倾向。

看书学文技其实就好像看电影，当年一部古惑仔，就因为郑伊健的个人魅力，带坏了多少人走向不良少年。

高仓健能让一代男人立领子，焦恩俊能让一代学生玩小刀片。

人类中精神屏障低下的，成年都容易被带偏，更不要说青少年了。

中国的作家海了去了，难道要把他们的文章也加入课本？？？

我没读过张爱玲的作品，所以我发一下张爱玲的同行作家怎么评价她的：

作家贾平凹：与张爱玲同生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

作家王安忆：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作家王小波：张爱玲的小说有种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

作家白先勇：张爱玲当然是不世出的天才，她的文字风格很有趣，像是绕过了五四时期的文学，直接从《红楼梦》、《金瓶梅》那一脉下来的，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更纯粹，是正宗的中文，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其实很深。

作家李欧梵：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像神话一般，经过一代代的海峡两岸作者和读者的爱戴、诠释、模仿、批评和再发现而永垂不朽。

作家余秋雨：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

作家于青：张爱玲将女性意识的探索深入于历史深处，深入于民族文化的深层去透视女性自身的心理上屏障，相对于五四呐喊时期便显得更深刻和有力。

作家叶兆言：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

作家陈克华：世界上有华人华文的地方，就有人谈论张爱玲。

杨绛评价张爱玲：“我对你有偏见，长相难看，还非要死出风头，你们太过高看她了。”

这个回答引起了诸多争议，以至于这几天（工作之余）我一直在想，如何讲清楚（我所认为的）张爱玲女士与真正的大咖的差距。

刚好最近 @手工耿 又出了一期新视频（自制钢琴烤串车），给我带来了灵感。

手工耿以“有趣而无用的发明”著称，其视频作品在B站的播放量少则数百万、多则上千万。你说耿哥厉不厉害？受不受欢迎？

当然很厉害、很受欢迎，但如果让我给在校学生推荐“手工制作”的博主，我首先想到的肯定是 @稚晖君 。

手工耿的视频，用来打发时间很不错，（如果愿意的话）观众也能从中获取一些科学知识和灵感；但稚晖君几乎每一个作品都值得深入研究思考，背后蕴含的知识量更是惊人。

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并不认为两位大神有高下之分；但如果真想学点什么、思考点什么，稚晖君显然更占优势。

这大概就是张爱玲女士与一些真正的大咖作家的差距。

因为她菜。

很多回答讲来讲去都是说她有政治立场问题，其实张爱玲的立场再有问题，能跟周作人比吗？周作人那可是实实在在出任了伪职的（曾任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立场更有问题。

但周作人的作品还是出现在一些地方的课本中，比如《故乡的野菜》。

可是周作人不菜啊，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文章写得也的确不错，入选课本当属合理；

而张爱玲呢？

她就是个高配版的郭敬明。

张的绝大多数作品与郭类似（当然其文笔和表现技巧远胜于郭），简单的说就是把个人情绪无限放大，管你沧海桑田历史变迁百姓民生，在老娘的伤春悲秋面前都不值一提。

鲁迅先生早就讽刺过这类人，“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

现如今某些网络写手及脑残仙魔剧，动不动就“三生三世”“为了你不顾天下苍生”，就是典型的“爱玲遗风”。

这样的作品有粉丝不奇怪，平时读一读打发时间、放纵情绪当然可以，放到课本中就可能误人子弟了。

学习小布尔乔亚们在群众生不如死的年代里是怎么样无病呻吟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