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低龄未成年人刑责范围再调整， 12 周岁以上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如何看待12周岁以上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调整？
这是一个复杂且备受关注的社会议题，涉及到法律、伦理、教育、心理等多个层面。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以上，确实是对现行法律体系的一次重大调整。要理解这一调整，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 调整的背景和原因
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并非无的放矢，通常是出于以下几个层面的考量：
1. 遏制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抬头：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恶性犯罪案例，如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这些犯罪行为的残忍程度和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促使社会各界呼吁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制。
2. 提升法律的震慑力： 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通常是14周岁以上，但对某些恶性犯罪如故意杀人罪的情形，在特殊情况下可追究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为12周岁）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未能有效震慑一部分低龄未成年人。下调责任年龄，意在通过法律的威慑力，让潜在的犯罪者认识到行为的严重后果。
3. 回应社会普遍关切和期待： 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普通民众，对于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却逍遥法外或受到较轻处罚感到不公和愤怒。法律的调整也包含着回应社会正义感和保护公众安全的需求。
4. 与国际接轨的考量（部分国家）：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责任年龄也较低，例如日本将刑事责任年龄定为12周岁（需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但需要注意的是，各国国情不同，简单“接轨”并非最优解。
二、 调整的法律和实践层面的解读
将12周岁以上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纳入刑事责任范围，意味着：
刑事责任主体扩大： 原本不负刑事责任或限制承担刑事责任的12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实施特定犯罪时，将可能受到刑事追究。
定罪量刑的复杂化： 法律在追究12至14周岁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时，通常会更加强调其辨认能力、控制能力以及悔罪表现。量刑时也会更加注重教育、改造和保护的原则。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进一步细化： 这也要求在现有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基础上，进一步细化针对12至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流程、证据标准、教育矫治措施等。
三、 支持与反对的观点分析
支持观点：
保护被害人权益，实现司法公正： 对于遭受严重侵害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来说，这是法律对他们权益的保护，避免了犯罪者逃避应有惩罚的局面。
加强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秩序： 严厉打击和惩处犯罪是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秩序的必要手段。
对“熊孩子”现象的矫正： 一些家长和学校在管教方面存在不足，导致部分未成年人行为失范，法律的介入可以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部分低龄未成年人已具备辨认能力： 认为在现代社会信息传播和生活经验的影响下，1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对基本是非观念和行为后果已有一定的认知能力。
反对或担忧观点：
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 12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其大脑前额叶皮层（负责决策、冲动控制和道德判断）尚未完全发育成熟，认知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弱。让他们承担与成年人同等的刑事责任，可能不符合其身心发展规律。
“劣币驱逐良币”的担忧： 过早地将未成年人推入刑事司法体系，可能导致他们被成年罪犯同化，形成更严重的犯罪观，不利于其日后的改造和回归社会。
教育矫治的侧重： 强调应将重心放在教育、感化、矫治上，而非单纯的惩罚。将他们纳入刑事追责，可能会削弱教育矫治的作用。
监护人责任的模糊： 孩子的犯罪行为，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家庭教育和监护的缺失。是否应将更多的责任归咎于监护人，而非直接追究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
可能引发“妖魔化”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情绪： 过度渲染低龄未成年人的犯罪，可能导致社会对整个群体产生负面认知，不利于其健康成长。
刑事司法程序的复杂性： 针对低龄未成年人进行刑事诉讼，需要更加细致、人性化的程序设计，否则可能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四、 如何平衡严厉打击与教育改造？
这是一个核心的难题，也是此次调整最值得深入探讨的部分。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做到“罪与罚”的平衡，以及“刑与教”的结合：
1. 区分犯罪性质和严重程度：
对于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犯罪（如故意杀人、强奸等），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可能更强。
对于情节相对较轻的犯罪，是否一概纳入刑事责任范围，或者采用不同于成年人的处理方式，需要审慎考量。
2. 强调辨认能力和主观恶性评估：
在定罪量刑时，必须严格审查未成年人的辨认能力和主观恶性。这需要心理评估、教育背景、家庭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
不能仅仅以年龄作为唯一的标准，而是要结合其具体认知能力来判断其是否应负刑事责任。
3.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应贯穿始终：
即使要追究刑事责任，也应优先考虑教育、矫正和感化的措施，而非简单地将未成年人送入监狱。
可以探索更具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机制，例如设立专门的少年犯管教所，提供心理辅导、技能培训、亲情沟通等，帮助其重塑价值观，回归社会。
对于部分情节轻微但确有犯罪行为的，可以考虑行政处分、民事赔偿、社区矫正等替代性措施。
4. 强化监护人责任：
孩子的犯罪行为往往与家庭教育的失败息息相关。应当建立更加完善的监护人责任追究机制，对于监护人失职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可以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或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鼓励和支持监护人积极参与到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改造过程中。
5.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配套体系：
需要建立一支专业化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队伍，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心理咨询师等，他们需要具备丰富的未成年人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
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各个环节的程序规定，确保程序的公正和人道。
加强社会支持系统，为未成年人犯罪者提供心理疏导、社会融入等帮助，防止其再次犯罪。
五、 结论
将12周岁以上低龄未成年人纳入刑事责任范围，是一项具有两面性的调整。它体现了社会对遏制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决心，也回应了公众对公平正义的诉求。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中潜藏的风险和挑战。
关键在于，这项调整不应简单地意味着“一刀切”的严厉惩罚。而应是在充分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采取更加精细化、人性化的司法措施。核心目标应该是实现“教育、改造、预防”与“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的有机统一。
因此，对于这一调整，我们应保持审慎的态度，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确保法律的有效性、公正性和人道性，最终目的是帮助未成年人走上正途，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而不是让他们在年少之时就被司法体系所“污名化”或“标签化”。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法律部门、教育部门、家庭以及社会各界。
这是一个复杂且备受关注的社会议题，涉及到法律、伦理、教育、心理等多个层面。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以上，确实是对现行法律体系的一次重大调整。要理解这一调整，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 调整的背景和原因
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并非无的放矢，通常是出于以下几个层面的考量：
1. 遏制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抬头：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恶性犯罪案例，如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这些犯罪行为的残忍程度和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促使社会各界呼吁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制。
2. 提升法律的震慑力： 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通常是14周岁以上，但对某些恶性犯罪如故意杀人罪的情形，在特殊情况下可追究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为12周岁）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未能有效震慑一部分低龄未成年人。下调责任年龄，意在通过法律的威慑力，让潜在的犯罪者认识到行为的严重后果。
3. 回应社会普遍关切和期待： 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普通民众，对于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却逍遥法外或受到较轻处罚感到不公和愤怒。法律的调整也包含着回应社会正义感和保护公众安全的需求。
4. 与国际接轨的考量（部分国家）：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责任年龄也较低，例如日本将刑事责任年龄定为12周岁（需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但需要注意的是，各国国情不同，简单“接轨”并非最优解。
二、 调整的法律和实践层面的解读
将12周岁以上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纳入刑事责任范围，意味着：
刑事责任主体扩大： 原本不负刑事责任或限制承担刑事责任的12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实施特定犯罪时，将可能受到刑事追究。
定罪量刑的复杂化： 法律在追究12至14周岁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时，通常会更加强调其辨认能力、控制能力以及悔罪表现。量刑时也会更加注重教育、改造和保护的原则。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进一步细化： 这也要求在现有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基础上，进一步细化针对12至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流程、证据标准、教育矫治措施等。
三、 支持与反对的观点分析
支持观点：
保护被害人权益，实现司法公正： 对于遭受严重侵害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来说，这是法律对他们权益的保护，避免了犯罪者逃避应有惩罚的局面。
加强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秩序： 严厉打击和惩处犯罪是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秩序的必要手段。
对“熊孩子”现象的矫正： 一些家长和学校在管教方面存在不足，导致部分未成年人行为失范，法律的介入可以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部分低龄未成年人已具备辨认能力： 认为在现代社会信息传播和生活经验的影响下，1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对基本是非观念和行为后果已有一定的认知能力。
反对或担忧观点：
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 12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其大脑前额叶皮层（负责决策、冲动控制和道德判断）尚未完全发育成熟，认知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弱。让他们承担与成年人同等的刑事责任，可能不符合其身心发展规律。
“劣币驱逐良币”的担忧： 过早地将未成年人推入刑事司法体系，可能导致他们被成年罪犯同化，形成更严重的犯罪观，不利于其日后的改造和回归社会。
教育矫治的侧重： 强调应将重心放在教育、感化、矫治上，而非单纯的惩罚。将他们纳入刑事追责，可能会削弱教育矫治的作用。
监护人责任的模糊： 孩子的犯罪行为，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家庭教育和监护的缺失。是否应将更多的责任归咎于监护人，而非直接追究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
可能引发“妖魔化”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情绪： 过度渲染低龄未成年人的犯罪，可能导致社会对整个群体产生负面认知，不利于其健康成长。
刑事司法程序的复杂性： 针对低龄未成年人进行刑事诉讼，需要更加细致、人性化的程序设计，否则可能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四、 如何平衡严厉打击与教育改造？
这是一个核心的难题，也是此次调整最值得深入探讨的部分。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做到“罪与罚”的平衡，以及“刑与教”的结合：
1. 区分犯罪性质和严重程度：
对于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犯罪（如故意杀人、强奸等），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可能更强。
对于情节相对较轻的犯罪，是否一概纳入刑事责任范围，或者采用不同于成年人的处理方式，需要审慎考量。
2. 强调辨认能力和主观恶性评估：
在定罪量刑时，必须严格审查未成年人的辨认能力和主观恶性。这需要心理评估、教育背景、家庭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
不能仅仅以年龄作为唯一的标准，而是要结合其具体认知能力来判断其是否应负刑事责任。
3.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应贯穿始终：
即使要追究刑事责任，也应优先考虑教育、矫正和感化的措施，而非简单地将未成年人送入监狱。
可以探索更具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机制，例如设立专门的少年犯管教所，提供心理辅导、技能培训、亲情沟通等，帮助其重塑价值观，回归社会。
对于部分情节轻微但确有犯罪行为的，可以考虑行政处分、民事赔偿、社区矫正等替代性措施。
4. 强化监护人责任：
孩子的犯罪行为往往与家庭教育的失败息息相关。应当建立更加完善的监护人责任追究机制，对于监护人失职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可以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或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鼓励和支持监护人积极参与到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改造过程中。
5.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配套体系：
需要建立一支专业化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队伍，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心理咨询师等，他们需要具备丰富的未成年人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
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各个环节的程序规定，确保程序的公正和人道。
加强社会支持系统，为未成年人犯罪者提供心理疏导、社会融入等帮助，防止其再次犯罪。
五、 结论
将12周岁以上低龄未成年人纳入刑事责任范围，是一项具有两面性的调整。它体现了社会对遏制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决心，也回应了公众对公平正义的诉求。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中潜藏的风险和挑战。
关键在于，这项调整不应简单地意味着“一刀切”的严厉惩罚。而应是在充分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采取更加精细化、人性化的司法措施。核心目标应该是实现“教育、改造、预防”与“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的有机统一。
因此，对于这一调整，我们应保持审慎的态度，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确保法律的有效性、公正性和人道性，最终目的是帮助未成年人走上正途，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而不是让他们在年少之时就被司法体系所“污名化”或“标签化”。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法律部门、教育部门、家庭以及社会各界。
网友意见
目前修正案全文尚未发布，但就目前相对可靠的信息来源看，我觉得有个问题很值得关注，就是顺应民意制定的这个追诉条款，与其他条文能否很好地衔接。
先来看另一个法条，刑法十七条第二款：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个规定大家都很熟悉，可当年有个问题争议很大啊，这八种罪到底指的是罪名还是行为？是限于犯这8个罪名，还是实施了符合8个词语及词组语义的行为，应当适用该条款？
好歹最后最高检请示了人大，人大法工委做出了立法解释，明确八种犯罪指的是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
立法解释一出，就成了现行法的一部分，不管你赞同不赞同，都必须接受，于是众神归位。
特别地，制定这个解释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刑法分则规定，绑架罪既遂以后又杀害被绑架人的，不数罪并罚，直接拟制成绑架罪一罪，但提高法定刑。那14-16的未成年人绑架他人后又杀害的，应当定绑架罪，并不在8个罪名中，应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呢？这个问题终于随着立法解释迎刃而解，“杀人”是指行为不是指罪名，自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谁曾想到，竟然20年后又整了这么一出，现在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又是指行为还是罪名？
有人说了，前面不是都有立法解释的明确思路了，直接拿来用不就行了吗？好家伙，这可不行，这个立法解释的全名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专门解释的是14-16，没解释12-14，而且解释正文一开始就明确解释的是17条第二款，不是第三款或者别的什么款，怎么可以随便拿来用呢？要知道，刑法是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的。
当然，也可以说这不是类推解释，而是体系解释，这个可进一步商榷，不过我个人目前并不赞同。
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尽快明确，不要等真出现了某13周岁少年绑架并杀害更弱者后，再来关注能不能核准追诉，即便当时再请求法工委维持了以前的“行为说”，还得再争论立法解释能不能溯及既往。
喜闻乐见，喜大普奔
未成年人保护法泪流满面，终于不用替刑法背黑锅了！
当然，还是希望未成年人恶性犯罪少一点，预防犯罪真的是关键！家庭学校社会都该行动起来，尤其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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