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签约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和赔款，是怎么撑到1912年的？
一、 庞大的国家机器与惯性
虽然被西方列强打得抬不起头，但清朝毕竟统治了中国两百多年，拥有极其庞大和复杂的国家机器。在地方上，从巡抚、总督到各级官员，依然维持着一套运转多年的官僚体系。尽管效率低下，但至少在名义上，政令依然可以传达，税收依然可以征收。
税收的来源： 尽管对外赔款巨大，但清朝的财政并非完全枯竭。它依然能够从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民身上征收农业税，从商业活动中抽取关税和盐税。虽然这些税收被大量用于偿还外债和军费，但足以维持基本的国家运转，例如各级官员的俸禄、维持军队（即使是低效的军队）的开支，以及一些国家机构的运作。
中央的权力结构： 尽管中央政府在对外事务上显得软弱无力，但它对内依然掌握着巨大的权力。慈禧太后虽然政治手腕备受争议，但在她晚年，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例如实行“新政”），试图挽救危局。她对地方督抚的控制，以及对官僚体系的维护，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和“存在感”。
二、 地方势力的制衡与“共生”
随着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实力派的崛起成为清末政治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
洋务运动的催化： 在抵御外侮和自强运动的过程中，地方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他们主导的洋务运动，虽然是出于“自强”的目的，但也客观上让他们在地方拥有了更多的资源和自主权。
“督抚治国”的出现： 许多重要的洋务企业，如江南制造局、汉阳铁厂等，都由地方官员负责，并得到了朝廷的默许。这些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准封疆大吏”，拥有独立的财政和军事力量。
赔款的分配与地方承受： 虽然条约规定了巨额赔款，但这些赔款并非完全由中央财政一次性支付。大部分是通过海关税等财政收入来抵押和偿还。而地方上的关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中央偿还债务的来源。反过来说，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参与到了赔款的支付过程中，这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共生”关系——他们既要维护中央的稳定（以保证自己的地位），也要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过大损害。
三、 国际力量的微妙平衡
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命运并非完全由自己掌控，也受到国际列强的力量制衡。
列强之间的竞争： 尽管列强都在中国攫取利益，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压倒其他国家，并且主导中国的命运。这种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任何一个单一国家瓜分中国的野心，也使得清朝在某些时刻能够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门户开放”政策的出现： 随着列强在华利益的扩张，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主张在华利益均沾，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这在理论上为清朝的存续提供了一定的国际空间。
维护现有秩序的意愿： 对于大多数列强而言，推翻清朝，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他们更倾向于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能够履行条约义务的清政府，以便他们继续在中国攫取经济利益。一个混乱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可能更加不利。
四、 改革的尝试与延迟
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也并非完全没有作为，尽管这些努力往往收效甚微。
洋务运动（18611895）： 如前所述，这是清政府在军事、工业、教育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目的是“师夷长技以自强”。虽然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其根本性失败，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清朝的灭亡，并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一些基础。
戊戌变法（1898）： 虽然这场改革被慈禧太后镇压，但它代表了知识分子和一些开明官员试图通过政治改革来挽救危局的努力。
“新政”与“预备立宪”（19011911）： 在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也认识到不改革将死路一条，开始推行“新政”，包括改革官制、改革教育、编练新军等。后来又提出了“预备立宪”的口号。虽然这些改革很多是敷衍了事，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并吸引了一些中间力量支持清政府，例如一些地方自治团体和立宪派。
五、 革命力量尚未成熟
尽管革命思想在中国逐渐传播，孙中山等革命家也在积极组织反清起义，但他们的力量在1912年之前，尚未达到可以一举推翻清朝的程度。
起义的失败： 孙中山领导的多次起义，如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等，虽然声势浩大，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革命党的力量主要集中在海外和南方的一些地区，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组织的力量。
辛亥革命的时机： 真正压垮清朝的是1911年的武昌起义。这次起义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政府在镇压革命的过程中，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例如将掌握在袁世凯手中的北洋新军派去镇压革命，而袁世凯本人则借机与革命党谈判，最终逼迫清帝退位。
总结来说，清朝末年之所以能“撑”到1912年，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惯性的维持： 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官僚体系依然在运转，保证了最基本的秩序。
地方实力的缓冲： 地方实力派虽然削弱了中央的控制，但也为维护地方稳定和缴纳赔款贡献了力量。
国际环境的制约： 列强之间的竞争和维护现有秩序的意愿，为清朝的存续提供了喘息之机。
有限的改革： 尽管改革不彻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危机。
革命力量的成熟： 革命力量的壮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终在合适的时机爆发。
所以，说清朝末年靠“坚韧”撑到1912年，不如说它是在一个极度恶劣的内外环境下，依靠着陈旧的体制惯性、地方势力的制衡、微妙的国际关系以及有限的自救措施，以及革命力量尚未完全成熟等多重因素的叠加，才得以苟延残喘了数十年。每一次赔款的签约，都像是给这个王朝又加了一道枷锁，但它就像一个负债累累、风雨飘摇的老人，在众人围观下，一步步走向最终的倒塌。
网友意见
欠债的要是嗝屁了，你找谁要钱啊？
条约你以为白签的啊？
签多大的条约就要付多大的责任，懂吗？
看看这责任多么沉甸甸。。。
就拿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的满清和英国镇江之战举例。镇江作为江防要地，城内建有满城也就是驻防八旗的兵营，这样的满城在中国仅有十多个，均是兵家要点，比如广州、西安，南京等地。
统领镇江2000驻防八旗的是满人副都统海龄，英军未到。海龄以汉人或许，有可能，也许会勾结英军为由，对镇江城汉人下狠手，先在镇江屠城杀汉人约万余人。当时镇江人所作“竹枝词”记：“都统差人捉汉奸，各家闭门胆俱寒。误投罗网冤难解，小校场中血未干。”另有《出围城记》记：“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
此战，2000名旗兵共击毙英军37人，伤129人。镇江城陷落，海龄自尽。海龄身后，极尽殊荣。《清史稿》记载，“谥昭节，入祀昭忠祠，并建祠镇江，妻及次孙附祀。”对死者建专祠祭祀，这是传统社会一个王朝给予的最高礼遇了。
《剑桥晚清史》中说，“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人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中国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满清当局在下令屠城。”
1842年距离满清入关的1644年过去了200年之久，满清仍然没有把亿万汉人当作是自己的国民，而是将汉人看作是平时可以盘剥的奴隶，战时会导致不稳定的因素。镇江屠城清楚的表明了满清不过是入侵，殖民中国的强盗集团。那么，作为广大汉人又怎么能为满清出死力呢，满清不过是他们身上的镣铐而已。
转一个其他的回答，可以查史料
另外在崇祯十二年的《兵部题行<兵科抄出原任山东督粮道邓谦南、邓天申奏>》中也有济南屠杀的情况： “崇祯 十二年正月初二日 ，虏薄济南，臣父挺身抗骂，百折不回，以致箭刃相加，遍身碎脔，迄虏退获尸之日，其咬牙怒目，骂 贼之状，犹存，比时臣之祖母，臣之叔祖，臣之兄姊婢奴共计四十六名口，俱死于烽焰之中，焦头烂额，断手剐心，惨难尽述。臣幸 被掳逃回，臣母胡氏跳入井中，尸盈水涸，二命苟存”[11] 一个大家族近五十口人，只有两人活了下来，尸体竟至于把井塞满，三百多年之后，读当日之情形，犹令人目裂发指。
满清入关大屠杀
扬州十曰、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曰到12月15曰，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
《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曰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偎?Γ?信e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曰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曰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纪》：“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曰，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有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
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二年7月30曰，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曰，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崇祯 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兵科抄出浙江巡抚熊奋渭提到济南情况“今春二月间，璘等在家闻变，奔赴济南，但见城中焚杀已空， 残尸烧埋已尽，兄骨无存，仅得招魂。……泣思百万惨屠，全家泯灭。”[8] 这更进一步证实了，仅仅在济南，就屠杀了百万人口！ 这是否是夸张呢？ 绝非夸张！还有其它多方面的史料能证实这一点。 就在清人自己的官修史书辑录东华录里面，崇德四年七月（崇祯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在多尔衮、杜度报告自己抢掠蹂躏战功的四个 月后，皇太极致明帝书中就说“死亡百万，非朕杀之，实尔君臣自杀之”[9]。 意思就是我屠杀了百万数量级别的人，那是因为你们不肯满足我的要求，所以才要杀的，这就等于是你们自己杀的
此外，还有民间在满清极端恐怖的文字狱罗网下保留下来的证据。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就通过说鬼谈怪的方式，记载了满清光 在济南一城就屠杀百万的事实。 在《聊斋志异》的第12卷，有一则名为《鬼隶》的故事，原文如下 “历城县二隶，奉邑令韩承宣命，营干他郡，岁暮方归。途遇二人，装饰亦类公役，同行半日，近与话言，二人自称郡役.隶曰：‘济 城快皂，相识十有八九，二君殊昧生平’。二人云：‘实相告：我城隍鬼隶也.今将以公文投东岳’。隶问‘公文何事？’。答 云：‘济南大劫，所报者，杀人之名数也。’惊问其数曰：‘亦不甚悉，约近百万’隶问其期，答以‘正朔’二隶惊顾，计到郡正值 岁除，恐罹于难；迟留恐贻遣责。鬼曰：‘违误限期罪小，入遭劫数祸大，宜他避，姑勿归’隶从之。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 百万，二人亡匿得免。” 另外《聊斋志异》的《韩方》中提及“今日殃人者，皆郡城北兵（即清兵）所杀之鬼”，也是说的满清屠杀济南的枉死之鬼。 而《聊斋志异》中提到县令韩承宣，在明代残留档案中可以查证到他死于清军屠刀的事迹，《明清史料甲编》的山东州抚李春蓁奏疏 中说： “历城知县韩承宣，被虏拘执，不肯屈服，激虏之怒，被杀，女鳌姐，亦义不受屈，投井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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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现象。清朝末年，确实存在不少以“明朝”为旗号的反清复明运动，而元朝末年，虽然也有反抗统治的起义，但以“宋朝”为旗号的声势和规模相对较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详细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一、 明朝与宋朝的“正统性”认知差异：这是最核心的原因之一。 宋朝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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