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在清朝和英法联军激战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东征，导致清朝两线作战惨败，这种行为是否是一种汉奸行为？

“清政府这时候已经做好了全力抗击英法联军侵略的准备”？何以见得？如果这种说法准确，那么曾国藩及其湘军一定不在清廷的框架之内，和大清王朝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1860年前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在北方列强攻打清廷中枢，在南方列强联合清军攻打太平军。只要熟悉中国近代史的，对此都很清楚。

在晚清历史上，清廷从来就不曾全力抵抗外来侵略，连类似的想法都不曾有过（另一个典型案例：1900年京师沦陷的时候，若干地方大员还在搞“东南互保”，没向战区派一兵一卒）。对清廷来说，防汉才是第一要务，列强从来都是“友邦”（“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

面对北方局面严重吃紧的形势，曾国藩从来就没考虑过要“北上勤王”（连一兵一卒都没派）。这一事实，也能说明“清政府这时候已经做好了全力抗击英法联军侵略的准备”吗？要知道，在1860年曾国藩是清军中最负盛名的统帅，而他统领的湘军也是清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

曾国藩说：“近复据英、法两国驻京公使声称贼匪与洋人构衅，此时在沪洋人情愿帮助官军剿贼……臣处搜获伪文，与洋人沟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泄之愤，在中国为难得之机，自当因势利导，彼此互商，嘉其助顺，听其进兵，乘洋人大举之际，我兵亦诸道并进，待该逆应接不暇，八方迷乱，殆亦天亡粤逆之会也。”（《筹议借洋兵剿贼折》）注意“与洋人构衅”“与洋人沟衅甚深”这样的话，太平天国的爱国立场不言自明。事实上，太平天国从来没有和列强签过一条不平等条约，也没有承认过清朝与列强签定的任何一条不平等条约。至于清廷，则与列强先后签订了一千一百多条不平等条约。

范文澜先生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片段），已经生动地刻画了清廷和曾国藩在大是大非（如何对付外来侵略者）面前的丑恶嘴脸。

俄罗斯又乘机割走了东北？事实上，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前外东北已经大量失守。清朝失去外东北的根本原因，是清廷太过腐败，与太平天国没什么关系（就清廷的表现来说，不管发生太平天国运动与否，那片土地都保不住）。事实上，外东北人烟极其稀少（因为清朝“防汉”为先，不敢让汉人大量涌入那里），连县城都没有，清廷在那里的统治极其薄弱；当沙俄开展侵略活动的时候，清廷从来就没有组织过任何形式的抵抗活动。

总体来看，把清廷失地归结为太平天国运动是毫无道理的。1842年清朝与英国签订《江宁条约》丢了香港，那时太平天国在哪里？1895年清朝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丢了台湾，那时太平天国又在哪里？如果清朝在太平天国以前能做到平独镇露扫英屠美暴打东洋小鬼子称雄寰球，在太平天国以后只能处处被动挨打时时磕头认列强为亲爹不断割地赔款，那么清代粉丝怎么骂太平天国都不为过了。

正在这是，又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使满清的统治更见危急，也使曾国藩的毫无民族立场的汉奸本质更见发展。这就是英法联军之占天津、攻北京，直接威胁到清室与整个中国的生存。照常理说，这是满清立国以来的空前巨变，忠于皇室、忠于圣道的曾国藩应该火速去抵抗了，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曾国藩仍旧坚持他的军事计划，自己专攻安庆，江西交给左宗棠，准备从江西入浙江，对英法的侵略者方面则预定投降、丧辱，悉所不计。他在《奏复胜保请飞召外援摺》里说：“俟该夷就抚。”胜保的所谓外援自然是指湘军，但这个外援这时却不是咸丰帝的外援，而是英法的内应了！形式上他是说要英法就咸丰帝之抚，但这显然只是要咸丰帝就英法之抚的阿Q式的说法罢了！当时咸丰帝调湘军上谕说：“情形万分危急，勿得藉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曾国藩却拒绝调兵，直接提出“抚”的办法。他知道对英法侵略者接仗，只能丧失兵力，破坏反革命的内战计划，不如投降妥协较为便宜。满清昏聩卖国，曾国藩精明卖国，他的才干胜任反革命的内战首魁，因之他也胜任卖国能手。

当英法反动派联合的军队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往热河，清政府订城下之盟《北京条约》的时候，曾国藩正在江西、安徽埋头作反革命的内战，连打败仗。中、英、法和议成功，法国、俄国的反动派要求出兵助攻太平军，美国反动派要求从海道运漕米到天津，曾国藩赞成“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尤”。法国刚把他的“皇上”驱逐出北京，还不曾回来，也要“奖而允之，许其来助”以反对太平天国（《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摺》）。他的头脑里，确是除了反对革命的人民以外，再没有别的思想。《北京条约》后，英法与满清的勾结进了一步。一八六一年六月（咸丰十一年五月），帮助满清的英人赫德（管理中国海关）建议进口鸦片每箱加课新税，用税款买外国小火轮及枪炮，法国也愿出卖枪炮并派人传授制造法，咸丰帝很满意，征询曾国藩意见。曾国藩完全赞成，认为“我皇上圣虑周详，安内攘外（！）之至意”（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摺》）。他要求咸丰帝订购洋船未到前，马上先拨给两只从美国租来的破旧轮船使用。在利用外国人力物力以屠杀人民时，曾国藩就全然不管什么中国文明与外国文明的界限了，相反地，把外国侵略者当作救命王，把本国人民当作唯一的仇敌，假“安内攘外”之名，行“按内让外”之实，假尊孔复古之名，行亡国灭种之实，这正是曾国藩传给后来统治阶级的“不朽”衣钵！

曾国藩坚决围攻安庆，一八六一年九月（十一年八月）终于被他攻破，屠杀城中太平军二万余人（老弱妇女在外）跳水图逃的又被水师截杀，“实无一人得脱”。他自称大快“人”（兽）心，向咸丰帝报功，不料这个满洲主子在八月里因荒淫过度死去了，他接到消息，哭得“伏地恸绝”，说是不得趁主子活着的时候博他一笑。

三战胜太平军（一八六一年----一八六四年）

咸丰帝死去后，西太后当权。她知道要灭太平军必须依仗曾国藩，又知道曾国藩是一个十足可靠的大奴才。她大胆交给他两江总督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大权（十一年十月）。他获得满员空前未有的信任和权力，在这一时期中，高度发挥了他的反革命才能，尤其在对外关系上，他善于把封建势力与外国侵略势力相配合，依赖外国来取得反革命内战的胜利。

上海是外国侵略中国的根据地，李秀成军取江浙，官僚豪绅地主富商多逃奔上海，上海成为反动分子的集中点。一八六0年，上海反动分子组织“爱国会”，出资顾用一个美国流氓华尔（FrederickTownsendWard）成立常胜军，与太平军作战。曾国藩从“人民如海，货物如山”，“关税每年数百万两”一点看，上海是最大的“饷源”；从取得洋船洋炮洋兵“助剿发逆”一点看，上海是求外国反革命援助唯一的途径。他看到上海是决定反革命与太平军内战胜败的关键，他就奏请“联络洋人，协力守御”上海。一八六二年二月（同治元年正月）《议复借洋兵剿贼片》里说：“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前面的“可”是直率的，后面的“不可”却是一时的装腔作势，随后他也就派军队与洋兵“会剿”内地了。初时，英法美驻北京公使要求出兵助攻，江浙绅商向清政府请愿借洋兵，清政府动摇不定。四月（三月），曾国藩派李鸿章带淮勇往上海，准备“会剿”。五月，常胜军联合英法反动派的军队攻入嘉定、青浦两城，太平军围城猛击，外国兵逃回上海。左宗棠说：“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李鸿章也说：“沪中官民向恃洋人为安危，乃援贼未来之先，洋人分兵四出，援贼大至之后，洋人敛兵不动。”曾国藩看出只有左李军加上洋兵，才能对抗江浙境内太平军，因此，更坚决的主张“会剿”，藉以牵制李秀成援南京的兵力。清军与洋兵合攻城池，洋兵得财物（抢掠），清军得土地（当然也抢掠），曾国藩主张的所谓“会剿”办法，就是这样无耻的鼠窃狗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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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你去问问清国人承不承认自己是汉先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