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徽宗、宋钦宗和宋高宗父子三人都选择消极对待抗金？
要说宋徽宗、宋钦宗和宋高宗这父子三代为何在面对金朝南侵时，多数时候选择了“消极”对待，这事儿可就复杂了，不能简单一句“不作为”就概括过去。这背后牵扯到宋朝制度的弊端、军事上的短板、统治者个人的认知局限，还有那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咱们一点点掰开了说。
宋徽宗：天子风流下的无能为力
首先得说宋徽宗。这位皇帝吧，艺术造诣那是没得说，什么书法、绘画、诗词，都是顶尖的。但说到治国理政，尤其是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他真的有点力不从心，甚至可以说是昏聩。
制度的僵化与“守内虚外”：宋朝立国以来，就因为经历了五代十国的乱世，对武将的控制是到了极致。文官治国是基本国策，但也导致了军事力量的长期被压制。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严重，军队的战斗力也因为缺乏训练、装备落后、指挥体系混乱而大打折扣。更要命的是，“冗兵”的问题，虽然兵多，但战斗力不行，反而成了财政负担。徽宗时期，这种积弊更是到了顶峰。在这种情况下，他即便想积极抗金，也缺乏强有力的军事支撑。
对金朝的判断失误：徽宗起初对金朝的崛起并没有太大的警惕。他总觉得，自己堂堂大宋，即便有些小毛病，也比那些“蛮夷”强。他轻信了金朝能够被拉拢来对付辽朝的说法，宋金联合攻辽的策略，本意是想借金人之手解决辽朝这个心腹大患。结果呢？就像引狼入室，金朝尝到了甜头，胃口越来越大，目标也对准了宋朝自己。等他意识到金朝的威胁时，已经为时已晚。
“花石纲”与民怨沸腾：徽宗晚年沉迷于“花石纲”，征发全国的奇花异石、珍禽异兽，耗费了大量民力物力，加剧了社会矛盾。在他眼里，这些风雅之事比国家安全更重要，这种治国理念本身就与积极备战背道而驰。一旦国家真的需要举全国之力抵抗外敌，基层已经因为他的奢靡而民怨载道，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力量。
指挥失灵与“倾全国之力”的空谈：北宋末年，金军南下，京城汴梁被围。此时的徽宗，一方面是因为自己长期疏于政事，缺乏处理危机的经验；另一方面，他所依赖的将领，如童贯之流，虽然位高权重，但多是宦官或宠臣，缺乏真正的军事才能。指挥体系混乱，决策摇摆不定。即便朝廷名义上拥有百万大军，但能战者寥寥。所谓的“倾全国之力”也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执行起来漏洞百出。最终，他为了“保全”自己，选择禅位给太子（钦宗），自己则成了“太上皇”，但实际的权力依然在他手里，这种逃避责任的做法，直接导致了靖康之耻的发生。
宋钦宗：临危受命下的无力回天
宋钦宗赵桓，是徽宗的儿子。他是被父亲仓促推上皇位的，那时候国家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境地。
仓促上位，缺乏威望和准备：钦宗即位的时候，宋朝已经丧失了主动权，金军围城在即。他缺乏皇帝应有的威望和统治经验，更没有时间去进行战略部署和整顿军队。他想力挽狂澜，但脚下的地基已经开始崩塌。
受制于奸臣与旧臣：虽然钦宗一度表现出一定的抗金决心，比如启用李纲、赵鼎等有能力的抗战派大臣，但朝堂之上，仍然充斥着主和派和那些因循守旧的旧臣。这些人要么是投降派，要么是畏惧战争，对李纲等人的积极主张横加阻挠。钦宗夹在中间，难以形成统一的抗战意志和力量。
对金朝的低估与妥协：即便在金军围城期间，钦宗和他的朝臣们，依然对金朝的意图存在误判。他们试图通过割地、赔款来换取和平，希望金朝能够“退兵”。这种对强盗逻辑的妥协，反而给了金朝进一步索取的信心和借口。最终，在金军的步步紧逼和围城压力下，包括皇帝在内的朝廷核心人物被俘，北宋灭亡。钦宗的“消极”并非完全不作为，而是在错误的判断和巨大的压力下，选择了错误的应对方式，最终沦为了金人的俘虏，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无能为力”。
宋高宗：逃避、苟且与“半壁江山”的维持
宋高宗赵构，是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也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皇子。他在靖康之耻后，在南京（今商丘）即位，开始了南宋的统治。他的“消极”对待抗金，与前两位有很大不同，更像是出于一种生存策略和对失去北方故土的无奈。
生存第一，恢复政权：高宗刚即位时，最紧迫的任务是稳住局面，恢复宋朝的统治。当时金军依然在南方追击，宋朝的残余力量非常分散。他采取了“暂避锋芒”的策略，一路南逃，最终定都临安（今杭州）。这种“逃跑”本身，就是一种消极抵抗的表现。他没有能力与金军正面抗衡，只能选择退守。
“绍兴和议”与苟且偷安：虽然在岳飞等人的努力下，南宋一度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比如著名的郾城大捷。但高宗皇帝对金朝的畏惧根深蒂固。他害怕岳飞的功高震主，更害怕与金朝的长期战争会摧毁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在金国提出议和条件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著名的“绍兴和议”，虽然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争，但也付出了巨额的岁币和割让土地（如秦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的代价，这无疑是一种“消极”的对金策略，是用屈辱换取和平。
对岳飞等抗战派的打压：高宗对岳飞的猜忌和杀害，是其“消极”抗金最令人诟病的一点。他宁可相信秦桧的挑拨离间，也不愿相信岳飞的忠诚和能力。他害怕岳飞收复失地后，会成为威胁自己皇位的力量。这种对功臣的打压，直接摧毁了南宋收复失地的可能性，使得国家长期偏安一隅，对金朝的屈服也变得更加明显。
文官集团的掣肘与主和派的得势：南宋时期，文官集团的力量依然强大，其中不乏主和派。这些大臣利用皇帝的心理，不断在朝堂上鼓吹和议，压制抗战派的声音。高宗本人也乐于接受这种意见，因为这符合他“苟且偷安”的心理。在这种大环境下，即使有少数将领愿意拼死抗金，也难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总结一下，这父子三代选择“消极”对待抗金，并非铁板一块，各有其原因，但深层原因都是相通的：
1. 制度弊端：宋朝以来文官治国、重文轻武的政策，导致军事力量长期积弱，尤其是基层军队的战斗力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
2. 统治者个人能力与认知局限：徽宗的昏聩和艺术追求压倒了政治责任，钦宗的仓促上位和缺乏经验，高宗的胆怯怕事和对权力的顾忌，都让他们无法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3. 对金朝的误判与低估：从联合攻辽到战争爆发，宋朝统治者始终未能真正认识到金朝的强大和野心，寄希望于用谈判、妥协来换取和平。
4. 内部矛盾与派系斗争：朝堂上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皇帝对功臣的猜忌，都削弱了抗战的力量。
5. 地理与战略劣势：虽然南宋在地理上有了优势（长江天险），但失去了北方大片土地和人口，国力本身就有所衰退，且金朝的军事优势依然明显。
所以，与其说是“选择”消极，不如说是他们面对强大的外敌和自身根深蒂固的弱点，所做出的一种“无能为力”或“不得已”的应对。这种“消极”并非完全不作为，而是其政策和行动效果的体现——最终都未能有效抵御外敌入侵，甚至导致了国家的灭亡或长期偏安。这三代人的经历，也是宋朝历史中最令人唏嘘和反思的部分。
宋徽宗：天子风流下的无能为力
首先得说宋徽宗。这位皇帝吧，艺术造诣那是没得说，什么书法、绘画、诗词，都是顶尖的。但说到治国理政，尤其是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他真的有点力不从心，甚至可以说是昏聩。
制度的僵化与“守内虚外”：宋朝立国以来，就因为经历了五代十国的乱世，对武将的控制是到了极致。文官治国是基本国策，但也导致了军事力量的长期被压制。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严重，军队的战斗力也因为缺乏训练、装备落后、指挥体系混乱而大打折扣。更要命的是，“冗兵”的问题，虽然兵多，但战斗力不行，反而成了财政负担。徽宗时期，这种积弊更是到了顶峰。在这种情况下，他即便想积极抗金，也缺乏强有力的军事支撑。
对金朝的判断失误：徽宗起初对金朝的崛起并没有太大的警惕。他总觉得，自己堂堂大宋，即便有些小毛病，也比那些“蛮夷”强。他轻信了金朝能够被拉拢来对付辽朝的说法，宋金联合攻辽的策略，本意是想借金人之手解决辽朝这个心腹大患。结果呢？就像引狼入室，金朝尝到了甜头，胃口越来越大，目标也对准了宋朝自己。等他意识到金朝的威胁时，已经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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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失灵与“倾全国之力”的空谈：北宋末年，金军南下，京城汴梁被围。此时的徽宗，一方面是因为自己长期疏于政事，缺乏处理危机的经验；另一方面，他所依赖的将领，如童贯之流，虽然位高权重，但多是宦官或宠臣，缺乏真正的军事才能。指挥体系混乱，决策摇摆不定。即便朝廷名义上拥有百万大军，但能战者寥寥。所谓的“倾全国之力”也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执行起来漏洞百出。最终，他为了“保全”自己，选择禅位给太子（钦宗），自己则成了“太上皇”，但实际的权力依然在他手里，这种逃避责任的做法，直接导致了靖康之耻的发生。
宋钦宗：临危受命下的无力回天
宋钦宗赵桓，是徽宗的儿子。他是被父亲仓促推上皇位的，那时候国家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境地。
仓促上位，缺乏威望和准备：钦宗即位的时候，宋朝已经丧失了主动权，金军围城在即。他缺乏皇帝应有的威望和统治经验，更没有时间去进行战略部署和整顿军队。他想力挽狂澜，但脚下的地基已经开始崩塌。
受制于奸臣与旧臣：虽然钦宗一度表现出一定的抗金决心，比如启用李纲、赵鼎等有能力的抗战派大臣，但朝堂之上，仍然充斥着主和派和那些因循守旧的旧臣。这些人要么是投降派，要么是畏惧战争，对李纲等人的积极主张横加阻挠。钦宗夹在中间，难以形成统一的抗战意志和力量。
对金朝的低估与妥协：即便在金军围城期间，钦宗和他的朝臣们，依然对金朝的意图存在误判。他们试图通过割地、赔款来换取和平，希望金朝能够“退兵”。这种对强盗逻辑的妥协，反而给了金朝进一步索取的信心和借口。最终，在金军的步步紧逼和围城压力下，包括皇帝在内的朝廷核心人物被俘，北宋灭亡。钦宗的“消极”并非完全不作为，而是在错误的判断和巨大的压力下，选择了错误的应对方式，最终沦为了金人的俘虏，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无能为力”。
宋高宗：逃避、苟且与“半壁江山”的维持
宋高宗赵构，是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也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皇子。他在靖康之耻后，在南京（今商丘）即位，开始了南宋的统治。他的“消极”对待抗金，与前两位有很大不同，更像是出于一种生存策略和对失去北方故土的无奈。
生存第一，恢复政权：高宗刚即位时，最紧迫的任务是稳住局面，恢复宋朝的统治。当时金军依然在南方追击，宋朝的残余力量非常分散。他采取了“暂避锋芒”的策略，一路南逃，最终定都临安（今杭州）。这种“逃跑”本身，就是一种消极抵抗的表现。他没有能力与金军正面抗衡，只能选择退守。
“绍兴和议”与苟且偷安：虽然在岳飞等人的努力下，南宋一度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比如著名的郾城大捷。但高宗皇帝对金朝的畏惧根深蒂固。他害怕岳飞的功高震主，更害怕与金朝的长期战争会摧毁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在金国提出议和条件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著名的“绍兴和议”，虽然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争，但也付出了巨额的岁币和割让土地（如秦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的代价，这无疑是一种“消极”的对金策略，是用屈辱换取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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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这父子三代选择“消极”对待抗金，并非铁板一块，各有其原因，但深层原因都是相通的：
1. 制度弊端：宋朝以来文官治国、重文轻武的政策，导致军事力量长期积弱，尤其是基层军队的战斗力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
2. 统治者个人能力与认知局限：徽宗的昏聩和艺术追求压倒了政治责任，钦宗的仓促上位和缺乏经验，高宗的胆怯怕事和对权力的顾忌，都让他们无法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3. 对金朝的误判与低估：从联合攻辽到战争爆发，宋朝统治者始终未能真正认识到金朝的强大和野心，寄希望于用谈判、妥协来换取和平。
4. 内部矛盾与派系斗争：朝堂上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皇帝对功臣的猜忌，都削弱了抗战的力量。
5. 地理与战略劣势：虽然南宋在地理上有了优势（长江天险），但失去了北方大片土地和人口，国力本身就有所衰退，且金朝的军事优势依然明显。
所以，与其说是“选择”消极，不如说是他们面对强大的外敌和自身根深蒂固的弱点，所做出的一种“无能为力”或“不得已”的应对。这种“消极”并非完全不作为，而是其政策和行动效果的体现——最终都未能有效抵御外敌入侵，甚至导致了国家的灭亡或长期偏安。这三代人的经历，也是宋朝历史中最令人唏嘘和反思的部分。
网友意见
读历史，发现自己比历史上的人物都要高大上的话，就说明历史白读了。
徽宗和钦宗是被金人抓走的，是怎么被抓走的呢，是因为战败了，都有谁战败了呢？靖康年间的名将或非名将，全部战败了，后来还活着的名将是因为战败后逃走了，所以活下来了，成了名将。后来没有听说的名将时因为当时就战死了，所以你就没有听说过了。所以你说他们为啥消极呢？
康王南渡之后，金人几次三番南下，搜山检海，中兴四大名将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把金人挡在长江北岸。关键是别人来就来了，走就走了。也没有见中兴四大名将可以把人留在长江南岸。你说这个他们为啥消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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