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从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政权虽大部分时间被其他家族把持，但始终没有取代，让天皇家族始终延续？
首先，我们要理解“取代”在日本政治文化中的含义。在日本，天皇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领袖，更是一个具有神圣色彩的象征。这种神圣性根植于日本古老的宗教信仰，尤其是神道教。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国魂”和“万民的君主”。这种神话色彩赋予了天皇一种超越政治斗争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使其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精神图腾。
1. 神圣的宗教象征地位：
天照大神后裔的神话： 从古至今，日本天皇都被宣传为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这种“天孙降临”的神话，早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早期史书中就被确立并不断强化。这为天皇家族的统治赋予了“天命”的合法性，使得天皇的地位如同神明一般，不容凡俗挑战。
神道教的支撑： 神道教是日本的本土宗教，其核心信仰之一就是对祖先和自然神灵的崇拜。天皇作为“万世一系”的神族后裔，自然成为神道教最高祭司和神灵的象征。任何试图推翻天皇的人，实际上也触犯了宗教信仰的禁忌，这在当时的社会是难以被普遍接受的。
祭祀的垄断权： 天皇是日本最重要的祭祀者，负责主持各种重要的国家祭典。这些祭典不仅是宗教活动，也是维系国家认同和凝聚力的重要仪式。天皇通过垄断这些祭祀活动，进一步巩固了其精神领袖的地位。
2. 政治上的“权威”与“名义”分离：
武士集团的崛起与“摄关政治”的演变： 平安时代后期，藤原氏通过“摄关政治”，实际掌握了朝政大权。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并非直接“取代”天皇，而是通过“摄政”、“关白”等职位，以天皇的名义进行统治。天皇仍然是“天下之主”，只是权力被架空。
幕府的出现与天皇的“恩准”： 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等武士政权，虽然掌握了军事和行政实权，但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天皇的“征夷大将军”等封号的授予。幕府的统治者需要得到天皇的“恩准”才能建立和维持其统治，这使得天皇始终保持着一种“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公家”与“武家”的区隔： 日本古代社会存在着“公家”（朝廷贵族）和“武家”（武士阶层）的二元结构。虽然武士集团掌握了实际权力，但他们仍然需要通过与公家（特别是天皇）保持联系，来维系其统治的“体面”和“正统性”。
3. 历史延续的惯性与文化认同：
“万世一系”的宣传： “万世一系”的说法，意为天皇家族代代相传，从未间断。这种宣传在历史上被不断强调，成为日本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石。即便在天皇权力衰微的时期，这种“万世一系”的说法也得到了维护，避免了激进的改革者有理由质疑天皇的合法性。
缺乏强大的革命力量： 相较于一些欧洲国家，日本历史上出现的足以推翻天皇制度的“革命”力量相对较弱。虽然武士集团掌握了军权，但他们更多的是在既有的政治框架内寻求权力，而不是要彻底颠覆这个框架。他们本身也需要天皇作为统治合法性的来源，所以推翻天皇等于釜底抽薪，会动摇自身的统治基础。
对既有秩序的尊重： 日本社会历来有尊重传统和历史的倾向。即使政治权力易主，人们也往往倾向于在旧有的框架下进行调整，而不是彻底推翻。天皇作为最古老的政治象征，其延续性也成为这种惯性的一部分。
4. 适应性与妥协：
天皇的“退居”与“保留”： 在权力被架空的情况下，天皇并非完全无所作为。有时，天皇可能会选择“退位”（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主动辞职），将位置让给下一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与强势武士集团的矛盾。但新天皇依然属于同一个家族。
皇室的低调与顺从： 在幕府时代，皇室成员通常保持相对低调，避免直接卷入政治斗争。他们懂得适时地做出妥协，接受被架空的事实，以此来换取家族的延续和基本的体面。这种“隐忍”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举例来说：
镰仓幕府与后鸟羽上皇的“承久之乱”： 镰仓幕府时期，后鸟羽上皇曾试图推翻幕府，但最终失败。这次失败反而更加巩固了幕府对天皇的控制，但天皇的家族并没有因此灭亡，而是继续作为名义上的统治者存在。
南北朝时期： 尽管出现了南北朝对峙，两位天皇并立，这已经是天皇权力斗争的极端表现。但最终，在幕府的调停下，实现了“统一”，而且依然是在天皇家族内部进行的“统一”。
江户时代： 德川幕府时期，天皇的权力更是被严格限制，朝廷的运作都需要得到幕府的许可。然而，天皇家族的存在为德川幕府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使得德川家族可以以“辅佐天皇”的名义来统治日本。
总而言之，日本从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天皇家族能够得以延续，并非因为他们始终掌握着实权，而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将自身定位为超越政治斗争的神圣象征，并得到了宗教、文化和历史惯性的有力支撑。武士集团虽然夺取了政治权力，但同时也需要天皇作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最后一道“金牌”。这种“权威”与“权力”的分离，以及皇室自身的“隐忍”和“适应”，共同造就了天皇家族“万世一系”的独特历史。
网友意见
对于天皇制度能延续至今的感叹，其实不是现代人的专利，中国古人也是一样。
宋朝雍熙元年（984），日本僧人奝（diao1）然（938-1016）率领徒弟五六人渡海求法，受到宋太宗赵光义的接见，这也是唐末动乱、遣唐使废止之后中日官方记载的初次交流。会见中，奝然不厌其烦地把神代到当时的84位“大王”名称一个个介绍给宋太宗。听罢，宋太宗感叹日本虽是“岛夷”，却“世祚遐久”，反而是有“古之道”。
应该说，对于日本皇室“万世一系”（至少在名义上）的感叹，如今的中国人与千年前的宋太宗别无二致。毕竟不仅中国历经改朝换代，世界其他文明更是习惯于弱肉强食，那么为什么偏偏在日本，一代代世俗强权却无人想要杀掉天皇，取而代之，终结这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万世一系”呢？
围绕这个问题，大多数答案都显得似是而非。一说日本信仰天皇为神，不敢杀神，然而近代以前的日本人更加笃信佛教，“天皇乃现人神”观点直到明治中后期才普及；一说幕府将军的权力来自于天皇，如果杀掉天皇，自己就没了大义名分，但问题在于，各国弑君者的崛起哪个不是靠着君主的默许甚至提拔？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觉得日本贵族有着保全对手的贵族精神，以防自家未来落魄惨遭灭门，这种说法有道理，却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上千年间，日本就不会出现一个枭雄或暴徒，不顾后果、不管身后事，硬是要给天皇家搞一个灭门惨案？
若站在日本语境中、使用日语，那么一句“できない”（不能）就足以解释。但如果放在中国语境中、使用中文，“不能这么干”五个字就显得很牵强。毕竟大家会觉得——“有什么不能干的？”
语境与语言的不同，就让一个相同的答案有着完全不同的说服力，那就只能说明，答案本身已经有了，只是我们没办法理解日本语境。而语境，又往往是因为历史传承的不同。
我们经常想为每一个历史现象寻找背后本质，却常会忽略：很多历史现象的背后并没有本质，只有另一个更加古老的现象。追溯日式“虚君-权臣”的二元结构源头，自然可以想到13世纪武家政权建立以来对于京都朝廷的打压，一步步蚕食掉原本属于公家的权力；还可以想到10世纪藤原摄关家 如何横空出世，架空天皇与皇族的统治权；更可以想到7世纪在日本奈良盆地的正中心，苏我氏将本部族女人送入王室，将其后代甚至其本人推举为“大王” 。
换言之，日本君主自古就无法乾纲独断，而是需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利益，针对某个具体的事情与具体的地区，君主只能尊重甚至听从臣属意见。后世，即便偶尔有一些性格强硬的天皇试图集权，但历史终究还是会忽略掉短暂的变化，固执走回到固有路径中去。
与其说日式“虚君”“权臣”体系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原因，不如说就是一种单纯的路径依赖，时间越长就越难改变。虚君需要权臣处理繁琐而具体的政务，而社会分工越是发展，政务所需知识就越多，虚君就越不可能“实”；同时，权臣也需要虚君承担治国成败之最高责任，因为时代发展越是迅猛，国家就越容易遇到危险，权臣如若有朝一日权势不保，又必须凭借虚君以神佛名义审判，才能保全身家。
所谓“不能”推翻天皇，原因也就很容易理解：天皇家系从一开始就高高捧起，尊奉于中央，却欠缺实权；身边的臣子才是桩桩件件的国政实务之管理者，那么无论这些人是苏我氏，是藤原摄关家，是幕府将军，还是维新志士，一旦染指王（皇）位反而就等于自动放弃实权，走向虚君之路。这与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力欲本身就是相反的。
这也是我新书《菊纹大和绘——日本近现代天皇简史》的序言部分，欢迎阅读～
古代很多人是真的相信“君权神授”“天命在身”的
中国历史上天子的神圣性是经历了 以下事件才一步步丧失的
大臣专权(废帝为海昏侯，迎立汉宣帝)
外戚专权(王莽毒杀汉帝说，基本算同时代的班超都不信。梁冀毒杀汉质帝，但还不敢代汉)
曹魏代汉(禅让，封山阳公)
司马代魏(杀高贵乡公)
刘裕代晋(多诛皇族)
北朝的河阴之乱(诛杀皇族并公卿两千人，朝廷一空)
唐末乱世，原来天命不过如此
才到了五代时的“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可见改朝换代需要
神圣性褪色+武力做后盾能物理说服反对者和其他野心家+建立能够替代旧皇室的权威
而在日本，天皇的神性并没有完全褪色
摄关政治也就走到了 外戚专权这一步，
而且日本没有太监群体作为天皇的近人，与 比中国更强大的公卿贵族(经济基础是“不输不入“的大庄园制经济)对抗，
所以摄关政治能长久。
平将门反对天皇，割据关东起兵而速死(更使人相信天皇神眷)
后来者就要考虑废除天皇的风险(得罪神灵+公卿反对+野心家发难)
藤原氏作为公卿世族之首领，长期把持朝政
但没有三国曹魏乱世起家然后坐拥天下兵马，物理说服一切反对派的实力
废掉天皇并进行禅让的条件还是有欠缺
之后院政时代开启，北面武士崛起
武士们同样没走到这一步
源赖朝死后没多久，源氏三代而绝，
执政的北条家是与其他武家协商执政
连取代源氏幕府都力有未逮
还是走不到曹魏代汉这一步
之后的室町幕府也是根基不足
废掉天皇制度的后果未知，风险很大
而到了德川幕府时代，天皇公卿们没什么威胁变成了吉祥物
而且天皇制度深入人心
德川家更没有人敢于冒险了
虽然这个问题老生常谈，诸如天皇是神道教大祭司，不具备政权只有神权blabla，不过我从另一个角度，经济基础，来说一下吧，究竟天皇有没有实权。
日本当年效仿唐朝实行大化改新，在多山且地形支离破碎的日本并未形成自耕农占主体的小农经济，而是形成了庄园经济，各地地主为了不向朝廷缴税，将自己田产寄托在朝廷群臣名下，朝廷群臣控制着各地庄园，也形成了以藤原家为首的世袭化贵族政治，逐步架空天皇权力，“庄园经济——贵族政治”模式形成。
平安时代中后期，天皇通过退位、自称上皇与法皇，开设院政，跳出了由藤原家掌握的朝廷体系，另立中央，又通过重用平家源氏，建立自己的武装，权势压过了藤原贵族们，各地庄园也将贡赋寄托给上皇法皇，寻求庇护，也就是说，大化改新的“唐制”下，各地本来是向朝廷缴税，藤原家为首的群臣薅了朝廷羊毛，结果天皇为了争权，通过退位的方式也成了另一种“贵族”，薅自己的羊毛。
天皇制、院政制、藤原贵族三者之间矛盾层层叠叠，最后爆发保元、平治内乱，三家内耗，反而使得原来作为他们打手的平家源氏崛起，最终平清盛击败源氏，同时天皇制、院政制、藤原贵族因内讧实力衰弱而达成脆弱的平衡与妥协，由平清盛当权，平家游走期间宛如走钢丝，平清盛晚年长子平重盛去世，后白河法皇收了平重盛越前的庄园，严重削弱了平家的实力，加之鹿谷阴谋，平清盛为了自保发动政变，囚禁法皇，驱逐朝臣，迁都福原，实现一族专权，激起院政天皇藤原三者的集体反抗，引源氏灭平家，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实际上日本此时就分裂为南北政权了，北方的镰仓军政府，南方的京都朝廷。
在幕府的压力下，藤原院政天皇三者报团取暖，承久之乱，镰仓幕府暂时压制了京都朝廷，注意，是压制，不是控制，终镰仓一世，其主要治权也仅仅局限于关东，一直到文永、弘安之役，镰仓借口蒙元来袭，加紧了对南方的干涉与控制，随即遭到激烈抵制，最后自己都翻车了，长期以来隐藏的南北矛盾此时爆发，形成南北朝混战，足利义满通过与天皇朝廷和解实现了短暂的统一，而室町幕府从建立伊始就深入到京都朝廷内部，反而把北方军政府甩给了镰仓公方，终室町幕府一世，依旧没有解决南北二元分裂，关东的公方、管领与京都的朝廷、幕府始终内讧。
从以上这些，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天皇是不是无权？
是。
天皇朝廷是不是无权？
不是。
天皇被藤原架空，随后天皇通过退位开院政又掌权，在这一切的“京都权力集团”中，他们始终拥有庞大的庄园，经济基础在那，怎么推翻？你把天皇推翻了，谁来养整个朝臣？他们能不跟你玩命？想吞掉的平清盛坟头草丈五，源赖朝北条政子、镰仓得宗们受限于实力也都无法吞掉朝廷。
而真正摧毁天皇朝廷经济基础的却要到日本战国时代……应仁之乱爆发，各地地主下克上，驱逐朝廷群臣的收税官，更甚者，武士自己就监守自盗，掠夺了天皇与朝臣的庄园，比如朝仓家。过往天下就算再乱，天皇朝廷众人始终足衣足粮，而到了战国时代，朝臣们四散奔走，寄身大名麾下求食，比如朝仓义景、今川义元、大内义隆、上杉谦信，而在京都的天皇靠着稍有良心的大名施舍接济过活，过年连一顿年糕都吃不上。——这是离天皇制崩溃最接近的一次。
然而织田信长来了，青天就有了，上洛勤王，给天皇与朝臣们带来了衣食补给田产，并废幕府，提升天皇权威，每每以天皇诏令讨伐，很多人说信长要废天皇制，恰恰相反，没有信长，天皇制将亡。莫说什么天皇是天照大神子嗣、神道教大祭司，就算阿弥陀佛像，当年“天文法难”照烧不误。
信长死了，秀吉来了，他因为是篡夺织田家夺权，本就缺乏公信力，所以他比信长对朝廷更加恭顺，朝廷群臣只是失去一个关白的虚位，却换的了一张长期饭票，京都朝廷与丰臣政权彻底绑定，试想如果丰臣家千秋万代，永任关白，必将尊奉朝廷，而不会另起炉灶，那么群臣和天皇的衣食就有了保证。
然而丰臣二世而亡，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又走了源赖朝老路，拥抱关东军政府，监视京都朝廷，而经过应仁之乱的削弱，朝廷也无力对抗幕府，彻底沦为吉祥物，可问题也在于德川家康依旧是篡位夺权，还是需要朝廷背书，江户时代京都朝廷就处于一种被控制又被需要的状态。一直到倒幕运动，幕府体制自我解体，明治维新，天皇朝廷迁都江户，废藩置县，实现南北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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