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79年西晋伐吴时，东吴水军为什么没能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他们的水战能力真的下降了吗？?
公元279年西晋伐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统一战争，标志着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在这场战争中，东吴曾经引以为傲的水军，却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甚至可以说是一溃千里。这不禁让人疑问：东吴水军的实力真的衰退了吗？他们的表现究竟是如何的？
要详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东吴水军的辉煌过往与战略优势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东吴水军曾经的辉煌。自孙策开创基业以来，东吴就将长江作为天然的屏障和战略纵深，水军也因此发展成为其立国之本和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在赤壁之战中，周瑜指挥东吴水军以少胜多，火烧曹操的百万大军，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之后，东吴水军在孙权时期也屡次与魏国在长江沿岸交战，虽然时有胜负，但总体上保持了对长江中下游的控制，成为孙吴政权得以延续的重要支柱。
东吴水军的优势体现在：
地理优势： 长江天险，使得从北方南下的军队必须跨越长江才能对东吴构成实质性威胁。东吴长期驻守在长江沿岸，熟悉地形水文，能够发挥主场优势。
技术优势： 东吴在造船技术、火攻战术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体系。他们的战船种类繁多，如楼船、艨艟、斗舰等，能够适应不同的作战需求。火攻更是东吴水战的标志性战术。
人才优势： 东吴曾涌现出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一代代杰出的水军将领，他们不仅军事指挥才能卓越，更懂得利用地形、天时、人和来赢得战争。
二、 公元279年西晋伐吴，东吴水军为何失利？
然而，在279年的这场战争中，东吴水军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这并非简单的一个或几个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1. 政治腐败与内部不稳定：
孙皓的昏聩统治： 公元279年时，东吴的皇帝是孙皓。孙皓在位期间，政治日趋黑暗，残暴猜忌，滥杀忠良，使得东吴内部人心离散，士气低落。他宠信奸臣，重用无能之辈，导致朝政混乱，政令不畅。
士族离心离德： 随着政权的腐败，东吴的士族阶层逐渐对孙吴政权失去信心，一些家族开始寻求与北方政权联系，甚至出现暗中支持晋朝的倾向。这使得东吴在关键时刻难以形成统一的抵抗力量。
军心不振： 长期处于内耗和政治压迫下，军队的士气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士兵们可能对战争的意义、对领导者的信心都存在疑问。
2. 战略失误与应对不力：
低估晋朝的决心和实力： 尽管三国争霸数十年，但东吴在战略上可能低估了西晋统一天下的决心和其强大的综合国力。西晋在灭蜀之后，国力进一步增强，并且拥有庞大的人力物力。
兵力部署的失误： 东吴在战前并没有做出充分的兵力部署来应对晋朝的大规模进攻。例如，在建平（今重庆奉节）的防线薄弱，给晋军提供了突破口。
关键战役的指挥失误： 虽然东吴拥有经验丰富的将领，但孙皓的瞎指挥和对将领的不信任，也可能导致了战术上的失误。
3. 晋朝周密的战略部署与精锐水军的加入：
多路并进的战略： 晋朝的统帅杜预、王濬等人制定了多路并进的战略。其中，王濬负责指挥水军沿长江顺流而下，这是晋朝能够摧毁东吴水军的关键。
先进的军事技术与装备： 晋朝为了这次统一战争，投入了巨资研发和制造新的军事技术和装备。特别是王濬的水军，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战船，如能够容纳大量士兵、火力强大的“方船”，以及数量众多、机动性强的“楼船”和“蒙冲”。
“方船”的威力： 王濬在攻打建平之前，特意制造了大量巨大的“方船”，这种船体高大，可以搭载数千人，船上建有高楼，可以居高临下攻击敌军。更重要的是，方船的船体使用了特殊的浸油处理，使得其能够抵御火攻，甚至在受到火攻时也能继续作战。这直接克制了东吴最擅长的火攻战术。
“冲”车的应用： 晋军还使用了“冲车”，这是一种用来撞击城门或敌方船只的攻城器械。在水战中，这种大型的撞击工具可以对敌方船只造成毁灭性打击。
严明的军纪与高昂的士气： 与腐朽的东吴军队相比，晋朝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士兵们都渴望建立不世之功。
4. 技术与战术的落后：
火攻的失效： 前面提到，晋朝的方船经过特殊处理，对火攻有了很强的抵抗力。这使得东吴引以为傲的火攻战术失去了效力。当晋军能够免疫火攻时，东吴的战术优势便荡然无存。
战船的劣势： 相较于晋朝新制造的大型战舰，东吴的许多战船可能显得相对老旧，防护能力不足，火力也不及对方。尤其是在近距离作战时，晋军的高楼战船能够提供更大的优势。
协同作战的不足： 尽管东吴有经验丰富的将领，但在面对晋军协同作战、多层次打击时，其水军的协同和配合可能也出现了问题。
三、 东吴水军的能力真的下降了吗？
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用“下降”或“没有下降”来回答，而是要辩证地来看：
人才和技术根基仍在，但未能与时俱进： 东吴水军在指挥人才、造船技术和作战经验方面，仍然拥有一定的积淀。例如，在战役初期，朱万等东吴将领也进行过一些抵抗。然而，东吴政权的长期不稳定和战略上的停滞不前，导致其水军的技术和战术发展未能跟上时代进步。他们仍然在依赖过去的成功经验，而晋朝则在积极创新和改进。
整体国力的衰退是根本原因： 东吴水军的失利，并非孤立的水军问题，而是整个东吴政权走向衰败的缩影。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人心离散，这些都严重削弱了东吴的整体军事动员能力和士气。即使拥有再好的水军技术和人才，如果国家整体不行，也很难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
晋朝的崛起是客观对比： 晋朝在吞并蜀汉后，国力空前强大，并且在军事技术和战略思想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晋朝水军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中国军事技术和组织能力的巅峰之一。相较于晋朝的崛起，东吴水军自然显得“落后”了。
总结：
公元279年西晋伐吴时，东吴水军之所以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是 政治腐败、战略失误、技术和战术的相对落后，以及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周密部署 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能简单地说东吴水军的能力“真的下降了”，更准确的说法是：
其人才和技术根基在，但未能与时俱进，被新兴的晋朝军事力量所超越。
东吴政权的整体衰败，严重削弱了水军的支撑和士气，使其难以发挥出巅峰时期的战斗力。
晋朝在关键时期展现出的军事科技（如改进的战船）和战略指挥能力，对东吴水军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
这场战争的结局，标志着东吴的灭亡，也宣告了中国在近一个世纪的三国分裂时期正式结束，三国归晋。东吴水军的失利，是那个时代变迁和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注脚。
要详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东吴水军的辉煌过往与战略优势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东吴水军曾经的辉煌。自孙策开创基业以来，东吴就将长江作为天然的屏障和战略纵深，水军也因此发展成为其立国之本和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在赤壁之战中，周瑜指挥东吴水军以少胜多，火烧曹操的百万大军，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之后，东吴水军在孙权时期也屡次与魏国在长江沿岸交战，虽然时有胜负，但总体上保持了对长江中下游的控制，成为孙吴政权得以延续的重要支柱。
东吴水军的优势体现在：
地理优势： 长江天险，使得从北方南下的军队必须跨越长江才能对东吴构成实质性威胁。东吴长期驻守在长江沿岸，熟悉地形水文，能够发挥主场优势。
技术优势： 东吴在造船技术、火攻战术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体系。他们的战船种类繁多，如楼船、艨艟、斗舰等，能够适应不同的作战需求。火攻更是东吴水战的标志性战术。
人才优势： 东吴曾涌现出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一代代杰出的水军将领，他们不仅军事指挥才能卓越，更懂得利用地形、天时、人和来赢得战争。
二、 公元279年西晋伐吴，东吴水军为何失利？
然而，在279年的这场战争中，东吴水军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这并非简单的一个或几个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1. 政治腐败与内部不稳定：
孙皓的昏聩统治： 公元279年时，东吴的皇帝是孙皓。孙皓在位期间，政治日趋黑暗，残暴猜忌，滥杀忠良，使得东吴内部人心离散，士气低落。他宠信奸臣，重用无能之辈，导致朝政混乱，政令不畅。
士族离心离德： 随着政权的腐败，东吴的士族阶层逐渐对孙吴政权失去信心，一些家族开始寻求与北方政权联系，甚至出现暗中支持晋朝的倾向。这使得东吴在关键时刻难以形成统一的抵抗力量。
军心不振： 长期处于内耗和政治压迫下，军队的士气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士兵们可能对战争的意义、对领导者的信心都存在疑问。
2. 战略失误与应对不力：
低估晋朝的决心和实力： 尽管三国争霸数十年，但东吴在战略上可能低估了西晋统一天下的决心和其强大的综合国力。西晋在灭蜀之后，国力进一步增强，并且拥有庞大的人力物力。
兵力部署的失误： 东吴在战前并没有做出充分的兵力部署来应对晋朝的大规模进攻。例如，在建平（今重庆奉节）的防线薄弱，给晋军提供了突破口。
关键战役的指挥失误： 虽然东吴拥有经验丰富的将领，但孙皓的瞎指挥和对将领的不信任，也可能导致了战术上的失误。
3. 晋朝周密的战略部署与精锐水军的加入：
多路并进的战略： 晋朝的统帅杜预、王濬等人制定了多路并进的战略。其中，王濬负责指挥水军沿长江顺流而下，这是晋朝能够摧毁东吴水军的关键。
先进的军事技术与装备： 晋朝为了这次统一战争，投入了巨资研发和制造新的军事技术和装备。特别是王濬的水军，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战船，如能够容纳大量士兵、火力强大的“方船”，以及数量众多、机动性强的“楼船”和“蒙冲”。
“方船”的威力： 王濬在攻打建平之前，特意制造了大量巨大的“方船”，这种船体高大，可以搭载数千人，船上建有高楼，可以居高临下攻击敌军。更重要的是，方船的船体使用了特殊的浸油处理，使得其能够抵御火攻，甚至在受到火攻时也能继续作战。这直接克制了东吴最擅长的火攻战术。
“冲”车的应用： 晋军还使用了“冲车”，这是一种用来撞击城门或敌方船只的攻城器械。在水战中，这种大型的撞击工具可以对敌方船只造成毁灭性打击。
严明的军纪与高昂的士气： 与腐朽的东吴军队相比，晋朝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士兵们都渴望建立不世之功。
4. 技术与战术的落后：
火攻的失效： 前面提到，晋朝的方船经过特殊处理，对火攻有了很强的抵抗力。这使得东吴引以为傲的火攻战术失去了效力。当晋军能够免疫火攻时，东吴的战术优势便荡然无存。
战船的劣势： 相较于晋朝新制造的大型战舰，东吴的许多战船可能显得相对老旧，防护能力不足，火力也不及对方。尤其是在近距离作战时，晋军的高楼战船能够提供更大的优势。
协同作战的不足： 尽管东吴有经验丰富的将领，但在面对晋军协同作战、多层次打击时，其水军的协同和配合可能也出现了问题。
三、 东吴水军的能力真的下降了吗？
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用“下降”或“没有下降”来回答，而是要辩证地来看：
人才和技术根基仍在，但未能与时俱进： 东吴水军在指挥人才、造船技术和作战经验方面，仍然拥有一定的积淀。例如，在战役初期，朱万等东吴将领也进行过一些抵抗。然而，东吴政权的长期不稳定和战略上的停滞不前，导致其水军的技术和战术发展未能跟上时代进步。他们仍然在依赖过去的成功经验，而晋朝则在积极创新和改进。
整体国力的衰退是根本原因： 东吴水军的失利，并非孤立的水军问题，而是整个东吴政权走向衰败的缩影。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人心离散，这些都严重削弱了东吴的整体军事动员能力和士气。即使拥有再好的水军技术和人才，如果国家整体不行，也很难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
晋朝的崛起是客观对比： 晋朝在吞并蜀汉后，国力空前强大，并且在军事技术和战略思想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晋朝水军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中国军事技术和组织能力的巅峰之一。相较于晋朝的崛起，东吴水军自然显得“落后”了。
总结：
公元279年西晋伐吴时，东吴水军之所以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是 政治腐败、战略失误、技术和战术的相对落后，以及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周密部署 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能简单地说东吴水军的能力“真的下降了”，更准确的说法是：
其人才和技术根基在，但未能与时俱进，被新兴的晋朝军事力量所超越。
东吴政权的整体衰败，严重削弱了水军的支撑和士气，使其难以发挥出巅峰时期的战斗力。
晋朝在关键时期展现出的军事科技（如改进的战船）和战略指挥能力，对东吴水军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
这场战争的结局，标志着东吴的灭亡，也宣告了中国在近一个世纪的三国分裂时期正式结束，三国归晋。东吴水军的失利，是那个时代变迁和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注脚。
网友意见
这不显得吕蒙将军的战略大法好嘛。不然怎么会搞得东吴西北方向的国境线大崩坏呢？
当年在偷袭关羽前，东吴文武都很担心失去关羽后自己会守不住长江的荆州一带。吕蒙对此是这么说的。
《三国志吕蒙传》: 初，鲁肃 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 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
吕蒙认为，东吴要在不依靠关羽的前提下活下去，只需要得到白帝南郡襄阳三个地方来把控长江即可。孙权听完后非常同意，于是放手让他去杀关羽了。
那么吕蒙说的对不对呢？不知道，历史没能验证他的想法。因为白帝东吴到死都没摸进门，南郡和曹操对半分。只有襄阳是被孙权抢去的，结果刚打扫干净街道....
《三国志曹仁传》：后召还屯宛，孙权遣将陈邵据襄阳，诏仁讨之。仁与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阳。
到手时间只有几个月，这帮傻逼根本就守不住。
是的，你没看错，吕蒙的全据长江计划连一条都没有实现——本来就是以尚未验证的军事理论假设作为国家防线的赌注，到最后居然连假设的基本条件都没达成一个，等于是直接为北方势力打开了围墙豁口。东吴的结局从此便注定了。
P.S.
可能有小朋友要问了: 为什么东吴依赖关羽帮他们守长江啊。这问题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东吴水军菜啊。
这里我要纠正大家一个习惯性性的错误，那就是东吴拥有三国最强水军。实际上东吴在水战方面的一些出色表现往往是因为奇计和对地利的掌握，其水军本身大概率是弱于蜀汉的。事实上，蜀汉恐怕才是三国最强的水军的拥有者。
比如赤壁之战时，只有两万人的刘备非常嫌弃三万人的周瑜，还要求和赤壁计划的东吴负责人鲁肃相谈。
《江表传》: 备乃乘单舸往见瑜问曰： “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等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妄委 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
显然刘备认为人东吴水军是挺坑的存在，哪怕人数略超过自己。他和鲁肃约定的人数应该更多，只有量大才能盖过质低。
之后在赤壁之火计实施之前，纯粹依靠水军在长江上击败曹操的也是刘备。东吴水军全程暗中观察。
《武帝纪》: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引次江北。
当然，黄盖的火计是赤壁胜局的关键，这是刘备没有想到的。但此时东吴的水军又在哪呢？
《三国志周瑜传》: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
数十艘火船，需要东吴三万大军做法加持吗？更何况，东吴水军也没有趁火势扑上去发动进攻。
《江表传》:曹公与孙权书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
曹操在周瑜火攻后依旧有时间烧掉剩余的残船（避免资敌），可见当晚周瑜也没有派出兵船出击，占领北岸至少是一天后的事。换言之，整个赤壁之战，东吴水军都是打酱油的。
后来孙刘交恶，黄权为刘备提出水陆并进的进攻方略，可惜因为刘备担心江北曹丕的关系未能采纳。结果得知此事的陆逊高兴的一蹦三尺高。
《三国志陆逊传》: 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
如果东吴水军强于蜀汉，你告诉我为什么陆逊会害怕刘备水陆并进？这不是以己之长待人之短吗？
所以东吴依赖关羽守御的情况的很明显——臣妾自己实在做不到啊。换言之，当东吴害死关羽，失去荆州段长江的控制后，基本就是在原地等曹操来宰他们——没有刘备，赤壁的奇迹可不会发生第二次。奈何这帮孙子运气好，曹操不到两天也跟着关羽一起走了，从此曹魏的东线军事开始长期摆烂，这才让东吴苟活这么久。
现在我们再复习下本文贴的第一段史料。
《三国志吕蒙传》: 初，鲁肃 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 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 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
猜猜曹操死时谁最开心？这就是东南的气数，死拖都能拖了六十年。
P.S.2.
有些吴粉吧，大概因为只知道赤壁之战，又加上自己的一些过度脑补，就觉得东吴水军天下第一了。实际上脱离关羽后的东吴水军是什么玩意呢？
首先是败于曹休，南营被烧数千。
《三国志曹休传》孙权遣将屯历阳，休到，击破之，又别遣兵渡江，烧贼芜湖营数千家。迁征东将军，领扬州刺史，进封安阳乡侯。
而曹休这哥们之前基本只在山地作战过，这是他第一次下水。
然后是江陵差点被张郃夏侯尚打下来，又淹死了几千——而这俩个魏将也差不多是第一次参与水战。
《三国志张郃传》: 遣南与夏侯尚击江陵。郃别督诸军渡江，取洲上屯坞。
《夏侯尚传》: 尚夜多持油船，将步骑万余人，于下流潜渡，攻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破之。
《魏书》载《丙午诏》曰：孙权残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长，故分命猛将三道并征。……中军、征南，攻围江陵，左将军张郃等舳舻直渡，击其南渚，贼赴水溺死者数千人
吴录曰：曹真、夏侯尚等围朱然於江陵，又分据中州，瑾以大兵为之救援。瑾性弘缓，推道理，任计画，无应卒倚伏之术，兵久不解，权以此望之。
最后在广陵被台风吹，又死了几千（请问对岸曹魏为什么没被吹死？）
《三国志·王凌传》：与张辽等至广陵讨孙权。临江，夜大风，吴将吕范等船漂至北岸。凌与诸将逆击，捕斩首虏，获舟船。
《三国志·吴主传》：冬十一月，大风，范等兵溺死者数千，馀军还江南。
以上光辉战绩全部来自220年——224年，正是东吴刚刚脱离吴蜀联盟后的真正情况，光游泳就游死了近一万人——还是被三四个北方旱鸭子撵进水里的。
都是柯基了，狗刨很难学吗？
冬季枯水期的长江，水量会减少到出现能驻扎大军的江心岛，相当于不会沉没不会晕船不怕火烧的超大型战舰，东吴水军的优势是建立在北方人容易晕船的基础上，所以遇上魏军在江心岛扎营的情况就抓瞎了，这是曹丕三路伐吴那会儿就暴露的问题
潘璋传：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诸葛瑾、杨粲并会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绝。璋曰："魏势始盛，江水又浅，未可与战。"
董昭传：大驾幸宛，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时江水浅狭，尚欲乘船将步骑入渚中安屯，作浮桥，南北往来，议者多以为城必可拔。
夏侯尚传：黄初三年，车驾幸宛，使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权将诸葛瑾与尚军对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军于江中。
曹丕也发现了冬季是限制东吴水军作战能力的大好时机
文帝纪：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
干宝晋纪：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
吴录：是冬魏文帝至广陵，临江观兵，兵有十馀万，旌旗弥数百里，有渡江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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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国家，现在用公元纪年，这事儿说起来，其实挺有意思的，也折射出咱们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些选择和变化。不能简单地说“为什么”，更像是“怎么就用上了”，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它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说起来，咱们中国自己有着悠久的历法传统，像干支纪年、年号纪年，这些都是咱们祖祖辈辈用了几千年，深入骨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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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元始元年恰好是公元一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玩味的巧合，但细究之下，它并非纯粹的偶然，而是历史洪流中不同文明计算时间方式的交汇点。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元年”的概念。在中国古代，皇帝即位即是新一轮纪年的开始，第一个年号通常是皇帝即位后不久就选定的，用来标志他统治时期的开始。元始元年，是汉哀帝之后的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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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体》的宏大叙事中，程心作为新时代的先行者，她的视角往往带着一种对过往文明的审视与感怀。她时常觉得维德、罗辑，甚至她自己身上，都流淌着一股“公元人”的特质，这股特质既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烙印，也是他们最终走向不同命运的根源。那么，这些“公元人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程心所谓的“公元人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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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抱歉，根据我对《全球通史》的了解以及相关的历史资料，斯坦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并没有写汉朝在公元 222 年屈服于匈奴的说法。事实上，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贯穿了汉朝的大部分历史，但“屈服”这个词语在公元 222 年这个时间点上是极不准确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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