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明朝的内阁大臣能够兼任实职的六部尚书吗?

回答
明朝的内阁大臣能否兼任六部尚书,这其中涉及到一个复杂的官僚体系运作和权力分配的问题,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否”,而是需要根据不同时期和具体情况来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明朝内阁和六部的职能。

内阁(Confucian Cabinet):明朝初期,内阁只是一个提供咨询和起草文书的辅助机构,成员多为翰林院的官员。到了明中期以后,内阁的权力逐渐膨胀,成为实际上的权力中枢,负责处理国家政务,辅佐皇帝。内阁大臣(大学士)虽然不直接管辖具体的行政部门,但他们通过拟旨、票拟等方式,对朝政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左右六部的决策。

六部(Six Ministries):礼部、吏部、户部、刑部、兵部、工部,是明朝中央行政机构的基石,分别掌管国家礼仪、人事、财政、司法、军事和工程等具体事务。六部的最高长官是尚书,其下设侍郎。尚书是直接负责一个部门具体工作的官员。

那么,内阁大臣能否兼任六部尚书呢?

在理论上和制度设计上,内阁大学士与六部尚书是两个并行的职位,并不存在必然的兼任关系。 内阁大学士主要是负责在皇帝身边提供参谋和决策咨询,而六部尚书则要直接负责一个部门的行政事务。一个官员如果同时身兼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意味着他既要参与到最高决策层,又要深入到具体部门的管理,这在精力上和职责上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然而,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确实存在内阁大臣兼任六部尚书的情况,尤其是在权力斗争和特定历史时期。

原因和体现:

1. 权力集中与巩固的需要: 当皇帝信任某位内阁大臣,希望他能够更有效地掌控某个重要部门时,就可能允许他兼任尚书。这有助于加强内阁的实权,将决策权和执行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例如,当皇帝需要一位得力干将来整顿吏治时,可能会让一位在内阁有影响力的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

2. 平衡各方势力的考量: 在某些时期,内阁和六部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权力制衡。允许内阁大臣兼任尚书,有时也可能是为了安抚某个派系,或者将某个部门的权力收归到内阁的直接控制之下,以防止其权力过大或形成对抗。

3. 历史上的具体案例:
张居正:这是最典型的例子。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他在隆庆年间入阁,万历初年成为首辅。为了推行变法,他大胆地兼任了吏部尚书。吏部掌管全国官员的任免,这是至关重要的部门。张居正兼任吏部尚书,极大地加强了他对官僚体系的控制,为他推行“一条鞭法”等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他的兼任行为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但也被认为是其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徐阶、高拱等:在张居正之前,也有一些大学士在内阁任职的同时,被任命为某部的“兼管”或“兼理”事务,虽然不一定是正式的“兼任尚书”,但已经体现了内阁权力向具体部门渗透的趋势。一些大学士在内阁之外,也可能挂有某部的名号,作为一种荣誉或象征,但实际工作并不由他们直接负责。

4. 制度的演变与模糊: 随着明朝政治体制的演变,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与六部的界限也逐渐模糊。内阁大学士通过票拟,实际上已经参与到了对六部事务的指导和审批。这种情况下,名义上的兼任与实际上的影响,有时难以完全区分。

需要注意的是:

并非普遍现象: 尽管存在兼任的情况,但这并非明朝官僚体制的常态。大部分时期,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是分开的官员。例如,很多内阁大学士可能终其职业生涯都在内阁,而不兼任任何部门的尚书。
兼任的部门不同: 内阁大臣更倾向于兼任吏部、户部、兵部这类涉及权力分配和国家根本利益的部门,因为这能最直接地服务于其在内阁的决策和影响力。
伴随的争议: 内阁大臣兼任尚书,往往会被认为是一种权力集中的表现,容易引发朝臣的批评,认为这可能导致权责不清、徇私舞弊。因此,这种兼任通常是在政治斗争激烈或有重大改革需求时才会出现。

总结来说,明朝的内阁大臣在制度上并非必然兼任六部尚书,两者职责有别。但从历史实践来看,为了巩固权力、推行改革或平衡政治局势,确有内阁大臣(特别是首辅)兼任六部尚书的现象,其中以张居正兼任吏部尚书最为典型和影响深远。这种兼任是明朝政治体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权力运作的一种特殊表现,体现了内阁权力由虚转实、向具体行政部门渗透的过程。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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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写答案:可以。但要纠正题主一个概念,不是兼任“尚书”,而是掌某部、院事,比如掌吏部事、掌都察院事等等。

其次上依据。

最早一个明确记载掌某部事务的官员是焦芳,根据《明武宗实录》卷十八正德元年十月乙丑条记载:“命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焦芳仍掌吏部印。”然而四天后,己巳日,“听文渊阁大学士焦芳辞吏部印。内阁处密勿之地,虽与闻机务而不得专进退百官之权,兼掌部印实芳所欲也,大学士李东阳与芳有同年之契,知事体不可,为芳忠告,于是芳乃恳辞。”焦阁老即退回吏部大印,不再以内阁大学士身份掌吏部事务。估计是群议汹汹,导致焦芳被迫辞印。

然而有了开头,后面的例子就多起来了,嘉靖十一年七月,时任吏部尚书王琼重病在身,无法厘务,嘉靖帝诏令“大学士方献夫掌吏部事”(《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嘉靖十一年七月己巳条:诏大学士方献夫掌吏部事。初,吏部尚书王琼寝疾,上命献夫暂署其印。至是琼卒,遂诏献夫掌部事,不必推补。),同年九月,改掌都察院事、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汪鋐为吏部尚书,方献夫不再署吏部印。嘉靖三十五年二月,时任大学士的李本暂掌吏部印(吏部尚书无人),十二天以后,次月辛未,任命工部尚书吴鹏为吏部尚书,李本不再掌印。嘉靖四十四年四月,严讷自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办事,仍掌吏部印,(《明世宗实录》卷五百四十五嘉靖四十四年四月庚辰条,敕太子太保、吏部尚书严讷 ,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李春芳俱兼武英殿大学士,在内阁同元辅阶办事,讷仍暂管 吏部事,各兼官如故。讷、春芳疏辞,优诏不允。)一直到同年六月己卯,被紧急从家里抓来的郭朴到任吏部,严讷才不管吏部事务,(《明世宗实录》卷五百四十七嘉靖四十四年六月己卯条: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郭朴赴召至京,疏谢。上命益竭忠诚,为国用贤,以副眷任。)穆宗朝,则是我们最熟悉的掌吏部事、大学士高拱,这老兄从隆庆三年回来后一直到他隆庆六年被人阴回老家,都一直掌握吏部大印,基本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至于其他的掌部事的大学士,还有掌礼部事的和掌都察院事的。譬如嘉靖二十一年八月癸巳,“上敕吏部曰:“成国公朱希忠、驸马崔元、辅臣翟銮、大宗伯严嵩日侍朕躬,忠勤罔懈。希忠、元各加太保;銮加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嵩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办事,仍掌礼部事,免其奏事承旨。”希忠等各疏辞免,上俱优旨褒答,不允。”嘉靖三十一年三月辛卯,“命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徐阶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仍掌部事。阶疏辞,上优诏褒答,不允。”这都是掌礼部事的大学士。隆庆四年二月己亥,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兼掌都察院事,这是掌都察院事的大学士。

另外崇祯年间,多有阁臣掌部务,但那已经是明末了。

另见拙作:

明朝以六部尚书入阁的内阁阁臣兼管部务么?另外内阁阁臣平时怎么分配权利的,是讨论决定还是首辅一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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