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没出息,越是贫穷,收入越 低的男人越喜欢谈论政治。” 知道我们为什么喜欢谈政治吗?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在国家灭亡之际是无法像乌克兰的人民富豪一样跑路的。 资本没有国界,资本家也没有。资本家不爱谈论政治是因为一个国家破灭了,他们还可以到别的国家去敛财,而人民却不行。 富人是靠不住的,乌克兰对此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教科书级别的答案。
在一个富人作为社会财富和精神支柱的国家里,这些人都跑路了,国家会咋样,这是一个脚后跟都能回答的问题。 乌克兰的老百姓也不是不想跑,不过他们没有提前的消息,没有权贵的特权,更没有私人飞机。他们的权力就是18岁到60岁的男人必须拿起枪来,保卫一个社会信心完全溃散的国家。 有钱就是精英的时代,富人享受特权,却绝对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资本社会对富人的道德要求很低,却在文化中将他们塑造成道德和精神权威。当这个主导群体仓皇出逃,必定会带来大面积的恐慌和混乱。
爱国是穷人的最后一丝尊严。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和重大灾难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富人真的靠不住;靠得住的仍然是曾经不屑一顾的穷人。任何一场灭国之战中,顶在最前面的都是穷人。 “富跑跑”是全世界富人的集体规定动作。印度富豪们疫情中的大逃亡令全世界目瞪口呆。阿富汗富人集体跑路,他们豪宅的租金现在堪称白菜帮子价格。 富人跑路,舆论平静如水。因为话语权控制在富人手里,他们不会抽自己的嘴巴;能够抽他们嘴巴的无产阶级正在休眠。
在资本社会中,富人作为社会的主导群体承担的责任和道德义务毫无疑问应该超过穷人,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努力地让你相信是富人和精英推动了社会发展,“大多数人是没用的”。他们一边倡导“穷生奸计,富长良心”的贫富差异文化,一边用跑路证明了他们的良心早就被狗吃了。 穷人爱国,富人跑路。穷人无处可去,只能爱国;富人却是钱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乡。富人拥有世界,穷人只剩下祖国。
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一个武汉疫情,就让人们看清了中国富人的跑路速度。他们一边高喊着企业的社会责任,一边飞快地逃离。 即使没有天灾人祸,中国富人跑路的脚步也从未停止。“别让李嘉诚跑了”,“别让潘石屹跑了”,“别让某某某跑了”,结果是该跑的一个也没留下。 “印度前一年创造了多少富人,后一年就有多少富人移民海外”,这句话同样适用中国。 我们的社会有两大一直无法破解的谜团,第一个是官员的财产有多少,在哪里。第二个是富豪的国籍问题,他们到底是哪国人。 相信很多富人在讲到我国我党我军的时候,人们都会提出一个质疑,尼玛的先说清楚你是哪国人好不好。你要是对他们谈国民责任,拜托一定先弄清楚这些人的国籍。
连续多年来,中国富人移民跑路人数一直高居全球榜首。仅仅2015年到2020年外逃资本就高达3万亿美元。 “人民富豪”等一大批顶级富人早已经将他们的资产转移到了海外的离岸信托。无论什么样的风云变幻,都不会对他们的财富造成影响。 富人爱国就是一场生意,往往在他们喊得最响亮的时候,他们赚得最爽。李嘉诚一直标榜自己“爱港爱国永不迁册”,实际上却以90岁高龄第一个跑到了终点。 社会责任、良知操守、家国情怀和道德担当对富人来说就像快手主播脸上的美颜,不过是用来卖个好价钱。李嘉诚曾经坦白地说过,不要对富人的道德抱有任何期望。资本没有良心,任何时候资本都不会被道德约束。 当他们感觉瓦解这个国家对自己更有利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下手。
潘石屹儿子对边防战士的仇恨代表了一个群体对这个国家的态度。 乌克兰的富人跑路了,有朝一日中国的富人会不会跑得更快更远,答案早就摆上了桌面。 “人民建国”的共和国决定了中国的方向就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平民社会。平民社会的经济特征,就是资源和财富向最广大的人群倾斜。 在中国,富人是一个复活了的群体。让他们活过来不是为了好玩,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带动社会共同富裕。 “先富带后富”不是一个经济口号,而是一个政治承诺和一个隐形契约;是“先富”群体对全民的共同负债。 资本家积累的财富,是全民让渡生存资源和权利的结果。人民是事实上的原始出资人,更应该是资本增值的受益者,也就是说,富人跑路带走的是社会财富。
我们承认自由流动是正当人权,但前提是你跑路的时候不能带上别人的东西。跑路可以,但是要先清算背叛和违约责任。 像柳传志那样通过非法手段暴富的“原罪群体”,虽然他们自诩为精英,画皮掀开却是实实在在的蛀虫。这些人可以离开,非法暴富和侵吞的财富必须留下。 占有生产资料同时又剥削剩余价值的富人在精神上脱离“母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样的富人要来做什么。
我们用最短时间造就最多富人的意义又是什么? 富人是靠不住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穷人和富人,大众和资本之间,谁的诉求更重要。“共同富裕”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乌克兰的现实告诉我们,没有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任何政权和国家都逃脱不掉垮台和灭亡。大炮不能上刺刀,穷人可以为了国家去拼刺刀,但是富人绝对不会。
乌克兰富人跑路揭示了一个真理,不能总是“穷人越拜佛越穷,富人越烧香越富”。正是富人眼中无用的大多数人,才是国家最后关头的依靠。对他们关注得越多,就越可靠。否则的结果可能就是那句粗话,我靠。
“喝着地沟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恰恰说明底层民众同这个国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因为他们没得选择。只有他们才能在灾难来袭时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同这个国家紧紧地站在一起。
一种是想搞宏大叙事,对国际局势、大政方针点评。
一种是关心国计民生,关心老百姓的身边事
还有一种就是在网上各种阴阳怪气、歇斯底里。什么俄乌战争、什么防疫,这些人除了阴阳怪气、歇斯底里还能干嘛?说句不好听的,要是让十年前的公知写俄乌战争和防疫,人家马上就能洋洋洒洒写一篇详细的分析文章进行分析。
现在这些人……
有个番叫《现实主义勇者王国建设记》,里面的男主穿越到异世界成为国王。搞得还有模有样;评论区有人说:“这番显示了日本人对政治的概念”
这我不清楚就不评价了。
但现在的1450、网军、水军的政见还没有这部番男主高
出门打工吧,找不到工作;在家打游戏吧,不批版号。除了指点江山,还能做啥?
魏玛时期的德国人都非常关注政治,从学生到工人,每天都报纸不离手。当时,德国各政党演讲非常频繁,大家都喜欢听演讲,而且还必须掏门票。希特勒之所以能在纳粹党内有很大地位,是因为他的演讲很火,能卖出门票很多。观众当然也非常乐意为自己喜欢的偶像“打赏”。
当时分别代表右翼和左翼的纳粹党以及社民党都组织自己的护旗队,军乐队,弄不弄就要街上游行一圈,这中间两派人自然少不了当街对骂,有时候还请演员街头表演,类似于广场舞,扭大秧歌。当然,为了提高人气,大家还互相在体育馆之类的地方办演讲,那真是人山人海,旗帜翻飞。而演讲空隙,也要有乐队和演员助兴。类似于NBA的中场休息。社民党的报纸尤其喜欢讲笑话,说段子,他们习惯在自己的报纸上编排各种小故事,讽刺纳粹党人都是弱智和白痴,连螺丝都分不清。
当时德国所谓群众关注政治,并不是韦伯的《 政治作为一种职业 》、《学术与政治》中的所谓钻研精神,或是某种枯燥的职业手则。而仅仅是一种集体景观而已。
政治严肃性和娱乐性从来都是融合在一起。并不相悖的。无论何时,人类历史从来并没树立有一个绝对神圣的空间,绝对的神圣往往意味着绝对的迷狂。因为日神和酒神往往同在,想象的政治空间内到处都是四处横溢的力比多。这让我想起刘佩琦曾经出演过的一部电视剧片段,讲述一个无所事事的痞子是吹嘘如何在串联运动中,自己睡了好几个大学生的。同样在世纪之交前,你也分不清多少大学生是为了其口中所谓的理想,还是仅仅为了性,热衷于大型集体聚会。压抑的神圣释放,不管是其释放出口指向某种指示物,不管这种指示物是什么颜色,其释放不仅是精神上的,也是生理和心理上的。这些本来就是一体的。
法国五四风暴时期,法国青年部长米索夫来到巴黎郊外的南泰尔大学新校区参加游泳池的启用仪式活动,以证明政府改善学生生活条件的努力和弥补学生关系的诚意。而之前由于新开启的校区地处偏远,设施不足,所以学生怨念很大。就在活动进行时,一个大学生站出来,挑衅似地问:“部长大人,我们怎么解决性问题?”对此,米索夫直接回怼说:“如果你有性问题,你就跳进游泳池。”由此,一句无心之语,点燃了全法青年造反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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