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他们四个被定义为奸臣，那他们事实上是奸臣吗？
秦桧：主和派的罪与罚
说起秦桧，最绕不开的就是他与岳飞的恩怨。在南宋初年，面对金国的强大军事压力，主战派的岳飞坚持抗金，而秦桧则极力倡导议和。最终，岳飞在秦桧等人的构陷下，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这无疑为秦桧打上了“奸臣”的烙印。
从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宋朝在军事上确实处于劣势，长期与金国对峙消耗巨大。秦桧推行的“岁币”政策，虽然屈辱，但在一定程度上换来了数十年的和平，为南宋的稳定和发展争取了时间和空间。可以说，秦桧的“主和”并非完全出于个人私利，也包含了他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考量，尽管这种考量是建立在“保全自身”的私念之上的。
然而，他“矫枉过正”的议和，以及利用权势打击异己（尤其是岳飞这样深受百姓拥戴的抗金名将），最终断送了收复失地的可能，并在民族情感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岳飞的被害，是秦桧成为“奸臣”的最直接、最致命的证据。他的忠诚对象并非国家和人民，而是维护宋朝统治者摇摆不定的国策，并通过出卖民族英雄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从维护民族气节和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秦桧的“奸”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名字，也成为了卖国求荣的代名词。
韩侂胄：权谋与北伐的矛盾体
韩侂胄是宋宁宗时期权倾朝野的权臣。他一反秦桧的主和政策，积极策划北伐，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然而，他主导的北伐最终以失败告终，并且在过程中任用了一些不合格的将领，导致了军队的损失和民间的怨言。
韩侂胄的“奸”主要体现在他政治手段的粗暴和不择手段。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排斥异己，清除党争中的对手，这使得他的政治生涯充满了争议。他以强硬的姿态推动北伐，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他有恢复中原的抱负，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在政治斗争中，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博取支持。
北伐的失败，加上其政治上的专横，使得他最终遭到清算，被免职并赐死。后人对他评价不一，有人认为他是有野心、有能力的政治家，但也有人认为他手段毒辣、好大喜功，将国家置于危险之中。他的“奸”更多地体现在其政治上的野心和手段，以及未能成功实现其宏大目标的后果。
史弥远：权术的操纵者
史弥远在南宋时期经历了三个皇帝的统治，他以其高超的权术和政治手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游刃有余地掌握权力数十年之久。他的“奸”主要体现在他对皇权的架空和对政治的操纵。
史弥远最受争议的事件是推动宋理宗继位。在宋宁宗无子的情况下，史弥远违背了宗法伦理，选择了一个与皇室远亲的赵昀（即宋理宗）即位，从而成功地将自己培植的势力安插到了权力中心。他对皇帝的控制，对朝政的把持，使得他成为了南宋后期政治黑暗的标志性人物。
他并没有像韩侂胄那样有过宏大的政治抱负，如北伐收复中原。他的目标更多是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以及为自己的家族谋取利益。他能够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生存下来并长期掌握大权，本身就说明了他非同寻常的政治智慧，但也正是这种智慧，被用来服务于他个人的权力和利益，而牺牲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健康。
贾似道：贪婪与昏聩的集中营
贾似道是南宋末期的一位权臣，他的“奸”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他以其贪婪、跋扈和昏聩的统治风格，最终导致了南宋的灭亡。
贾似道的政治生涯充满了腐败和滥用权力。他通过结党营私、贪污受贿，积累了巨额财富。在军事上，他自恃功高，不听从将领的建议，并且在关键时刻错失良机，导致南宋军队的节节败退。他对南宋的忠诚是虚假的，他的行为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维护自己的地位。
蒙古大军南下之时，贾似道作为宰相，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抵御，反而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并在战败后企图逃跑，最终被士兵乱刀砍死。他的存在，是南宋政治腐败的集中体现，也是其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奸”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操纵，更是道德上的沦丧和对国家民族的背叛。
结论：历史评价的复杂性
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简单地定义为“奸臣”，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历史造成的负面影响，但历史的评价并非一成不变，更不应脱离时代背景。
秦桧 的“奸”在于其卖国求荣和陷害忠良，这是其历史罪责的核心。
韩侂胄 的“奸”更多体现在其政治手段和未能成功的北伐，其历史评价更为复杂，带有争议。
史弥远 的“奸”在于其操纵权力、架空皇权，是典型的权术家，以个人利益为重。
贾似道 的“奸”则近乎于全面的腐败和昏聩，直接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这四个人之所以被后世普遍视为“奸臣”，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忠君爱国、为民服务的传统道德准则，并且其权力操纵和政策推行，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历史的镜鉴，警示后人权力的滥用和道德的沦丧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理解他们的“奸”，需要我们看到他们行为的直接后果，更要深入到他们所处的时代，理解他们行为的动机和所带来的影响，从而形成一个更立体、更 nuanced 的历史认知。
网友意见
秦桧就不用说了。
史弥远专擅皇帝废立，党羽遍布朝廷，把控朝政二十余年，两任皇帝均仰其鼻息。这才是真正的大奸臣。史弥远高明在于要整人自己从不亲自下场，有“四木三凶”这一群好狗去咬人，他不愁翻船，他还极力笼络人心，在任期间用一些贤明人士居清显之位以此装点朝廷，如楼钥等。最重要的是他搞好了和理学家的关系。他“将新儒学的理论整合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统治思想的新资源予以承认与表彰，将在世的新儒学领袖人物吸纳进官僚系统。于是，他对已成主流的新儒学及其代表人物实行收编接纳的政策：从嘉定元年着手拟议，到嘉定十三年，朱熹、吕祖谦、周敦颐与二程先后获得了追谥，朱熹的《论语》与《孟子》集注也定为太学官定教材。嘉定年间的这些举措，启动了理学官学化的进程。进入理宗朝，权相史弥远继续推动这一进程，在其继承人手里新儒学定于一尊终告完成。”[1]以至于产生史弥远没有在理学家主笔的《宋史》里进奸臣传，改革派章惇反倒位列其中的奇观。
韩侂胄是主战派，只能说是空有大志，目空一切却能力达不到。说来算不上什么奸臣，至少无法与秦桧相比，他纵然轻举妄动、丧师辱国，但更准确的定位是于宋有大过的“罪臣”。评价差很大部分上是搞了庆元党禁，把后来被理宗一捧再捧的理学各派得罪完了。正如陈赓平在《纠正七百多年来史家对于韩侂胄的错误批判并揭穿当时伪道学派的罪行》中所写的那样（此文虽然受当时思潮的影响，但是对理学集团和史弥远抹黑韩侂胄的事实进行一定揭露）：
丧心病狂的苟安派余党奸人和素与韩氏积有怨恨的杨后相勾结，从内部制造事变，响应金人，假造赵扩的命令，于韩氏上朝的途中，在玉津园旁边将他打死。他死后不久，奸人们又开棺割下他的头颅送给金人当礼物而请准和议。等到元代，一班伪道学派的徒孙们又在蒙古统治者的监督下，采录韩氏的政敌们所写的史料，编造“宋史”，将他与蔡京、黄潜善、汪博彦、秦桧和贾似道等为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坏人同列入“奸臣传”中，而对于与杨后通奸、杀害济王而为当时制造事变的祸首史弥远却反较少贬辞，这怎能算是公正的史笔呢?[2]
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曾为韩侂胄抱不平说：“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诚哉斯言，周密的外祖父章良能是史弥远的亲信，他还能给韩侂胄说几句好话，可见韩侂胄确实是有点“冤”的。
至于贾似道，形象更为复杂。总的来说他不能算严格意义的奸臣，《宋史·贾似道传》对他打击异己、欺君罔上、生活奢侈、擅权专政、意图谋反的指控很大一部分程度是通过裁剪史料得出的结论，南宋自身面对外敌入侵的情况会自然而然形成宰相权势大的局面，至于谋反更是子虚乌有，大臣之家因为功绩往往会得到皇帝赏赐的御衣之类的物品，这些物品出白宫中，上面绘有龙凤之类的纹饰不足为奇。而贾似道的改革是有积极意义的，打击宦官董宋臣、李忠辅也是对朝政有利的，对对蒙战争他也呈现出主战的倾向（“鄂州和议”以及“鄂州大捷”史学界众说纷纭尚未辨清我们不做讨论），只能说是公田法得罪了太多人的利益，而他在执政期间，曾控制台谏系统，弹压太学生，又反对伪道学家的空谈。贾似道认为“学舍在当时最为横议”，“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而专用一等委靡迂缓不才之徒，高者谈理学，卑者矜时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和韩侂胄一样也得罪了道学家，自然没有好话。
总结一下可以发现主和甚至偏投降的两位均得善终，生荣死哀，死后官方给出的定调基本良好（秦桧和史弥远都是忠献，如果不是秦桧杀岳飞过于臭名昭著以至于连带老婆老板一起遗臭万年还有金国背景，秦家的名声以及在政坛上的地位也不会烂那么快），而且尚有余党继续其路线（秦桧死后数年间，掌握南宋政权的沈该、汤思退在政策面上仍是秦桧路线的忠实继承人；史弥远死后任相的是与其一同策划废太子事件的心腹郑清之，史家荣华富贵依旧）；主战的两位身首异处，下场凄凉，且在当时就被打入另册。
主战尽管是被极力鼓吹且具有政治正确的“主流思潮”，但终究不是朝廷大人们想要看到的，巩固自己统治——“安民”才是首要任务，而且发动战争牵涉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处理失当极易打破平衡，得罪各方利益，导致名声败坏，这些不是那群文人们天天空喊几句口号就能够摆平的。
再次考察南宋历史可以发现，理学（道学）集团背后的“伞”其实是朝廷里的主和派，尽管很多理学大家都持有主战思想，但是其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在南宋政坛上是以主和的面貌出现的。在宋孝宗执政中期，丞相王淮大力主战，并打击朱熹为首的道学力量。朱熹等人以主和派周必大为援，利用山陵使事件罢黜王淮，从而让理学人士大量入朝，之后的几位主和派丞相留正、赵汝愚都支持理学，官僚集团与理学集团的斗争愈演愈烈，直到宁宗朝矛盾总爆发。
这还可以得出一个教训，千万不要得罪文人，严嵩干掉当时文坛领袖王世贞的老爸，王世贞骂严嵩的作品基本都可以出个大全集了，以至于严阁老的名声在当时就烂到了家。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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