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那么难预测？
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所以如此难以预测，并非仅仅是因为经济学本身学科的复杂性，而是源于一系列交织在一起的因素，使得奖项的遴选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其说它“难预测”，不如说它“充满变数”和“需要深入洞察”。
首先，评选委员会的“保密协议”和“独立性”是首要原因。 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诺贝尔奖的各项评选，而经济学奖的评选委员会由五名成员组成，他们都是在经济学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他们被严格要求在公布获奖者之前对一切信息保密。这种严密的保密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外部信息来源，使得任何基于“小道消息”或“猜测”的预测都难以成立。更重要的是，委员会的独立性意味着他们的决策不受任何外部压力、政治倾向或市场炒作的影响。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学术标准和对经济学发展的判断来决定获奖者，这种纯粹的学术导向本身就增加了外部预测的难度。
其次，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性和多样性”是关键。 经济学并非一个铁板一块的学科，它包含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等众多分支。每个领域都有其重要的贡献者和前沿研究。诺贝尔委员会需要评估的是“对人类福祉做出最杰出贡献的发现或发明”。这句话的含义非常宽泛，可能指向某项理论的突破，也可能指向某种创新的方法论，甚至是深刻的实证研究。
理论突破的“抽象性”： 许多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那些具有颠覆性的，往往非常抽象，其影响力的体现需要时间来沉淀和验证。比如，凯恩斯革命在当时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但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评选委员会需要判断一个理论是否真正改变了我们理解经济现象的方式，或者是否为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这种判断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前瞻性。
方法论创新的“实用性”： 计量经济学的进步，如工具变量法、断点回归设计等，极大地提高了实证研究的严谨性和可信度。但一项新方法的出现，其重要性往往需要经过大量学者的实践检验才能被广泛认可。委员会需要判断这项方法是否能够显著提升我们从数据中提取有意义信息的能力，从而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
实证研究的“现实影响力”： 有些研究可能直接解决了某个重大的经济问题，比如贫困、不平等、环境污染等。这类研究的获奖往往是因为其研究成果被广泛采纳并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然而，如何量化这种“显著效益”并将其与抽象的理论贡献进行比较，本身就是一项挑战。
第三，“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经济学领域尤为明显。 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一些理论性的突破，其真正的价值和影响力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全显现。当时看起来开创性的理论，事后可能被证明是误入歧途，或者其应用范围非常有限。反之，一些在当时并未引起轰动但后来被证明是 foundational（奠基性）的研究，也可能脱颖而出。
对“时代背景”的敏感性： 经济学研究往往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20世纪的经济学研究深受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冷战等事件的影响。例如，战后西方国家对凯恩斯主义的推崇，以及后来货币主义的兴起，都与当时的经济现实息息相关。诺贝尔委员会在评估候选人时，也需要考虑其研究对特定历史时期经济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能力，以及这种能力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后续发展”的考量： 很多获奖的经济学研究并非孤立的，而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催生了一系列后续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委员会在选择获奖者时，往往会考察其研究的“溢出效应”，即它对整个经济学界产生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这使得预测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你需要预判某项研究未来可能产生的学术“涟漪”。
第四，“谁被忽视”同样重要，这加剧了预测的难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遴选过程，也是对经济学领域贡献的“排名”过程。由于名额有限（通常是13人），许多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可能因为“竞争对手”更加突出，或者因为委员会的取向未能被选中。这种“相对性”使得预测者不仅要了解谁可能获奖，还要考虑谁可能“陪跑”，谁可能因为“时机未到”而被推迟。
“学派”和“研究领域”的轮动： 历史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在研究领域上并非平均分布。某些时期，某个领域的研究可能特别受到委员会的青睐，导致该领域的研究者更容易获奖。例如，在20世纪末，计量经济学和公司金融领域的研究者获奖较多。预测者需要捕捉这种“轮动”的趋势，但这种趋势本身也是难以预测的。
“国际化”的考量： 尽管经济学研究高度国际化，但委员会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获奖者的国籍和研究机构的分布，以体现经济学研究的全球性。然而，这种考量并非决定性因素，且难以量化，增加了预测的模糊性。
最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自身的“声誉和历史”也塑造了预测的难度。 这是一个极具声望的奖项，获奖者无疑是该领域的“顶峰”。因此，评选标准非常高，而且委员会也希望能够奖励那些真正“改变了世界”的贡献。
“不设上限”的期望： 奖项的设立本身就意味着对经济学研究提出更高的期望。委员会不仅仅是在寻找“优秀”的研究，而是在寻找“杰出”、“开创性”和“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这种高标准的定位，使得任何预测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历史惯例”和“创新”的平衡： 委员会在保持一定历史惯例的同时，也需要奖励那些代表经济学新方向的研究。如何在“经典”和“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点，是评选过程中一个持续的挑战，也使得预测者难以抓住明确的“脉搏”。
总而言之，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所以难预测，是因为它是一个集学术声望、理论前沿、方法创新、实证影响力、历史沉淀和随机性于一体的复杂评估过程。它不仅仅是对个体研究成果的肯定，更是对整个经济学领域发展方向和贡献价值的判断。与其花费精力去“猜中”奖项，不如去深入理解那些真正推动经济学进步的伟大思想和研究，因为这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真正意义所在。
首先，评选委员会的“保密协议”和“独立性”是首要原因。 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诺贝尔奖的各项评选，而经济学奖的评选委员会由五名成员组成，他们都是在经济学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他们被严格要求在公布获奖者之前对一切信息保密。这种严密的保密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外部信息来源，使得任何基于“小道消息”或“猜测”的预测都难以成立。更重要的是，委员会的独立性意味着他们的决策不受任何外部压力、政治倾向或市场炒作的影响。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学术标准和对经济学发展的判断来决定获奖者，这种纯粹的学术导向本身就增加了外部预测的难度。
其次，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性和多样性”是关键。 经济学并非一个铁板一块的学科，它包含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等众多分支。每个领域都有其重要的贡献者和前沿研究。诺贝尔委员会需要评估的是“对人类福祉做出最杰出贡献的发现或发明”。这句话的含义非常宽泛，可能指向某项理论的突破，也可能指向某种创新的方法论，甚至是深刻的实证研究。
理论突破的“抽象性”： 许多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那些具有颠覆性的，往往非常抽象，其影响力的体现需要时间来沉淀和验证。比如，凯恩斯革命在当时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但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评选委员会需要判断一个理论是否真正改变了我们理解经济现象的方式，或者是否为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这种判断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前瞻性。
方法论创新的“实用性”： 计量经济学的进步，如工具变量法、断点回归设计等，极大地提高了实证研究的严谨性和可信度。但一项新方法的出现，其重要性往往需要经过大量学者的实践检验才能被广泛认可。委员会需要判断这项方法是否能够显著提升我们从数据中提取有意义信息的能力，从而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
实证研究的“现实影响力”： 有些研究可能直接解决了某个重大的经济问题，比如贫困、不平等、环境污染等。这类研究的获奖往往是因为其研究成果被广泛采纳并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然而，如何量化这种“显著效益”并将其与抽象的理论贡献进行比较，本身就是一项挑战。
第三，“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经济学领域尤为明显。 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一些理论性的突破，其真正的价值和影响力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全显现。当时看起来开创性的理论，事后可能被证明是误入歧途，或者其应用范围非常有限。反之，一些在当时并未引起轰动但后来被证明是 foundational（奠基性）的研究，也可能脱颖而出。
对“时代背景”的敏感性： 经济学研究往往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20世纪的经济学研究深受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冷战等事件的影响。例如，战后西方国家对凯恩斯主义的推崇，以及后来货币主义的兴起，都与当时的经济现实息息相关。诺贝尔委员会在评估候选人时，也需要考虑其研究对特定历史时期经济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能力，以及这种能力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后续发展”的考量： 很多获奖的经济学研究并非孤立的，而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催生了一系列后续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委员会在选择获奖者时，往往会考察其研究的“溢出效应”，即它对整个经济学界产生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这使得预测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你需要预判某项研究未来可能产生的学术“涟漪”。
第四，“谁被忽视”同样重要，这加剧了预测的难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遴选过程，也是对经济学领域贡献的“排名”过程。由于名额有限（通常是13人），许多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可能因为“竞争对手”更加突出，或者因为委员会的取向未能被选中。这种“相对性”使得预测者不仅要了解谁可能获奖，还要考虑谁可能“陪跑”，谁可能因为“时机未到”而被推迟。
“学派”和“研究领域”的轮动： 历史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在研究领域上并非平均分布。某些时期，某个领域的研究可能特别受到委员会的青睐，导致该领域的研究者更容易获奖。例如，在20世纪末，计量经济学和公司金融领域的研究者获奖较多。预测者需要捕捉这种“轮动”的趋势，但这种趋势本身也是难以预测的。
“国际化”的考量： 尽管经济学研究高度国际化，但委员会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获奖者的国籍和研究机构的分布，以体现经济学研究的全球性。然而，这种考量并非决定性因素，且难以量化，增加了预测的模糊性。
最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自身的“声誉和历史”也塑造了预测的难度。 这是一个极具声望的奖项，获奖者无疑是该领域的“顶峰”。因此，评选标准非常高，而且委员会也希望能够奖励那些真正“改变了世界”的贡献。
“不设上限”的期望： 奖项的设立本身就意味着对经济学研究提出更高的期望。委员会不仅仅是在寻找“优秀”的研究，而是在寻找“杰出”、“开创性”和“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这种高标准的定位，使得任何预测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历史惯例”和“创新”的平衡： 委员会在保持一定历史惯例的同时，也需要奖励那些代表经济学新方向的研究。如何在“经典”和“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点，是评选过程中一个持续的挑战，也使得预测者难以抓住明确的“脉搏”。
总而言之，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所以难预测，是因为它是一个集学术声望、理论前沿、方法创新、实证影响力、历史沉淀和随机性于一体的复杂评估过程。它不仅仅是对个体研究成果的肯定，更是对整个经济学领域发展方向和贡献价值的判断。与其花费精力去“猜中”奖项，不如去深入理解那些真正推动经济学进步的伟大思想和研究，因为这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真正意义所在。
网友意见
居然被w老师 @司马懿 邀请了
考虑以下投票问题 V=
其中I为agent的集合
X为object的集合，也是每个agent i的action space
为投票规则
为每个agent i的belief
这里我把每个agent的payoff简化为belief的一部分了————你觉得x更被选中=你觉得x更好=u(x)更大
那么显然，如果V已知，我们应该可以轻松算出来奖项结果 (*)
纵使有部分未知(incomplete information)，如果我们有一个对这些未知的prior的belief，我们也能算出来一个关于结果的分布，也就是说这个结果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 也就是说是便于预测的
事实上 (*)和 (**)可能都不成立
所以我大胆假设，难以预测的根本原因是————这届经济学家(尤其是属于I的那部分)不行。或者说至少不是真诚的理性人，不然委员会大家坐下来talk交换一下情报就能像苏联一样把未来十年的名单都定出来了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是个挺根本的暴露，说明这群天天讲ex-ante统一收敛的家伙根本不知行合一，可能和你神皇本质归一了233
233其实说难预测主要是方向和人数上的，确定了方向那能选的也就那么几个，问题不过就是这个方向选几个人，梯若尔那年吃独食算比较惊讶，contract那年不带Moore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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