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为什么选择了儒家思想？
一、 儒家思想的内在吸引力：一套成熟的政治哲学与社会模型
与其他思想流派相比，儒家思想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就已经历经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并在实践中不断演化和完善。其核心思想，特别是经过孔孟的阐释，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且具有操作性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模型：
“天命”观与合法性基础： 儒家思想中的“天命”观念，为统治者的权力提供了一种超越世俗的合法性解释。君主被认为是“天子”，其统治权是上天赋予的。这使得统治者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同时也意味着统治者必须“敬天保民”，如果行为不当，天命可能会转移。这种道德化的“天命”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君主的权力，但也为统治者提供了一个神圣的庇护，使其统治显得更为正当和稳固。
“仁政”与“德治”的理念： 儒家强调“仁爱”、“德政”，主张君主应以身作则，用道德感化民众，而不是单纯依靠刑罚。这套理念听起来似乎与“权力”相对立，但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它提供了一种“以柔克刚”的统治智慧。通过宣扬“德治”，统治者能够塑造自身的光辉形象，赢得民心（或至少是表面上的服从），减少社会动荡的根源。相比于那些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儒家的“仁政”更容易被广大民众接受，也更容易被统治阶级包装成自身的光辉形象。
“礼”与“秩序”的构建： 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是“礼”。“礼”不仅仅是仪式，更是一种社会规范、道德准则和等级制度的体现。它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等不同社会关系中的行为方式和道德义务。这种强调等级秩序、责任分明的“礼”，为社会提供了稳定运行的框架。对于统治阶级而言，维护这种等级秩序，确保社会各阶层各司其职，是维持其统治的基石。儒家思想通过“正名”、“孝悌”、“忠君”等概念，将这种等级秩序内化为个人的道德追求，从而大大降低了维系秩序的成本。
“修齐治平”的治国方略： 儒家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虽然“修身”是个人道德修养，但其最终目标是服务于“治国”和“平天下”。这种个人道德修养与政治实践的结合，使得儒家思想不仅仅是空泛的哲学，而是具有明确的实践导向。统治阶级可以将其作为指导官员选拔、国家治理的理论依据。
“民贵君轻”的朴素民主思想： 虽然“民贵君轻”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常常被架空，但其核心精神——“民之所欲，民之所恶，民之所安，民之所乐”——仍然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关注民生的理论依据。这种思想可以促使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关注民生问题，避免因为过度压迫而引发大规模的起义，从而间接维护了统治的长期性。
二、 儒家思想的实用性：统治阶级巩固权力的工具
除了内在的理论吸引力，儒家思想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也表现出了极高的实用性，能够帮助统治阶级有效巩固和延续其权力：
官员的培养与选拔： 儒家思想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为培养和选拔官员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设立官学、推广儒家经典，统治者能够培养出一批忠诚于统治、具备一定道德水准和管理能力的官员队伍。科举制度的建立，更是将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使得选拔出来的官员在思想上更容易认同和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
意识形态的统一与社会控制： 在“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教育、宣传和文化熏陶，将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人们从小就接受儒家价值观的塑造。这有助于统一人们的思想，减少异见，从而加强社会控制，维护统治的稳定性。
道德约束与权力制衡（有限的）： 如前所述，“天命”观和“仁政”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为君主权力提供了一种道德约束。虽然这种约束的效力有待商榷，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合法性批评”的出口，使得那些有良知的大臣能够依据儒家经典来劝谏君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君主专制的弊端，避免了过于极端的统治。
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力： 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家庭伦理、尊师重道、忠君爱国等观念，深刻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这种文化认同，使得历代统治者能够更容易地将民众团结在自身周围，共同抵御外敌，维护国家的统一。
三、 历史的选择与演变：非一蹴而就的决定
选择儒家思想并非一次性的决定，而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和不断强化的过程：
战国时期思想的孕育： 在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众多学派中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其关于社会秩序、君臣关系、道德伦理的论述，已经开始吸引一些统治者。
汉朝的奠基性选择：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关键的一步。在此之前，黄老之学等思想也曾一度盛行。但汉武帝认识到，与法家、道家等相比，儒家思想更能提供一套稳定社会、规范臣民、巩固君主权威的系统理论。他吸纳了董仲舒等儒家学者的建议，将儒家确立为国家官方哲学。
历代王朝的延续与调整： 尽管儒家思想在汉朝被确立，但其在后来的王朝中也经历了发展和调整。例如，宋明理学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的哲学思辨，对“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无论如何，儒家作为维护统治秩序、规范社会行为的核心思想地位始终没有动摇。
总结而言，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之所以选择了儒家思想，是因为儒家思想提供了一套既能维护等级秩序，又能强调道德教化；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指导；既能巩固统治，又能凝聚民心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体系。 儒家思想以其“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构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并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以德服人”的统治策略。这种策略，虽然在实践中常常被扭曲或形式化，但其对于维护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一种思想的选择，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统治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最优选择。
网友意见
看到有人质疑说儒家思想变迁与王朝选择之间关系的，请不要忘了，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王朝都是独尊儒术的，唐代对于道教、佛教的推崇、宋代对于道教的推崇都曾到达登峰造极的高度，统治者对于治理的道德准则一直都是以“是否对自己统治有利”为原则的，按照有的人的论断，汉朝开始儒家思想就奠定了绝对统治地位，那为什么唐宋要分别推崇不同宗教而不是独尊儒术？！统治者不知道儒家已经是“历史大趋势”了么？
统治阶级选择某种思想作为统治工具，必然是希望通过这种工具达到一定的目的。在中国历史上，秦、汉、隋、元、明等朝代的倾覆均由农民起义为肇始，因此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有充足的理由警惕农民起义这种冲突形式。历代统治者也都将农民起义视为威胁自己统治的大敌。
农民起义贯穿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历史，这与中国封建王朝的农业经济结构密不可分。周期性的气候冲击和食物短缺不断的刺激农民起义的反复发生。丛林法则和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使得农民在生存受到威胁时，理所当然的将抢掠作为合理的选择。所以一直以来中国的农民都会在生产者和反抗者的角色之间来回转换。我们甚至可以从清朝的记录中看出，这种转换与农时密切相关。“闲时为匪，忙时为农”成为部分地区农民生活的常态之一。
这种农民暴动的发生非常频繁但是规模却普遍不大。相比广泛为人所知的试图推翻王朝统治的大型农民起义，大多数的农民暴动都是小规模的。在清朝，超过10000名参与者的暴动仅占总量的4.7%
道德约束是统治的有效手段之一。中国封建统治者一直强调“服从与和平的美德”，希望借此来抑制“生存伦理”带来的暴力。
儒家思想三纲五常和皇权天授的思想恰好满足了统治者“服从与和平”的统治要求。自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9年）以来，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建立孔庙和表彰模范行为的方式推行儒家思想。地方政府被要求建立孔庙并定期举行祭孔仪式，并树立模范典型，如为遵守三纲五常的“烈女”树立贞节牌坊，以宣传儒家思想，“教化民众”。
那么，视儒家思想为正统，帝王们的这种选择是否奏效了呢？儒家思想是否真的能够帮助封建王朝减少了农民暴动呢？
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儒家思想逐渐在中国成为正统思想。到清代，基本上每个乡镇都至少有一处祭祀孔子的孔庙。“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体现了儒家思想对于社会冲突的态度，即使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暴动，也保持着对儒家学说的尊敬，对山东曲阜的孔府和孔庙秋毫无犯。
作为孔夫子和众多儒家先贤的诞生地，以曲阜为中心的山东各县儒教氛围浓厚，而山东其他一些地区儒家传统则相对较弱。历史上，山东西部地区经常遭受自然灾害，旱灾、黄河泛滥经常发生在西部平原地区，因此，山东西部在历史上就是农民暴动的高发区，比如《水浒传》的故事就发生在山东的西南部地区，而东部的山东半岛却享受着相对充足的雨水，并远离黄泛区。如图一所示，图1a和图1b分别表示农民起义的次数和因自然灾害而产生的粮食危机的次数。
清朝（1644-1911）267年的历史中，山东经历了大量的自然灾害和农民暴动，但是这些灾害和暴动的空间分布却非常不均匀。同时，由于曲阜的存在，儒家思想传播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作者选择山东作为研究对象。
衡量儒教思想传播的理想变量应该是信奉儒家思想的人口比例。但是儒教思想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很难清晰界定谁是信奉者而谁不是。因此作者使用孔庙数量（文庙、名宦乡贤祠、忠孝节义祠）和被清政府官方认定的烈女数量来代理儒家思想的影响度。
由于这些数据的来源《山东通志》(1934)并没有提供孔庙及烈女的时间变化，因此作者在这里假设孔庙数量和烈女数量在时间上是不变的。这一假设是合理的，因为从记载可以知道，96%的孔庙在清代之前就已经建成，并且现有研究均表明文化特征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同时，考虑到县镇大小对于这些变量的影响，我们将这些变量都转化为单位面积量。由图1c和1d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儒家思想圣地的曲阜及周边地区的确有更高密度的孔庙和烈女。
为了验证孔庙密度和烈女密度是否能够代理儒家思想的社会准则，作者根据《山东通志》中对于每个县的评价（“尊儒”、“礼让”、“明节正气”、“忠义守法”）验证了代理变量的有效性。
- 描述性统计
图二清晰的展示了农民暴动与粮食危机的关系。红色线为每10年中农民暴动的次数，绿色为每10年中发生粮食危机的次数。
我们按照孔庙密度和烈女密度将山东省的乡镇划分为强儒组和弱儒组，可以明显从图三中看出，强儒组（红色）的暴动次数要明显小余弱儒组（绿色）。
- 基准回归
作者首先在基准回归中考察了经济冲击对于农民暴动的影响。
其中表示是否遭受粮食危机的虚拟变量。变量滞后期数是因为中国北方农业基本是夏秋两季收获，因此其作用有可能在第二年显现。OLS回归结果如表格二所示:
当年的粮食收获减产，会显著提高第二年农民暴动的概率。
接着作者将基准回归进行拓展，考虑儒家思想对于暴动的影响。讲儒家思想代理变量的交互项加入到回归方程中，结果如表三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示儒家思想可以有效减轻由粮食危机引发农民暴动的概率，每1000平方公里内的孔庙数量每增加10%，就回使得农民因粮食危机而引发暴动的概率减少3.8%。
- 稳健性检验
由于作者使用的样本中有大量的零值样本，为避免"over-zero"问题，作者进一步使用Tobit和Conditional Logit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其结果与OLS结论一致。
在检验文化与冲突的关系时，最困难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将文化的作用与制度环境及其衍生因素分离开来。
- 经济繁荣程度是是我们首先可以想到的，能够同时影响儒家思想普及和农民起义的因素。一个繁荣的经济有利于儒家思想的传播，同时也会减弱气候冲击对于经济的影响。作为农业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清代中国北方地区，作者使用农业适生性指数（GAEZ database）来代理当地的农业生产潜力。这一指数与当地的世纪产出成正相关关系，因此是对当地经济能力的一个有效代理。加入回归后，原回归的结果仍然稳健。
- 教育与社会流动性。儒家经典一直是古代学校的主要课程，因此儒家思想有可能是通过教育行为来影响农民暴动的。同时，社会流动性可能同时影响孔教的传播和农民起义。作者分别控制了学校数量（府学、县学、书院）以及科举考试中获得“生员”的数量，用以分别控制教育和社会流动性的作用。加入回归后，原回归的结果仍然稳健。
- 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对于冲突的作用一直广受讨论。作者使用县兵站密度、粮仓容积、土地税收、府治所在地虚拟变量来代理某县的国家能力。加入回归后，原回归的结果仍然稳健。
- 西方影响、其他文化、地理因素及历史暴动。作者分别使用通商口岸及传教士出现时间、道观佛庙密度、平均地形强度及历史暴动次数进行代理。加入回归后，原回归的结果仍然稳健。
由于孔庙可能会在农民起义中遭到摧毁，因此农民暴动的的地方就可能会有较少的孔庙。为了验证这一假设，解决双向因果关系的问题，作者使用工具变量2SLS回归，以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50年间儒家圣贤出生的数量来作为清朝儒家思想强度的工具变量。古代先贤的出生地与清代文庙的数量相关，但是却与清朝发生的农民暴动外生。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5
工具变量回归仍然显著，说明没有证据表明双向因果关系的假设成立。
- 结论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儒教思想的传播对于因经济冲击而起的农民暴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众多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会大力推行儒教思想的原因吧。
本文论证过程和数据综述自Kung, James Kai-sing, and Chicheng Ma. 2014. “Can Cultural Norms Reduce Conflicts? Confucianism 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Qing Chin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感谢 @石大毛 朋友提出的探讨意见，很难得能够在知乎上碰到有价值的探讨。
- 关于佛教、道教的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中已经控制了佛寺道观。
- 儒家思想对于农民起义抑制的具体机制值得探讨，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数据或者论证，但是这跟本文的目前的结论似无冲突？
- 全文从未说这是历朝历代选择儒教的全部原因，而只是证明了儒教对于农民起义的抑制作用。全篇论证的就是帝王出于抑制农民起义的选择是否奏效。帝王希望没人造反这一点相信不会受到质疑，选择道德准则的时候把这一顾虑加入选择标准，相信也是历代帝王都会考虑的。
- 历代王朝选择儒教的原因可能众多，但是列举出再多原因都是“今人之推测”，而且很多推测都是观点不一且无坚实的证据支持。这篇文章只是用规范的逻辑和范式论证了其中一个原因，至于这个是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不在这篇文章的讨论范围之内。
- 另外，量化历史的意义即体现在，提供完整、规范的论证逻辑和过程，并且整个范式从数据到结论都是可以证伪的，可以大大改变部分人文学科研究长期自说自话、推测无法证伪的局面，为交流和改进提供一个有益平台。
勘误：稳健性检验部分中，有关国家能力的控制变量应为“粮仓容积”，而非“粮仓密度”。由于无法观测到实际储量多少，因此作者使用了各县的粮仓容积作为代理变量。
本来不想撕逼的，但是竟然有人妄谈“量化历史”是所谓“历史的陈迹”？我从未见过如此粗鄙之语，这里统一回复。如果哪位比我提到的三位更有资格评论量化历史研究范式，请告知。
随附北大2015年第三届量化历史讲习班的公告摘录，介绍了量化历史研究在北大的发展历程。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在年会上致欢迎辞，代表北大经济学院对中外教授的辛勤工作表示真诚的感谢，同时还追溯了经济学院量化历史研究的传统，展望了未来量化历史研究的前途。她指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85年改建为经济学院）的经济史专业是我国高校中第一批（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之一，学科开创者陈振汉教授是我国最早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与教学的经济学家之一，是经济学界公认的经济史研究权威。从陈振汉先生开始，到后来的厉以宁等教授，北大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科的研究，注重历史和经济学理论的相互结合，并服务于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自陈志武教授加入之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量化历史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本次量化历史讲习班及量化历史年会将极大地推动学科的进步。
http:// 162.105.205.17/displayn ews.asp?id=13030
学术交流可以，但信口开河不行。人最大的愚蠢之一，就是看不懂的，先鄙夷和反对，而不是先试图弄懂。
所有说采用儒家思想只是为了减少农民起义、只是为了奴役人民的人，都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是世界上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烈度最高的国家，没有之一！说儒家思想是简单的要减少农民起义，就跟指着至今依然分裂的欧洲说欧洲人“会团结”，指着大一统了几千年的中国说中国人“只会内斗”一样可笑
真正能显著减少农民起义的意识形态，是农奴制、是种姓制、是一神教，是让人民向往来世报而不是现世报的各种宗教，而绝对不可能是儒家这种不语怪力乱神的玩意。像当年英国殖民印度的时候，受工业品冲击，手工业者大量失业，加尔各答15万纺织业手工业者,饿死了11万，用英国人自己的话说，“这种悲惨的境况，在商业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可是人家可没有爆发什么起义，反而是乖乖饿死了。这种程度才有资格叫“对于因经济冲击而起的农民暴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儒家思想的传播反而显著促进人们“清君侧”、“杀人防火求招安”、“均贫富,等贵贱”、“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有像山东孔庙地区那种非常大力洗脑后才会抑制（相对与儒家传播水平一般的地区）农民起义水平，但基准线依然显著远高于宗教、农奴制、种姓制等意识形态。得票最多的
@杨阳的回答中引用的研究不能说不对，但那研究要么是盲人摸象，要么是别有用心，只挑选了山东做了纵向比较，其实跟非儒家地区横向比较一下结论就得马上反过来了……比方说，清朝西藏、满洲地区农民起义数就显著少于山东
而统治集团采用儒家为主要架构的意识形态，难道是为了跟自己过不去么？不，还是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不过这个答案就不那么显然了，我能想到的主要有那么几个方面，欢迎补充：
- “天人感应”，限制皇权，维持大一统
- “华夷之辨”，保证对外族优势
- “重义轻利”，抑制资本主义
- 在经济正常时，该系统是稳定的，而当经济不正常时，它保证了王朝更替后换汤不换药
第一点，维持大一统对统治集团有利，这很好理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有上限，统治集团的绝大部分收入来源于压榨农民，而压榨程度也有上限，那么统治集团的收益直接正比与土地面积。那么为啥限制皇权有利用维持大一统呢？这就跟农业时代国家对地方低下的控制力有关，如果皇权不受限制，统治集团不能达成中央和地方的妥协，那么很显然，乘皇帝势弱时，分裂割据就是地方豪强的最优选择。古罗马就没有从制度上完成这一步。
第二点，“华夷之辨”，这也很好理解，就跟现在灯塔国一直宣传自己是人类的希望一样，可以取得主观上对外族心理和文化上的优势。即使被游牧民族征服，征服者最后也不得不跟士族集团作妥协，否则就要连续不断的面对这世界上烈度最高的农民起义
第三点，抑制商业在现在看来是个狗屁倒灶的玩意，但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这确是毫无疑问对统治集团有利的。所谓货值之术，也就是“用钱生钱”，其实质就是原始的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一样，它是会以指数发展的。前面说了，农业社会生产力是有上限的，而大一统的农业社会，在生产力足以支持远洋贸易之前，是个有上限的封闭体系，封闭体系中是无法容纳指数式发展的。放任商业发展，会造成资本飞速集中，土地飞速兼并，而封建王朝多死于土地兼并，剩下的就不用多说了。
第四点，平时系统稳定这是废话，历史上不稳定的都留不到现在，但保持静态平衡简单，保持动态平衡难，能保证王朝更替换汤不换药的制度，在世界上是不多的，四大文明古国能一直文化延续不断的就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另一个是三哥那种换药不换汤的……大世家能延续上千年的，在世界上恐怕不多，在中国却不少，例子就不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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