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辛德勇和山东大学《文史哲》之间的论战?
要理解这场论战，我们得先梳理一下它的大致脉络和关键点。
论战的缘起：质疑与反驳
事情的开端，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辛德勇教授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辛德勇教授以其严谨的考证和对史料的审慎态度在史学界享有声誉，他对于李白的研究尤其深入。他的主要观点集中在：
李白出生地的争议： 传统的观点大多认为李白出生于唐朝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然而，辛德勇教授通过对史料的细致梳理，特别是《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以及一些边疆史料的解读，提出了李白可能出生在中国境内某地，而非碎叶城的看法。他认为，关于碎叶城的记载存在一些模糊和后人附会的成分，而一些关键的史料指向了与李白家乡联系更紧密的地理区域。
李白身世的另一解读： 伴随着对出生地的质疑，辛德勇教授也对李白家族的来历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倾向于认为李白家族并非如传统所说的“流放伊州”的罪犯后裔，而是可能与当时一些在西北地区活动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有更复杂的联系。
这些观点一经提出，立刻在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而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作为国内历史学领域的权威期刊，自然成为学者们交流和争鸣的重要平台。辛德勇教授的一些研究成果，以及一些反驳或讨论他观点的文章，陆续刊载于《文史哲》。
论战的核心：史料解读与学术规范
这场论战并非仅仅是关于李白出生在哪里的简单争论，其背后更牵涉到更深层次的学术问题：
1. 史料解读的差异： 这是最直接的冲突点。对于同一份史料，不同学者会有不同的理解和侧重。辛德勇教授强调证据链的完整性和逻辑性，力求排除一切可能的疑点。而一些学者则可能更侧重于传统观点形成的依据，或者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同一份史料。例如，关于“碎叶”这个地名的地理范围，以及史书中“流放”等词语的实际含义，双方就存在着不同的解读。
2. 学术求证的方法论： 辛德勇教授对史料的审慎态度，也反映了他对学术求证方法的坚持。他认为，对于古代的人物和事件，尤其是像李白这样影响深远的人物，我们必须以最严谨的态度去对待历史文献，不能因为流传已久就轻易接受某些说法，而要敢于质疑和挑战。这种方法论的差异，也使得论战具有了方法论层面的意义。
3. “传统”与“创新”的张力： 李白研究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辛德勇教授的观点无疑是对“传统”李白研究提出挑战，这本身就容易引发争议。一些学者可能认为，某些传统观点已经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轻易否定会扰乱学术秩序；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学术的进步就体现在不断地对既有认识进行反思和修正，创新是学术生命力的体现。
4. 学术批评的边界与方式： 在论战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关于学术批评的讨论。如何进行理性、建设性的批评，如何避免人身攻击或情绪化的表达，如何在学术期刊上呈现不同的观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论战的影响与意义
这场论战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深化了对李白的认识： 无论最终的结论如何，这场论战无疑促进了对李白身世和生平的深入研究。学者们需要重新审视相关史料，挖掘新的证据，对李白的生平有了更细致和更批判性的认识。
推动了史学方法的探讨： 论战也促使学界进一步思考史料的运用、考证的方法以及学术判断的标准。这对于提升整个史学研究的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展现了学术争鸣的活力： 在一个相对固化的学术领域，能够出现这样一场激烈的争论，本身就说明了学术的生命力和活力。它提醒我们，即使是对于家喻户晓的人物，也仍然有未竟的探索和争论的空间。
引发了对学术期刊角色的反思： 《文史哲》作为论战的平台，其在学术传播和引导方面的作用也受到了关注。如何在刊载不同学术观点时保持公正性，如何在引发论战后进行适度的引导和梳理，都是期刊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些具体的争议点（举例说明）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我们可以举几个可能存在的争议点（注意，这些是基于对类似学术论战的普遍理解，具体细节需参照实际发表的文章）：
关于“西域”的理解： 史书中关于李白家族的迁徙和活动，常涉及“西域”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西域”的地理范围和包含的区域是不同的。辛德勇教授可能会更严格地限定“西域”的古义，而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可能会将其解释得更宽泛，或者强调其在唐朝时期特定语境下的含义。
史料的真伪与可靠性： 对于一些二手资料或传记性质的史料，学者们对其可靠性的判断可能存在差异。辛德勇教授可能会倾向于过滤掉那些被认为不够严谨或存在后人附会嫌疑的材料，而其他学者则可能认为，即使是二手材料，也反映了历史的流传和认知过程。
历史人物的“身份认同”： 关于李白是不是中国人，他的“中国性”体现在哪里，这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辛德勇教授的考证可能会触及当时民族界限的模糊性，以及李白家族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身份构建。这本身就容易引发更广泛的讨论。
如何看待这场论战？
我认为，看待这场论战，应该持以下几个态度：
尊重学术争鸣： 学术的进步离不开争鸣。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不同学术观点的出现，即使这些观点与我们固有的认知不同。
关注论证的质量： 判断一场论战的价值，关键在于双方论证是否严谨、史料运用是否得当、逻辑是否清晰。我们应该鼓励和支持那些以事实为依据、以理性为基础的学术讨论。
保持中立和审慎： 作为旁观者，我们不应轻易站队，而应深入了解双方的论证细节，保持审慎的态度。最终的学术判断，往往需要时间来检验。
认识到历史研究的复杂性： 历史研究，尤其是对遥远时期的研究，往往受制于史料的限制。对于一些悬案，可能永远无法达到百分之百确定的结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不断逼近真相。
强调学术共同体的责任： 《文史哲》这样的学术平台，以及学界整体，都有责任维护健康的学术生态，鼓励理性对话，避免学术争论演变成人身攻击或党同伐异。
总而言之，辛德勇与山东大学《文史哲》关于李白研究的论战，是一场高质量的学术探讨。它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唐代历史和李白这位伟大诗人的认识，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学术发展机制和方法论的生动案例。这样的争鸣，正是学术生命力之所在。
网友意见
我就这样说吧，很多文史类学者（不是全部啊），他们知识体系内的基础常识是没法验证真伪的。
结果就是，学者A的常识，和学者B的常识，听起来名词甚至句子完全一样，但是在深入推导后，会得出相悖的结论。
然后双方在那里互相怼的过程中，由于平台的不同，当平台读者的常识倾向于A的话，那么B的表现就更像耍赖。反过来，如果平台读者的常识倾向于B的话，那么A的表现就更像耍赖。
记住我上面说过，他们知识体系内的基础常识是没法验证真伪的。学者是这样，读者也一样。
文史类，本来可以是很严肃的科学。比如，说《清华卷(简)》可信不可信，这可以拿出来讨论。而且至少讨论双方都要认可，《清华卷》是缺乏地层和传承信息的。虽然从内容看可信度比较高。但要基于《清华卷》就推翻那些有更加可靠传承依据的文献，那是不合适的。应该只能说，有冲突的时候，由于有了《清华卷》，所以让那些有更加可靠传承依据的文献的内容，变得不那么可靠。
仅此而已。一方完全打打倒另一方都是不合适的。
同样的，古希腊文献也一样，你口口声声《范畴学》现在看到的内容是亚里士多德学派在古希腊时代的产物。然后其实你手里有公元前的文字文物为零，公元5世纪之前的残片包含的内容连1%都没有。公元10世纪前的残本完全不包括核心内容。而且柏拉图等等其他古希腊哲人的情况都一样。
然后就言必称古希腊。这不是扯淡吗？
但是，言必称古希腊却是文史类大多数学者的“常识”。你在知乎上敢质疑古希腊文献的内容真伪，就会变成民科。。。。
还是丁院士的那句话：科学正确与否，难道是人多人少来定的吗？
科学是真理的判断。而文史类，真理太遥远，至少，你要基于事实存在的文物来判断吧。文物极度匮乏就把质疑古希腊文献的真伪的人打成民科？你好意思坚持这样的“常识”？
真正尊重事实的学者，显然应该是大力宣传古希腊真正存在的文物，让大家不要一叶障目看不到古希腊的先进，要宣传古希腊比同期中国更加先进的一些东西。
同时承认这些没有公元前文字文物的古希腊文献的内容只是传说。并坚定的嘲笑那些言必称古希腊的人。
最后，回到原题，我的看法是：如果文史类学界不以人多人少，权威高低来封别人的口，而是坚持以事实为准绳，那么就不会有这次论战的土壤。
为了消灭这种土壤，建议如下：
从现在开始，拿着文物证据来敲定古希腊哲学和科学中的每一个细节的内容是哪一年的，严格按照文物可信年代（仅有类型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认）。把古希腊文献中的内容细分成为：公元前，罗马帝国时代的，文艺复兴后才有。做成清单，明确区分。
我觉得辛德勇如果童年时能去一次大英博物馆，他这辈子就不会干这么无聊的事。
黄永年：
顺便说一下，这种文字上的交往商榷，即使在后学与前辈之间也是很寻常的事情，前辈多不以后学之持异议为忤，后学也初无因之沾沾自喜之意，我至今仍认为是一种良好的风气。
文章发表后我剪寄寅恪先生，蒙先生不弃，由其夫人代笔作覆，还附赠刚在《清华学报》发表的《长恨歌笺证》抽印本。我又据以重读《白氏长庆集》，写了几条先生《笺证》所未涉及的札记——《汉皇与明皇》、《骊宫》、《行幸骊山季节》发表，其时已当解放前夕。1951年我购读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初版线装本，知先生在岭南无恙，且喜我的《札记》悉与《稿》中所说暗合，又将札记剪报寄先生，先生复寄赠《岭南学报》上的新作《崔浩与寇谦之》等篇。这是我当年和寅恪先生的一段文字交往。
再补充一点吧，之前答案，参:
如何看待学术期刊质疑北大历史学教授观点，反对「司马光刻意塑造虚假的武帝形象」？
01问: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吗？
答:反对。
02问:司马光在《通鉴》里表达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意思吗？
答:表达过。
03问:司马光在《通鉴》汉武帝晚年的部分表达过反对王安石变法吗？
答:根据梁太济先生的论文，《通鉴》汉纪进呈的时间，王安石变法还没有开始，所以，不能说表达过。
04问:司马光在《通鉴》汉武帝晚年部分有表达过自己的政治主张吗？
答:有。
05问:司马光的政治主张是不是和王安石一派的主张对立？
答:是。
06问:可不可以说，司马光在《通鉴》通过对汉武帝晚年形象的构建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而其政治思想与王安石一派对立。
答:可以。
07问:辛著有说过司马光在《通鉴》中通过历史书写来表达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政见吗？
答:有，但不是在汉武帝晚年的部分。
08问:辛著在《通鉴》汉武帝晚年部分的叙述有说反对王安石变法吗？
答:没有。
09问:即使辛著说了反对王安石变法，辛著的整体观点就动摇了吗？
答:没有。
10问:辛可不可以说林文商榷了一个自己没有说过的学术观点？
答:可以。
11问:林文除了这一点有没有商榷其他点？
答:有。
12问:辛可不可以据此质疑刊物在这篇文章审稿的权威性？
答:可以。
13问:刊物有没有理由说明刊出林文的学术合理性？
答:有。
14问:辛可不可以写篇文章反商榷？
答:可以。但看过《制造汉武帝》增订本后，你会明白，在他看来没必要。
15问:辛可不可以据此来否定整个刊物？
答:可以。
16问:刊物是否应该就这篇论文的审稿情况向辛以及公众说明以回应辛的质疑？
答:可以。但贴出画红线的部分是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及其政治思想。画红线的部分根本不是辛著表达的真正意思。这段话的真正意思是画红线部分的前面，即司马光陈请废除王安石新法时。而这一段应该从不过截断。画红线的部分则是错误截断。
17问:这种处理是否会让辛感觉被冒犯？
答:会。
18问:辛的言辞是否激烈？
答:是。但责编的言辞也激烈。
19问:刊物针对辛的言辞的回应文章是否妥当？
答:第三方回应，非直接回应。
20问:辛为什么要直接找主编对话？
答:可能是基于对等心理，之前对话的人对辛来说属于晚辈。
21问:辛为什么反应如此激烈？
答:不知道。可能是长期积攒的对学术种种的不满的总爆发。
22问:王为什么迟迟不回应？
答:不知道。可能没料到辛的反应这么大，之前按照常规的处理方式，让底下人对接或者约稿，没想到弄砸了，一时间拿不出妥善的方案。
23问:后续会如何？
答:不知道。好的情况是私下沟通，然后对外声明，握手言和。坏的情况是互相晾着，然后各寻破绽，另辟战场。
要我说，好事。
《文史哲》就该回归传统，敢于发起论战敢于参与热点，文史哲不是什么官方报刊，它就是一个高校发行的文科学报，不能因为怕错怕得罪人忘记了自己的初衷“扶持小人物，延揽大学者”。
50年代中国文史学界五场著名论战，号称五朵金花，至少三场是从《文史哲》发起的（古史分期、农民起义、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后来在校生李希凡一篇红楼梦研究文章，又引发全国红楼梦研究大讨论大争鸣。
山大文史见长的美誉，要我说一多半的功劳要归于《文史哲》敢于开风气之先。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史哲》反而没了这种锐气，少了这点活力。
所以，只要是基于学术范畴的，商榷也罢，论战也罢，杂志就不能怕不能躲，这样学术才有活力，《文史哲》才有生命力。
对于历史学界，甚至整个学界来说，辛德勇事件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这不是只一场学术闹剧，而是对正常学术生态的严峻挑战。
辛德勇事件是非曲直非常简单，简单到骇人听闻，滑天下之大稽：就因为一个杂志刊发了与他商榷的论文，他就要连续炮打编辑部30天。他根本不是在讲理，他事实上就是在发动网络暴力，破坏学术讨论，借机给自己立威。
从一开始，他的目的就不在学术。他虽然还在做学术研究，但他绝不再是一名学者：他已经典型的饭圈化，学术规则、学术评价、学术讨论、学术共同体早已不被他放在眼里。自己在粉丝中的声誉，而非其他，是他在经济上和心理上最看重的东西。破坏他的声誉就是断他的财路。所以他决不允许有任何人批评。提高自己的声誉就是大开财源，所以他一定要把事情闹大，一定要自我宣布胜利。
历史学界面对这样的“辛型学霸”，毫无对策，因为他完全不顾及任何学术道德和规则，滥用各种非学术的手段。试观学界，不仅毫无对策，而且没人敢于发声，即便每个人心里都有明确的判断。只能奉行明哲保身，惹不起躲得起。
辛德勇就是房间里的大象。横冲直撞，却无人敢言。这真是整个学术界的悲哀！因为学术自由、学术包容，是学术能开展下去的最大保障。这一点最基本的正义都不能维护，学术本身就遭到了严重威胁。现在有辛德勇，以后就有辣德勇。谁还敢写商榷文章？哪里还敢发商榷文章？谁的粉丝多，谁的水平就最高，还需要什么同行评议？
“辛神”不倒，学术不宁。这不是一场闹剧，这关乎学术的尊严。
作为一个贵圈之外的吃瓜群众，我只想吐槽说，在我们理科学术圈，发表有争议观点的文章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因为不同意对方观点，在不同的杂志上互发反驳对方观点的文章论战个几十个回合的都不是个事儿。本来真理就是越辩越明的，这些争论在科学史上留下的往往都是佳话。顺便一提不要拿“曲解观点”这种不算事儿的“事儿”说事儿，科学史上因为“曲解对方观点”而引爆的学术争论不计其数，某些人士就不要少见多怪了。
退一万步讲，就算是Science、Nature这样的顶级期刊，发表了数据造假乃至“图片误用【手动狗头】”的文章也不罕见，最终处理结果也就是撤稿，从来没听说过有因此而怪罪编辑和编辑部的。更不用说甚至要连发十篇公众号攻击杂志，也不知道这在贵圈是不是常有的事儿，反正鄙圈要是发生了这种事情那真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在鄙圈，顶多因为自己的文章被拒稿而私下吐槽编辑两句，最激烈的也只不过号称从此再也不投某期刊了（当然说归说，真敢这么干的也就大佬级别的人物）。假如要是听说某高IF杂志上发表了反对自己观点的文章，那高兴还来不及呢，有反对意见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受到了重视，如果接下来发生了争论那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带火自己的研究方向，至少也能多一篇回复性的文章，何乐而不为呢？也不知道是因为贵圈传统，还是某人抗心理打击能力太差，才会发生因为杂志发表了反对自己观点的文章，而在公众号连发十篇文章攻击杂志编辑部的这种事情，反正在我看来，虽然看不懂，但大受震撼。
《文史哲》势利眼儿得很哦，如果辛德勇有权有势，这帮势利眼儿还敢这么欺负他么？说白了还不是看辛德勇一介教书匠，顶多网红教授，算个屁啊，拥趸众多又怎么样，欺负你就欺负你了，你能怎么地？
这事儿，压根儿首先不是辛德勇是不是学阀的事儿。
批评一个人，你首先要掌握这个人的真实情况，并将其客观表述出来。
用句知乎体，就是——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批评辛德勇的文章，提出来做靶子的，根本不是辛德勇的观点——写这批评文章的作者就首先没对是不，编辑和主编都是干什么吃的？连带责任当然要追究。
合着劳资是大V，就该有雅量，就该由着尔等扣屎盆子？扣屎盆子是不是也该讲基本法？
摘一段辛德勇自述——
讓我嚇一跳的，是這篇提要裏所說的上面那段話，也就是“辛德勇《製造漢武帝》認爲，爲了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刻意採用不可信的《漢武故事》，塑造了虛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可這根本就不是我的意思！而且我在《製造漢武帝》中也根本沒有表述過這樣的意思！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文史哲》編輯部採納的這篇東西，所論純屬無中生有，亦即歪曲事實，強行捏造一個觀點硬把它栽在我的頭上，然後再對其恣意撻伐。那麼，這編輯部的稿子是怎麼審的呢？主編是怎麼簽發的呢？這是不可思議的事兒，當然會讓我大吃一驚。
就好比很多人章口就来批评陈道明“为什么演什么都一个样？还不是因为演了康熙就下不去，进入舒适区不想出来也出不来，演啥都是皇帝。”
天，批评的靶子特么就错了好伐？陈道明演康熙之后，有战战兢兢的小会计陈一平，有阴柔病歪歪的皇帝天启，有儒雅教授陆焉识，有市井痞子刘邦……怎么就成了演谁都是皇帝演谁都是康熙？？
我特别恨那些章口就来“陈道明为什么演谁都是康熙”的货。
所以我特别能够共情辛德勇的愤怒。
天下苦编辑久矣。支持大佬，干翻编辑！！
哦，我说这么一边倒呢，《文史哲》还勾结了知乎删除支持辛德勇的答案呢。
类似的话题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