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死是大势所趋吗？
国际社会的趋势：
首先，我们来看看数据。根据联合国和国际特赦组织等机构的统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选择废除死刑的国家数量一直在稳步增加。目前，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已经通过立法完全废除了死刑，或者在实践中停止执行死刑（即所谓的“事实上的废除”）。那些仍然保留死刑的国家，很多也对适用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制，或者极少执行。
这种趋势的背后，是国际社会在人权观念上的普遍进步。死刑的合法性受到了越来越多“不可剥夺的人权”原则的挑战。核心的论点在于：
生命权是基本人权： 国际人权宣言等重要文件确立了生命权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质疑者认为，即使国家拥有惩罚犯罪的权力，也不能凌驾于个体最基本的生命权之上。国家无权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无论其罪行多么严重。
死刑的不可逆性与误判的风险： 这是反对死刑最强有力的理由之一。司法体系并非完美无瑕，存在着误判的可能性。一旦被判处死刑并执行，那么即使日后发现有罪不罚，也无法挽回。历史上不乏已被处决的罪犯后来被证明是无辜的案例。这种不可逆的错误是任何司法系统都无法承受的。
死刑并非更有效的威慑： 许多研究试图证明死刑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强的威慑作用，但结果却并不一致，甚至很多研究表明两者在威慑犯罪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如果死刑的威慑作用不比其他刑罚更强，那么其存在的正当性就受到了质疑。
死刑的歧视性适用： 在一些保留死刑的国家，死刑的适用往往存在着明显的歧视性，例如，贫困者、少数族裔、精神病人等群体更容易被判处死刑。这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死刑的残忍性与文明程度：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对残忍的刑罚越来越不能容忍。一些执行死刑的方式被认为是野蛮和不人道的，例如公开行刑、注射死刑（尽管被认为是“人道”的，但也存在争议）等。废除死刑被视为国家文明程度和人权保障水平的体现。
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影响： 许多国际公约，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明确呼吁废除死刑。联合国人权机构也一直在推动各国废除死刑。国际社会的压力和示范效应，对一些保留死刑的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内的复杂性与挑战：
尽管国际趋势如此明显，但国内社会对于是否废除死刑，以及如何处理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挑战。这涉及到：
公众舆论与社会情绪： 在一些社会治安案件频发、公众对犯罪分子感到普遍愤怒和恐惧的国家，死刑往往被视为伸张正义、安抚民心、震慑犯罪的必要手段。公众对死刑的支持度可能很高。
对犯罪的惩罚与报应心理： 死刑满足了一些人对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应心理。认为对某些极端恶劣的罪行，只有剥夺其生命才能实现公正。
维护社会安全与秩序的考量： 一些国家认为，对于极其危险的罪犯，剥夺其生命是最彻底的保障社会安全的手段，可以防止其再次犯罪或通过越狱等方式危害社会。
政治因素： 在一些国家，关于死刑的存废可能成为政治辩论的焦点，政治人物的立场也会影响政策的制定。
文化传统与历史惯性： 死刑在某些文化和历史中有其深厚的根基，要彻底根除并非易事。
替代性刑罚的完善程度： 废除死刑的前提，往往需要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惩罚极端犯罪并保障社会安全的替代性刑罚体系，例如严厉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刑罚。如果替代性刑罚被认为不足以满足公众对正义的需求，废除死刑的阻力就会更大。
“大势所趋”的解读：
所以，说废死是“大势所趋”，更多是从全球化、人权理念的普适性传播以及国际法律和规范的不断完善这个角度来看。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朝着这个方向迈进，或者至少是在缓慢地朝着这个方向移动。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体现。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依然选择保留死刑的国家。他们的选择，可能出于复杂的国内政治、社会文化和安全考量。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废除死刑的过程会更加漫长和艰难，需要社会共识的形成、法律体系的改革以及公众观念的转变。
总而言之，废除死刑是一个全球性的、由人权观念驱动的长期趋势。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二选一问题，而是涉及到人类社会如何定义正义、如何保障人权、如何构建一个更公正和文明的社会的大命题。我们可以说，在人类文明进步的长河中，废除死刑是符合更高层次价值导向的一个方向，并且这一趋势在国际社会中非常明显。但要说它是“绝对”的、毫无争议的“大势所趋”，则需要更审慎的表述，因为在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土壤中，它依然面临着诸多复杂的挑战和不同的声音。
网友意见
在国外反抗死刑是穷人们对自己最后的权利的保卫，在中国死刑是国人对平等的最后底线，任何富人都不能因为有钱而逃离法律的制裁。
当年美国有一部电影名叫《凭火决狱》讲的是案件的核心人物卡梅伦·托德·威林汉姆，因纵火烧死三个年幼的女儿，被陪审团一致裁定有罪、死刑，人称“宝贝杀手”（baby killer）。
讲的是1991年圣诞节，有三个孩子的托德，家中突然大火，三个孩子被烧死。托德被定为嫌疑人，因为监控方找到的火灾专家认为是人为纵火。邻居的证词认为托德有虐待孩子的倾向，妻子的证词也是对托德不利，同室牢友也说托德自己坦白过罪行。
总之，所有证词最后呈现出的托德，是个长期酗酒、虐待妻女的反社会分子，案发日因为家庭琐事与妻子争吵，产生负面情绪，最终残忍地烧死了三个孩子。
加上公诉人精彩描述，陪审团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决定，托德被判死刑。
托德通过法律体系上述，结果美国司法体系七年没给出结果，最后一个笔友被感动亲自出场调查，发现所谓火灾专家是个水货，邻居口供前后不一致，妻子被人诱导，牢友被公诉人收买，但是这些托德的水货律师竟然都没发现，一个笔友都能调查出来的东西，律师竟然没查出来。
笔友上下呼喊希望救出托德，可是司法体系因为没有新证据，即使证明托德是冤枉的，可是托德如期被判死刑。
在美国，也就是当某一个人被定为凶杀案嫌疑人后，他定不定罪，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法官，是谁最有可能说服陪审团，有可能是强大的公诉人；或者嫌疑人找到牛逼的律师说服陪审团让自己脱罪。
在美国，刑事诉讼中，民事案件中的原告、被告律师，刑事案件中的公诉人和被告律师相互对抗争辩，法官不主动调查，仅起“消极仲裁人”的作用。
因此，法官们不会轻易去推翻一个错误的定罪意见，因为有些意见是虚假的或模棱两可的，需要调查。
相反，当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个人是无辜的，他们却会拒绝放弃定罪，他们将通过上诉法院一多年的斗争，公开宣布他们相信这个人有罪。
这对米国人来讲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东西，死刑竟然是不可控的，靠的是哪一方足够强大。也就是嘴皮子功夫比较强大，基本上来讲，穷人一旦被怀疑，遇到强大公诉人，自己没钱请律师，只能找一个公派律师。
这个公派律师，要不是刚毕业的菜鸟，要不就是混不下去的菜鸟，大律师哪有闲工夫帮穷人打官司，除非这个官司上了新闻，律师可以借此出名翻身。否则就没机会遇到好律师，这种律师无论嫌疑人死活，政府都会给律师一笔钱。
问题来了，请问，公派律师无论你死活都拿到一样的钱，他会好好给你辩论吗？
正确答案是，看律师心情。
穷人打官司千难万难，一旦确定死刑，
基本上就没戏了，像托德这个案子里，定罪的陪审团不是被证据说服，是被公诉人精彩的语言说服，声情并茂的语言，法官只是声情并茂的仲裁者。
这个案子里，各方都是独立的个体，公诉人，陪审团，法官，律师，还有水货专家，没有人具体负责这个案子错判，而司法体系竟然还不允许纠错。
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也有冤案可是最近这些年的冤案，二十年前的法官也要揪出来负责。托德案里是没有人负责，所以心安理得，司法体系纠错对于穷人是千难万难。
在美国这种体制下，凶杀冤案嫌疑人都不知道让自己死的人到底是哪个势力的，最可笑的是，弄死自己的人不需要负责人，一切竟然不可预知，可能是自己没钱请不起好律师，可能是陪审团组成过于感性，可能是公诉人老大想弄你来给自己竞选拉票，也有可能水货专家专业骗人二十年。
不过一切的基础就是有个好律师，但是好律师太贵，这就成了有钱人的游戏。
太多不可确定因数，在中国一切都在体系内，一切都有人负责，在体系内一切都有负责的人，要说冤案，肯定有，但是我们能找到负责的人，因为我们口头禅是：这是谁负责？
可是那里没人负责，取消死刑的原因是要对抗那些太多的不确定性，因为环节的每一个点都可能有问题，而且没人负责。
反死刑组织争取是各种组织利益下，穷人的个体的权益，他们在对抗可能是想象不到的可怕团体，这是他们的国情。
国外穷人有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在中国取消死刑就是有钱人狂欢的时刻。
在国外有钱人总是有办法脱罪，穷人面对法律几乎没有自保之力。在中国钱的力量不是绝对，个例有钱人凭借钱的力量脱罪仍然存在，但从时间轴来看，目前好像没有绕过谁。
死刑在中国反而是必须的，这是让社会稳定必须的基石。
收拾世界的手从来不停，反手一变反死刑又成为了美国攻击别国，以人权当武器的最佳工具之一，一个出发点颇好的组织，又成为政治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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