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 1566》有哪些细思极恐的情节？

我觉得最令人细思恐极的，不在戏中，而在戏外。

这部剧其实我多年前就看了，那时候根本不火，收视率非常低，我自己印象都不怎么深了，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之后突然翻红，其实挺让人欣慰的，好东西终究是好东西。

但是，红了之后，有些杂音就让人莫名其妙了。一大帮人抢着为嘉靖洗地是几个意思？

不说历史当中的形象吧，就说剧中，嘉靖有哪一点对得起“君王”这个称号了？上不能励精图治开创盛世，下不能兢兢业业做守成之君，他全部的精力都用来修仙求长生，顺便挑拨臣子们互相厮杀，搞得天下纷纷乱乱，这样的皇帝，有什么好洗的？就连剧中也是借着海瑞的口，摆明了骂的吧？

没错，剧中的所谓“清流”其实不是清流，一样的权术诡诈，一样的心无慈悲，可是这就能代表嘉靖好了？

大明王朝1566里面，正派到底有多正派，可以商榷，但是反派有多反派，是不需要讨论的——嘉靖就是大反派，而且是国家败坏的根源，正是因为嘉靖的放纵和不作为，国家才会落到危机四伏、财政崩溃的境地。

没错，嘉靖很聪明，很有心计，很会耍权术，他要谁死就能谁死，君主的大权都被他掌握在了手里，没有旁落，但是对君王的要求，仅仅就这么一点而已吗？一个君王，是不是要对国家、对万民负责的？连古人都认为嘉靖需要负责任（所以海瑞上书痛骂嘉靖“天下百姓,不值陛下久矣”，才会有那么多人认同），难道今人还不如古人吗？

剧中的嘉靖，确实非常聪明的，聪明到可以用“黄河清浊”来为自己辩解，可是这种辩解在剧中是极其苍白无力的，浙江那些枉死的百姓是清还是浊？他正好应了“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这句老话，他一次次的甩锅，却甩不动他应该负下的责任。

是啊，治国不容易，当皇帝不容易，要想尽办法平衡，要会用人，可是这个不容易，那个不容易，那百姓容易不容易？他们再不容易，有百姓那么难吗？为嘉靖洗地的人，有几个愿意去当嘉靖的子民？

有的人，是真的糊涂看不清，被道长几句话就忽悠得七荤八素了；而有的人，则太容易去为权力辩解了，也许是把自己代入了权力吧。

有点失望，辛亥革命都结束100多年了，对君主、对皇权的迷恋还从来没有脱离这个民族。

难道中国人是真的不能缺了沙皇小爸爸的？我不信。

关于嘉靖

嘉靖处处学汉文帝。

汉文帝和嘉靖得位，都不那么名正言顺。嘉靖的前任是正德，这俩是堂兄弟关系。汉文帝的前任是少帝，汉文帝是少帝的叔叔。

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他们两个人，好像都差了点。

正因为差了那么点，才更需要小心谨慎。

譬如汉文帝，不管是继承皇位、立太子、杀淮南王，他都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得不”的位置上。每次的决策都是朝着对他稳固皇权最有利的方向发展，但他都不自己亲自开口，甚至要阻拦一下，直到“群臣”谏了一遍又一遍才勉强答应，最后给自己留下“仁厚”的美名，这才能确保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嘉靖学的就是这一套。所以他崇尚“无为而治”，政令皆不由己出。所以他需要一个严嵩这样无限逢迎的人来给他背锅。所以才会有了第一集那剑拔弩张的财政会议，嘉靖端坐在后面，拿着一个铜磬号令天下。所以才有了电视剧最后那一番“君父知否”的辩论。

嘉靖为了执政的合法性，给自己编织了一个巨大的“皇帝新衣”一般的谎言。当然，时代在进步，白头山血统可以写进《十大原则》了。

关于沈一石

沈一石死的时候留了几句话，“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这几句话是范蠡说的。全身而退，和西施泛舟于西湖上。这也是沈一石的愿望吧。

可他毕竟没有范蠡的从龙之功。

与其相信金钱，不如相信权力。

沈一石尚且如此，王一石，马一石宁不思否？

关于小阁老

小阁老对胡宗宪说：大明两京一十三省都在我的肩上。

小阁老对他爹说：我在给您老遮风挡雨。

小阁老对张居正说：你也敢跟我侈谈为国。

小阁老心里的自己，忠孝两全。

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奸臣是坏人。

奈何导演给你的评语是：负国欺天。

关于海瑞

现在的海瑞墓是座空冢。

wg的时候，海瑞的尸骨被人们挖了出来，当街焚烧。

时代需要，立碑立传，海瑞墓前的碑文排了两排。

也是时代需要，批判一番，挖坟烧骨。

最残忍的不是帝王，是人民。

民心如烟，他们那么善于反复和忘却。

只是我相信，即使知道自己死后的命运，海瑞仍然会说出那句话。

电视剧最后一幕。

---------2018.11.12------------

千赞留念。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带逛的大佬！

---------写在某次更新之后--------

我在第三次刷《1566》的时候，突然发现几个关键时间点发生的事情极不自然，为了证实自己的怀疑，我把《1566》前33集又反复看了两遍，中间多次暂停回放，梳理出了众多段剧情作为佐证，才最终得出了这个结论。

感谢评论区两位朋友参与讨论，让我基本把这个回答完善了，我本来不想写这么细，因为太啰嗦。

不过前前后后码了这么多字，确实很累，所以后面如果再有别的朋友反驳我的观点，请先主动拿出支持自己观点的相关剧集内容和前后因果关系，不然仅仅丢下一个观点和几句简单论证，却还是由我来找证据的话，真心费时费神吃不消，望谅解。

----------------------原答案-------------------

那个看上去如菩萨般温润仁慈的老祖宗，腹黑指数不在任何人之下。

说他蛇蝎心肠倒还不至于，但给他定个“大伪似真”的评语是一点都不冤枉他的，甚至剧中实际获得此评价的赵贞吉，论伪善隐藏之深，论手段运作之高明，都不及他十分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吕芳不知不觉中成功完成了从严党阵营到裕王阵营的完美转换，而且其中采用的计谋，或隐蔽，或阴险，或狠毒，除了最后一根稻草是他亲自压的以外，前面每一次对严党的落井下石都没有脏过自己的手，这一点颇得嘉靖甩锅大法的精髓。

吕芳转换阵营，是一条长线推进的计谋，包括其中的迂回腾挪，都分布在三十多集的边边角角之中。它不像严裕党争那样泾渭分明，不像浙江弊案那样抽丝剥茧，不像海瑞犯上那样正气凛然。吕芳的计谋全都埋在暗线里，而且被剧情的多线切换掩盖了。

由于细节太多，本答案无法全部描述清楚，只能围绕其中一部分讲述，其他的大家有兴趣可以重看一遍剧集来对照，比如吕芳和芸娘的对话中暗藏的杀机。

吕芳“善”的一面，仅仅是对眼前人有人情味，这属于小善，有些还是出于私心。对嘉靖忠心（其实不完全，后面会说到）自不必说，还尽力保全了冯保，高翰文，芸娘，杨金水等人。

但说到政局，说到天下苍生，甚至说到不常在眼前的胡宗宪，吕芳的“黑”就暴露出来了。

作为被嘉靖特意设立的三方制衡体系的一方，司礼监相对于严、裕两党，享有一条得天独厚的优势——情报。严、裕不知道的，他知道；严、裕知道的，吕芳比他们更早知道；而且还垄断了一种特殊情报，名曰“圣意”。吕芳也一直利用这一优势揣摩逢迎，甚至影响圣意。

先翻旧账。

《1566》第一集开篇就用旁白点明了：“把持朝政二十多年的严氏父子和司礼监……”，说明嘉靖朝后期造成国家乱象丛生的罪魁祸首，不仅仅是严党，还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难辞其咎。

第一场的御前议事，进殿前吕芳与严嵩谈笑风生，有意无意的冷落着次辅，大概是吕芳以为周云逸事件基本被定性，徐阶等人凶多吉少。

殿内撕逼开始后，吕芳作为严、裕之间的缓冲，看似控制矛盾冲突的烈度，实际却在拉偏架，偏袒严党，将严党所有的透支开销正当化。末了还加了句“还有哪些票拟没批，一并拿来”，化解了高拱等人逐条批判严党的意图。

直到这里，吕芳还和严党合作默契。转变发生在得知裕王得子后，于是有了冯保这条暗线。其实光靠冯保在裕王府忍辱负重，充其量保住冯保个人的安全，但是洗不白吕芳二十多年与严党的勾结和对清流的打压，毕竟血债累累。于是吕芳开启了亲自倒严，向裕王党示好的另一条暗线。

最为讽刺的是《1566》时不时的借各人之口强调“大明朝人人有退路，唯独太监没退路”，实际上呢？找退路最积极的就是吕芳——他要给自己寻一条新帝登基后全身而退的路，和一条自己派系的干儿子们继续掌权的路。

还是旧账：

“我这个干儿子，坏起来比谁都坏…”杨金水干的缺德事，吕芳早知道，而且有些还是吕芳授意的（见后文）。

“淹一两个县不算什么，皇上心里装的是九州万方”……天地不仁……

接下来算新账：

最能体现吕芳阴毒的是20集前后。郑何二人出主意（其实我怀疑出自杨金水的暗示，虽然剧情没有直接交代）引胡宗宪的同乡徽商入局接盘，杨金水总体背书细节上甩锅。到任的赵贞吉质疑此事，杨金水的答复是：“我已向老祖宗陈奏过，这么做，就是老祖宗的意思。”

杨金水这句是真话，不然以他之前各种不出头的政治敏感性和狡猾做派，是不可能在徽商接盘这件事上听了郑泌昌几句话就同意坐上座，甚至谈判过程中模棱两可的说些背书的话。他一个织造局监正，若是没有后台吕芳点头，绝不敢背这个锅。

这就引出来该剧的另一大疑问：嘉靖已经授意不要为难胡宗宪，为什么杨金水（吕芳）还要把胡宗宪拉下水？

答案在沈一石300万匹丝绸的其中一个去向上。主线剧情浓墨重彩的描写了其中供奉给官府的100多万匹丝绸以及由此产生的浙江弊案，但是进贡给内宫的200多万，却在嘉靖的点到即止中断了下文。

胡宗宪奉密旨连夜进京，就沈一石账册一事答复嘉靖，在嘉靖出了个试探严嵩的难题后退出，然后嘉靖被吕芳的“媳妇论”逗乐。紧接着话锋一转：“还有沈一石供奉给宫里的200多万匹丝绸！内廷针工局衣帽局司钥局，都有哪些人贪了！贪了多少！你下去要好好查查！”

吕芳怎么答复的？

“是……主子，已经子时了，过几个时辰还要召见严嵩，您还是赶紧歇息吧。”典型的顾左右而言他。

嘉靖怎么会吃这一套，于是勃然大怒：“要歇你歇着去！”（原剧在这里加了回声和狮吼音效）。当然，这200万匹丝绸也就从此断了音信。

这就是吕芳的动机：以嘉靖的精明，必然是算明白了，这20年来内廷在嘉靖所能看见的开销，远远没有达到200万匹丝绸的价值。所以必须想办法找补出这么多的银子，否则嘉靖动起真格严查内宫，吕芳是承担不了后果的。

而太监们的想法和官员们如出一辙：过了这一关，填补了国库亏空，做成了丝绸生意，一俊遮百丑，皇上一高兴，就不计较了。

具体办法也如出一辙：自古造反的从来都是种田的，没听说过商人能翻了天。

只不过严党只想到抄一个沈一石，老祖宗则思路更广，拉出一大票商人来顶缸，还顺带通过坑胡宗宪行倒严之实，可谓一石二鸟。

比如一定要找胡宗宪的同乡，原因就出在新任巡抚赵贞吉身上。

胡宗宪对赵贞吉的自白：“朝野都把我胡宗宪看作党争之人，我无私也有私。”

然而部堂大人也漏看了一件事：浙江大案一掀起，朝野同样的会将赵贞吉看作党争之人。

杨金水（吕芳）就是这么看的。他们不是不知道胡赵的交情，但是从大势着眼，新任巡抚和两个陪审来自同一阵营，揭示着裕王和徐高张要借浙江大案倒严势在必行，把胡宗宪卷进来送给裕王集团一个人情，不由得赵贞吉这个具体执行者不同意，因此杨金水三番五次明示或暗示赵贞吉，让郑何去跟徽商签约，甚至明言这些是胡宗宪的同乡，你老赵可以撇的干干净净吃现成的，最后干脆把倒严的利害关系跟赵贞吉摊牌说透了，还出示了吕芳的亲笔信。

这就是吕芳暗中亲自参与倒严的实锤。只不过明里的倒严阵营徐高张此时并不知道暗地里还有吕芳这一路人马。

直到此时，嘉靖对严党的态度仍然是有保留的信任，但吕芳却已经开始借郑何二人（卖方）坑胡宗宪（买方），给严党扣私相授受，贩卖内宫产业的黑锅了。可见吕芳并非完全按照嘉靖的意志行事，在倒严这件事上，甚至走在了嘉靖前面。

以下是我在评论区提出的更具体的证据，嫌啰嗦的话可以跳过引用块，直接看后面内容：

徽商接盘发生在19和20集，胡宗宪与倭寇形成决战态势发生在26集，清剿倭寇残部彻底免除东南祸患发生在第30集。

也就是说，徽商接盘时，胡宗宪在抗倭战场上虽然打了几场胜仗，但局势仍然紧张，连决战都谈不上，所以在19和20集的时候嘉靖不可能动找胡宗宪瑕疵的心思。胡宗宪既然不能动，那么即使嘉靖对严世蕃再不满，也不可能开始倒严。因此吕芳杨金水此时坑胡宗宪，不可能是嘉靖授意。

反而发生在18集的沈一石账册进京，胡宗宪深夜面圣（再次被嘉靖夸奖公忠体国，所以我不能接受仅相隔一集嘉靖就要变卦的观点），嘉靖拿200万匹丝绸敲打吕芳，在时间顺序上与徽商接盘非常接近，更有可能成为吕芳擅自倒严的动机。

第二，嘉靖若想倒严，根本不需要围绕胡宗宪罗织罪名，有了沈一石的账册，浙江官场20年来上上下下官员的黑历史挖一挖，就够严世蕃掉脑袋的。

第三，海瑞的行动让所有人始料不及，同时也无意中暴露出了在倒严态度上，嘉靖和吕芳的不同步。

首先说杨金水装疯的原因，在第20集。杨金水在浙江干的其他勾当嘉靖全知道，包括毁堤淹田。而通倭假案跟杨金水无关，所以海瑞若是深究这两件事，虽然确实会辱没圣名，但杨金水心里是有底的，不至于慌得连路都走不好要去求赵贞吉撤海瑞的职，至少赵贞吉他们听了以后，虽然也忧心忡忡怕给嘉靖抹黑，但都没有像杨金水这样直接精神崩溃。

所以杨金水到底在怕什么？怕的就是唯一一件嘉靖不知道的事，因为海瑞问到了，还怼得郑泌昌已经开始甩锅，那就是“你的意思，是皇上叫你把沈一石的作坊作价卖给徽商？”（这一句一出，屋外原本在踱步的杨金水马上紧张了，紧接着听到海瑞要把私卖作坊的事捅到整个朝廷，立马瘫了，杨金水认定，海瑞的目的就是来揭内廷贪腐的）

若真的是嘉靖授意，杨金水大可立刻通报，告诉嘉靖，这个陪审要坏事。可是杨金水非但没有通报，反而走上了装疯以守住秘密的路，为了保住幕后主使吕芳。

当然海瑞后来没有深究徽商接盘之事，而是在胡宗宪的提示下，从毁堤淹田和通倭假案找突破口。不过杨金水这时无法得知，因为锦衣卫已经把疯了的杨公公押往京师了。

其次，嘉靖亲自审问“沈一石附身”的杨金水，明确问到都有谁从沈一石那里拿了好处，有没有胡宗宪，杨金水却答非所问的说了句“胡宗宪不是织造局的人”。

如果嘉靖确实曾经授意要抓胡宗宪的把柄，就不会用这种方式提问，而且杨金水这时应该给胡宗宪泼脏水了，但是就是因为知道嘉靖本就不想折腾胡宗宪，所以杨金水不能说，说了就给自己和老祖宗惹麻烦，只能等嘉靖以后通过别的渠道(比如赵贞吉)得知徽商接盘，去联想怀疑胡宗宪是否有所图，反正自己是不能说。

最后，嘉靖终于看到了海瑞第二次呈交的供词，然后把吕芳从吉壤召回，给他看了供词（吕芳也许大感意外，海瑞居然没拿徽商接盘做文章），然后问吕芳自己卜的卦是什么意思，吕芳顺着嘉靖的意答：“这是上天在告诉我们，皇上在东南用了胡汝贞和赵贞吉，便无往不利。”所以吕芳也知道，嘉靖对胡宗宪基本是完全信任，压根没想找胡宗宪的茬。值得一提的是，嘉靖在这里又提了一次两百万匹丝绸，仍然指责是太监们贪了，而不认为是自己用了。

综上，吕芳坑胡宗宪，并非嘉靖授意，反而是瞒着嘉靖的擅自行动。

然后，我们来谈谈沈一石上缴的丝绸。

看看沈一石到底是怎么跟高翰文说的，以及高翰文的反应，在第8集：

“嘉靖39年6月，南京、苏州、杭州织造坊，所织上等丝绸十万匹，解送内廷针工局。”
——高翰文低头抚弄茶杯，无反应。

“嘉靖39年7月9日，上等丝绸5万匹，中等丝绸十万匹，和松江上等印花棉布十万匹，解送工部，以备皇上赏赐藩王官员和外藩使臣。”
——高翰文低头喝茶，无反应。（注意，解送工部，所以嘉靖赏赐藩王官员和外藩使臣所用的丝绸，肯定是入了户部的帐的。）

“嘉靖39年10月6日，南京、苏州、杭州织造坊，与西域商人商谈二十万匹丝绸交易，折合现银220万两，悉数解送内廷司钥库，注，无需向户部入账。”
——高翰文惊讶，起身（这里才首次出现了不向户部入账，而且特别注意，这一笔上缴的是丝绸交易后获取的现银，而不是丝绸实物，因此贪腐的嫌疑极高。所以高翰文有反应了，并想打断沈一石，仔细询问，但是沈一石继续念了下去。）

“嘉靖40年2月，接司礼监转上谕，该年应天浙江所产丝绸，应贸与西洋商人，上年所产十二万匹丝绸悉数封存。3月，又接司礼监转上谕，将上年所产十二万匹丝绸，特解十万匹火速押运北京，赏裕王妃李候家。”
——高翰文若有所思，但是反应不剧烈。（注意，这一条没有注明不向户部入账。而且嘉靖得皇孙这种天大的喜事是偶尔发生，在剧中也只发生了唯一一次，赏赐的数额却不如上一年不向户部入账的那一次。）

这些就是沈一石向高翰文所念账本的全部。

沈一石的本意，是借向高翰文诉苦之名，行施压之实。在诉说自己的产能要应付上头对丝绸的需求量非常困难（但是大多仍然入了户部的帐）的同时，夹进了一条关键信息：宦官参与贪墨，这事你高翰文惹不起。

从嘉靖赏赐藩王官员外使，以致自己的儿媳妇，都入了户部的帐来看，嘉靖至少在江南织造局这里，没有私账，反过来说，如果嘉靖有私账，那么根本不需要再用严党去敛财。

唯一那条没入账的，嘉靖应该确不知情，是太监自己贪了。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即使走了明账，嘉靖将全国的财政收入视为自己的私产，予取予求，随意挥霍，同样也是一种贪污腐败，所以我在回答里批判了嘉靖家国不分。

但是内廷宦官有另一条贪污渠道，这条渠道在沈一石账册入京后，引起了嘉靖的注意，然后大概算明白了，二十年来他在内廷所能看见的开销，应该是不足200万匹丝绸的（这还仅仅是丝绸，嘉靖还点了一下铜漆茶等），于是敲打吕芳，成为了吕芳坑胡宗宪的直接动机，这和嘉靖家国不分是两件事，必须分开说清楚，才能揭露出吕芳的“家国不分”。

评论区有网友建议我去看小说原著，我花了几天时间仔细阅读了，更加强印证了我对吕芳的判断。小说内容与电视剧基本一致，但小说相对于电视剧的优势就是能够详细描写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因为嫌麻烦，我就直接引小说章节，不去找对应电视剧哪一集了，反正同样的内容肯定都有。以下引用块内容仍然是佐证，可以跳过不看。

先是徽商接盘发生后，三个人的态度。

赵贞吉的态度（小说第13-16章）：
杨金水向赵贞吉摊牌，以党争的利害关系和吕芳的亲笔信胁迫赵贞吉在徽商的契约上签字，但赵贞吉一直在拖延。赵贞吉善于逢迎圣意，这时候难道不怕自己的阻碍引起嘉靖的不快吗？当然怕，但是他知道这件事出于嘉靖授意的可能性小，吕芳自作主张的可能性大，所以宁愿再拖一拖，再寻找多一点线索揣摩上意，也不肯直接背了这口锅。只不过碍于吕芳势力大，而且在倒严的关键时刻不能同时得罪内宫，甚至还需要吕芳的协助，所以赵贞吉只好忍着，反而还必须在审案时顾及内宫的面子，打压海瑞。

胡宗宪的态度（小说第16章）：
在徽商的契约上签字之前，赵贞吉去见了胡宗宪。在证明了自己对徽商接盘毫不知情之后，胡宗宪的原话：“皇上意在填补国库亏空。而他们以往打着皇上的名号敛财，现在依旧打着皇上的名号将应该交归国库的财产转归织造局。”
所以胡宗宪也分析出来，徽商接盘是内宫假托圣意，而且内宫类似的中饱私囊行为屡有前科，对应沈一石20年来上缴内宫的200多万匹丝绸。

陈洪的态度（小说第18章和20章）：
海瑞第一次审案的供词中，转卖沈一石产业是重点案情（第二次重点变成了毁堤淹田和通倭假案）。供词送到北京，陈洪一看便兴奋起来，虽然口上骂着有人污辱圣名，但行动上迫不及待的要把供词送给嘉靖看。
陈洪投机心态很重，但并不是不计后果，可以看一下在小说第31章，对陈洪从裕王府把冯保抓走，遇到李妃阻挠，然后回去向嘉靖复旨时的内心活动描写，就知道陈洪也是个心思缜密如履薄冰的人。
然而他根本不考虑这件事与嘉靖相关的可能性，执意绕过吕芳千方百计的把消息透给嘉靖，甚至毫无顾忌的抢在嘉靖之前对杨金水动刑想撬开他的嘴，就说明他心里有9成9的把握，这事只可能是吕芳和杨金水擅自干的，不可能跟嘉靖有关。

两名封疆大吏，一名司礼监二把手的人精，在徽商接盘一事的幕后主使是谁这个问题上，得出了相同结论。


然后，说一下沈一石上缴宫里的200万匹丝绸，确实是以吕芳为首的太监贪了，而几乎没用在正常开销上。

小说第30章：徐阶向嘉靖汇报抄没严党的财产如何分配，听到徐阶把这笔钱的大头分给兵部打仗、补发官员的欠俸、赈济受灾的百姓的时候，嘉靖发脾气了：
“拨吧，都拨了，无非朕住的地方破了点，宫里的人都穿着旧衣服上街讨饭去！”
吕芳也接着说道：“徐阁老，皇上的万寿宫才修了不到一半，宫里十万张嘴也等着吃饭呢，这笔钱内阁没算进来？”

这段说明，内宫十万宫女太监的正常运作开销，以及兴建土木，都是由户部明账拨款，由国家财政供养，根本不需要另外走暗账敛财。
所以沈一石上缴内宫的200多万匹丝绸到底拿去干啥了，吕芳派系为什么是宦官集团中势力最大的一支，便有了答案。

佐证结束回到正题。

同时可以看出吕芳的情报优势有多大：所有的人都在猜别人的动机，严世蕃猜胡宗宪；张居正猜赵贞吉；高拱猜谭纶；郑泌昌比较苦逼，他要猜所有人（还基本猜了个八九不离十，郑大人的水平不可小觑）。而吕芳和杨金水什么都知道，外加一个有苦说不出的赵贞吉。

可笑，剧中口口声声说太监们没退路，可太监们的老祖宗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为自己这帮人，谋退路。为了自己和身边人的退路，不惜把无辜商人往坑里推，不仅推，还要把商人们吃干啃尽，永久套牢。

杨金水（吕芳）以为赵贞吉会得了好处把秘密藏在肚子里，一起瞒着胡宗宪让他安心打仗去，打完仗回来就兔死犬烹了。然而他们没有想到，沽名钓誉的赵贞吉也还是有最后的底线的，再怎么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与胡宗宪的情谊，他还是要尽力挽救的，即使挽救不了，至少也要知会一声。

同时，杨金水（吕芳）也意图将赵贞吉卷进来。契约是郑何签的，以后施行是赵贞吉负责的，织造局没有留下半个字（杨金水摊完牌后，还不忘把吕芳的亲笔信收走）。而赵贞吉也是个政治敏感性很高的人，不过初来乍到，别人雷都埋好了，自己只能隐而不发。到最后也只能无奈签字。这才有了后面赵贞吉借海瑞报复杨金水。

-------------9月2日更新---------

扩展说一下吕芳杨金水的第二层动机，也是一件细思极恐的事。

想一下沈一石的产业被查抄之后，织造局和浙江官府利益对比发生了什么变化。

沈一石作为一个商人，为织造局当差，虽然作坊织机是他自己的，但是织造局控制了沈一石就控制了他的所有资产，浙江官府对这些无权染手，当然吃拿卡要仍然是有，不过大事还是要看织造局的脸色，主导权不在官府手上，这也是为什么杨金水不在时，郑何二人对沈一石言听计从，对挂织造局的牌子贱买田地也不说话，郑泌昌后来对锦衣卫辩解，沈一石是织造局的人，他做什么，我们官府实在不方便过问，这几句是甩锅也是实情。当然他们也乐见沈一石代表织造局把这个锅给揽了。

沈一石死，圣旨下令查抄其资产，织造局损失了一个走狗不说，作坊织机还全都被充公为官府所有，至少是暂时所有，在与徽商谈判时杨金水说了这些东西跟织造局无关，在那个时间点上，他是没有胡说的。

赵贞吉到任后，与杨金水周旋时曾点明，明发告示吸引其他商人收购，可以卖出更高价钱(海瑞后来也点到过)，被杨金水以第一层倒严动机劝说，实际上抛开倒严，设想一下其他商人高价收购后，会变成什么情况。

到时候场地设备是官府查抄没收的，新的股东和管理层是官府明价竞标招揽来的，产业和人都是官府的，织造局什么都没捞到，却还挂着督促生产的责任，50万匹丝绸的西洋生意还是织造局的锅(郑泌昌要杨金水上座时，也是用这个要挟)，更别说以后，再从这些作坊里分钱，就要看官府的脸色了，和以前的立场完全颠倒。

于是吕芳和杨金水这一招，除了裹挟赵贞吉倒严，还把丝绸生意的锅先甩给赵贞吉——因为字是你签的，是你实际执行把产业私自卖给徽商，而不是明价竞标，更不是织造局经手，所以织不出50万匹，不关我织造局的事。后面嘉靖也认为织绸不力，是赵贞吉的责任。此其一。

接盘的是胡宗宪的人，字是赵贞吉签的，两边的把柄都抓在织造局手里，以后还能继续对他们施加压力从中牟利，此其二。

这就是第二层动机。吕芳对于查抄沈一石产业的圣旨，是有想法的，他认为这道圣旨对自己不公，断了财路还白背锅，所以他除了倒严，还要重新夺回这些产业的主导权。但是这不能成为他开脱自己行为的理由，无论他自己认为公不公，圣旨就是最高行政命令，吕芳于理于公，必须配合执行。

当然吕芳布置的暗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海瑞审案，眼看局势要失控，嘉靖颜面不保，一直掌握着情报优势的吕芳唯一一次懵逼了，他分析不出来海瑞的行动到底受不受徐高张控制，于是赶紧约严徐讲和，自己的倒严大计也暂缓。

嘉靖为了做足反腐戏，防止海瑞继续审案牵扯更深，要求吕芳惩办针工局等管事太监，吕芳只好照办，断臂自保（损失很小，毕竟内廷贪墨的200多万匹丝绸仍然不予追究）。

这两处是吕芳的迂回。

胡宗宪和海瑞先后都说过同一句话：“家国不分，这就是我大明朝祸乱之源。”

司礼监-织造局这条线的存在，就是为了体现嘉靖的家国不分、太监们的家国不分。

还记得锦衣卫刚到浙江时，朱七问杨金水：什么时候拿人？杨金水回答：不急，等皇上的旨意，我们别乱了皇上和老祖宗的韬略。

呵呵……老祖宗的韬略？老祖宗的韬略在那时已经定了，在浙江煽风点火引起鹤蚌相争，自己坐收渔利，后来又加上了一条填补暗账，不惜盘剥商人以隐瞒内廷贪腐，最终改换门庭，给冯保打开一条出路，也换取自己晚年平安落地。

多说几句吕芳的全身而退的表演，与胡宗宪罢官有异曲同工之妙——露拙，假装不能胜任工作。不知道老祖宗是不是向胡部堂偷师了。

这一手跟剧集开头吕芳对冯保的提点“三思，思危，思退，思变”遥相呼应。

可怜嘉靖，被两个人用同一招绕晕了。而以嘉靖的智商，胡宗宪也就绕晕了他一时，所以回过头，他都明白。但是对这两人的态度也出奇的一致——恻隐怜惜。

-----------------------更新（宦官集团内部的派系）--------------

评论区有两位朋友提出吕芳不能算是严党，也谈不上转换阵营，那么我还是再说细一点：严格来说，这两位朋友说得对，但从吕芳自己的视角出发，问题在于裕王怎么看他，百官怎么看他。还是胡宗宪那句话：处在党争的风口浪尖上，朝野必然会把你看作党争之人。

宦官集团并非铁板一块，吕芳派虽然势力最大，但似乎还没有达到只手遮天的程度。

剧情明确交代的就有陈洪一派，间接点出的还有石、孟一派，此二人在吕芳不在场时，对海瑞审案的口供如何处理，态度是比较暧昧骑墙的。并且在吕芳第一次失势后，嘉靖为了隔断严徐吕三人疑似存在的勾结，用石公公在内阁外阻挡百官，可见石至少并不明显属于吕芳派系，不过跟吕芳没有什么直接冲突而已。

那么新帝登基后，跟严党勾结了二十多年的吕派，“陷害忠良”的罪名，有一部分肯定会扣在吕派头上，到那时候，吕芳和他的干儿子们还能在内廷的人事清洗中存活下来吗？

所以吕芳要亲自动手倒严以转换阵营，为的就是让自己不被秋后算账，而且给自己派系的干儿子干孙子继续掌权开路。吕芳相信自己暗中的倒严行为能换来裕王党的政治默契。

事实证明吕芳对裕王的判断是对的。对于吕芳的暗中行动，裕王是隐约有感觉的，可以看看30多集以来，裕王对冯保的态度的转变：从一开始向徐高张埋怨府里有眼线，到厉声差遣冯保去向吕芳汇报自己深夜接见谭纶，到经常性的派遣冯保进宫向吕芳打听情报，再到直接派冯保盯梢严府。

在这个过程中，二十多年来裕王对于吕严勾结的不满，逐渐化解了。

多说几句陈洪。这部分没有吕芳亲笔信那样的实锤，全是我自己的猜测。

跟吕芳的进退有据形成鲜明对比，陈洪转圜乏术，明知是火坑也不得不跳。

在其他相关的问题里，很多人指出了陈洪不可避免的悲剧下场：嘉靖要用他的狠辣代替严党制衡百官，且不允许他投靠裕王阵营。

陈洪的悲剧其实不仅于此——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被架空，被边缘化，孤身一人挤进权力核心的人。

注意吕芳第一次失势后，陈洪升任掌印太监，居然需要恩威并施以升官作为奖励，临时拉拢一个小太监。这跟他身为四大秉笔之一，仅次于吕芳的地位严重不符。

这说明了，陈洪在内廷，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人，宦官之中没有他的亲信嫡系。

也许曾经有，但都被吕芳派系打压掉了吧。也许在吕芳派系贪墨的200万匹丝绸（还有茶铜漆盐等）之中，陈洪几乎没有分到什么好处，汤都喝不到一口，自然也就更加没有资源去拉拢组织起自己的人马。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一定要对杨金水下死手，要跟个性宽厚的黄锦矛盾不断升级，要在冯保服苦役时还授意下面的人折磨他。

因为吕芳的干儿子们吃饱了，他没吃饱。要说《1566》里有哪几个是不贪的，大约陈洪能算一个，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资源（财富）的短缺，也导致了他必须以严苛的手段来维持权威。

这样一个常年遭受打压的人居然当了秉笔，挤进了权力核心，个人能力是不可能低的。

所以他肯定明白自己下场堪忧。于是找徐阶结盟，在裕王面前演苦情戏，他也想像吕芳一样给自己谋条平坦的后路，但是嘉靖不允许……

那么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全力挑拨嘉靖和百官的关系，企图把海瑞《治安疏》一案无限扩大四处攀扯，就连海瑞丧妻失子，徐阶借机“伤情”，陈洪也要再恶毒诅咒一番。只有往死里用狠，嘉靖和百官之间冲突不断，他才有容身之地，然后祈求嘉靖长命百岁，能续一秒是一秒。

可怜

的是嘉靖连续命（熬药）的机会都不给他。

-----------------------------写在最后-------------------------

评论区指出以嘉靖为首的统治阶级上层集体贪墨，塌方式腐败，我是完全赞同的，所以我才会在答案里写嘉靖和太监们全都家国不分。

就因为我也认为这帮庙堂之上的食肉者没有一个是干净的，所以我才要扒吕芳的皮——你们看一下与《1566》相关的其他问题下面的回答和评论，认为吕芳是好人的真的不少。

偶尔几个骂吕芳的，也是抓住“淹两个县不算什么”，和吕芳也没少贪这种黑点。

我写这个回答，就是为了指出吕芳还有更大的黑点。作为严党专权时期的助纣为虐者，吕芳剧里剧外竟然刷了无数好感，贪墨的罪责却始终没被追究过，最终踩着无辜者获得了裕王党的谅解，得以安享晚年，所以我对吕芳和杨金水在河边的那场戏没有一丝一毫的感动，反而认为这是《1566》中最让人绝望的一幕。

-------------最后的最后------------

嘉靖的“君道不正”确实是造成国家混乱的最主要原因，他本人需要对此负最大责任，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坏事都是他一个人授意主使的。如果认为以吕芳为代表的太监仅仅是皇帝的白手套，认为“太监没有退路，因此没有自主意志，只能服从于皇权”这一命题绝对正确，那么明朝历史上就不应该出现王振，刘瑾，魏忠贤这种权倾朝野裹挟皇权的大太监。

我认为把宦官集团看做一支有自主意志的政治力量，而不是单纯的皇权附庸，更能凸显《1566》权谋的层次感和立体感，是一种更高级的美感。而主创团队也并非刻意要隐藏吕芳这条支线，是剧情结构的特点，让吕芳支线不得不被切得支离破碎。

虽然《1566》只是借用了嘉靖朝这个背景，和相关人物的人设，用架空的故事讨论问题，但剧集经常以旁白的形式，将某些重要事件与史实对照。而我在观剧的过程中一直在结合自己所了解的史实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嘉靖沉迷权术制衡，而忽略甚至否定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治国理念？

我思考的答案是，人的行为和认识，受限于自己的经历。在海瑞的《治安疏》中最重要的两条，“君道不正，臣职不明”并非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具体到史实，就是嘉靖朝先发生了“大礼议”这样“臣职不明”的开端，一大批专权的文官既反法理又反人伦，企图否定嘉靖这一朱氏旁系的法统正当性，导致了少年嘉靖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漫长的时间与文官集团斗争。“大礼议事件”结束后，嘉靖和文官集团的较量却仍然一再反复，这除了让嘉靖在权术斗争上越来越纯熟以外，也把对治国的认识局限在了弄权上，认为所有的执政问题都是党争的延续，进而大谈“水清水浊论”，却忽略了真正的执政基础来源于民，直到出现了一个海瑞，向他点透本质，然而嘉靖带着儿子孙子和海瑞在最后的交锋中，又绕回到了“水清水浊”那一套，借反驳海瑞向儿子孙子传授权术，让我感觉他俩的对话大部分不在一个维度上。

我似乎离题万里？其实并没有。在《1566》中，嘉靖雪夜里坐在城楼上，带着轻蔑和自傲的口吻，一边看着被陈洪鞭打的百官，一边向黄锦回忆“朕在你还小的时候，见识过比这更大的阵势”，说的就是大礼议，反映出他的君道是由当年畸形的臣职所催生。基于种种类似经历，嘉靖在这个雪夜里，仍然把百官的上谏归类为文官团体对皇权的挑战，而不是国家危机的征兆。

史书评价，嘉靖朝前期颇有作为，后期朝政积弊。其实嘉靖从来没有变过，一直是一个酷爱弄权，把一切问题都当做钉子，用权术的锤子猛砸一通的实用主义者，只不过前期在客观上清除了文官专权这个最大的时弊，到了后期玩弄权术过了度，这一治国手段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反而成了新的时弊。套用胡宗宪对谭纶说的那句话——《左传》有云：君以此兴，必以此亡。

当年膨胀的臣职催生了嘉靖扭曲的君道，扭曲的君道又回过头导致了贪腐专权的严党，沽名钓誉的清流，和首鼠两端的太监，导致了人人不敢直言大弊，因为臣职不明的官员和太监们恰恰是君道不正下的既得利益者。

在我看来，《1566》这部神剧想要表达的不仅仅是把一切归咎于嘉靖的君道这样的道理，这样的话，跟“皇上和太子还是好的”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就像把二战所有罪责都推到希特勒东条等人身上就算了事，而放弃了对产生这些狂人的时代社会背景的思考，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