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将军是否有权以臣子身份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限制天皇参政？
德川幕府将军，作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确实有权以臣子的身份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きんちゅうおよびくげしょはっと），并且这部法度也正是德川幕府用来限制天皇及其朝臣（公家）参政的关键性法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当时日本的政治结构、权力分配以及幕府与朝廷之间的复杂关系。
权力结构：名义上的君臣，实际上的主从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在法律形式上，天皇依然是日本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将军是天皇的臣子。这种君臣关系是日本几百年来的传统，即使在武士阶层崛起并建立幕府之后，也未曾被彻底颠覆。天皇的权威，虽然在政治实践中被架空，但在精神和名义上仍然是至高无上的。
然而，现实的权力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中。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以来，武士阶级逐渐成为日本实际的统治者。德川家康在经历战国时代的混乱后，通过关原之战确立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并将这种权力结构进一步制度化和巩固。将军的权力并非来自天皇的“授权”，而是通过军事实力、政治手腕以及对全国武士阶层的掌控来实现的。
《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诞生与目的
《禁中并公家诸法度》颁布于元和元年（1615年），由德川秀忠（二代将军，家康之子）在德川家康的授意下颁布。这部法度并非是将军“请求”天皇批准，而是幕府“命令”天皇及其朝臣必须遵守的。它的出现，标志着德川幕府对朝廷权力进一步的法律化规制。
这部法度的主要目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 规制朝廷，防止干政： 德川幕府最根本的目的就是确保天皇及其朝臣不插手政治，不影响幕府的统治。在战国时代，许多大名（地方诸侯）为了争夺权力，会试图通过与朝廷拉关系，获取“征夷大将军”等官职，以增加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德川幕府需要杜绝这种可能性，将政治权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2. 明确权力边界： 《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详细规定了朝廷的职责范围、仪礼、人事任免等一系列事项。例如，它规定了天皇叙任官位需要幕府的“勘文”（允许），不得随意颁布诏书（綸旨），朝臣的任命也要经过幕府的同意。这些都极大地限制了天皇和朝廷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自主性。
3. 巩固幕府统治的合法性： 虽然限制了天皇的政治权力，但幕府并没有完全废除天皇。恰恰相反，幕府需要天皇作为“精神象征”和“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将军通过“天皇的代理人”身份来行使权力，这样可以获得全国人民的认可，尤其是那些对武士阶层统治持保留态度的人。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也是在“奉天皇之命”的名义下进行的，尽管这是一种形式。
4. 控制朝廷人事： 法度中还涉及到了朝廷内部的官职设置、继承等问题，幕府可以借此机会安插亲幕府的势力，或者压制对幕府不利的公家。
将军“臣子”身份下的权力实施
那么，将军如何能在“臣子”的身份下，以如此强制力颁布限制天皇的法度呢？这里有几个关键点：
军事和经济实力： 德川幕府拥有全国最强大的军队和最充裕的财政收入。这种压倒性的实力是其推行任何政策的根本保障。如果朝廷不遵从，幕府有能力采取武力手段，但通常不会走到这一步，因为这会损害天皇的“神圣性”。
掌控“权威的来源”： 幕府通过控制天皇的“御玺”（皇印）、“宣旨”（天皇旨意）等象征权威的物品和程序，来掌握“发布命令”的权力。例如，幕府可以“请求”天皇颁布某种命令，但幕府自己会事先起草好内容。
武家诸法度作为基础： 《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是《武家诸法度》（ぶけしょはっと）的补充和延伸。《武家诸法度》是幕府用来约束大名的法律，而《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则是对幕府统治“另一端”——天皇和朝廷的约束。两者共同构成了幕府时期日本的法律体系。
“御所”的物理控制： 幕府在京都设立了“京都所司代”（きょうとしょしだい），负责监视和管理京都的朝廷事务。京都所司代拥有强大的执法权，可以逮捕公家，审查他们的活动。这种物理上的控制，使得幕府的命令能够有效传达并得到执行。
舆论和政治操纵： 幕府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治舆论，将朝廷描绘成腐朽、低效，需要幕府来“整顿”的形象。同时，幕府也通过对一部分亲幕府的公家进行笼络，让他们成为幕府在朝廷内部的代言人。
总结
德川幕府将军以“臣子”身份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并非意味着将军没有权力，而是这种权力是以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方式行使的。将军掌握着实际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而天皇则保留着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和精神象征的地位。
《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是德川幕府将这种权力不对称性“法制化”的产物。将军并非是真正意义上、与天皇平起平坐的臣子，而是凭借武力建立起来的、对天皇拥有绝对控制力的“事实上的统治者”，只不过在法律形式上，他仍然是天皇的臣子。这部法度，正是将军这种“臣子”身份下，对天皇权力进行最严厉限制的集中体现。它深刻地影响了江户时代日本的政治格局，将天皇和朝廷的角色被限制在象征性的、不干政的地位上，直到明治维新后权力才重新回到天皇手中。
权力结构：名义上的君臣，实际上的主从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在法律形式上，天皇依然是日本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将军是天皇的臣子。这种君臣关系是日本几百年来的传统，即使在武士阶层崛起并建立幕府之后，也未曾被彻底颠覆。天皇的权威，虽然在政治实践中被架空，但在精神和名义上仍然是至高无上的。
然而，现实的权力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中。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以来，武士阶级逐渐成为日本实际的统治者。德川家康在经历战国时代的混乱后，通过关原之战确立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并将这种权力结构进一步制度化和巩固。将军的权力并非来自天皇的“授权”，而是通过军事实力、政治手腕以及对全国武士阶层的掌控来实现的。
《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诞生与目的
《禁中并公家诸法度》颁布于元和元年（1615年），由德川秀忠（二代将军，家康之子）在德川家康的授意下颁布。这部法度并非是将军“请求”天皇批准，而是幕府“命令”天皇及其朝臣必须遵守的。它的出现，标志着德川幕府对朝廷权力进一步的法律化规制。
这部法度的主要目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 规制朝廷，防止干政： 德川幕府最根本的目的就是确保天皇及其朝臣不插手政治，不影响幕府的统治。在战国时代，许多大名（地方诸侯）为了争夺权力，会试图通过与朝廷拉关系，获取“征夷大将军”等官职，以增加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德川幕府需要杜绝这种可能性，将政治权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2. 明确权力边界： 《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详细规定了朝廷的职责范围、仪礼、人事任免等一系列事项。例如，它规定了天皇叙任官位需要幕府的“勘文”（允许），不得随意颁布诏书（綸旨），朝臣的任命也要经过幕府的同意。这些都极大地限制了天皇和朝廷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自主性。
3. 巩固幕府统治的合法性： 虽然限制了天皇的政治权力，但幕府并没有完全废除天皇。恰恰相反，幕府需要天皇作为“精神象征”和“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将军通过“天皇的代理人”身份来行使权力，这样可以获得全国人民的认可，尤其是那些对武士阶层统治持保留态度的人。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也是在“奉天皇之命”的名义下进行的，尽管这是一种形式。
4. 控制朝廷人事： 法度中还涉及到了朝廷内部的官职设置、继承等问题，幕府可以借此机会安插亲幕府的势力，或者压制对幕府不利的公家。
将军“臣子”身份下的权力实施
那么，将军如何能在“臣子”的身份下，以如此强制力颁布限制天皇的法度呢？这里有几个关键点：
军事和经济实力： 德川幕府拥有全国最强大的军队和最充裕的财政收入。这种压倒性的实力是其推行任何政策的根本保障。如果朝廷不遵从，幕府有能力采取武力手段，但通常不会走到这一步，因为这会损害天皇的“神圣性”。
掌控“权威的来源”： 幕府通过控制天皇的“御玺”（皇印）、“宣旨”（天皇旨意）等象征权威的物品和程序，来掌握“发布命令”的权力。例如，幕府可以“请求”天皇颁布某种命令，但幕府自己会事先起草好内容。
武家诸法度作为基础： 《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是《武家诸法度》（ぶけしょはっと）的补充和延伸。《武家诸法度》是幕府用来约束大名的法律，而《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则是对幕府统治“另一端”——天皇和朝廷的约束。两者共同构成了幕府时期日本的法律体系。
“御所”的物理控制： 幕府在京都设立了“京都所司代”（きょうとしょしだい），负责监视和管理京都的朝廷事务。京都所司代拥有强大的执法权，可以逮捕公家，审查他们的活动。这种物理上的控制，使得幕府的命令能够有效传达并得到执行。
舆论和政治操纵： 幕府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治舆论，将朝廷描绘成腐朽、低效，需要幕府来“整顿”的形象。同时，幕府也通过对一部分亲幕府的公家进行笼络，让他们成为幕府在朝廷内部的代言人。
总结
德川幕府将军以“臣子”身份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并非意味着将军没有权力，而是这种权力是以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方式行使的。将军掌握着实际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而天皇则保留着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和精神象征的地位。
《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是德川幕府将这种权力不对称性“法制化”的产物。将军并非是真正意义上、与天皇平起平坐的臣子，而是凭借武力建立起来的、对天皇拥有绝对控制力的“事实上的统治者”，只不过在法律形式上，他仍然是天皇的臣子。这部法度，正是将军这种“臣子”身份下，对天皇权力进行最严厉限制的集中体现。它深刻地影响了江户时代日本的政治格局，将天皇和朝廷的角色被限制在象征性的、不干政的地位上，直到明治维新后权力才重新回到天皇手中。
网友意见
不只是政治权利，《禁》干涉的东西要广泛得多，而且已经是一种成文的法度，跟《出师表》一道表文相比差别巨大
《禁》规定天皇行为规范的条款是第一条，但毕竟众所周知自从幕府时代以来，天皇已经鲜有能够掌控政局的时候，所以这一条不过是将大家早已心知肚明之事用漂亮话说出来而已
《禁》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后面的内容。德川幕府借此开始对朝廷在政治以外的权利，比如历法改元、朝廷礼制，对朝廷公卿的管理和官位任免等归属于天皇的裁决权像《武家诸法度》一样进行直接的立法性干预，这是之前安土桃山时代的“天下人”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都未曾达到的高度
促成这一局面的基础首先当然在于江户幕府相比安土桃山政权更加的稳固安泰，再次结合“猪熊教利事件”这个朝廷公家爆发的女官私通大丑闻中，后阳城天皇对于事件处置的手法不及家康老练（被绿的天皇意图将涉事者全数处死），进一步向幕府让渡出了对公家的处置权力。而之后后阳城天皇的退位，更是向天下昭示，朝廷已经在礼法问题上都无法摆脱幕府的强势干涉，《禁》的出台已经是迟早的事，并成为日后江户幕府管理朝廷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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