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清政府为何一味求和，打下去的代价会比割地赔款大吗？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清政府并非真的想要“打”，而是连“打”的能力和意愿都已严重衰退。晚清的军队，经过太平天国、捻军等内乱的消耗，又经历了洋务运动的“练兵”，但其战斗力、指挥体系、武器装备与西方列强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有一些表面上的“新式军队”，但在真正的实战中，往往不堪一击。甲午战争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曾经号称“东洋第一”的北洋水师，在日军的猛攻下迅速覆灭。这种失败的记忆，以及对自身军事实力的清醒（或者说是悲观）认识，使得清政府在面对新的侵略时，很难生出“一战”的勇气。
其次，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已岌岌可危。经过了长期的腐败、内耗以及接二连三的农民起义，中央政府的权威早已大打折扣。一旦开战，胜利则可暂缓危机，但一旦战败，必将引发更广泛的动荡，甚至可能导致王朝的彻底覆灭。这种对统治合法性和稳定性的极度担忧，使得他们宁愿选择“苟且偷安”，通过割地赔款来暂时维持统治，也不愿冒险将国家推入更大的深渊。他们认为，与其冒着国家分崩离析的风险去搏一个渺茫的胜利，不如忍辱负重，换取一时的平静，再图他日。
再者，清政府内部的派系林立、意见不一，也使得采取坚决抵抗的政策变得困难重重。主战派虽然存在，但他们往往势单力薄，无法与那些主张“讲和”、“委曲求全”的保守派抗衡。慈禧太后等实权人物，其政治考量往往集中于维护自身权力和清朝的延续，对于是否要与列强进行一场伤筋动骨的战争，她内心的天平更倾向于避免冲突。她可能认为，战争一旦爆发，无论胜负，都会对她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
至于打下去的代价，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清政府真的有那个能力和决心，能够整合全国力量，进行一场全民总动员式的抵抗，那么，长期的战争消耗、人力物力资源的巨大损失、社会秩序的崩溃，甚至是国家陷入长期战乱，这些代价无疑是极为沉重的。从这个角度看，一次性的割地赔款，似乎“划算”一些，能够避免更为漫长的痛苦和无尽的消耗。
然而，这种“划算”是短视的。清政府所谓的“求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而是在为侵略者提供便利，并纵容其进一步的野心。每一次的割地赔款，都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的进一步蚕食，都会为列强在华的特权扩张打开方便之门。长此以往，中国不仅要付出经济上的代价，更重要的是，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将荡然无存。而打下去，即使代价高昂，但也可能激发民族意识，团结全国人民，形成更强大的抵抗力量，从而争取到更有利的局面，甚至为国家的未来发展积累经验和基础。
举例来说，如果在某个关键时刻，清政府能够展现出坚定的意志，哪怕力量不足，但通过全民抵抗，给侵略者造成一定的损失，或许能够迫使对方做出让步，至少可以避免一些更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又或者，即便最终无法取得胜利，但这种抵抗本身，也能为后来的革命和民族觉醒奠定基础。
然而，清政府的“求和”并非战略选择，而是战术上的无奈和战略上的短视。他们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斡旋和金钱交易来换取和平，却忘记了，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这种“和平”只会是暂时的，且是以不断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因此，与其说打下去的代价会比割地赔款大，不如说清政府根本没有“打”的意愿和能力，他们的“求和”是一种在绝望中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反应，而这根稻草，最终却将他们推向了更深的深渊。
网友意见
鸦片战争，清朝真正害怕的是英军打下南京之后断了财源，使国库支撑不下去，导致与洋人作战的同时林登万集中爆发，重蹈明末覆辙。清政府当时这种对汉人和百姓严防死守的态势当然不是没有背景的，倒也不仅仅是神经紧张。
嘉庆朝时的川陕白莲教大起义使清朝国库苦心经营多年的存银被一扫而空，道光继位后，又连年爆发大饥荒（以及1820-1828年苦战9年之久，耗费白银1000万两才平定的张格尔之乱），使得清朝统治事实上已陷入重重内忧外患（鸦片）和很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道光最有名的就是节俭，自然不是没有来头，估计这也是鸦片战争期间，清军零散分布在全国各地防范农民起义的最主要原因。其实，甚至直到鸦片战争结束前，都有较大规模的起义发生。
道光朝时，清朝乾隆后期以来流民和饥荒问题已经相当严重，道光四年，皋兰、静宁、西宁、巩昌、秦州等处大饥。五年秋，南乐、静海、文安、大城、宝坻饥。七年春，日照大饥。
道光十二年（1832年）夏，紫阳大饥，人相食。十三年春，诸城、日照大饥，民流亡。夏，保康、郧县、房县饥，人相食。十四年春，归州、兴山大饥，人相食。十五年秋，孝义大饥。十六年春，登州府属大饥。
也就是说1832-1834年，道光朝竟连续3年都爆发了有人相食记载的特大饥荒，并且该次饥荒一直维持到了1836年都仍有较大烈度。可见1830年代清朝统治其实非常虚弱，可谓隐患重重。
鸦片战争期间的清朝也只是相对平静（大概也是历史书对这一段的历史比较集中描述外患的原因），其实在鸦片战争过程中，灤州、乐亭、抚宁、高淳、枝江、蕲州等地仍然相继爆发了饥荒灾情，尤其是鸦片战争最后一年，还发生了影响湖北、湖南两地的钟人杰起义。
钟人杰曾因领导矿工争取采煤权利，被湖北崇阳知县通缉。遂与陈宝铭、汪敦族等组织天地会员约三千人于1842年初 （道光二十一年底）攻占崇阳县城，称钟勤王，竖都督大元帅旗，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万余入。起义军后又攻克通城，围攻蒲圻。清政府慌忙调集各路营兵四面防堵。湖南巡抚吴其浚惧义兵入湘，调常德协副将哈丰阿，泉司苏彰阿率兵赴平江防堵。1842年2月22日（道光二十二年正月），起义军攻入平江北界之上塔市，袭击清军。次日又乘敌不备，复从西山泉水洞突袭清军，哈丰阿败退。后因湖北清军围攻崇阳，起义军乃回师湖北救援，退出湖南。
湖北提督刘允孝本是被命开赴沿海抗英的，却在半道上被道光帝截了下来，去镇压钟人杰起义。钟人杰起义本与鸦片战争毫无关联，却因刘允孝而联系在了一起。正月二十日，湖广总督裕泰、湖北提督刘允孝，配合湖南提督台涌、副将双福等率清军两万余人，分四路围攻义军。二十一日，崇阳失陷，起义失败。钟人杰等被俘，解送北京杀害。
1842年五月，捻党马宗禹又在江苏徐州府萧县一带发动反清起义，夺取清军马匹兵器，击伤清军把总及兵役多人（坚持到该年冬季失败）。8月4日，英舰进逼南京下关江面，英军兵临南京城下。1842年8月29日，耆英即与璞鼎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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