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内仇日声音这么强烈，却反对禁播迪迦奥特曼?
一、 仇日情绪的根源和表现：
历史因素（最主要）：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行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和仇恨。慰安妇问题、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历史事件至今仍是触动中国民族情感的敏感点。
现实因素： 近年来，一些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否认或淡化侵略历史、在领土问题上采取挑衅姿态等行为，持续刺激着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信息传播和网络放大： 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历史事件和时事评论更容易传播和放大，情绪化的表达和集体记忆的唤醒，使得“仇日”声音在网络空间显得尤为突出和响亮。
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情绪更容易被激发。通过强调外部的“他者”，来巩固内部的“我们”，是常见的国家构建方式。日本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最主要的外部冲击者，自然成为民族主义叙事中的重要符号。
二、 反对禁播迪迦奥特曼的原因：
尽管存在强烈的“仇日”情绪，但公众对《迪迦奥特曼》的喜爱和反对禁播，则揭示了情感的复杂性和区分度：
1. 区分“日本文化”与“日本政府/行为”：
情感寄托和童年回忆：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迪迦奥特曼》不仅仅是一部日本动漫，更是他们童年时代重要的精神伙伴和美好的回忆。这种童年记忆承载着纯真、勇敢、正义等积极的情感价值，与现实中的政治议题是分离的。人们将这种情感视为珍贵的个人资产，不愿被政治情绪所裹挟。
作品本身的价值： 《迪迦奥特曼》作为一部科幻特摄剧，其本身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性。它传递了“守护和平”、“勇敢面对困难”、“团队合作”等普世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念也能产生共鸣，例如“仁”、“勇”、“义”。
文化产品的独立性： 很多人认为，文化产品，尤其是娱乐产品，应该有其独立的价值和生命力，不应完全被政治立场所捆绑。将所有日本文化产品一概而论地打上“仇恨”的标签，是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共通情感的一种压制。
2. 对“一刀切”禁播的反感：
过激反应和“扩大化”的担忧： 部分公众认为，虽然日本政府某些行为令人愤慨，但将所有与日本相关的文化产品一律禁播，是一种“因噎废食”和“扩大化”的反应。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可能会误伤许多无辜的文化产品和创作者，也限制了中国自身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发展。
对自由表达和文化消费的追求： 在文化消费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一部分人渴望获得更多元的文化体验，不希望因为政治原因而被剥夺接触优秀文化作品的权利。他们认为，即使是外国的文化产品，只要不违反中国法律和价值观，就应该允许存在和传播。
3. 民族主义情绪的“目标明确性”：
针对性： 尽管有“仇日”情绪，但这种情绪更多是针对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以及一些具体的政治行为，而不是针对所有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公众能够区分历史罪责与文化产品之间的界限。
情感的层次性： 仇恨是一种强烈的情绪，但对《迪迦奥特曼》的喜爱是一种情感寄托。这说明公众的情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层次和有区分的。对历史的仇恨是严肃的，但对童年动漫的喜爱是温暖的。
4. 商业和市场因素：
经济利益： 《奥特曼》系列在中国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和相当的市场价值，相关的周边产品、授权播放等都涉及到商业利益。如果贸然禁播，会触及到相关产业的利益，也会引起一部分消费者的不满。
三、 总结与辩证看待：
仇恨与喜爱并存的可能性： 这并非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一个人可以因为日本政府的历史态度而感到愤怒，但同时也可以珍视自己童年时观看的《迪迦奥特曼》。这种情感上的区分，体现了公众理性思考和情感独立性的一面。
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尽管存在民族主义情绪，但文化交流往往是复杂且多维度的。优秀的作品能够跨越国界，触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心灵。
“反日”情绪的内在张力： 国内强烈的“仇日”声音，与《迪迦奥特曼》的受欢迎，暴露了中国社会在处理民族主义情绪、文化认同和文化消费之间存在的一种内在张力。如何既坚持历史正义，又保持开放的文化视野，是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
区分“日本国家”与“日本文化/人民”的努力： 虽然民族主义情绪容易模糊界限，但大部分公众仍然能够意识到区分“日本国家及其政府行为”与“日本文化和普通民众”的重要性。对《迪迦奥特曼》的喜爱，正是这种区分的体现。
总而言之，国内“仇日”声音强烈是历史和现实因素叠加的结果，而反对禁播《迪迦奥特曼》则反映了公众对于童年回忆的珍视、对作品本身价值的认可、对“一刀切”文化审查的反感，以及在情感和理智上对不同事物的区分能力。这是一种复杂而矛盾，但又并非无法理解的社会现象。
网友意见
国内仇日的声音有两种：
1 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像日本侵略中国那样侵略日本一顿，为当年复仇
2 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谴责日本甘当美国马前卒对抗中国
第一种想法不可能实现，至少在现有国际秩序中不可能实现，而且随着抗战亲历者越来越少，这种想法能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少
所以比较现实的是第二种想法，而一个崇尚娱乐的日本当然比一个崇尚军事的日本更有利于中国
我反的是日本？
老子反的是日本军国主义
哪个哈批会反一个国家？
这个问题颇有点神似李敖当年的提问：“鲁迅为什么不骂日本人？”
先不论李敖这番言论是否可笑，要解答这一切，或许我们可以从鲁迅的经历身上获得一些启示。
1902年3月24日，清廷将颓，列强盘踞，此诚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19岁的鲁迅，以官派公费留学生身份赴日留学，在日本居住、学习长达8年。
从鲁迅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这个“绝国异域”，给他留下不少“清嘉温馨”的记忆，而明治时代的日本普通民众，普遍还留存着尊重乃至礼遇“天朝上国”子民的传统，他对日本人的观感是比较好的。所以他会说，“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
因为这段经历，他生活中的很多习惯甚至都有点“日本化”了，比如在日期间剪辫子、穿和服、留胡须,以至于好几次都被误以为是日本人。这些事实，他自己的文章，包括后来周作人、许寿裳的回忆，都有点滴反映，并不需要回避。
其实，往大一点的历史观追索，就会知道，这种态度和情感几乎这是1894甲午战争以后、至1936年中日全面对抗之前，中国革命同志共有的记忆。当时的日本，几乎就是中国革命志士们的“百慕大”。
因为在甲午战争中的战败，当时很多中国觉悟之士纷纷对这个岛国邻居产生浓厚兴趣，非但总体未曾仇视排斥，反倒开启了“知耻后勇”式的留学日本、向对手学习的浩荡历程。郭沫若说这批人总数有30万人左右。鲁迅不过是人潮队伍中一个。
甚至可以说，当时留日革命党人，主观上对日没好感的反倒真的很难找出来。这一点，想看过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等书的朋友都是能有所观照的吧。
作为日本留学生、一个家国情怀与国际主义精神兼具的作家，鲁迅是有很多日本友人。从《鲁迅全集》可知，他一生中直接交往的日本友人多达160位，比如我们熟悉的藤野先生，完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他笔下常出现的日本友人增田涉等等。
但是，我们现有的所有材料都可以验证，他所交往的对象，并没有一个是日方政治人物，更没有日本侵华分子的踪影；鲁迅与他们的往来，也未曾涉及丝毫有损人格与国格之事。
鲁迅对日本人的观感，和他们的交往，是纯人情化的朋友私谊，而不是说仅仅因为你是日本人，就迅速落为简单的“不共戴天”的两极化,即便文章言语也没有沦为“爱国套话”言说。
他严格将日本帝国与普通日本人民区别对待，所以他会常去内山书店坐坐,与日本友人山本初枝、增田涉等频繁书信往来，讨论。这些日本友人在他落难时、需要帮助时，也都无私出手——比如1932年1.28事变时，子弹都打到他寓所窗户，幸亏内山书店提供避难之所全家才得以安全活命。倘不刻意去寻查双方身份，他们其实就是正常而温暖的朋友往来。
他不带民族偏见，与对华友好的日本人士维持着良好关系，但他的民族立场从来没有疑问。比如1936年，他得知中日关系紧张，察觉到租界也不稳，那时已重病在身，对日本还是非常警醒，叮嘱他儿子海婴“赶紧搬离虹口”，免为对方所获。
而且实际上，鲁迅堪称国内最早提出对日警惕的人士之一。1904年，时值所谓日俄战争，鲁迅还在日本留学，当时日方报纸不断鼓吹侵略中国有理的谬论,部分中国留日学生,甚至包括蔡元培都有同情日本的倾向，在上海《俄事警闻》中也谈了同情和支持日本的言论。
鲁迅看后，予以痛责，认为“这些人太无远见”，并对友人说，“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如果沙俄失败,日本独霸东亚,中国必将更受其害”，且向《俄事警闻》提出三点意见：1，持论不能偏袒日本;2，不可用“同文同种”的谬论欺骗国人;3，要倡导对国际时事的认真研究。他托沈瓞民转告此意见书后，《俄事警闻》的持论才有所改变。
照样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即便是在日中关系已经很紧张的1931年,鲁迅和颟顸的“爱国者”不同的是，他仍然大力提倡国人进行“日本研究”。他直白而殷切地说，即便是日本这样的“仇敌”，它所有而中国所无的真正优点，“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
很显然，他所谓的“学习日本”，不是卖国精日，而是继续他一生的理念，即意在探寻中国“复兴”之路。
我想，值今太平时代，一切岁月不惊、江山无恙，“读懂鲁迅”也许是高要求，但读进去其实不难，多点求实平气的心思就足矣。
山温水腻，风雨常存，局冷棋枯，英雄安在，写道这里，对那位奋斗终生、孤独半生、也被误解遍生之人，也真的恋恋多有顾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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