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统购统销政策可以说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并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之后农民较低的社会地位吗？
要说“统购统销”是否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并且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之后农民较低的社会地位，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是相当明显的。咱们不妨一步步拆解开来看。
首先，“统购”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国家以指令性的价格，强制收购农民生产的粮食和部分农副产品。这个价格，往往是低于市场价格的。你可以想象一下，辛辛苦苦一年，汗珠子掉地上，换来的粮食，被按照一个国家定的“公平”但实际上偏低的价钱收走了。农民辛勤劳作的果实，一部分被“国家”拿走了，而且给的价格，你不能拒绝。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利益的剥夺。
你想啊，在统购统销之前，虽然也存在着国家征购，但总归还有一部分市场调节的空间。农民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价格来决定种什么、卖多少。可统购统销一上来，这部分自主权就几乎被剥夺了。国家需要多少，你就得交多少；国家给你什么价格，你就得接受什么价格。这种强制性的、非市场化的价格管制，直接挤压了农民的剩余价值，让他们的劳动回报与付出的努力不对等。 就像你辛辛苦苦种了一亩地，收了稻子，结果国家只给你一个“指导价”，你卖少了不行，想卖高点更不行。
再者，“统销”又带来了什么？ 国家统一收购了粮食，然后又按照一定的计划和价格，“销售”给城镇居民、工人等。这听起来好像挺公平的，保证了工业化进程中城市人口的基本生活。但这里面的“一定程度上”就很关键了。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物资本身就是稀缺的，而城市人口是优先发展的对象。 农村的剩余粮食被抽走，但相对的，农村所能获得的工业品、化肥、农具等，又是通过计划分配的，而且价格也通常是“统购价”的几倍。这就形成了一个剪刀差。农民用相对低价的粮食去换取相对高价的工业品，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价格剪刀差”。
打个比方，就好像农民辛辛苦苦用100斤大米换了100斤化肥，结果在计划下，这100斤大米国家只给了50块钱，而那100斤化肥国家卖给农民却要100块钱。农民生产的价值，一部分被以价值的形态转移到了工业部门。 这种转移，说实话，非常直接，也相当残酷。
在这种体制下，农民不仅生产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价值被相对固化了。他们是“粮食的生产者”，是“国家建设的后备队”，但他们在经济上的自主性和增值能力，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这也就自然而然地引向了“农民较低的社会地位”这个问题。
首先，经济地位是社会地位的基础。 当农民的劳动价值被低估，他们的收入水平长期受到压制，自然在社会整体的财富分配中处于劣势。反观城市居民，他们是工业化的直接受益者，工资收入相对稳定，生活水平也相对较高。这种经济上的差距，直接导致了社会地位上的差距。
其次，城乡二元结构也是“统购统销”时代遗留下来的重要问题。 那个时候，为了保证城市的稳定和工业发展，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和迁移管理。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变得异常困难，即使进了城，也往往只能从事低收入、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而且缺乏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农村人口被“锁定”在土地上，成为国家工业化的“原料供应基地”。
这种制度设计，无意识地将农民塑造成了“为国家奉献”的角色，他们的付出和回报并不匹配，而且在社会资源分配上，他们也往往处于被动和弱势的一方。“农民”这个身份，在很多时候，意味着贫穷、落后、信息闭塞、缺乏话语权。
你可以想想，当社会上的资源、机会、话语权都向城市倾斜时，农民的社会地位自然会被拉低。他们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土地拥有者”，而是“国家计划下的人民公社社员”、“供养城市的生产者”。这种角色的转变，伴随着经济上的不利，也深深地刻在了社会认知里。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统购统销”视为万恶之源，毕竟那个年代的国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工业体系，保障几亿人口的基本生存。“统购统销”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早期积累。
但是，如果从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和对农民社会地位的影响来看，“统购统销”政策确实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它通过低价收购、价格剪刀差、城乡隔离等一系列措施，在经济上挤压了农民的劳动价值，在社会上固化了城乡差距，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奠定了农民在社会结构中较低的地位。
直到后来的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引入，农村的粮食收购价格逐渐放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城乡二元结构才开始松动。但“统购统销”时期留下的影响，比如一些制度性的障碍、观念上的固化，以及农民对自身价值的认知，都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慢慢弥合的。
所以，回头看，“统购统销”这政策，它确实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和功绩。但它对农民的“牺牲”也同样不容忽视，那种牺牲，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对农民的利益和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是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的。
网友意见
这是在说什么东西，农民地位低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结果。如果说城市是劳资矛盾的阶级歧视，延伸到城市对农村的剥夺也是一种阶级歧视。
非要设置一个时间点，那就是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夺取全国胜利后，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只要工业化就要城市化，只要城市化在不能对外转嫁前提下就要对农村剥夺。这不是后来主观上想要亲农民想要跨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能决定的，而是客观现实不能背叛的阶级利益。
不能这么说。事实上，统购统销一定程度上还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当初实行统购统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私商通过投机倒把，对农民“趁你病要你命”进行盘剥，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对粮食压价买入，抬价卖出，从中牟取暴利。这种行为不仅导致了粮价上涨，同时还对农民的利益造成了损害。而统购统销，把粮食销售给国家，由国家按照固定价格购买，严禁私商自由销售粮食，正是避免了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
不仅如此，国家统一购买粮食，同时也防止了农民卖粮食不赚钱导致农民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很多人谈起统购统销，几乎三句话不离剪刀差，说农民在统购统销和剪刀差制度下，被迫低价卖出粮食，高价买入城市工业品，并愤怒的批判当时对农民的剥夺。然而这种剥夺，本质是一种market economic的现象。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经济上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工业品本来就稀缺，农业品本来就多，按照market rule，物以稀为贵，工业品价格高、农业品价格低，是相当正常的现象。我们现在经常听到，“农民卖农产品不赚钱”，放在那个年代，只会更加严重。这种时候恰恰需要的，是anti-market economic，国家统一购入粮食，统一销售工业品，价格由国家决定，防止市场规律压低农产品价格导致农民的贫困。
这时候可能有人会说：“理论上确实是这样。但问题在于，你国家统购统销后，也没有改变卖粮食不赚钱的现象啊，农民还不是得高价买入城市工人兄弟生产的工业品？剪刀差不是依然存在？”
然而很可惜，我朝前三十年，国家一直在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相比之下农村工业品的价格则是受国家计划调控，几乎处于原地爬行的状态，农民的生活一直是在改善，而不是原地不动。
另外，我国实行统购统销的那几年，剪刀差反而是在不断缩小的，这个问题我专门整理了一篇文章，详见：
如果有人觉得这篇文章太长不想看，那我这里有一个更简单的版本：
总结：在统购统销制度中农民并非是被利益损害的一方，相反，国家通过统购统销不断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同时压制工业品价格的增长，这些都导致了农民购买力的增长。农民现在地位较低确实有原因，但原因显而易见不应该由统购统销来背锅。
差不多就这样吧，想到了再补充。
2021年11月20日更新
首先鄙人感谢诸位的厚爱，在此新增加一些内容，以飨诸君。
近日的知乎上，涌现出了一批迫真“农民之友”。这些“农民之友”，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李德胜治下的农民哭惨。在他们口中，李德胜治下的农民正攵策可谓是惨无人道，巨大的剪刀差、强制集体化和统购统销，可谓是暗无天日，直到那一位上台，允许农民进城，农民的日子才好过起来。
那么这种时候，我们就不由得要问一句了：“亲，你说的农民，到底是哪一部分农民呢？”
事实上，农民和农民不可一概而论。农民内部也是分成分的。一般来说，越是贫穷的农民，容易沦为被剥削阶级的农民，越是支持集体化和统购统销；越是富裕的农民，有望跃升成剥削阶级的农民，越是反对集体化和统购统销。
根据当年的调查报告，农民及其对统购统销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贫农，缺粮户：这部分农民家底薄，就算有为数不多的余粮也得卖掉换钱，还要不少人没有余粮甚至缺粮，自己种的粮食不够自家吃，还得依靠国家的商品粮供应。对他们而言，粮价波动是相当要命的事情。因而他们对于统购统销，基本上是拥护的。
2、富裕中农：这部分农民多数由中农上升而来，家境较好，余粮较多，希望留着余粮发家致富，从事粮食投机剥削。统购统销堵了他们的致富路，因而他们最反对。
3、一般中农：这部分农民的家境介于富裕中农和贫农之间，因而他们的心态也基本介于二者之间，对统购统销比较犹豫。主要心态就是随大流，不支持也不反对，能不卖就不卖，能少卖就少卖，一定要卖就按照规矩卖。
4、前地主、富农：他们的余粮比富裕中农还多，但是由于在土地改革中被群众斗怕了，一般表现比较顺从，国家要求卖多少，他们卖多少。
另外还有失去土地进城的农民和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这些农民也不种粮食，和之前提到的贫农、缺粮户加起来，起码可以有一亿人，他们也需要国家商品粮的供应。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出问题来了：为什么某些迫真“农民之友”喜欢哭李德胜时代的农民？因为他们是站在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简而言之，剥削阶级和准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去指责这一政策的。对于这些有较多余粮的余粮户而言，他们可以留着余粮，趁贫困农民乃至一般农民有困难的时候放高利贷，逼得后者背上几乎不可能还清的债务，为此卖地，卖农具，乃至卖儿卖女，沦为前者的农奴。这样，余粮户们就可以跃升成为真正的剥削阶级，或者从小剥削阶级跃升为大剥削阶级，就像他们历史上的阶级先辈那样。要不了几年，中华大地就会重新回到解放前，一小部分大地主占据了广大的土地，而广大农民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所以我们回到问题：
当时的统购统销政策可以说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并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之后农民较低的社会地位吗？
可以这么说，统购统销确实损害了前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的利益，阻断了他们重新恢复/跃升成为剥削阶级的路，奠定了他们“较低”（相对于当真正的剥削阶级）的地位。
但对于广大贫苦农民来说，统购统销则是保护了他们的利益，使得他们有困难的时候，给他们帮助的是发放救济的人民政府，而非放高利贷的地主富农。尤其是对于缺粮户而言，他们可以以一个稳定的价格把粮食卖给政府，而不是在急需用钱的时候被“私商杀价，苦头吃足”。同时在自家粮食不足，需要吃商品粮的时候，他们也可以以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从政府手中买到粮食吃。
顺便补充一点小知识：统购统销，购的粮食是余粮，是农民暂时剩下来不吃的粮食，不是农民的口粮，也不是种子粮和其他用于生产生活的粮食。统购统销中确实有工作出现问题，以至于把农民的非余粮“购”掉的情况。这些情况确实存在，但之后也进行了纠正。另外对这些余粮，是“购”，不是“征”，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会超价征收余粮队的余粮。
然后分享两个小彩蛋：
彩蛋1：农村的统销工作
彩蛋2：统购统销前，某个被坏分子的谣言忽悠瘸了的可怜农人
（暂完，后面想到再补充）
统购统销问题，基本可以把中国现代历史给顺起来，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tg拿天下的基础是农民，要给农民分田。建国后按照承诺分了。
毛为首的领导层有非常明白工业化才有前途，毛很早就说拖拉机替代人的问题，工业化才能强国，才能吃饱。
但是目标是有矛盾的，斗完了地主，自由经济立即面临大危机。
以前农民没地，消费粮食很少。粮食在地主手里，地主也只能吃一份，多余的粮食成为城市商品粮的来源。
地主没了，小农先自己吃饱，存足备用才卖粮。商品粮比例下降。
农业税不够吃，城市立即面临饿死的问题。
而且当时同时在建设工业，劳动力转工业，不生产粮食，只消耗。还要出口部分粮食换工业设施。
同时人口因为和平和经济好转开始大涨。嘴多了，粮食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
这个时候是两难，放弃工业，就是马尔萨斯陷阱。不放弃，就得得罪农民。
最终选择统购统销，定量供给，计划经济。
危机缓解，工业可以继续，但是这个动作剥夺了农民的粮食定价权，农民怨声载道，对抗。同时单户收粮成本过高。
于是农业合作社出台，进而是人民公社，收粮对社就行了。同时可以组织劳动力修水利提升产量。
从数据看，这套有效，粮食产量超过人口增量，人均粮食产量增加，但是消费被定量卡死，人民生活提升不大。
之后是大跃进，试图更大规模的组织，压榨出更多的工时，加快工农业发展速度。
但是管理无法把压榨出的工时有效利用，特别是工业炼钢，上层不懂，毛到了灾难后才去东北亲眼看看钢是怎么炼的，而一些基层干部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是在利用多余工时毁灭经济。
此后，粮食增长一直被人口增长所抵消，人口的快速增长只能通过工业化解决。
到了70年代，化肥，良种，农机初步反哺农业，才勉强让农业增长速度跟上人口。
而供给制下，人民消费还是几乎没有增长，只是国家控制的粮食多了。
其实，这个时候统购统销是可以变通的，因为工业化后马尔萨斯陷阱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也是承包制的基础。
后来，计划生育终于让人口增长降低下来。承包制提升了农民的积极性。化肥农机良种越来越多。
80年代，统购统销终于变成了合同采购。完成了历史使命。粮食最终回到部分自由经济，回到建国初。
而人民生活也获得了大幅度的改善。多出来的粮食吃得到了。
所以，人均粮食产量是硬道理，工业化是唯一出路，统购统销是人多粮少不得已的办法。
90年代末，工业反哺农业基本普及，粮食增长放慢。
但是这个时候多年计划生育也到了人口增速大降的时候，而工业发展已经有足够能力出口工业品换粮食。
于是粮食进口量大增，人均粮食消费水平越来越高。这里普及小常识，肉是粮食转化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大增就是的表现就是吃肉多了。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父辈祖辈的苦难牺牲出来的。
损害农民利益不假，但说“奠定了之后农民较低的社会地位”这话可就不对了
城里住的是什么人？
统治阶级极其附庸
农村住的是什么人？
被统治阶级
地位高低还用得着统购统销取奠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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