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法工委：特定情形下拟对最低刑责年龄作个别下调，你怎么看？哪些特定情形应该被纳入？
“特定情形下拟对最低刑责年龄作个别下调”，这个提议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调研和讨论中出现，确实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思考。作为一项可能触及人权、社会治安和青少年发展的重大法律调整，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去深入审视。
我的看法是，这是一个需要极其审慎推进的议题。 设立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为了在保障社会秩序和公民安全的同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辨别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弱的客观事实。简单地、普遍地下调最低刑责年龄，很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大于正面效应，比如可能加剧青少年犯罪的恶性循环，也可能导致对未成年人的过度惩罚，不利于其回归社会。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信息传播的便捷和生活环境的复杂化，一部分未成年人接触信息、模仿行为的渠道和速度前所未有。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一些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其恶劣程度、社会危害性以及对受害人造成的创伤，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对“未成年人”的传统认知。在这种背景下，“特定情形下个别下调”的提议，如果能够科学、严谨地界定，也许可以作为一种“补丁”式的解决方案，以回应社会对于某些极端恶性犯罪的关切。
关键在于“特定情形”的界定。 这才是这个提议的核心所在，也是最考验立法智慧和实践智慧的地方。如果界定不清、标准过于模糊，很容易被滥用，或者反而成为制造新的社会问题的导火索。在我看来，应该纳入的“特定情形”，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核心的考量维度，并且要足够具体、可操作，并且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误伤：
一、犯罪行为的极端恶劣程度和性质：
性质： 必须是那些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严重侵犯公民生命权、健康权，且性质极其恶劣的犯罪。例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强奸、绑架等，尤其是那些带有极端残忍、手段特别凶残、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手段： 犯罪手段是否极其残忍、冷血，是否超出了普通未成年人出于冲动或缺乏认知可能实施的范围。例如，预谋性强、有计划性、使用特殊工具，表现出高度的冷酷无情。
后果： 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是否极其严重，例如导致受害人死亡、重伤残，或者造成了广泛的社会恐慌。
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与认知能力：
辨别能力： 需要有科学、权威的评估机制来判断该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时，是否已具备了对自身行为的性质、后果有相当程度的认知，并且能够理解其行为违反了法律和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这不能仅仅依靠年龄，而要结合其接受教育的程度、心理评估结果等综合判断。
预谋性与计划性： 犯罪是否是经过周密策划、预谋已久，而不是一时的冲动或模仿。例如，事先购买工具、踩点、制定作案计划等。
行为的独立性： 犯罪行为是否是其个人独立完成，还是受到他人（包括成年人）的胁迫、教唆或操纵。如果是被胁迫或教唆，那么其自身的责任能力需要重新评估。
三、社会危险性评估：
对社会秩序的冲击： 犯罪行为对社会秩序、公众安全和心理造成的冲击有多大。某些犯罪，即便实施者是未成年人，但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与成年人犯罪相当。
再犯可能性： 根据现有的评估手段，是否可以相对准确地判断其再犯的可能性极高，并且对社会仍构成重大威胁。
具体可以纳入的“特定情形”要素（需要高度细化和科学界定）：
1. 特定严重罪名下的特定情节：
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 犯罪手段极其残忍，如肢解、焚烧；或犯罪动机极其卑劣，如为报复、泄愤而精心策划；或者受害者是特定的弱势群体（如幼童）且犯罪性质极其恶劣。
强奸罪、抢劫罪、绑架罪： 实施的手段极其暴力，情节极其恶劣，如对多人实施犯罪，或犯罪过程中造成受害者严重精神创伤或身体残疾。
放火罪、爆炸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罪： 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且明显具有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意图。
2. 精神和心理评估结果：
通过司法精神病鉴定，证明该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时，虽然未满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但其认知能力、辨别能力和控制能力已经达到了足以承担一定刑事责任的程度。需要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和多方位的评估，避免主观臆断。
评估结果需要表明其主观恶性极深，缺乏悔罪表现，且社会危险性极高。
3. 证据的充分性与确定性：
对于这些“特定情形”，证据必须是确凿无疑的，能够清晰地证明犯罪的性质、手段、后果以及行为人当时的主观状态。任何模棱两可或仅凭推测的情况，都不能作为下调刑责年龄的依据。
4. 犯罪行为的“成熟度”：
某些行为，虽然由未成年人实施，但其表现出的策划性、组织性和技术性，已经超越了普通青少年应有的认知和能力范围，显示出“成人化”的特征。例如，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大规模诈骗，或者组织实施复杂的犯罪活动。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在“特定情形”下，这种下调也应该是“个别”的、“例外”的，并且要伴随极其严格的法律程序和慎重的考量。 这种调整不应该变成一种常态，更不能形成“诱导效应”，让社会误认为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容忍度在下降，从而鼓励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未成年人犯罪。
在具体操作上，我还认为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增加司法审查的严格性： 对于拟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案件，需要设立更高级别的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进行审查和批准，确保程序的公正和严谨。
完善配套的教育、矫治和帮扶措施： 即便被追究刑事责任，也应在刑罚的执行上区别于成年人，更加注重其改造和教育，帮助其回归社会。单纯的惩罚，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往往弊大于利。
建立定期评估和反思机制：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对于任何关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评估周期，根据实施效果、社会反馈等因素，对法律进行动态的调整和完善。
总而言之，全国人大法工委提出的“特定情形下拟对最低刑责年龄作个别下调”，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议题。它触及了法律的底线、人性的边界以及社会的未来。如果真的要推进，必须建立在对“特定情形”极其精确、科学、人道的界定之上，同时辅以严格的程序和完善的配套措施，力求在维护社会正义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之间找到一个审慎的平衡点。不能因为少数极端个案，而动摇整个法律体系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原则。
我的看法是，这是一个需要极其审慎推进的议题。 设立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为了在保障社会秩序和公民安全的同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辨别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弱的客观事实。简单地、普遍地下调最低刑责年龄，很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大于正面效应，比如可能加剧青少年犯罪的恶性循环，也可能导致对未成年人的过度惩罚，不利于其回归社会。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信息传播的便捷和生活环境的复杂化，一部分未成年人接触信息、模仿行为的渠道和速度前所未有。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一些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其恶劣程度、社会危害性以及对受害人造成的创伤，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对“未成年人”的传统认知。在这种背景下，“特定情形下个别下调”的提议，如果能够科学、严谨地界定，也许可以作为一种“补丁”式的解决方案，以回应社会对于某些极端恶性犯罪的关切。
关键在于“特定情形”的界定。 这才是这个提议的核心所在，也是最考验立法智慧和实践智慧的地方。如果界定不清、标准过于模糊，很容易被滥用，或者反而成为制造新的社会问题的导火索。在我看来，应该纳入的“特定情形”，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核心的考量维度，并且要足够具体、可操作，并且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误伤：
一、犯罪行为的极端恶劣程度和性质：
性质： 必须是那些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严重侵犯公民生命权、健康权，且性质极其恶劣的犯罪。例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强奸、绑架等，尤其是那些带有极端残忍、手段特别凶残、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手段： 犯罪手段是否极其残忍、冷血，是否超出了普通未成年人出于冲动或缺乏认知可能实施的范围。例如，预谋性强、有计划性、使用特殊工具，表现出高度的冷酷无情。
后果： 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是否极其严重，例如导致受害人死亡、重伤残，或者造成了广泛的社会恐慌。
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与认知能力：
辨别能力： 需要有科学、权威的评估机制来判断该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时，是否已具备了对自身行为的性质、后果有相当程度的认知，并且能够理解其行为违反了法律和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这不能仅仅依靠年龄，而要结合其接受教育的程度、心理评估结果等综合判断。
预谋性与计划性： 犯罪是否是经过周密策划、预谋已久，而不是一时的冲动或模仿。例如，事先购买工具、踩点、制定作案计划等。
行为的独立性： 犯罪行为是否是其个人独立完成，还是受到他人（包括成年人）的胁迫、教唆或操纵。如果是被胁迫或教唆，那么其自身的责任能力需要重新评估。
三、社会危险性评估：
对社会秩序的冲击： 犯罪行为对社会秩序、公众安全和心理造成的冲击有多大。某些犯罪，即便实施者是未成年人，但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与成年人犯罪相当。
再犯可能性： 根据现有的评估手段，是否可以相对准确地判断其再犯的可能性极高，并且对社会仍构成重大威胁。
具体可以纳入的“特定情形”要素（需要高度细化和科学界定）：
1. 特定严重罪名下的特定情节：
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 犯罪手段极其残忍，如肢解、焚烧；或犯罪动机极其卑劣，如为报复、泄愤而精心策划；或者受害者是特定的弱势群体（如幼童）且犯罪性质极其恶劣。
强奸罪、抢劫罪、绑架罪： 实施的手段极其暴力，情节极其恶劣，如对多人实施犯罪，或犯罪过程中造成受害者严重精神创伤或身体残疾。
放火罪、爆炸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罪： 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且明显具有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意图。
2. 精神和心理评估结果：
通过司法精神病鉴定，证明该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时，虽然未满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但其认知能力、辨别能力和控制能力已经达到了足以承担一定刑事责任的程度。需要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和多方位的评估，避免主观臆断。
评估结果需要表明其主观恶性极深，缺乏悔罪表现，且社会危险性极高。
3. 证据的充分性与确定性：
对于这些“特定情形”，证据必须是确凿无疑的，能够清晰地证明犯罪的性质、手段、后果以及行为人当时的主观状态。任何模棱两可或仅凭推测的情况，都不能作为下调刑责年龄的依据。
4. 犯罪行为的“成熟度”：
某些行为，虽然由未成年人实施，但其表现出的策划性、组织性和技术性，已经超越了普通青少年应有的认知和能力范围，显示出“成人化”的特征。例如，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大规模诈骗，或者组织实施复杂的犯罪活动。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在“特定情形”下，这种下调也应该是“个别”的、“例外”的，并且要伴随极其严格的法律程序和慎重的考量。 这种调整不应该变成一种常态，更不能形成“诱导效应”，让社会误认为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容忍度在下降，从而鼓励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未成年人犯罪。
在具体操作上，我还认为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增加司法审查的严格性： 对于拟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案件，需要设立更高级别的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进行审查和批准，确保程序的公正和严谨。
完善配套的教育、矫治和帮扶措施： 即便被追究刑事责任，也应在刑罚的执行上区别于成年人，更加注重其改造和教育，帮助其回归社会。单纯的惩罚，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往往弊大于利。
建立定期评估和反思机制：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对于任何关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评估周期，根据实施效果、社会反馈等因素，对法律进行动态的调整和完善。
总而言之，全国人大法工委提出的“特定情形下拟对最低刑责年龄作个别下调”，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议题。它触及了法律的底线、人性的边界以及社会的未来。如果真的要推进，必须建立在对“特定情形”极其精确、科学、人道的界定之上，同时辅以严格的程序和完善的配套措施，力求在维护社会正义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之间找到一个审慎的平衡点。不能因为少数极端个案，而动摇整个法律体系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原则。
网友意见
最开始想提一句，14岁可不只是刑事责任的门槛，还是幼女保护的门槛。一旦全面下调，会带来系统性的影响。这个后面还会说到。
这个问题的面很广，包括民事责任年龄下调了，刑事是不是要跟上？是不是要考虑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其《关于少年司法系统中的儿童权利问题的第24(2019)号一般性意见》中的观点？另外，一到全国两会召开就有委员提出相关的议案，是否要充分吸收社情民意？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4条规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不应规定太低，应考虑到情感和心智成熟的实际情况。有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表明，12~13岁儿童的成熟度和抽象推理能力仍在发展中，因为他们的额叶皮质仍在发育。因此，他们不太可能理解自己行为的影响，他们仍受到进入青春期的影响，甚至于有些儿童的大脑在青春期结束后仍在发育。（牛帅帅，2020）
下调刑事责任年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举一个例子，正如回答开头所说，如果说刑事责任年龄从14岁的基础上向下调整，那就意味着14岁的少年有行为控制能力，是否也意味着14岁的少女具有了性同意能力？如果是的话，对于幼女的保护力度就会相应地下降。所以说刑事责任年龄的下调是一个体系性的问题。
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也不一定能实现更好地报应和预防目的。前面说的青少年缺乏行为控制能力，这主要是针对报应刑功能能否实现的问题。此外，据有关研究表明，青少年期间受到的刑罚越重，未来越有可能再犯。如果说对青少年得犯罪行为进行惩戒是为了预防再犯，那么是否有比下调刑事责任年龄更好的办法呢？
国内反对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声音，并不是鼓励未成年人逃避责任，恰恰是提出一些比下调年龄更好的替代方案，例如借鉴外国做法制定专门的少年法，并且加强对家长“监督过失”的惩罚等等。（刘俊杰，2020）
再谈谈恶意补足年龄。
所谓恶意补足年龄，就是说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儿童如果被证明实施行为时存在恶意，可以被视为达到了刑事责任年龄。这种制度相当于模糊化了刑事责任年龄的标准，缺乏一个明确的年龄界限。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对此持反对意见：
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儿童被控犯有严重罪行，存在允许降低所适用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这种做法通常是为了应对公众压力，而不是基于对儿童发展的理性理解。委员会强烈建议缔约国废除这种做法，并规定一个标准年龄，低于这个年龄的儿童不得被追究刑法责任，没有例外。
甚至于从更宏观的层面来说，一旦刑事责任年龄被规定下来，还可以再下调吗？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
《儿童权利公约》第41条是这么规定的：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应影响更有利于实现儿童权利且可能载于下述文件中的任何规定：
（A）缔约国的法律；
（B）对该国有效。
如果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如果缔约国原有的法律相比于公约的要求而言更有利于儿童权利保护，那么就不应该为了遵守公约而削弱这种保护。
这里面似乎透露出一种倾向，就是如果法律要修改，就必须沿着更有利于儿童权利保护的方向去做，而不是限缩原有的保护力度。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标准是不是相当于限缩原有的儿童保护力度呢？见仁见智。
法工委的表态也只是针对特定情况下，并没有激进到全面下调，恐怕也是不敢开这个口子。
相关问题还可参考我另一个回答：
@知乎法律 建议官方可以整理一个专题出来，把各位答主从不同角度的回答集中呈现，这样可以方便更多感兴趣的知友了解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
主要参考资料：
牛帅帅：《刑事责任年龄是升是降，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这么说》，载《中国妇女报》2020年6月3日，第5版。
刘俊杰：《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不可行性》，载《法学杂志》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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