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是秽史吗？
“《明史》是秽史吗？” 这个问题相当尖锐，也触及了中国史学史上一段颇为复杂且敏感的论辩。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给出一个“是”或“否”的答案，而是需要深入理解“秽史”一词的含义，以及《明史》成书的时代背景、作者构成、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信息。
首先，我们得弄清楚“秽史”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词并非史学界的官方术语，而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评价。它通常指向那些被认为充斥着污秽、丑闻、低俗内容，或者带有强烈个人偏见和攻击性的历史著作。用更通俗的话说，就是“脏史书”或“骂史书”。历史上，对某些著作带有负面评价，尤其是政治色彩浓厚的评价，时常会用到这类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
那么，《明史》是否符合“秽史”的定义呢？从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来看，《明史》通常不被直接称为“秽史”。尽管《明史》在成书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争议和批评的声音，但将其简单归为“秽史”，是对其历史价值的过度简化和贬低。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详细分析：
1. 成书背景的复杂性：
《明史》的编修始于清顺治初年，历时近半个世纪，直到康熙年间才最终成书。这段时间正是清朝刚刚入关、统治尚未完全稳固的时期。而《明史》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汉族文人，他们经历了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建立，身份立场复杂。有的人是降清士大夫，有的是明朝遗民，有的是在清朝官场中成长起来的。这种身份的割裂和情感的纠葛，无疑为《明史》的编纂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思想羁绊。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明史》是由清朝官方主导编纂的，其目的之一便是要为新朝统治的合法性提供历史依据。这就意味着，编修者在叙述明朝的兴衰时，需要突出明朝末年的腐败、黑暗和无能，从而衬托出清朝的“德政”和“中兴”。这种“为尊者讳，为亲者隐”的史学原则，在官方史书中是普遍存在的，但对于评价一个王朝的兴衰，其客观性自然会受到一定影响。
2. 作者群体的多样性与争议：
《明史》的编纂汇集了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如万斯同、傅维嵩、王鸿绪、张廷玉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深厚的造诣，对明朝历史的研究也相当深入。然而，由于成书时间跨度长，参与者众多，不同作者的观点和政治立场难免存在差异，甚至冲突。
在编纂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由于政治原因而进行的“讳饰”或“增饰”。例如，对于某些对清朝不利的历史事件或人物，可能会被选择性地弱化或修改。反之，对于那些能够证明明朝统治的合理性危机的事件或人物，则可能被放大和强调。
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对于《明史》的一些具体记载，曾引发过不少争议。例如，“文字狱”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清初的学术界，《明史》的编纂也未能完全幸免。一些历史事件的叙述，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可能会有失偏颇。
3. “秽史”争议的具体体现：
那么，为什么会有“《明史》是秽史”的说法呢？这可能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过度渲染明末的腐败与黑暗： 为了确立清朝的统治合法性，编纂者可能更加侧重于描写明朝末年的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党争激烈、农民起义等负面现象。这使得《明史》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亡国之象”的悲观色彩，而忽略了明朝历史上同样存在的积极面和辉煌。
对明朝君臣的褒贬不当： 历史评价是复杂而多维的。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导向下，一些明朝的忠臣良将可能因为政治立场的问题而被贬低，而一些投降清朝的官员则可能得到相对“正面”的评价。这种“褒贬不当”是史书最容易受人诟病的地方。
细节的泄露与文学化的倾向： 毕竟，《明史》成书于一个相对自由的时代（相较于后来的某些时期），编纂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对明朝一些具体事件和人物的描绘，其中不乏一些细节和“八卦”，这些内容在一些读者看来，可能显得“不够庄重”，甚至有些“秽”气。一些学者认为，《明史》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部分民间传说和野史，增加了其“故事性”，但也可能牺牲了部分严谨性。
历史观的限制： 作为一个由胜利者主导编纂的王朝史，《明史》的叙事自然带有胜利者的视角。这种视角可能无法完全涵盖明朝统治的全貌，也可能带有对前朝的某种“清算”意味。
4. 历史学界的普遍看法与价值：
尽管存在上述争议，《明史》的价值仍然是毋庸置疑的，并且通常不被认为是“秽史”。
史料的价值： 《明史》集前朝之大成，汇集了大量的明代文献、档案资料和传记，为后世研究明朝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素材。尽管在某些细节上可能存在争议，但其整体的史料价值仍然非常高。
系统性： 作为一部官修的断代史，《明史》在体例上遵循了《史记》以来的优良传统，包括本纪、志、表、列传等，体系完整，脉络清晰，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明代历史框架。
文学成就： 《明史》在文笔上也颇有可观之处，其叙事生动，语言精练，许多传记写得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鲜明，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因此，将《明史》简单地归结为“秽史”，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的看法。更准确地说，《明史》是一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特定群体编纂，带有官方立场和一定政治色彩的史书。它既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局限性。
总结来说：
“《明史》是秽史吗？”这个问题，如果理解为它是否充斥着无谓的污秽、低俗或者纯粹的恶意攻击，那么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理解为它是否受到政治环境的限制，在某些史料的选取、事件的叙述和人物的评价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颇和“选择性遗忘”，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它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历史研究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对任何一部史书的评价都应该放在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下，并结合后世的史学研究成果来进行。对《明史》的认识，应该是一个复杂而 nuanced 的过程，既要看到它为我们留下的宝贵历史财富，也要警惕其可能存在的局限和偏见。简单粗暴地将其定义为“秽史”，是对其历史贡献的否定，也是对历史研究的浅薄化。
首先，我们得弄清楚“秽史”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词并非史学界的官方术语，而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评价。它通常指向那些被认为充斥着污秽、丑闻、低俗内容，或者带有强烈个人偏见和攻击性的历史著作。用更通俗的话说，就是“脏史书”或“骂史书”。历史上，对某些著作带有负面评价，尤其是政治色彩浓厚的评价，时常会用到这类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
那么，《明史》是否符合“秽史”的定义呢？从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来看，《明史》通常不被直接称为“秽史”。尽管《明史》在成书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争议和批评的声音，但将其简单归为“秽史”，是对其历史价值的过度简化和贬低。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详细分析：
1. 成书背景的复杂性：
《明史》的编修始于清顺治初年，历时近半个世纪，直到康熙年间才最终成书。这段时间正是清朝刚刚入关、统治尚未完全稳固的时期。而《明史》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汉族文人，他们经历了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建立，身份立场复杂。有的人是降清士大夫，有的是明朝遗民，有的是在清朝官场中成长起来的。这种身份的割裂和情感的纠葛，无疑为《明史》的编纂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思想羁绊。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明史》是由清朝官方主导编纂的，其目的之一便是要为新朝统治的合法性提供历史依据。这就意味着，编修者在叙述明朝的兴衰时，需要突出明朝末年的腐败、黑暗和无能，从而衬托出清朝的“德政”和“中兴”。这种“为尊者讳，为亲者隐”的史学原则，在官方史书中是普遍存在的，但对于评价一个王朝的兴衰，其客观性自然会受到一定影响。
2. 作者群体的多样性与争议：
《明史》的编纂汇集了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如万斯同、傅维嵩、王鸿绪、张廷玉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深厚的造诣，对明朝历史的研究也相当深入。然而，由于成书时间跨度长，参与者众多，不同作者的观点和政治立场难免存在差异，甚至冲突。
在编纂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由于政治原因而进行的“讳饰”或“增饰”。例如，对于某些对清朝不利的历史事件或人物，可能会被选择性地弱化或修改。反之，对于那些能够证明明朝统治的合理性危机的事件或人物，则可能被放大和强调。
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对于《明史》的一些具体记载，曾引发过不少争议。例如，“文字狱”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清初的学术界，《明史》的编纂也未能完全幸免。一些历史事件的叙述，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可能会有失偏颇。
3. “秽史”争议的具体体现：
那么，为什么会有“《明史》是秽史”的说法呢？这可能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过度渲染明末的腐败与黑暗： 为了确立清朝的统治合法性，编纂者可能更加侧重于描写明朝末年的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党争激烈、农民起义等负面现象。这使得《明史》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亡国之象”的悲观色彩，而忽略了明朝历史上同样存在的积极面和辉煌。
对明朝君臣的褒贬不当： 历史评价是复杂而多维的。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导向下，一些明朝的忠臣良将可能因为政治立场的问题而被贬低，而一些投降清朝的官员则可能得到相对“正面”的评价。这种“褒贬不当”是史书最容易受人诟病的地方。
细节的泄露与文学化的倾向： 毕竟，《明史》成书于一个相对自由的时代（相较于后来的某些时期），编纂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对明朝一些具体事件和人物的描绘，其中不乏一些细节和“八卦”，这些内容在一些读者看来，可能显得“不够庄重”，甚至有些“秽”气。一些学者认为，《明史》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部分民间传说和野史，增加了其“故事性”，但也可能牺牲了部分严谨性。
历史观的限制： 作为一个由胜利者主导编纂的王朝史，《明史》的叙事自然带有胜利者的视角。这种视角可能无法完全涵盖明朝统治的全貌，也可能带有对前朝的某种“清算”意味。
4. 历史学界的普遍看法与价值：
尽管存在上述争议，《明史》的价值仍然是毋庸置疑的，并且通常不被认为是“秽史”。
史料的价值： 《明史》集前朝之大成，汇集了大量的明代文献、档案资料和传记，为后世研究明朝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素材。尽管在某些细节上可能存在争议，但其整体的史料价值仍然非常高。
系统性： 作为一部官修的断代史，《明史》在体例上遵循了《史记》以来的优良传统，包括本纪、志、表、列传等，体系完整，脉络清晰，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明代历史框架。
文学成就： 《明史》在文笔上也颇有可观之处，其叙事生动，语言精练，许多传记写得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鲜明，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因此，将《明史》简单地归结为“秽史”，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的看法。更准确地说，《明史》是一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特定群体编纂，带有官方立场和一定政治色彩的史书。它既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局限性。
总结来说：
“《明史》是秽史吗？”这个问题，如果理解为它是否充斥着无谓的污秽、低俗或者纯粹的恶意攻击，那么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理解为它是否受到政治环境的限制，在某些史料的选取、事件的叙述和人物的评价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颇和“选择性遗忘”，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它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历史研究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对任何一部史书的评价都应该放在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下，并结合后世的史学研究成果来进行。对《明史》的认识，应该是一个复杂而 nuanced 的过程，既要看到它为我们留下的宝贵历史财富，也要警惕其可能存在的局限和偏见。简单粗暴地将其定义为“秽史”，是对其历史贡献的否定，也是对历史研究的浅薄化。
网友意见
顾诚《我与明史》（新版《南明史》代自序）：
…………
留系工作后，系主任白寿彝先生正搭班子研究中国史学史，成立了一个小组，组内有赵光贤先生、郭澎、一位姓赵的先生，还有我。当时，白先生住在西单武功卫，我们大约每月去他家一次，汇报工作并听取指示。白先生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探讨明代史学。经白先生同意，我先阅读了王世贞的史学著作，如《弇州史料》、《弇山堂别集》，参考一些相关评论史料，写了一篇《王世贞的史学》，交给白先生。他又指示我去研究《明史》的纂修过程，这个课题有解放前出版的李晋华先生写的《明史纂修考》，白先生的意思是偏重于史学思想方面兼顾明史的纂修过程。我提出可否逐步进行，由于当时万斯同的明史稿颇难见到，就先从王鸿绪的《横云山人史稿》同《钦定明史》入手。经白先生同意后，自己买了一部线装本《明史》，借来《横云山人史稿》，逐篇对读，凡遇《钦定明史》作了修改处，哪怕一句话，甚至关键性的几个字都抄录下来。对读完毕，把两部书不同处列表写出，这份对照表一共有50多张大幅稿纸。再查阅《清实录》等书中有关撰修明史的记载，特别是康熙皇帝几次谕旨，最后写成一篇《从王鸿绪的<明史稿>到<钦定明史>》的论文。把论文稿连同对照表呈交白先生，他转交赵贞信先生处理，从此不知下落。依稀记得我的论文基本意思是：康熙审阅了明史稿后，发觉其中对明朝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指斥甚多，很不满意，指示纂修大臣应严格掌握分寸；后来修成的《钦定明史》显然体现了康熙的意图，删改之处多是掩饰明朝统治者的阴暗面。白先生给我的新任务是研究谈迁的《国榷》。工作刚开始，白先生又另有打算，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组的人员和工作方法进行全面调整，原先组内人员由系里另行安排工作，另选了两位年轻教师和外校来进修史学史的教师重组史学史课题班子，组内人员从研读《史记》打基本功开始。人事变动的内幕有时很难说清楚，我的离开史学史组决不意味着白先生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后来他曾两次找我谈要我回史学史组，是党总支没有同意。在史学史组待了一年，即1961年9月到1962年8月，最大的收获是认真阅读了上述几种明史基本史籍，还在中国书店买了一部木刻本的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石印本昭梿的《啸亭杂录》、线装本魏源的《圣武记》以及中华书局排印的“晚明史料丛书”等著作，自行研读，基本上掌握了明代历史的线索，也培养了我对明清史的爱好。这以后工作岗位虽屡经变动，仍不能忘情于明清史。如1965年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的《对朱元璋政权性质转化问题的商榷》一文就是当时的“业余”作品。
…………
《明史》是不是秽史我相信研究明史的人心里都清楚，我也懒得多加赘述，只是看到 @朱权 的想法忍不住想来纠正一下这个大佬言论之中的常识性错误。 @冰厚
讲个道理，这位仁兄连《明史》的编撰过程都完全不了解就出来吹牛批，讲什么“乾隆篡改的非常彻底”，乾隆表示懵逼，我改了什么？？？雍正十三年《明史》的全部审计修改就已经定稿完成了，乾隆即位后，是把雍正定稿的《明史》拿去武英殿刊刻，最终印刷完成的精美的《明史》武英殿本才在乾隆四年由张廷玉上呈乾隆。你以为是改完就把史臣们的草稿纸拿给皇帝看吗？？？
古代的雕版印刷术印刷一个大部头的《明史》需要四年很正常，雕字就要耗费大量时间，所以别来问我乾隆为什么要花四年印刷《明史》是不是篡改了内容之类的无知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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