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的公爵究竟是怎样一个地位，为何诸如诸葛亮，曾国藩这种功臣都只能封侯爵？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封建制度是一抹浓墨重彩的印记，而爵位，更是其中最为直观的等级划分。在这些琳琅满目的爵位中，“公”与“侯”，无疑是备受瞩目的焦点。你提到诸葛亮、曾国藩这样的名臣，为何只能封侯，而不能封公，这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与历史逻辑。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先把目光投向封建社会，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封建爵制。
公爵：封建社会金字塔顶端的荣耀
首先，咱们得明白，在中国古代，封爵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规制。但总体而言，“公”的地位都是极其尊崇的。
源起与核心意义： 公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朝的“五等爵”。周朝分封诸侯，最高等级就是“公”。公爵不仅是一种荣誉，更代表着封地（食邑）和权力。被封为公的人，往往是王室的至亲，比如王叔、王弟，或者是对国家有劳绩的异姓功臣，但后者极少。公爵在自己的封地内，拥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可以征税、任免官员，甚至拥有军队。他们是国家的重要支柱，也是潜在的权力分享者。
历代沿袭与变化：
秦汉以后： 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地方诸侯的权力被极大削弱。汉朝虽然仍有公爵，但更多是虚衔或赠予，实际封地和权力已不如周朝。汉朝的公爵往往是宗室或特别有功勋的官员，但封国大小已经受到严格限制。
魏晋南北朝： 这是爵位制度相对混乱的时期，公爵的地位依然尊崇，但其封建的实际意义再次变化，更多是政治荣誉和待遇的象征。
隋唐宋： 隋唐是公爵地位开始固化的时期。公爵成为了皇帝亲属或极少数功勋卓著的大臣的最高封赏。例如，唐朝的公爵有王、公、侯、伯、子、男的“开国封爵”制度，其中“公”位列第二，仅次于“亲王”。但这里要注意，唐朝的“亲王”多为皇子皇孙，而“公”则包括皇子、宗室以及极其重要的功臣。宋朝においても、公爵的地位依然是最高封赏之一，但同样是有限的，且多为恩赏。
明清： 明朝的爵制基本继承了唐宋，公爵依然是最高封赏之一，但多授予宗室和极少数功勋卓著的大臣。清朝更是如此，公爵多为皇室内部的封号，少数异姓功臣能获得公爵，更是凤毛麟角，且多为满洲贵族。
为什么诸葛亮、曾国藩只能封侯？
现在，我们来看你提到的两位历史名人：诸葛亮和曾国藩。他们的功劳和历史地位毋庸置疑，但为什么最终只是侯爵呢？这涉及到封建爵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宗室与异姓的界限，以及政治权力的实际掌控。
1. 血统与权力：公爵的天然“专属性”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中，尤其是早期，公爵的授予对象最优先的是皇室宗亲。王之昆弟、王之子，被封为公，是巩固王权、分化权力（但同时也是潜在的挑战者）的常见手段。即便是异姓封公，也往往是因为其家族与皇室有着极其特殊、甚至血缘上的联系（比如外戚），或者是在国家初建时具有开国功勋，且其功勋之大，足以与皇室成员相提并论。
诸葛亮是刘备请出的臣子，虽然是刘备的“相父”，但终究是臣。刘禅（蜀汉后主）对他再信任，也无法突破君臣的天然界限去授予他本应保留给皇室或极少数最顶级功臣的公爵。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这个“侯”是实封，有土地和百姓的收入，并且“武乡”的封号也与其事迹相符。这已经是臣子能获得的极高荣誉和实际利益了。
曾国藩辅佐清朝平定太平天国，功劳巨大。但他所处的清朝，爵位制度已经非常成熟和固定化。清朝的公爵多授予皇室成员（如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以及少数宗室和功勋极为卓著的满洲八旗功臣。汉族大臣能获得公爵的，几乎没有。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这个爵位已经是汉族大臣能获得的最高等级的世袭封爵（除少数特殊情况外）。他对清朝的贡献，是维护了皇权，而不是要分享皇权本身。授予他侯爵，是对其功劳的最高肯定，但同时又不会触及到皇室的“特权领域”。
2. 权力结构与臣子的定位：臣不压主
封建社会的政治逻辑核心是维护君主权力。臣子再有能力、再有功劳，其最终地位也应在君主之下。公爵，尤其是早期的公爵，其权力、封地甚至可以与国王相提并论。如果臣子被封为公，意味着其权势的极度膨胀，这在很多朝代是被视为对君主权威的潜在威胁的。
授予臣子“侯爵”的层级，是相对安全且合乎“臣子之道”的。侯爵在封建体系中，仍然是属于“卿大夫”或“士”的范畴，是君主的辅佐者，而非权力分享者。例如，汉朝的列侯分食邑，但其政治权力受中央政府节制。
3. 功劳性质与封爵的匹配
爵位不仅仅是荣誉，更是一种对功劳的定级和回报。公爵的地位如此之高，自然对应着开国功臣、王室至亲等极少数群体。而侯爵，则可以涵盖辅佐建立王朝的元勋、平定 major 叛乱的关键人物等。
诸葛亮虽然功劳赫赫，但在蜀汉这个相对弱小的政权中，他更多是以“相父”的身份辅佐幼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汉室，而非为自己开创一个可以世代封公的基业。他被封为侯，是因为他是一个卓越的臣子，而不是一个可以与君主并驾齐驱的封建诸侯。
曾国藩更是如此。他是在为大清朝效力，他的功劳在于“再造”了满清的统治。他不是要推翻清朝建立自己的王国，而是要维护现有的政权。因此，清朝给予他的最高回报便是侯爵，这是一种认可，但也是一种“界定”。
4. 制度的继承与“祖制”
中国古代很多制度，尤其是爵位制度，都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一旦某个朝代确立了“公”作为皇室或极少数特定对象的专属，后来的朝代在封爵时，会很自然地去遵循这种“祖制”，或者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微调。例如，唐朝的五品官以上可以封爵，但最高等级的“公”依然是留给皇室的。
总结来说：
诸葛亮和曾国藩之所以只能封侯，并非他们功劳不够大，而是因为在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公爵”的头衔，在很大程度上是皇权专属的象征，或者是赐予那些拥有特殊地位（如亲王）和功勋极其卓著者。作为臣子，即使功劳再大，也需要遵守“臣不压主”的原则。侯爵，已经是臣子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和封赏了，它既是对功劳的肯定，也符合当时政治格局下臣子的定位。他们的成就，更多的是以“臣子”的身份来完成的，而非以潜在的“诸侯”身份去争夺天下。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诸葛亮被尊为“丞相”，曾国藩被誉为“中兴名臣”时，要知道，这些称号背后，承载的是他们作为臣子的极致荣耀，而那些更高的封爵，则被留给了皇室，成为了维护那套等级制度的基石。
公爵：封建社会金字塔顶端的荣耀
首先，咱们得明白，在中国古代，封爵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规制。但总体而言，“公”的地位都是极其尊崇的。
源起与核心意义： 公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朝的“五等爵”。周朝分封诸侯，最高等级就是“公”。公爵不仅是一种荣誉，更代表着封地（食邑）和权力。被封为公的人，往往是王室的至亲，比如王叔、王弟，或者是对国家有劳绩的异姓功臣，但后者极少。公爵在自己的封地内，拥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可以征税、任免官员，甚至拥有军队。他们是国家的重要支柱，也是潜在的权力分享者。
历代沿袭与变化：
秦汉以后： 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地方诸侯的权力被极大削弱。汉朝虽然仍有公爵，但更多是虚衔或赠予，实际封地和权力已不如周朝。汉朝的公爵往往是宗室或特别有功勋的官员，但封国大小已经受到严格限制。
魏晋南北朝： 这是爵位制度相对混乱的时期，公爵的地位依然尊崇，但其封建的实际意义再次变化，更多是政治荣誉和待遇的象征。
隋唐宋： 隋唐是公爵地位开始固化的时期。公爵成为了皇帝亲属或极少数功勋卓著的大臣的最高封赏。例如，唐朝的公爵有王、公、侯、伯、子、男的“开国封爵”制度，其中“公”位列第二，仅次于“亲王”。但这里要注意，唐朝的“亲王”多为皇子皇孙，而“公”则包括皇子、宗室以及极其重要的功臣。宋朝においても、公爵的地位依然是最高封赏之一，但同样是有限的，且多为恩赏。
明清： 明朝的爵制基本继承了唐宋，公爵依然是最高封赏之一，但多授予宗室和极少数功勋卓著的大臣。清朝更是如此，公爵多为皇室内部的封号，少数异姓功臣能获得公爵，更是凤毛麟角，且多为满洲贵族。
为什么诸葛亮、曾国藩只能封侯？
现在，我们来看你提到的两位历史名人：诸葛亮和曾国藩。他们的功劳和历史地位毋庸置疑，但为什么最终只是侯爵呢？这涉及到封建爵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宗室与异姓的界限，以及政治权力的实际掌控。
1. 血统与权力：公爵的天然“专属性”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中，尤其是早期，公爵的授予对象最优先的是皇室宗亲。王之昆弟、王之子，被封为公，是巩固王权、分化权力（但同时也是潜在的挑战者）的常见手段。即便是异姓封公，也往往是因为其家族与皇室有着极其特殊、甚至血缘上的联系（比如外戚），或者是在国家初建时具有开国功勋，且其功勋之大，足以与皇室成员相提并论。
诸葛亮是刘备请出的臣子，虽然是刘备的“相父”，但终究是臣。刘禅（蜀汉后主）对他再信任，也无法突破君臣的天然界限去授予他本应保留给皇室或极少数最顶级功臣的公爵。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这个“侯”是实封，有土地和百姓的收入，并且“武乡”的封号也与其事迹相符。这已经是臣子能获得的极高荣誉和实际利益了。
曾国藩辅佐清朝平定太平天国，功劳巨大。但他所处的清朝，爵位制度已经非常成熟和固定化。清朝的公爵多授予皇室成员（如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以及少数宗室和功勋极为卓著的满洲八旗功臣。汉族大臣能获得公爵的，几乎没有。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这个爵位已经是汉族大臣能获得的最高等级的世袭封爵（除少数特殊情况外）。他对清朝的贡献，是维护了皇权，而不是要分享皇权本身。授予他侯爵，是对其功劳的最高肯定，但同时又不会触及到皇室的“特权领域”。
2. 权力结构与臣子的定位：臣不压主
封建社会的政治逻辑核心是维护君主权力。臣子再有能力、再有功劳，其最终地位也应在君主之下。公爵，尤其是早期的公爵，其权力、封地甚至可以与国王相提并论。如果臣子被封为公，意味着其权势的极度膨胀，这在很多朝代是被视为对君主权威的潜在威胁的。
授予臣子“侯爵”的层级，是相对安全且合乎“臣子之道”的。侯爵在封建体系中，仍然是属于“卿大夫”或“士”的范畴，是君主的辅佐者，而非权力分享者。例如，汉朝的列侯分食邑，但其政治权力受中央政府节制。
3. 功劳性质与封爵的匹配
爵位不仅仅是荣誉，更是一种对功劳的定级和回报。公爵的地位如此之高，自然对应着开国功臣、王室至亲等极少数群体。而侯爵，则可以涵盖辅佐建立王朝的元勋、平定 major 叛乱的关键人物等。
诸葛亮虽然功劳赫赫，但在蜀汉这个相对弱小的政权中，他更多是以“相父”的身份辅佐幼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汉室，而非为自己开创一个可以世代封公的基业。他被封为侯，是因为他是一个卓越的臣子，而不是一个可以与君主并驾齐驱的封建诸侯。
曾国藩更是如此。他是在为大清朝效力，他的功劳在于“再造”了满清的统治。他不是要推翻清朝建立自己的王国，而是要维护现有的政权。因此，清朝给予他的最高回报便是侯爵，这是一种认可，但也是一种“界定”。
4. 制度的继承与“祖制”
中国古代很多制度，尤其是爵位制度，都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一旦某个朝代确立了“公”作为皇室或极少数特定对象的专属，后来的朝代在封爵时，会很自然地去遵循这种“祖制”，或者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微调。例如，唐朝的五品官以上可以封爵，但最高等级的“公”依然是留给皇室的。
总结来说：
诸葛亮和曾国藩之所以只能封侯，并非他们功劳不够大，而是因为在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公爵”的头衔，在很大程度上是皇权专属的象征，或者是赐予那些拥有特殊地位（如亲王）和功勋极其卓著者。作为臣子，即使功劳再大，也需要遵守“臣不压主”的原则。侯爵，已经是臣子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和封赏了，它既是对功劳的肯定，也符合当时政治格局下臣子的定位。他们的成就，更多的是以“臣子”的身份来完成的，而非以潜在的“诸侯”身份去争夺天下。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诸葛亮被尊为“丞相”，曾国藩被誉为“中兴名臣”时，要知道，这些称号背后，承载的是他们作为臣子的极致荣耀，而那些更高的封爵，则被留给了皇室，成为了维护那套等级制度的基石。
网友意见
公爵的地位得分时期来看，按照网上的说法，我们把封建社会分为三个时期：
秦汉的“公”是很值钱的，朝廷对“公”的定义是“宾于汉”；各公国理论上与中央朝廷没有任何王臣义务，国公在其封国内拥有完整的统治权，使用的服饰礼仪不受中央政府的限制。国公参加中央朝廷活动时，视为天子的客人，位在群下之首、三公之上。
同时期对王爵的定义则是“列土临民”，诸王在国内拥有部分治权；对侯爵则是“列土不临民”，诸侯拥有封国，国内设相，但诸侯无权过问国内事务。自汉景帝后，王爵只授予刘姓宗室，公爵只授予前朝贵戚，大臣最高的爵位就是候。
唐宋时期国家不重视爵位，爵位不世袭，产出的俸禄也少的可怜；官员们更重视的是勋，品级和实职。如果实职品级不够，哪怕是王爵也站不到前面。
明清时期公爵为超品，位列群臣之首，地位极其尊崇，但除了初代公爵外基本上都是吉祥物罢了。明代除了开国，靖难外只封了六个公爵；清朝除了开国外，受封公爵的汉人只有岳钟琪，孙士毅等有数几个人。
诸葛亮不封公，是因为秦汉朝爵位体系中压根没有公爵这一旦，诸公基本可视为外国元首；曾国藩不封公，主要是因为朝廷忌惮湘军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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