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明朝反贪最严,却越反越贪?

回答
明朝反贪“严刑峻法”与“越反越贪”的矛盾现象,并非简单的政策无效,而是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剥开那些耀眼的“严惩”表面,深入探究其背后的运作逻辑和历史土壤。

一、 “严刑峻法”的表象与现实

明朝对贪腐的打击,在历史上确实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以严治国”理念开始,就奠定了对贪腐零容忍的基调。

酷刑的运用: 明朝的反贪手段可谓五花八门,且极端残酷。剥皮、凌迟、腰斩、族诛等骇人听闻的刑罚,都被用来对付贪官污吏。朱元璋甚至设立了“剥皮亭”,被认为是对贪官的终极惩罚。这些酷刑的目的在于制造恐惧,震慑潜在的贪腐者。
举报奖励与相互监督: 明朝也鼓励百姓举报官员,并给予丰厚的奖励,甚至允许“夹带”,即举报者可以将其家产的一半据为己有。同时,也强调官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和检举。
严密的监察体系: 都察院、锦衣卫、东厂、西厂、六扇门等机构,构成了明朝严密的监察网络,它们拥有侦查、审讯、逮捕的权力,理论上能够全方位地监控官员。

然而,这些“严刑峻法”的背后,却难以根除贪腐,反而催生了更复杂的现象。

二、 越反越贪的深层原因

“严刑峻法”之所以未能遏制贪腐,甚至可能加剧,是由于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1. 制度本身的缺陷:
权力寻租的土壤: 明朝的官员选拔制度虽然有科举,但早期也存在大量荫封和捐纳。更重要的是,一旦进入官场,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缺乏有效制约,就为贪腐提供了温床。官员掌握着巨大的资源调配权、人事任免权和法律解释权,这些都成了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
官僚体系的“利益共同体”: 随着时间推移,官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一种隐秘的利益链条。上级提拔下级,下级效忠上级,这种提拔和效忠往往需要“回报”,而这种回报便是金钱。一旦某位官员被查处,往往会牵扯出一串,形成“窝案”,这恰恰说明了利益捆绑的普遍性。
法律的弹性与选择性执法: 严苛的法律,恰恰也为打击政敌提供了武器。当权力斗争激烈时,反贪的口号很容易被用来进行政治清洗。而对于某些官员,只要他们能够“打点”好上级或监察机构的负责人,即使有贪腐行为,也可能被选择性放过,甚至得到庇护。

2. 经济因素的驱动:
官员的低薪与高压工作: 明朝官员的薪俸相对较低,但他们的职责和权力却非常大。同时,官场的交际应酬、送礼等潜规则也需要巨大的开销。这使得很多官员在巨大的生存压力和诱惑面前,难以坚持清廉。
社会贫富差距: 作为一个庞大的农业帝国,明朝的社会贫富差距一直存在。当社会底层民众生活困苦时,官员们利用权力聚敛财富的行为就显得更加刺眼,也更容易引发不满和对贪腐的憎恨。
商品经济的发展: 随着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和流动也更加便捷。一些官员利用信息优势和权力,介入商业活动,或者通过操纵市场来牟取暴利。

3. 政治斗争的工具:
反贪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 在明朝,政治斗争极其残酷。皇帝为了巩固皇权,经常需要清除“不听话”或威胁到皇权的大臣。而“贪腐”恰恰是最好的借口。通过发起大规模的反贪运动,皇帝可以借机打击异己,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例如,严嵩倒台,部分原因是他被指控贪腐;张居正改革后,虽然其改革成效显著,但死后依然被清算其家族财富,也与政治斗争有关。
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的膨胀: 这些机构的存在本身就带有政治监视和打击异己的功能。他们为了邀功,往往会制造冤案、假案,扩大打击面,使得反贪运动本身也充满了政治算计。反贪的严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清除政治对手的利器。

4. 人性与环境的影响:
贪婪是人性的弱点: 任何制度都难以完全克服人性的贪婪。当腐败的成本(被抓的可能性)低于腐败的收益时,总会有人铤而走险。明朝的严刑,虽然提高了风险,但只要机会和动机存在,贪婪依然会驱动行为。
“破窗效应”: 当一部分官员开始腐败,并且能够逃脱惩罚时,其他官员就可能产生“不贪白不贪”的心态。腐败的氛围一旦形成,就会像病毒一样蔓延,难以抑制。严刑并不能改变这种“链式反应”。

三、 严刑为何适得其反?

那么,为何明朝的“严刑”反而可能加剧贪腐呢?

增加“风险溢价”: 当贪腐的惩罚极其严厉时,一旦被抓住,就意味着万劫不复。这种极端的风险,反而会促使那些已经涉足贪腐的官员更加小心翼翼,甚至更加疯狂地攫取巨额财富,以期在被发现之前“赚够本”。同时,这也增加了官员们互相检举的顾虑——一旦检举,对方可能会拼死反扑,牵连更多人。
催生更隐蔽的腐败: 严刑迫使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和智能化。官员们会寻找更不易被发现的方式来敛财,例如通过家族关系、亲信代持、虚报冒领等更复杂的手段。这使得反贪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打击重点的偏差: 严刑有时也可能导致打击的重点出现偏差。为了制造声势或完成指标,可能会出现“拔出萝卜带出泥”,但更多时候,那些最狡猾、最善于隐藏的腐败分子反而能逃脱。而一些小贪小腐的官员,却可能因为一次失误或政治斗争而被严惩。

总结

明朝反贪“越反越贪”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并非简单的一句“制度无效”可以概括。它反映了在缺乏健全的权力制约、经济利益驱动、政治斗争激烈的背景下,单纯依赖严酷刑罚来遏制贪腐,往往会陷入“猫鼠游戏”的循环,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要真正解决贪腐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严厉的惩罚,更需要完善的制度设计、公平的利益分配、健康的政治生态以及对人性弱点的深刻理解。明朝的历史教训,至今仍发人深省。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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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就是鼓励贪腐的,那是根植在基因里的。换句话说,贪腐才是华夏文明真正的精华所在,没有贪腐,就没有华夏的大一统。所以怎么可能真正反贪呢?

这么说有根据吗?当然。王朝两大制度在支撑这种贪腐文化:

  • 一、低薪制度与道德治国

历朝历代官员薪俸都不高,但权力都很大。吃不饱的老猫枕咸鱼,指望老猫“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而不偷嘴?

做不到的嘛。

  • 二、缺少有效的监督

封建王朝的监督主要有两种,一是御史台,监察官员;二是上级官员。

御史和上级都是人,指望硕鼠监督硕鼠?我想冲你翻个白眼。谁还不留条后路?

问题在于,为什么保持低薪?真的指望官员操守和道德说教去海晏河清?低薪的目的当然有降低百姓负担的意思,但低薪的另一重作用在于,有利于帝王将相驭人。

低薪不够花,那么我上级给你些肥缺,默许你捞些好处,你就会对我感恩戴德,“皇上万万岁”,有利于收揽人心。鹰喂的太饱,“饱则易觞”,它就飞了,懒得为你去啄豕搏兔,保持下属的饥渴感,你就能获得下属的忠诚和动力。

这是一。

至于二,聪明的人应该都看出来了。上级给下级的这些好处,不是免费的。代价就是你的忠心和良心。

如果你要反叛,有二心,随时就能以贪官的名义办了你。所以,所谓的反贪,心里知道就好。

多么高明的驭下之道。

另外,封建皇帝都知道,税负是有极限的。给老百姓加税虽然可行,但税负太重,老百姓是会掀翻你的龙椅的,所谓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朱元璋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皇帝搜刮有极限,但贪官搜刮可以无极限。比如乾隆爷放纵和珅贪腐,搜刮的民脂民膏相当于大清朝十多年的国库收入。乾隆爷要自己去搜刮,给百姓加税加出十多年的赋税来,非把老百姓逼反了不可。

但放纵和珅搜刮,再收割和珅,国库鼓了大块,皇帝还得了个圣君的名声,这买卖,做的过。

在各个封建朝代,官员贪腐罚没都是除了罚款、税收之外的补充国库的第三种手段。

瞧瞧,这么多好处,朱元璋能不懂么?他杀人,绝对不是为了反腐,只是为了孙子铺路而已。

既然如此,他又怎么可能彻底反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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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明朝的贪腐都是特别严重的话,那徐州八孩你怎么看?

其他王朝遇到贪腐案件基本上都不处理你又怎么看呢?

这个问题我仍然持明史看法,明朝的大规模贪腐自明神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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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表明观点:

一,明朝官员工资并不低;

二,明朝吏治崩溃源自国家机器在底层的崩溃。


明朝官员的俸禄,至少在明初,并不能直接折色为银计算。正所谓“国初定制,百官俸给皆支本色米石,如知县月支米七石,岁支米八十四石,足勾养廉用度。”(王琼《双溪杂记》)。

明初中国还没有成为白银黑洞,白银购买力相比清朝要高出许多,而宋元的银铜币值波动极大。实际上,明朝的官俸,是以粮为本,衡量明初官员收入水平完全可以将粮食作为一个基本参考系。

那么明朝官员收入是多少呢?

“正从一二三四品官,自千石至三百石,每阶递减百石,皆给俸钞三百贯;正五品二百二十石,从减五十石,钞皆一百五十贯。正六品一百二十石,从减十石,钞皆九十贯。正从七品视从六品递减十石,钞皆六十贯。正八品七十五石,从减五石,钞四十五贯。正从九品七十石,钞三十贯。”(《明史·食货志卷五十八》)

折钞且不计算,只计本色。已知明朝一石约合57千克,汉朝一石等于30千克,唐朝一石为53千克。

明朝正二品六部尚书官俸合汉制1530石,略高于汉朝两千石(年俸1440石)也即州牧的收入,低于汉朝同级中两千石(年俸2160石);明朝正七品知县年俸100石,对应汉朝二百石(年俸360石)官员收入,不算高但也绝不算不上低


如果以唐朝为例,那就更有趣了……

“武德元年,文武官给禄,颇减隋制,一品七百石,从一品六百石,二品五百石,从二品四百六十石,三品四百石,从三品三百六十石,四品三百石,从四品二百六十石,五品二百石,从五品百六十石,六品百石,从六品九十石,七品八十石,从七品七十石,八品六十石,从八品五十石,九品四十石,从九品三十石,皆以岁给之。”《新唐书·食货志五》


如果说朱元璋给明朝官员定的工资叫泯灭人性,那么唐朝岂不就是鱼肉百官了?


至于明朝中后期普遍减俸折色为钞,最大的问题在于从上到下都普遍默认了一系列的潜规则与系统性贪污,官俸已经成为了一种品轶待遇的标志形式。

系统性贪污可以养三班六房,也就能自己给自己涨工资,也就能给各级官长炭两敬。既然地方与中央官员都不再依赖官俸生存,那么皇帝默契地少发一些也就是必然了


明朝国家机器的系统性崩溃与自下而上的自发重建,以及伴随而来的系统性腐败问题,则是另一个因素导致的。

明朝的国家机器设置,具有典型的田园浪漫主义色彩,最典型的就当属“内外府州县及乡三里社皆立”的申明亭,“凡境内民人有犯者,书其过,明榜于亭上,使人心知惧而不敢为恶。”

明朝的基层政府机构,就像申明亭一样,是依托于基层自治的基础之上的。

如负责民事案件与日常治安的里甲制度,“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教民榜》)

当然,更致命的还有粮长制度。粮长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本区的田粮催征、经收、解运,配合里长丈量土地、编造鱼鳞图册和黄册、劝耕、检举逃税人。著名的空印案后,粮长制度便已名存实亡,此后税收的发送便只能大兴摊派。


基层自治制度的缺陷,使得明朝的黄册与户籍几乎沦为了笑谈。但更重要的是,随着基层自治体制的迅速崩溃,明朝极为紧凑的基层编制,很快便无法应付日常政务工作了。

明朝的基层编制有多么紧凑呢?

《明史·职官志四》记载,“知县,掌一县之政……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巡捕之事。典史典文移出纳。如无县丞,或无主簿,则分领丞簿职。县丞、主簿,添革不一。”

连官带吏,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四到六人……


那么问题来了,基层自治制度崩溃、编制内人员又无法满足政府职能的要求,就只有一个办法了——招募临时工。

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所谓的三班六房,都是不受吏部管辖、由地方主官募集的临时工。所以武松一个打虎英雄,县令便可任命为都头;你以为武松是县公安局长,实际上只是一个县联防队长……

而明朝官员的收入,是万万无法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幕僚系统的。这些临时工的收入来源,除了形形色色的摊派,便是臭名昭著的火耗羡余。这种官员私下创收、私自使用的资金,便为腐败创造了极佳的环境。

于是,明朝吏治大坏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Ps:海瑞的清廉与政绩,与裁撤胥吏、恢复充实了明初地方自治体系,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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