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应州之战战果是否被后代史官抹黑？真实情况如何？
朱厚照应州之战，这场明武宗朱厚照亲临前线指挥的战役，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一些说法认为，后世史官为了维护“天子不亲征”的传统观念，刻意淡化甚至抹黑了这场战役的真实战果。那么，应州之战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后代史官是否真的做了“抹黑”？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并结合史料进行细致的梳理。
时代背景：大明王朝的边患与武宗的改革渴望
嘉靖皇帝的爷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期间，蒙古鞑靼部对明朝北疆的侵扰依然是心腹大患。尤其是北方边境，长期处于军事压力之下。当时的大明王朝，虽然国力尚算强盛，但军队的战斗力、尤其是基层将领的指挥能力，以及军备的后勤保障，都存在不少问题。
而朱厚照本人，是一位颇具个性和雄心壮志的皇帝。与他那些安于后宫、专注于治国的祖父和后继者不同，朱厚照自幼就对武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尤其崇尚武将的风格。他渴望建立一番像汉武帝那样的功业，打破祖宗成法，展现皇权的威严和个人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决定亲征应州，这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也预示着这场战役将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边境军事行动。
应州之战的经过（根据现有史料）
公元1517年（正德十二年），蒙古首领俺答率领的军队进犯大同，然后转向应州。明朝边军节节败退，局势危急。此时，朱厚照做出了一个让朝臣们震惊的决定——他要御驾亲征。
在朝廷大臣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朱厚照强行起行，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这是他给自己封的称号）的名义，率领一批近卫军和部分边军奔赴应州。
经过一系列的行军和准备，双方终于在应州城下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战役的具体过程在史料记载上存在一些差异和侧重点，但大致可以还原出以下脉络：
初期对峙与试探： 双方在应州城外进行了短暂的对峙和试探性攻击。明军的士气因为皇帝亲临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提振，但长期以来的积弊也让他们的整体战斗力受到影响。
朱厚照的亲自指挥： 关键在于，朱厚照并没有像许多皇帝那样仅仅是象征性的存在。他确实深入前线，参与了战术部署和指挥。他甚至有过亲自上阵厮杀的惊险场面。史书上记载，他曾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勇武。
战役的转折与僵持： 战役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明军虽然展现了一定的勇气，但蒙古骑兵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依然强大。双方在阵地上反复拉锯，战况异常惨烈。明军在朱厚照的指挥下，虽然未能一举击溃敌军，但成功地阻止了蒙古军队继续深入。
对峙中的策略调整： 在战役进行中，朱厚照也根据战场情况进行了策略上的调整。他并非一味蛮干，而是尝试结合火器优势和步骑协同。
战役的战果评估：胜利还是僵持？
对于应州之战的“战果”，后世评价差异很大。
“大捷”论： 一部分史官和后来的支持者认为，朱厚照亲征应州，虽然未能全歼敌军，但成功地遏制了俺答的攻势，保卫了边境安全，稳定了局势。从军事战略上看，这算得上是一次成功的防御战，具有重要的意义。朱厚照的亲身经历也被视为一种“军功”，是对其勇武和魄力的肯定。
“小胜”或“未胜”论： 另一部分史官则倾向于认为，这场战役明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蒙古军队只是暂时撤退，并没有被彻底击溃，日后仍然构成威胁。他们认为，皇帝亲征劳民伤财，并且以身涉险，是不合规矩的，所谓的“战果”被夸大了。
后代史官是否“抹黑”了？真实情况如何？
我认为，“抹黑”这个词可能有些过于强烈，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带有偏见的评价”或者“选择性叙述”。
原因在于：
1. 维护统治秩序与道德规范： 明朝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就树立了“天子不亲征”的祖训。这并非完全出于恐惧，也包含了对君王身份的定位——君王是国家的象征，是最高决策者，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皇帝亲临前线，虽然可以鼓舞士气，但也承担了极大的风险，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一些史官从维护统治的稳定性和传统的道德规范出发，会对皇帝亲征的行为持批评态度，并可能因此在评价战果时显得较为苛刻。
2. 对朱厚照个人行为的道德评价： 朱厚照在位期间，行为举止都比较特立独行，他宠幸宦官，游玩嬉闹，这些都被传统史官所诟病。因此，当他取得一些军事成就时，这些史官可能也会本能地去寻找其中的“不足之处”，或者将其归功于手下将领的努力，而非皇帝本人的卓越指挥。他们更倾向于将朱厚照描绘成一个不务正业、玩物丧志的君主，因此对于他可能取得的军事成就，自然不愿意大肆宣扬。
3. 史料的侧重点： 史书的撰写往往带有作者的视角和倾向性。记载应州之战的史料，有的是官方的史书，有的是个人的笔记或者野史。这些史料在记载事件的细节、侧重于描述战役的哪个方面，都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官方史书可能更注重结果的官方定性，而一些野史或者私家笔记可能更倾向于挖掘皇帝的个人行为和失误。
真实情况更可能是：
朱厚照确实展现了一定的军事才能和勇武： 他并非完全被动地坐在后方，而是积极参与指挥，并且能够根据战场情况进行调整。他能够鼓舞士气，并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个人的勇气。这与许多被动挨打的皇帝不同。
明军在应州之战中取得了“有效防御”的胜利，但并非“歼灭性胜利”： 战役的成果是成功地阻止了蒙古军队的深入，保卫了应州，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敌军撤退。这无疑是战术和战略上的成功。但它没有达到彻底击溃敌军、巩固边疆长期的目的。
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任何一场激烈的战役都会有伤亡。明军同样付出了不少的代价。
对朱厚照个人形象的负面评价影响了战果的正面解读： 由于朱厚照平日的行事风格不被传统史家所认可，因此当他取得军事成就时，史家更倾向于从负面角度去解读，或者将其功劳打折扣。这种“标签化”的影响，使得应州之战的正面意义被弱化了。
总结
我认为，后代史官并非完全“抹黑”了应州之战的战果，但他们在评价时确实存在着偏见和选择性叙述。朱厚照亲征应州，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本身就是一种带有风险的创新之举。他不仅是象征性的出现，而是深入前线进行了实际的指挥，并取得了一定的军事成果——成功地防御了边境，阻止了敌人的进攻。
然而，由于朱厚照“不合传统”的个人风格，以及“天子不亲征”的祖训束缚，后代史官在评价这场战役时，往往会强调其不足之处、付出的代价，或者将战功归于其他将领，从而淡化了皇帝本人的作用和战役的正面意义。这是一种复杂的历史评价现象，它反映了史官在维护传统、评判君主行为时的复杂心态。
所以，说应州之战的真实情况被“抹黑”了，不如说是被“稀释”和“折扣”了。朱厚照的军事成就被他的“不肖”行为所掩盖，导致这场本可以更被肯定为皇帝亲征中少有的亮点，变得评价复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并结合史料进行细致的梳理。
时代背景：大明王朝的边患与武宗的改革渴望
嘉靖皇帝的爷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期间，蒙古鞑靼部对明朝北疆的侵扰依然是心腹大患。尤其是北方边境，长期处于军事压力之下。当时的大明王朝，虽然国力尚算强盛，但军队的战斗力、尤其是基层将领的指挥能力，以及军备的后勤保障，都存在不少问题。
而朱厚照本人，是一位颇具个性和雄心壮志的皇帝。与他那些安于后宫、专注于治国的祖父和后继者不同，朱厚照自幼就对武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尤其崇尚武将的风格。他渴望建立一番像汉武帝那样的功业，打破祖宗成法，展现皇权的威严和个人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决定亲征应州，这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也预示着这场战役将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边境军事行动。
应州之战的经过（根据现有史料）
公元1517年（正德十二年），蒙古首领俺答率领的军队进犯大同，然后转向应州。明朝边军节节败退，局势危急。此时，朱厚照做出了一个让朝臣们震惊的决定——他要御驾亲征。
在朝廷大臣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朱厚照强行起行，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这是他给自己封的称号）的名义，率领一批近卫军和部分边军奔赴应州。
经过一系列的行军和准备，双方终于在应州城下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战役的具体过程在史料记载上存在一些差异和侧重点，但大致可以还原出以下脉络：
初期对峙与试探： 双方在应州城外进行了短暂的对峙和试探性攻击。明军的士气因为皇帝亲临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提振，但长期以来的积弊也让他们的整体战斗力受到影响。
朱厚照的亲自指挥： 关键在于，朱厚照并没有像许多皇帝那样仅仅是象征性的存在。他确实深入前线，参与了战术部署和指挥。他甚至有过亲自上阵厮杀的惊险场面。史书上记载，他曾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勇武。
战役的转折与僵持： 战役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明军虽然展现了一定的勇气，但蒙古骑兵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依然强大。双方在阵地上反复拉锯，战况异常惨烈。明军在朱厚照的指挥下，虽然未能一举击溃敌军，但成功地阻止了蒙古军队继续深入。
对峙中的策略调整： 在战役进行中，朱厚照也根据战场情况进行了策略上的调整。他并非一味蛮干，而是尝试结合火器优势和步骑协同。
战役的战果评估：胜利还是僵持？
对于应州之战的“战果”，后世评价差异很大。
“大捷”论： 一部分史官和后来的支持者认为，朱厚照亲征应州，虽然未能全歼敌军，但成功地遏制了俺答的攻势，保卫了边境安全，稳定了局势。从军事战略上看，这算得上是一次成功的防御战，具有重要的意义。朱厚照的亲身经历也被视为一种“军功”，是对其勇武和魄力的肯定。
“小胜”或“未胜”论： 另一部分史官则倾向于认为，这场战役明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蒙古军队只是暂时撤退，并没有被彻底击溃，日后仍然构成威胁。他们认为，皇帝亲征劳民伤财，并且以身涉险，是不合规矩的，所谓的“战果”被夸大了。
后代史官是否“抹黑”了？真实情况如何？
我认为，“抹黑”这个词可能有些过于强烈，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带有偏见的评价”或者“选择性叙述”。
原因在于：
1. 维护统治秩序与道德规范： 明朝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就树立了“天子不亲征”的祖训。这并非完全出于恐惧，也包含了对君王身份的定位——君王是国家的象征，是最高决策者，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皇帝亲临前线，虽然可以鼓舞士气，但也承担了极大的风险，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一些史官从维护统治的稳定性和传统的道德规范出发，会对皇帝亲征的行为持批评态度，并可能因此在评价战果时显得较为苛刻。
2. 对朱厚照个人行为的道德评价： 朱厚照在位期间，行为举止都比较特立独行，他宠幸宦官，游玩嬉闹，这些都被传统史官所诟病。因此，当他取得一些军事成就时，这些史官可能也会本能地去寻找其中的“不足之处”，或者将其归功于手下将领的努力，而非皇帝本人的卓越指挥。他们更倾向于将朱厚照描绘成一个不务正业、玩物丧志的君主，因此对于他可能取得的军事成就，自然不愿意大肆宣扬。
3. 史料的侧重点： 史书的撰写往往带有作者的视角和倾向性。记载应州之战的史料，有的是官方的史书，有的是个人的笔记或者野史。这些史料在记载事件的细节、侧重于描述战役的哪个方面，都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官方史书可能更注重结果的官方定性，而一些野史或者私家笔记可能更倾向于挖掘皇帝的个人行为和失误。
真实情况更可能是：
朱厚照确实展现了一定的军事才能和勇武： 他并非完全被动地坐在后方，而是积极参与指挥，并且能够根据战场情况进行调整。他能够鼓舞士气，并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个人的勇气。这与许多被动挨打的皇帝不同。
明军在应州之战中取得了“有效防御”的胜利，但并非“歼灭性胜利”： 战役的成果是成功地阻止了蒙古军队的深入，保卫了应州，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敌军撤退。这无疑是战术和战略上的成功。但它没有达到彻底击溃敌军、巩固边疆长期的目的。
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任何一场激烈的战役都会有伤亡。明军同样付出了不少的代价。
对朱厚照个人形象的负面评价影响了战果的正面解读： 由于朱厚照平日的行事风格不被传统史家所认可，因此当他取得军事成就时，史家更倾向于从负面角度去解读，或者将其功劳打折扣。这种“标签化”的影响，使得应州之战的正面意义被弱化了。
总结
我认为，后代史官并非完全“抹黑”了应州之战的战果，但他们在评价时确实存在着偏见和选择性叙述。朱厚照亲征应州，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本身就是一种带有风险的创新之举。他不仅是象征性的出现，而是深入前线进行了实际的指挥，并取得了一定的军事成果——成功地防御了边境，阻止了敌人的进攻。
然而，由于朱厚照“不合传统”的个人风格，以及“天子不亲征”的祖训束缚，后代史官在评价这场战役时，往往会强调其不足之处、付出的代价，或者将战功归于其他将领，从而淡化了皇帝本人的作用和战役的正面意义。这是一种复杂的历史评价现象，它反映了史官在维护传统、评判君主行为时的复杂心态。
所以，说应州之战的真实情况被“抹黑”了，不如说是被“稀释”和“折扣”了。朱厚照的军事成就被他的“不肖”行为所掩盖，导致这场本可以更被肯定为皇帝亲征中少有的亮点，变得评价复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了。
网友意见
应该是有一部分故意说小了明武宗的功绩，并且后世史家对明武宗的抹黑也不止这一件事。
此战杀死蒙古人不明，《明实录》作斩虏首十六级，明军死亡52人，重伤563人，武宗本人也“乘舆几陷”。戊申朝鲜国王李怿遣工曹参判孙仲暾等来朝贺，赐宴并赏织金衣彩叚绢钞如例。辛亥鞑靼再来，武宗又率兵出击，不过未交战。
正德十三年正月丙午，明武宗回宫，自称威武大将军，说他在榆河“斩虏首一级”。不过应州附近并没有叫“榆河”的地方。因此在榆河“斩虏首一级”可能地点有误。此后，鞑靼岁犯边，然不敢大入。
通过文人的记载，可见这场战斗还是很激烈的，明武宗本人甚至也短兵相接地战斗过。
而蒙古方面，达延汗在察罕格尔台得报，明军到来，就留少量部队警戒，本人和儿妻察静夫人逃跑了。之后下令讨伐蒙古勒津部，而后讨伐其他部，没有时间再攻击明朝。所以，明武宗作战的对象并不是鞑靼主力，取得“大捷”也是合乎情理的。
吊诡的是，48岁的达延汗死于同年，应于此役不明原因死于征途。这一点倒是和后来的努尔哈赤挺像，去世是否和之前与明军的作战有关，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客观形势对明朝有利，也成就了明武宗和袁崇焕。
所谓的“应州之战”，实际上在明武宗亲征之前，大同和宣府的明军已与鞑靼交战过。而明武宗亲自指挥，甚至亲手杀敌的“大捷”应该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遭遇战。
儒家文人记载历史，可能也谈不上什么故意抹黑。但是，可以看出他们对明武宗的这场军事行动的极不支持。事实上，他们后来还反对明武宗南下平定宁王叛乱。
我觉得这场战斗带来的精神意义远大于实际战果。历史上的明武宗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刚毅果断，“离经叛道”的皇帝。他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安化王、宁王之叛，应州大败小王子，最后不明不白地在回京路上去世，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
而后世发明出来的“仁宣之治”，社会完全失去了抵抗力，文人把这个最终实现的死水一滩的平静称之为儒家的仁政。
文人士大夫历来反对君主出了京城到处走动，前有白登之围、隋炀帝大运河暴政的教训，后有守旧大臣千方百计地阻挠光绪和溥仪出洋考察。所以，像俄国彼得大帝这样的君主永远不会诞生在东亚。
明武宗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正德八年起在江南全面推行的赋税改革，既减轻了江南当地百姓的负担，更使从弘治晚期开始，江南地区拖欠中央累积十年之久的赋税，仅经两年时间就全部还清。另外，还有市舶司的改革，增加了外贸收入，扩大了朝廷税源。同时，他颇能容忍大臣，不罪劝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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