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战争罪犯冈村宁次被国民党政府判无罪？
历史背景的复杂性：战后中国的政治格局
二战结束后，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特别是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充满了仇恨，普遍希望看到他们受到应有的制裁。然而，当时的中国政局却异常复杂。国民党政府虽然作为战胜国的一方，但其统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国共内战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国家，国民党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巩固自身统治，并为即将到来的内战做准备。
在这样的背景下，审判战犯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法律程序，更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国民党政府需要处理好这一敏感问题，既要满足国内民众的呼声，又要避免在政治上授人以柄。
法律实践中的挑战：证据链与证明责任
战争罪的审判，尤其是像冈村宁次这样位高权重的人物，需要极其扎实的证据链来支撑定罪。根据国际法和战后审判的惯例，指控战争罪需要证明被告直接参与、下令或默许了战争罪行，并且这些罪行是针对平民、战俘或违反了战争法规的。
在审判冈村宁次的过程中，国民党政府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确凿地证明他直接下令或参与了那些在“三光政策”或其他残暴行为中的具体罪证。虽然“三光政策”等日军暴行是事实，且冈村宁次作为华北方面军总司令负有指挥责任，但在法律层面将这些责任具体化、罪证化，并直接与冈村宁次的个人指令或行为相联系，并非易事。
此外，当时中国的司法系统在经历长期战乱后，其运作能力和经验可能还不足以应对如此大规模和复杂的国际性审判。收集、固定、呈堂的证据是否足够完善和具有说服力，成为审判过程中的关键难点。
国民党政府的考量：政治手腕的运用
有人认为，国民党政府在处理冈村宁次案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政治考量。
避免过度树敌，维持相对稳定局面： 在内战爆发前夕，国民党政府可能不希望因为严厉审判高级战犯而激化某些矛盾，或者在国际上制造不必要的摩擦。虽然日本已经战败，但其军方体系在战后初期依然存在一定的残余影响，尤其是在一些地区性政治力量的形成中。
对“反共”的潜在考量： 也有观点认为，国民党政府在处理一些审判时，可能会将其与“反共”大局联系起来。例如，是否有利用某些日本旧势力或技术来对抗共产党人的可能？虽然这一点在冈村宁次案中没有直接证据，但在当时的政治思潮中，这种潜在的算计并非不可能。
对战后国际秩序的适应与处理： 战后初期，国际格局正在重塑，中国作为战胜国，也需要遵循国际通行的审判规则和程序。如何在遵守这些规则的同时，满足国内民众的期待，是一个精细的政治平衡术。
审判的具体过程与“无罪”的解释
冈村宁次于1948年11月在南京军事法庭受审。他的罪名主要是被控在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期间，指挥部属实施了屠杀、强奸、抢劫、焚烧、破坏等战争罪行。
然而，最终判决其无罪的理由，官方的说法和历史学家的解读通常集中在以下几点：
1. 证据不足以定罪： 这是最直接的法律原因。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战争罪行，但要将这些罪行直接、明确地归咎于冈村宁次本人的直接命令或参与，并在法庭上形成无可辩驳的证据链，可能存在困难。例如，法庭可能认为缺乏直接证据证明冈村宁次直接下令实施了具体的“三光”行动，或者他作为总司令，其责任更偏向于指挥失察，而非直接的犯罪行为。
2. “军事命令”的辩护： 在一些战争罪审判中，被告可能会以“奉上级命令”或“军事命令”作为辩护理由。虽然根据国际法，单纯服从命令并不能完全免除战争罪的责任，但这可能会影响法官对被告主观恶意的判断。
3. 法律程序的瑕疵或解读： 审判的法律依据、证据的采信标准、程序的严谨性等都可能成为影响最终判决的因素。当时中国的法律体系和审判经验可能与国际标准存在差异。
4. 政治因素的影响： 如前所述，政治考量可能间接或直接地影响了审判结果。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政府可能认为将冈村宁次等高级战犯“和平处理”，比将其处死更能展现“宽容”或避免后续的政治麻烦。
历史的争议与反思
冈村宁次案的判决，在当时及后世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质疑。许多中国民众认为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审判，未能给日本侵略者应有的惩罚。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事件也引发了深刻的反思：
如何实现真正的正义： 战后审判的目的是为了伸张正义、警示后人，但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历史记忆与法律审判的关系： 民众强烈的历史记忆和情感，与严格的法律程序和证据要求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国家在战争或审判时期足够强大，其在国际事务和处理战犯问题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自然会更大。
总而言之，冈村宁次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无罪，并非因为他没有责任，而是由于当时中国国情、法律实践的复杂性以及政治因素的综合作用。这成为二战后中国历史上一段充满争议的插曲，至今仍被人们所讨论和反思。
网友意见
关于冈村宁次为何获判无罪一事，日本作家野岛刚曾在《最后的大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一书中，对此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为了日本军民遣返任务的顺利推动……
在国民政府全面动员军舰、民间船只以及铁路等运输工具的情况下，日本军民的遣返任务，远比想象中更加顺利；当初原本预计整个任务大概需要3~4年，但实际上从战争结束开始仅仅用了10个月，到1946年夏天便几近大功告成。和被苏联拘禁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的凄惨状况相比，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国防部也安排手续将包括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等旧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大部分核心成员，透过上海遣返日本。
另外，以冈村为首，包括宫崎舜一中佐、小笠原清少佐，以及通译和军医等在内的14人仍然留在中国。这些残留人员借用了旧日本大使馆后方一间民宅的二楼，作为他们的住处兼工作场所。
这个残留下来的团队以南京联络班的身份，担负起为各地战犯安排法庭辩护、推动尚未归国者的遣返等相关工作。
只是，也有人清楚察觉到，“为了日本军民遣返任务顺利推动”这个借口，根本不足以作为国民政府不逮捕冈村的理由。因此，在国民政府内部，主张逮捕冈村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歇。
根据台湾“国史馆”的资料显示，国民政府军队中的实力派——国防部长白崇禧，曾于1947年6月，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份名为“关于冈村宁次的处理方案”的文件：
冈村是侵略中国的魁首，同时也是被指定为战犯的人物，若是依法对他进行处置，对于国内舆论也可以产生宣传效果。我们可以用对他判处有罪，再以特赦加以减刑的方式，一方面表现守法的态度，同时也展现出中国式的宽大政策，可谓一举两得。
（《蒋中正“总统”文物》）
只是，蒋介石并没有接受白崇禧的提案，冈村担任长官的“中国战区徒手官兵善后联络部”的解散也一路延到了年底。
时间迈入1947年，随着遣返任务告一段落，冈村所在的联络班也解散了，一直伴随在他身边的小笠原清等人，也都陆续返回了日本。就在这时，冈村因为罹患肺炎，身体状况严重恶化；获此消息，汤恩伯、曹士澄、陈凯昭等国民政府军人陆续前往探病，这令冈村相当感激。这些人自然都是曾在日本留学的军官。
同时，国民政府对于冈村的处置，也已经到了无法再继续拖延下去的地步。于是，同年秋天，冈村被关进了战犯监狱；不过，据说他在监狱里的待遇，却是非常之好。
得知东京大审判的结果
1947年11月25日，东京大审判的最终判决结果，传到了监禁中的冈村耳中。
当天，冈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得知了土肥原、板垣等人被处死刑的消息。在我青年时代的同期毕业生中，和我一样憧憬大陆、携手一路走来的同志盟友共有4人，其中的土肥原、板垣被处死刑，矶谷和我则被囚禁在大陆的战犯监狱里，实在令人感慨万千。今天我和矶谷对坐，谈了谈自己的命运观。
在这之后，冈村因为身体状况恶化，从南京被移送上海，在上海的某处民宅里接受治疗。至于他的疗养场所，则极度保密。在这段时间，国民党的知日派军人依旧持续拜访冈村，听取他对于反共作战的建言。
就在新年伊始的1949年1月21日，北京被攻陷；在严酷局面的逼迫下，蒋介石终于表明了辞职下台之意。他表示，将任命副总统李宗仁为代理总统，并且将之后的事情全权委任给代总统。
冈村在日记中提及李宗仁时，是这么写的：“后者（李）对我，并不像前者（蒋介石）那般抱持着好意；然而，纵使我遭逢多舛的命运，那只怕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吧！”
正如冈村感觉到的那样，随着内战局势的恶化，以及国民政府内部的权力结构变动，他自己的命运也已经到了危险的悬崖边缘。
冈村救援计划
国民政府中受蒋介石影响的知日派团体，在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情势下，发动了“救援冈村”的计划。
现在有一份当时留下的盖着“极机密”印鉴的国民政府陆军便笺。
标题是“处理冈村宁次政策之意见”。
这是1948年11月28日，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召开有关该如何处置冈村的会议时，曹士澄提出的意见书。
“我国最后尚未处理的战犯，就只剩下冈村宁次一人；然而，值此战云密布、共产党渐居上风之际，关于冈村的审理，我想陈述以下意见……”以这句话为开场白，曹士澄陆续分析了共产党之所以企图以战犯处置冈村的理由：
中国共产党不断散布“冈村以我军顾问身份指挥徐蚌会战”的流言，其目的包括以下三点：
1在日军投降的时候，冈村服从中央（作者注：指国民党阵营）命令，对抗共党。
2进行所谓“国民政府利用战犯”的政治宣传。
3升高人民对于国民政府的不满。
最后，曹士澄提议判处冈村无罪。
在这场会议中，除了代表国防部的曹士澄外，司法部、外交部、行政院军法局等单位，也都派出代表与会。
在会议上，认为应判冈村有罪，特别是处死刑或是无期徒刑方为妥当的意见，占了绝大多数。可是，这时曹士澄再次起身，强硬地主张冈村无罪：
冈村宁次在中国的作战指挥，都是遵循着日本大本营的命令而行。在此期间，他不仅不曾下达虐杀的命令，而且曾经严令禁止滥杀无辜。冈村并没有直接参与杀害中国人民，也没有人这样告发过他。不只如此，冈村在战后积极遵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不将武器转交给中共，在终战处理方面也颇有功劳，不是吗？
“在政治上，也有应当判处冈村无罪的理由。”曹士澄接着又继续陈述：
众所周知，冈村一向坚守反共立场，若是将他处以死刑，正好称了中共的意。相反，将他释放回日本，则是相当有利的决定；冈村必定会感于这份恩义，在日本继续坚持反共的立场，并且很有可能在将来的反共战争中，成为支持中国的一股力量。
“经过这番陈述之后，出席者的意见便全部转变为支持冈村无罪”，在曹士澄的报告里，如此描述了当天的会议景象。
产生如此戏剧性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恐怕就在“政治化”这一部分吧！毫无疑问，不论哪位与会者应该都能清楚察觉到，在这当中隐含着蒋介石以及国防部的意向。在处于战时状态的政府之中，假使有人胆敢做出“政治不正确”的判断，那么这个人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会议曾经一度中断，接着再由担任战犯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何应钦将军重新召开。在会上，曹士澄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在得到会场众人的赞同之后，何应钦宣布讨论结束，并指示曹士澄撰写正式的报告书。曹士澄当天就完成了这份报告，并将之呈给蒋介石裁决。
石美瑜审判长
在上海战犯法庭负责审理冈村的，是一位名为石美瑜的法官。
石美瑜，1908年出生于福建，在司法考试中，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合格，因此得到了“福建才子”的称号。从年轻时代开始，他就以优秀的司法人才之姿，备受众人瞩目。在日军占领上海的时候，他脱离了法庭转入地下；在战争结束之后，他对那些被指认协助日军的中国人，也就是所谓的“汉奸”，进行了彻底而严格的审判。他因此声名鹊起，旋即被拔擢为上海战犯法庭的审判长。
以日本军的残虐行为为中心，石美瑜对酒井隆、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谷寿夫，进攻南京的第6师团司令官；向井敏明、野田毅，号称在南京举行“百人斩”杀人比赛的日本军官。这三人皆为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指认犯下战争罪行的战犯。等人，陆续下达了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厉判决。因此，当石美瑜被任命为冈村一案的审判长时，当时的中国社会舆论普遍都认为他一定会做出相当严厉的判决。
然而，审判的结果却早已决定了。
对冈村的最终审判于1949年1月26日接近中午时分开始。为冈村辩护的共有三名中国律师。在法庭上，检方具体要求对冈村处以死刑。
石：被告对于检察官的主张，有任何要提出的异议之处吗？
冈：辩护人请求庭上同意发言。
石：辩护人请发言。
钱龙生辩护人：辩论已经终结，我认为冈村宁次应获判无罪。
石：被告有什么想说的吗？
冈：对于本法庭的判决，我毫无异议地接受。对于因日本兵犯下的罪行而造成的众多中国国民物质以及精神上的损害，我在此深深地致上歉意。另外，对于因我的健康问题而导致的审判延迟，以及其他诸多困扰之处，也请容我在此一并致歉。
接下来是中午休庭，判决将在午后做出。这时，石美瑜将陆超、林健鹏、叶在增、张身坤4位法官叫到审判长室，取出了已经盖上国防部长徐永昌大印，写着“无罪”两字的判决书。
我必须坦白告知各位，这起案件已经由高层决定了。我对此无能为力，大家现在就在这份判决书上签字吧。
室内的空气一下子凝结了。石美瑜接着又继续说道：
我很清楚大家的心情，因此也无法勉强各位。只是，在隔壁房间里，国防部派来的军法官已经在那边待命了。就算我们不署名，他们也会立刻接手整起案件，结果还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就只是，接下来我们会被全体带到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室去而已。
石美瑜讲到这里，所有的法官都默默地拿出笔，在判决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不是“天之声”，而是……
再次开庭之后，石美瑜在法庭上宣布了最后的判决结果：
宣读主文。被告冈村宁次，无罪。
场内一片哗然，巨大的嘈杂声淹没了整个法庭。
被告虽然在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就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但是包括长沙、徐州会战中日军的暴行，酒井隆在香港的暴行，以及松井石根、谷寿夫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等，皆发生于被告就任之前，与被告并无关系。另外，被告在日本投降时遵从中央的命令，引导了百万日军放下武器投降。尽管被告在任期间，各地日军仍有些许暴行发生，但既然应负责任者都已受到处罚，那么显然被告并不需要被认定有连带关系。基于以上几点，我们认为被告并无违反战争法以及国际公法之处，故此应获判无罪。
就这样，作为战犯被起诉的冈村，极端异常地获得了无罪判决。
尽管大家都认定，就算冈村在日本接受战犯审判，获判死刑的概率也不高，但是作为中日战争结束时日军在中国的最高负责人，他被问罪的可能性还是极高的。可是，这件事却被一手翻盘了，而造成这个结果的，并不是“天之声”，而是“蒋之声”。
（摘自《最后的大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日]野岛刚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这是个基点问题。你以为冈村宁次罪不可赦，国府居然能够判其无罪太超过；而在 蒋公看来，对日寇战犯的宽大范围本远不止冈村，最后虽因各方压力一再退让，若连在抗战后为国府立下“大功”的冈村都保不住，脸往哪里放。
1945年9月，国府拟定战犯名单共三批报 蒋公，第一批陆军罪犯九十六人，第二批陆海军罪犯三十四人，第三批政治罪犯四十八人，合计一百七十八人。
按：由于冈村宁次正协助国军受降和抢地盘，尚不在此一百七十八人名单中。其时盟军欲提，国府则要求不提。何应钦指出：
我国境内当有日军一百零九万人，如骤将冈村列入罪犯，公开发表，对于缴械事宜恐有影响也。
1945年10月14日， 蒋公在日记中写到：
重核日本战争罪犯，将政治负责部分如近卫文麿等四十人一律删除外，其军事负责者如小矶、南次郎、梅津、松井石根等亦一律免除，仅以本庄繁、土肥原、板垣、谷寿夫、东条、桥本、和知、畑俊六、影佐、矶谷、酒井、喜多等十二名，皆以特务工作之恶罪满盈者为主也。
次日【10月15日】， 蒋公正式下令，只办十二人：
日本侵华主要罪犯，应将本庄繁、土肥原贤二、谷寿夫、桥本欣五郎、板垣征四郎、畑俊六、东条英机、和知鹰二、影佐祯昭、酒井隆、矶谷廉介、喜多诚一等十二名提出。
那么，除了日记中点名的五人外， 蒋公划去的还有哪些呢？
拟定政治罪犯四十八人中， 蒋公划去了四十五人，仅保留板垣征四郎、畑俊六和东条英机：
近卫文麿、杉山元、【板垣征四郎】、米内光政、广田弘毅、有田八郎、贺屋兴宣、池田成彬、荒木贞夫、中鸟知久平、平沼骐一郎、石渡庄太郎、阿部信行、青木一男、【畑俊六】、樱内幸雄、松冈洋右、【东条英机】、丰田贞次郎、小仓正恒、东乡茂德、野村吉三郎、谷正之、小矶国昭、津岛寿一、天羽英二、十河信二、河田烈、白鸟敏夫、广濑久忠、星野直树、大谷光瑞、鲇川义介、川越茂、西田税、南次郎、林铣十郎、芳泽谦吉、驹井德三、岸信介、中西敏宪、田中国重、菊池武夫、半泽玉成、吉冈文大、高石真五郎、笹川良一、甘粕正彦
而被 蒋公赦免的军队将领达一百二十余人，皆臭名昭著的侵华将领：
寺内寿一、本间雅晴、山下奉文、松井石根、岛田繁太郎、田中静一、多田骏、梅津美治郎、藤田进、横山勇、牟田口廉也……
在这批 蒋公欲力保的人中，除近卫文麿、杉山元等畏罪自杀外，最终以甲级战犯起诉的就有十三人【甲级战犯起诉总数二十八人】，分别是：
松井石根、梅津美治郎、岛田繁太郎、广田弘毅、贺屋兴宣、荒木贞夫、平沼骐一郎、松冈洋右、东乡茂德、小矶国昭、白鸟敏夫、星野直树、南次郎。
題主認識辻政信嗎？認識富田直亮嗎？認識土居明夫嗎？認識根本博嗎？知道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是什麼嗎？是國民政府日籍軍事顧問。題主你可以看看一東西的資料——白團。百團就是國民黨逃台之後組織的舊日本軍官團，為了反攻大陸而對國軍軍官進行培訓的組織。團長叫“白鴻亮”，不是別人，就是富田直亮。國軍“古寧頭大捷”知道吧？知道幕後指揮者是誰嗎？就是根本博。知道白團的人都是誰介紹來的嗎？根本博。那根本博又是誰介紹來的？岡村寧次。所以這問題很難解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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