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可以保得住新疆却保不住蒙古？仅仅因为缺少一个左宗棠吗？
我们得从几个方面来剖析：
1. 新疆与蒙古在清朝的地位和治理模式不同：
新疆（当时的西域）： 在清朝之前，新疆大部分地区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或者被其他政权统治。清朝通过一系列的战争，特别是平定准噶尔叛乱，才最终将新疆纳入版图。清朝在新疆实行的是 “伊犁将军” 的军事和行政管理制度，将新疆视为直接的边疆省份，有较强的中央集权控制。虽然管理上存在挑战，但清朝对其主权和控制的意愿是明确且有实际行动的。新疆在清朝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抵御俄罗斯向东扩张的重要屏障。
蒙古（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 蒙古人很早就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并在清朝早期就归顺了。清朝对蒙古的统治采取的是一种 “盟旗制度”，这是基于蒙古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习惯的一种分治管理方式。蒙古各部被划分为“盟”，盟下又设“旗”，旗首由贵族担任，并世代相袭。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蒙古贵族的自治权，也方便了清朝通过这些贵族来统治和控制蒙古。蒙古在清朝眼中，更多的是一种宗藩关系下的藩属，而非直接管辖的省份。
2. 内外环境的变化和驱动力：
新疆的收复是主动的军事行动：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中国内乱（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爆发，沙俄趁机蚕食新疆北部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据点，并扶植当地的代理人。面对这种威胁，清朝统治者，尤其是以慈禧为首的实权派，认识到新疆的重要性，并最终同意了以左宗棠为核心的西征战略。左宗棠的军事才能、坚定的决心以及对国家领土完整的维护意识，是收复新疆的关键人物和推动力。这不仅仅是“保住”一个已有的领土，更是重新“夺回”一个被侵占的疆域。
蒙古的“独立”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内部的蒙古自治倾向： 尽管有盟旗制度，但蒙古各部贵族本身就拥有一定的自主权。随着清朝国力衰退，对蒙古的控制力自然减弱。同时，一些蒙古贵族也希望在动荡的时局中，能够获得更大的自治权，甚至独立。
外部势力的介入（俄国和英国）： 俄国和英国在清末都对中国边疆地区虎视眈眈。特别是俄国，一直试图将势力范围延伸到中国北方。在清朝灭亡前后，俄国积极支持外蒙古的独立运动。英国则在支持西藏独立的同时，也对蒙古地区有所影响。沙俄通过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并直接派兵介入，促成了外蒙古的所谓“独立”。
清朝的衰弱和政权更迭： 清朝的灭亡是导致蒙古“失去”的根本原因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统治土崩瓦解，中央政府的权威丧失。作为清朝宗藩体系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蒙古在失去宗主国的保护和控制后，更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和分裂的趋势。
3. 左宗棠的作用与局限性：
左宗棠确实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从东南沿海调集大军，穿越戈壁荒漠，最终收复新疆，这本身就是一个壮举。他的决心和能力，是当时中国能够有效应对边疆危机的代表。
但是，将蒙古的“保不住”仅仅归咎于“缺少一个左宗棠”是不够全面的。
性质不同： 左宗棠收复的是被侵略占领的新疆，而蒙古的独立更多是在清朝统治瓦解和外部势力扶植下发生的政治事件。这是“收复”与“分裂”的根本区别。
战略重点不同： 清朝末年，面对内忧外患，即使有左宗棠，也不可能同时兼顾所有边疆地区。新疆的收复是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被视为必须守住的战略要地。而蒙古地区，虽然重要，但在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军事实力下，阻止其分裂的难度和成本可能更大。
国际环境不同： 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的觊觎是普遍现象。但不同地区受到的直接军事压力和政治干预程度不同。新疆受到的直接军事威胁和政治侵略更加明显，所以需要直接的军事回应。而蒙古的独立则更多是政治操作和外部势力主导的结果。
总结一下：
中国能够保住新疆而“保不住”蒙古，绝非仅仅是缺少一位像左宗棠这样的名将。根本原因在于：
清朝对两地的治理模式不同： 新疆是直接管辖的边疆，蒙古是盟旗自治的藩属。
面临的挑战性质不同： 新疆是遭受了军事侵略和分裂企图，需要用军事手段收复；蒙古的“独立”则是在清朝统治衰弱和外部势力（主要是俄国）政治干预下的分裂。
战略的紧迫性和可行性不同： 收复新疆是国家领土完整的关键，并且在当时是有可能实现的军事目标；而阻止蒙古在内忧外患和俄国支持下独立，其难度和成本可能超出当时的清朝政府所能承受的范围。
最重要的一点是： 清朝的灭亡本身就为边疆地区的分裂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当中央政权不再稳固时，任何一个能够获得外部支持的地区，都有可能走向独立。
左宗棠的功绩在于他成功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在新疆的完整性，这是那个时代中国在边疆问题上一次重要的军事胜利。但蒙古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它涉及到国家内部治理、民族关系以及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失去蒙古，是近代中国一系列复杂历史进程和深刻教训的体现，并非单一人或一事所能概括。
网友意见
几个主要的原因吧。
第一个，前面有人提到的，帝国主义势力均衡的问题。
新疆靠近中亚，英俄都想染指，所以很难一方独吞，蒙古不同，只有俄国虎视，日本当时还只是心里想想，手伸不了那么远。所以，一旦中国有变，蒙古会被俄国吞并，但是新疆因为英俄相互掣肘，就不大会被一方独吞。
但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更多的是商业利益，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流域，相比之下，保住这些利益更重要，西藏主要是战略价值，只要保证中国或者俄国不囤积重兵，威胁到英国在中亚和印度的利益就可以。而俄国不同，俄国和我国大面积接壤，更多的是表现为领土野心。
所以，当清朝灭亡机会窗口出现的时候，俄国的反应是在边境地带扩张势力影响，而英国则希望中国能够尽快稳定下来，保证他们在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商业利益。
第二个，清朝对新疆和蒙古的重视程度不同。
对清朝来说，蒙古是“自己人”，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也绝对不能允许汉人染指，这个政策贯穿整个清朝。所以，蒙古的开发很晚，差不多到1907年之后，才开始在东北和内蒙一些地方对汉人垦荒弛禁，而且是严格控制规模的，随时准备后退。
新疆就不同了。对清朝来说，新疆是遥远的地方，是可进可退的地方。只要保持新疆大体稳定，也没有比较强势的势力崛起，不威胁到蒙古的安定，也没有比较强势的势力崛起，威胁清朝对蒙古的统治，清朝对新疆更多时候的态度就是听之任之。
所以，新疆发生叛乱之后，朝廷都会出现干脆放弃的声音，但如果蒙古出现问题，朝廷从来没人说可以放弃蒙古。
第三个，社会结构重组和统治方式的调整。
蒙古和新疆都在清朝初期进行了社会组织结构改造，但清朝在这两个地方的统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蒙古是清朝的“自己人”，所以蒙古编旗治理是模仿满洲八旗的方式，清朝的统治要更加直接，延伸到基层社会的程度更为深入。而新疆不同，清朝在新疆的统治方式接近于委托式治理。也就是说，只要驻军保证基本秩序就可以，一般的民政和社会管理，都是交给当地的社会精英来代替朝廷完成的。可以总结为四个字，统而不治。
但是，在晚清时期，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
恰恰是因为新疆发生了大规模叛乱，整个新疆原来的社会结构和统治体系完全被打碎了，所以，左宗棠率军平叛的同时，也重建了新疆的统治体系，为之后的建省做好了前期准备工作。可以说，没有叛乱，没有左宗棠平叛，新疆建省就不大可能。
不要小看建省。建省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的重要过程，意味着统治更为直接，也更接近现代国家对地方的治理模式。
但是蒙古没有经历这个过程。所以蒙古一直维持着前现代的治理模式，仍然是朝廷册封蒙古王公，由蒙古王公代表朝廷管理本部老百姓，朝廷只关心的目标就是两个，第一，保持稳定，不发生叛乱，第二，没有外部势力插手。对老百姓，死活都无所谓。
第四，清朝灭亡时的治理体系和官僚体系不同。
这是接着上一条谈。正因为新疆建省了，所以朝廷对新疆加强了控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治理体系，中央下来的官僚体系一直延伸到县一级，而这个官僚体系基本上是由汉人充任的，这也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杨增新能够迅速控制新疆局势的基础条件。杨增新、金树仁和盛世才时期，新疆不是没有遇到过危机，也遇到过，但是因为各地都有汉人官僚体系，所以不是上层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但是蒙古没有经历这个过程。到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蒙古的汉人很少，而且主要集中在现在辽西、冀北这一带，也就是比较适合垦殖发展农业的地区，外蒙完全谈不上，也没有完善的中央管理体系，所以，一旦上层王公决定独立，或者投靠外部势力，遇到的阻力就很小。
先聊这些吧，如果有兴趣，以后再聊。
第一、新疆和外蒙古，都有中国边疆地区常有的民族与宗教问题，但二者之间有明显区别。
A、简而言之，新疆是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大部分维族主要集中在天山南的南疆，哈萨克族在北疆，此外还有塔吉克、乌兹别克、蒙古族等分布在新疆各个地域。这种多个少数民族共存的状态，其实是让他们之间互相制衡。
在新疆同一个少数民族内部，还有不同部落派系，比如都是维族，北疆哈密的回王就是一贯心向中央的、政治态度特别可靠（乾隆年间，清军征服南疆时，就是从哈密回王贵族中挑选人选，派遣到南疆维族地区，出任当地伯克长官）。同理，新疆的蒙古族也分成新、旧土尔扈特、厄鲁特、和硕特、唐努乌梁海—图瓦等好几支。
这种状态，就确保新疆没有哪个少数民族能一枝独大。
类似的，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也一样，既有伊斯兰教、也有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内部又分好几只教派。
B、但是外蒙古完全不同
外蒙古的蒙古族，90%以上是漠北喀尔喀。喀尔喀四部为左翼车臣汗、土谢图汗，右翼塞音诺颜、札萨克图汗。这就是清代的“漠北蒙古四部”，他们又占据了当时外蒙古接近80%的领土地域——
这是外蒙古主要部族人口比例分布示意图，右上角标注了最主要的六个部族，从左侧开始，依次为喀尔喀部（halh，一男一女）、杜尔伯特部（dorvod）、达里冈爱人（dariganga）、巴雅特人（bayaad）、布里亚特人（buriad）、哈萨克人（kazakh，哈萨克是突厥族系，不算蒙古族系）。喀尔喀人用黄色表示，看下他们在地图上占据面积有多大，你就知道了…
而且，蒙古族无论漠南、漠北和漠西的各个部族，还是如今依然在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人，他们都信奉藏传佛教（黄教），这又导致黄教在外蒙古占据绝对优势的宗教影响力。
藏传佛教有四大活佛，分别为藏区达赖、班禅，内蒙章嘉呼图克图、外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而藏传佛教的特征又是政教统一，教宗干预政治是常事。外蒙古的这个哲布尊丹巴也如此
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唐卡法象。
高度单一的民族结构+高度统一的宗教信仰，就使外蒙古象西藏一样，野蛮、封闭、内部极端抱团，外界很难插手。
二、清朝中央政府对新疆、外蒙古的军事政治势力有天壤之别。
要想强化在边疆地区的统治，一个好的办法，就是驻军。驻军能对地方势力和外国势力形成最有效的政治威慑。
众所周知，清朝把外蒙古、新疆归入版图，主要是源于康熙时代的开始、到乾隆中期结束，前后持续70余年之久的清准战争。
还是在关外的皇太极时期，清朝已经基本控制了漠南蒙古，废掉了察哈尔汗账，由清朝皇帝出任全蒙古大汗（清朝皇帝有双元身份，一是“清朝皇帝”，二是“蒙古大汗”）。漠北三部选择向清朝称臣入贡（当时还没有赛音诺颜部），名义上承认清帝的大汗地位，建立起松散的宗藩羁縻关系。
康熙年间，准噶尔贵族噶尔丹东侵喀尔喀，把漠北三部打的大败。后者与第二世哲布尊丹巴狼狈逃窜到内蒙古，请求清军救援。
这既是北疆危机，也给清朝直接控制漠北蒙古提供了好机会。通过乌兰布通和北征昭莫多等几场大战，清军击败噶尔丹，同时也控制了漠北三部贵族。清朝自然也要趁机对漠北喀尔喀贵族和喇嘛集团加以限制：不许哲布尊丹巴再干预政务；派遣驻库伦办事大臣，对哲佛和贵族加以监控；从势力最强的左翼土谢图汗中划出赛音诺颜部，归入右翼，将漠北三部变成四部；从漠北四部的幼年贵族子弟中挑选人选，送到北京“内廷教养”，从小对他们加以亲满、汉化教育，成年后再与爱新觉罗皇族女子婚配……
总之，为了分化、控制漠北喀尔喀，清朝采取了很多手段，总体而言，收效还算不错。
上图为喀尔喀塞音诺颜部超勇亲王策棱，下图是他的儿子、定边右副将军策（车）布登札布。父子二人都是清朝通过“满蒙联姻+内廷教养”方式培养出来的亲满派外蒙古贵族。在雍正、乾隆两朝，他们为清朝加强在外蒙古统治，做出过极大贡献。
在整个清准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清军在外蒙古维持了一只相当强势的军事力量，在清朝军机处等文献中，他们被称为“北路清军”，主要驻扎在外蒙古西陲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驻扎在新疆哈密、巴里坤的为西路清军）。北路清军中有满洲八旗、包衣汉军、绿营，从内蒙古各地调集的内蒙各盟旗蒙古兵，也有从外蒙喀尔喀各部中征调的“苏木（相当于满洲八旗中的“牛鲁”，即箭丁）”。这只清军除了要与准噶尔对峙、交战外，肯定也要对外蒙当地喀尔喀贵族形成威慑。
但是，在乾隆24~25年，清军彻底击败准噶尔，将新疆收入版图后，清廷认为没必要再在外蒙古维持过于庞大的军力，再加上外蒙古荒僻偏远，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军备物资都要从内地调运，耗资巨大，对财政是极大的负担。因此，在清准战争结束后，清朝裁撤掉北路清军。此举导致从乾隆朝中期开始，清朝在外蒙古严重缺少中央直属派驻的军事力量。库伦办事大臣手下只有几百人，乌里雅苏台将军手下也不过千余人。
仅仅1~2千人的兵力，却要威慑、守护超过1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地（当时包括唐努乌梁海地区），这些驻军毫无意义。
相反，清军击败准噶尔后，却在新疆维持了一只还算可观的军事力量，即便经历过同治时期的阿古帕、白彦虎之祸，但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后，又成功地重建了在当地的军事力量。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外蒙古王公贵族在俄国的撺掇下，宣布“独立”，此时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身边，仅有百余人的满汉亲随兵丁，仅能起到仪仗队和扈从的作用。
三、新疆与外蒙古的自然环境、交通状况、移民条件不同。
通过移民“实边”，鼓励内地汉族人口迁居边疆，不仅能缓解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可以改变边疆地区的民族比例，强化中央政府在当地的统治。
清朝很早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新疆地域广袤，同时有多种气候环境类型，沙漠、牧场、原始森林，高原，什么地形什么植被都有，新疆不仅有适合游牧民族的草原，还有大片适合农耕的地域，尤其是伊犁河谷，气候极佳。南北疆还有大片的棉田，种植棉花，直到现在都是新疆农业、尤其是建设兵团农业经济结构的重点大项目。新疆的土地与气候适合农业开发，这就给汉族移民在当地从事农耕生产提供了优质条件，有利于内地农业人口向新疆迁移。
但是外蒙古又一次完全不同，外蒙古境内主要是大戈壁、大草原和原始森林。夏季特别短暂，同时土壤偏沙化，缺少腐殖质，特别不利于农作物生长。从清朝康熙时，清军就在当地尝试屯田，但基本失败。知道十九世纪中晚期，土豆这种耐寒、速生、适合沙质土质的作物逐渐普及之后，在外蒙古的清军绿兵才在当地试种成功，且产量有限。
这个特点，就决定了很难向外蒙古迁移农业人口。
四、影响新疆与外蒙古的外部政治势力不同。
十九世纪中后期，在新疆，至少有清政府、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沙俄势力这三股政治势力，另外还可以算上一个土耳其。
四股势力互相较量，虽然看起很复杂，但势力越多，分化越明显，没有哪一家能当主角，互相之间必须妥协。从而导致英、俄两个帝国主义，都不能独吞新疆。
但是外蒙古， 又双叒叕不同了。
外蒙古是个封闭的内陆地域，他基本就是清朝和俄国两家对抗，俄国又是出了名的贪得无厌的北极熊。导致在晚清，俄国势力在外蒙古取得一强独大的效果。外蒙古宣布“独立”，煽风点火的唯一外国势力，就是俄国。
注：1911年底，外蒙古王公喇嘛集团宣布“独立”后，除俄国外，世界各国均不予承认。外蒙古“政府代总理兼外务部大臣”、塞音诺颜部末代部长杭达多尔济提出，既然“我国”已经独立，应该邀请世界各国向“我国”派遣外交公使团，在库伦设立大使馆。遭到俄国拒绝，俄国明确表示，外蒙古虽然“独立”，但不过是俄国势力下的“受保护国”。杭达多尔济因坚持主张，不久后被俄国毒杀。
1914年，一战爆发，俄国陷入战争泥潭，无力支配外蒙古。1915年，在没有通知“外蒙古政府”的前提下，俄国与中国北洋袁世凯政府展开谈判并达成协议，北洋政府保证俄国在外蒙各种经济特权，俄国保证外蒙古撤回“独立”，承认中国为外蒙古的“名义宗主国”。
在过去的十年间，为了研究清代蒙古历史和藏传佛教这以领域，我把内外蒙古、卡尔梅克蒙古等都走访过了，甚至还从印度的流亡ZR喇嘛那里得到大量清代蒙藏宗教关系的资料。这样吧，在全文最后，我也说说我本人对今天外蒙古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本着务实的态度，我们今天没必要再强调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领土主权要求了。
因为今天的外蒙古，依然是个封闭的内陆国，他被中、俄两国包围，第三方势力没法插手。
中、俄两国的脸色态度，决定了他的国运。只要中国国力不过分软弱，对俄国有政治、经济优势和必要的武力后盾，中国在对外蒙古问题上，就能随时掌握主动权。
好了，懒得写了，基本上，这四条就是中国保得住新疆，却保不住外蒙的主要原因
偶然因素肯定有，但个人以为地理-经济因素是最主要的——新疆是一个农业省份，外蒙古是牧业地区。
先看数据：
沃土丰盈---新疆农业发展60年粮食、棉花、油料、甜菜由1949年的84.8万吨、0.5万吨、2.9万吨、0.0027万吨增加到2008年的1022.85万吨、301.55万吨、60.44万吨、438.88万吨…… 1957年，农业总产值增加到9.43亿元，比1949年增长61.19%；扩大耕地74万公顷，增加灌溉面积66万公顷。新疆2016年GDP预计9550亿元
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粮食产量1535万吨，实现“九连增”。棉花种植向优势产区集中，总产量420万吨。
注意一千五百万吨的粮食产量，同期还有420万吨的棉花产量。
再看蒙古的数据：
蒙古农业概况蒙古以前几乎没有种植业，1940年时种植业只占农牧业总产值的0．4%，但从1950－1985年的35年中，种植业发展很快……1985年谷物生产（包括豆类）达88．96万吨（小麦69．23万吨）蒙古国今年粮食产量将可自给自足
蒙古国官方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今年该国农业喜获近十多年来最好的收成，预计粮食产量将超过40万吨，增长10％左右，完全可以满足国内需求……2005年，蒙古国全国小麦产量仅为7.5万吨，面粉和大米主要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
这就是差距了：
新疆解放前就有85万吨的粮食产量，现在1534万吨。
蒙古解放前粮食产量近乎为0，在苏联输入工业物资支持下，极限才90万吨，苏联走了就跌到个位数，勉勉强强恢复到40万吨就算大丰收。要知道解放前西藏不到100万人口，还有15万吨的粮食产量呢（现在差不多100万吨）……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
蒙古的农业生产--《世界农业》1990年05期实际耕种面积为81.5万公顷,其中有灌溉面积5万公顷,在灌溉面积中,约3.65万公顷为喷灌,1.35万公顷为沟灌。
1990年苏联还在，在工业力量支持下，蒙古也只能灌溉5万公顷土地。而上面新疆的数据：
1957年……扩大耕地74万公顷，增加灌溉面积66万公顷。
纯靠人力，新疆1949-1957就增加了66万公顷水浇地。
可见，无论是自古以来，还是工业力量输入后，蒙古的农业基础都完全无法和新疆相提并论。这其中当然有开发力度的缘故，但归根结底还是地理环境不一样。
虽然新疆和蒙古都是亚洲内陆干旱地区，但蒙古地势变化平缓（尤其是靠近季风区域的东蒙），而新疆有高耸的山脉。这些山脉搅动了水汽的水平运动，还在垂直尺度上用雪峰集中了水汽，结果就是新疆的水资源比外蒙古集中，在分散到戈壁滩被蒸腾之前，就能被集中起来用于农业。所以，自古以来新疆的经济基础就是农业，而中原王朝就算打到外蒙古，也没有就地屯垦的心思。（相对湿润的地区大多在北部，年积温太低，搞农业不合算）
当然，蒙古草原上能长草，趁着降水量多的年份强行开垦也不是不行，但由于长期降水量不足，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土地迅速沙化，农场变成沙漠，很多年才能缓慢恢复为草原。（河套是因为黄河）眼下蒙古国人口才几百万，牧业就已经导致严重的土地沙化了，要是全面开垦……那必须搞超级调水计划才有可能。
此外，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一个问题——大西洋水汽：
为什么俄罗斯可以占领所谓的“漠北”和西伯利亚并进行有效统治而中国不能？ - 知乎从欧洲出发一路向东进入亚洲内陆，大西洋和地中海水汽逐步减少，但一直到阿尔泰山和蒙古西部才消耗干净。这意味着降水量和气候的变化不存在突变，而是一个逐渐收缩的过程。
总的来说，中俄在亚洲内陆的势力范围和工业时代中国的落后有一定关系，但大格局是被气候确定的。比如说中俄在19世纪反复争夺的伊犁，20世纪反复争夺的塔城，冷战期间大打出手的铁列克提，就是中国仅有的三个向西开口的宽阔谷地，也是中国极少数靠大西洋-地中海水汽灌溉的农业区。这几个地方是靠近中国的农业区，会吸引中国中央政府的驻军；另一方面在地理上也适合西来的俄国冒险者渗透，至少也要鼓动代理人独立。最终结果是三个谷地都被一分为二，中国拿到重要城市，俄国拿到了下游农业区。可见气候对政治的长期影响。
新疆不仅能通过山脉集中稀少的内陆水汽，还能“截流”最后的一股大西洋水汽。而蒙古国虽然更靠近太平洋，却因为西风带基本被隔绝在季风水汽之外。所以新疆在最靠边疆的地方还能维持几个富庶的农业带，足以引起中原王朝的注意，降低屯垦驻军的成本。
总而言之，几千年来，新疆的居民，无论主体是什么民族，历史上总有不错的农业基础，有繁荣的城市，牧业是次要的；而蒙古国境内只有极少数的政治城市（如哈拉和林）与商业贸易点。
1952年王震遭批判后撤职新疆解放时牧区人口约为60万，占全省总人口13％。1949年，全区有大小牲畜1000多万。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对农业区的控制意愿高，控制成本低，而蒙古国的农业基础无法诱惑汉族大量移居，甚至无法支持杨增新、盛世才级别的军阀（靠内地军队统治），这才是新疆最终归属于中国的主要原因。
左宗棠个人力主征伐新疆，固然对历史有重要影响，但也要看到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对新疆的兴趣就比对漠北蒙古大。汉朝有霍去病征伐漠北，封狼居胥山（蒙古国肯特山 ），但并没有长期驻军，都护府还是设在了新疆啊。
相关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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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境内有中国人修建的长城吗？ - 知乎2
为什么秦岭淮河一线被赋予了那么多地理意义？ - 知乎3
古代战争中的地理优势，在现代战争中还有作用么？ - 知乎
硬要强行类比，也应该是新疆和内蒙类比，西藏和外蒙类比吧....
整个民国期间，自阿拉善至呼伦贝尔诸地区的“分离”“自治”之类就从来没有断过，都不用提著名的德王伪蒙疆国，距离宣布独立仅约1年，库伦博克多汗国就迫不及待的要“将内蒙六盟二十四部一律荡平”建立“大蒙古国”，派五路大军南下入侵，史称“丑年之乱”。民国军一度表现的非常拉胯，快速丢失了大半个锡盟和昭盟北部，浩齐特左右旗大半牧民都北上去投奔博克多汗——那又怎样呢？仓促而来的蒙军很快被重整旗鼓的民国军击败，被迫撤出内蒙境内。战后北洋政府反而又得以加强对漠南的控制，设察热绥三特区，又推出《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和《垦辟蒙荒奖励办法》，放手进行更大规模的蒙地放垦了。
你们老嘲笑49年入国军，其实49年入国军当小兵没准还能参加所谓的“古宁头大捷”，总比老当益壮的德王反而意气风发觉得该年形势一片大好，“现在国民党自顾不暇，没有力量来管这些事，我们不管他答应不答应，应该乘机进行，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不应该错过”，跑到阿拉善定远营宣扬“大元帝国的文治武功”成立伪蒙古自治政府，马上被西进的解放军逼得狼狈逃往外蒙，接着被引渡回国强吧....
归根结底，外蒙的独立本身就是个极端特例，并不具有太大可类比性。1911-1912的外蒙基本已是无解之局，讲历史，乾隆年的时候大清在疆就有4.5万驻军，而在漠北却只有少的可怜的五百驻军加约千蒙古卡伦兵丁；讲现实，1884左已在疆设省，而外蒙建省扯皮了多年仍是一事无成，直到20世纪初当地仅有的现代化产物就是一条从张家口到恰克图的电报线，那些在漠南搞得诸王公怨声载道、萌生独立想法的“暴政”，如大规模蒙地放垦 、大批汉人农民涌入、广泛设置州县等等，在漠北基本还只存在于纸面上。且该处地理极度封闭，系俄国禁脔，英日基本无可作为。1911年7月，喀尔喀诸王公的代表杭达多尔吉就奔赴圣彼得堡联络俄国人，同年12月1日便宣布独立，比中华民国还早了一个月——这要还能收回就有鬼了。
在这个层面上说，新疆更与内蒙有相似之处：中央政府在此有相当统治基础，复杂的外部博弈也使得难以被单一势力把持，更关键的是，造成动乱的思想实在过于姗姗来迟，它直到19世纪末才渐渐在东欧形成，开花结果则已至民国，使得其主张者不得不与内蒙的同道一样，去与一个决策群体至少已有相当现代化战略眼光的中央政府及与其类似的诸地方军阀做对抗，除获友邦有力支持则绝无可能——然而友邦以其自身利益为第一出发点，随时可以撕破此前的伪善面具将其一脚踢开。
我们知道，尽管哲德沙尔汗国中有奥斯曼顾问，但直到清末新疆建省，后来那种庞大的共同体意识还没有出现：当阿古柏伯克走上绝路时，那位推动扎吉德运动，呼吁通过教育和文化改革使突厥民族穆斯林社会步入现代化的加斯普林斯基才刚刚回到老家克里米亚当教书匠。19世纪末，面对着泛斯拉夫主义的压力，又与奥斯曼有着广泛联系的俄国鞑靼社会，尤其是伏尔加鞑靼和克里米亚鞑靼中产阶级中诞生了与之相抗的泛tj主义。而帕米尔东西长久以来广泛的往来，使得20世纪初的维吾尔社会迅速广泛接受了各种外界新思想，一所所新式学校在各绿洲兴起，聘请国外教师与外出留学蔚然成风——当然，这里头的外国大部分都是俄国与土耳其，而俄国留学与俄国外教，往往会特指喀山地区。
略过一些吧。1931年的哈密事件，最终造成了1933第一次dtjst独立运动。在12年后，那位此前长居苏联，最终坠机而亡的革命烈士高度评价其为“早在12年前，当我省掀起伊斯兰人民民族解放暴动的时候，就提出民族平等、清廉、建设等几条，使我们人民获得了和平”；而70年后的白皮书则将其定性为“狂热的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发动的惨剧。在宣布建国后，伴随着“赶走黄汉人，赶走黑东干（回族）”的口号下，大量回汉百姓遇害了。
12年后，艾力汗・吐烈写信给马步芳，希望他看在同为穆斯林兄弟的份上不要配合中央军出兵；马对其未予理睬，仍旧派出五千余骑兵入疆。
马仲英消灭了这个昙花一现的政权，但获得苏联人青睐的却是盛世才：相比于疑似得到日本人支持的马，高喊反日亲苏信仰马列的盛显得更加可靠。乔装入境的苏军击溃了马仲英部，将盛扶了上去。马也好，盛也罢，或者地方上的尧乐博斯、和加·尼牙孜等也罢，无不需要借助于苏联的力量，苏联人也从此渔利。
时间来到1944年11月7日，此时正是抗战最艰苦黑暗的时刻：51万日军发动了大陆交通线打通作战，1战区和9战区基本完全失败，桂林保卫战进入了倒计时。这天也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伊宁事变就在此时爆发。民军迅速的夺取了伊宁，并在同月12日成立了共和国政府——正与1933年那次是同一日。艾力汗・吐烈等高级宗教人士激动的发表了一些不宜在此放出的演说。
民族军的声势不可谓不浩大，他们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快速攻城略地，同时发动多线攻势。之所以经过盛世才多年的独裁统治却仍却反而比1933年顺利的多，概因此次得到了俄国人的大力支持。早在1943年，驻守哈密的苏军红八团便在回国时，将配备武器悉数藏匿于民间，以备日后所用。在1945年6月，由贝利亚向莫洛托夫报告，苏联派遣了500名红军军官与2000名士兵前去助阵。并提供大量军火弹药、粮食燃油等战略物资。苏联广泛使用治下的中亚人参与支持，在那个户籍国籍混乱的年代几乎无法分辨这些人的身份。
前方气候严寒，士兵艰苦备尝。谢师一团冻死战死大半。另有兵一营曾一度进攻至距伊宁三十里地带，不幸误入歧途，为匪包围，全军覆没，亦云惨矣。匪方人员众多，武器锐利。且不仅其军事策划指挥全由某方主持，又有某方正规军加入作战，实力非可小观。
——师长谢义锋给省主席吴忠信的报告
伊宁的国民党军的最后据点海兰巴克被包围之后，两、三个月都未能攻陷。于是，苏联红军甚至动用了大炮。伊宁离苏联的国界线仅有70公里，苏联方面借助卡车夜来晨归，他们的战死者的尸体也全部带回了苏联国内……在苏联给我们的武器中，以德国造的居多。
——参战民族军回忆
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主动地提出，在盛世才时代，他们帮助新疆人民建立武装力量，训练干部，以对抗国民党的势力，并在那里建立有相当大的军火库，储存了一部分武器弹药。现在决定将这部分物资全部转交中方，望中方指定专人负责接洽、接收。主席当即委托周总理办理。
——师哲口述
俄国人甚至声称：
十分清楚，如果未经与苏联外交官或苏联驻dtjst共和国政府代表协商，无论这个政府的成员，还是艾力汗·吐烈本人，无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国家建设问题上，都不能采取任何稍许重要的步骤。
从“白房子”“蓝房子”到“1号房子”“2号房子”等等，苏联对整场运动的渗透之深堪称惊人。只是这样的帮助当然会是一把双刃剑：俄国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动，自然可以把“民族革命”变为“民主革命”“阶级革命”。既然能让本来只会在阿訇念经后对着国军机枪板载冲锋，“敌人子弹打进我胸脯而死，阿拉力（光荣）！打进脊背而死，哈应（叛徒）！”的军队势如破竹，自然也能把并不宽阔的玛纳斯河变成无法逾越的天堑。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清楚：雅尔塔之后，大的思路渐渐转变了，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跟得紧，很快转变了”，有的人就“没转变”。1946年1月2日，张治中与临时政府代表团签订《十一条和平条款》。3天后，国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本就充斥着种种内部矛盾的临时政府在此之后进一步撕裂了。坏人被押到苏联，软禁至死；好人们取得了胜利，“汇入中国革命的洪流”。
再之后，我党进驻了，两方的思维有一定差异，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赛曾经向王提出能否将xj一名改为畏兀儿斯坦，王表示xj一词尚有讨论余地，stan则有欠妥当。这样的案例还有一些。
从表面上来看，“dtjst共和国”的消亡与实现和平谈判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但是实际上，无论是新疆和平谈判的进程，还是“共和国”政权内部各政治势力的消长，苏联的方针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和国”政权内部的抗争和“共和国”的最后灭亡，也是遵循了苏联的意图。1945-1946年时，在外国势力的调停下，中国同时进行着两个和平谈判。一个是由美国出面调停的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和平谈判（“国共和平谈判”）。另一个就是以苏联出面调停的国民政府和新疆省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反政府势力（“dtjst共和国”）的和平谈判（“新疆和平谈判”）。有趣的是，在这两个谈判中，作为国民政府代表的，都是“以善于妥协而著名”的张治中。而张治中在这两个谈判中的对手，都是和苏联保持密切联系的政治势力。但是，两个谈判的结局却让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结果：在“国共和平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拒绝接受苏联的意见，之后仅仅三年就取得了掌握中国全境的伟大胜利；而在“新疆和平谈判”中，“dtjst共和国”势力按照苏联的指示行动，却走上了自己断送自己命运的道路。可以看出，无论是对哪一个“和平谈判”，苏联都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进行是非判断的。两个谈判的两种不同结果，都能够反映出苏联支持他国“革命”的利己本质
1945年9月以后的事实充分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援助dtjst独立运动的动机和最终目标，并不是支持新疆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独立。由于苏联对中国政策的突变，dtjst共和国临时政府方面也不得不放弃也许可以称为唾手可得的胜利——占领新疆首府迪化，而同意与中国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以“新疆暴动地区民众代表”的名义签署了和平条款，最终放弃了建立独立国家的梦想。事实说明，任何民族独立势力，如果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其他大国身上，企图通过获得大国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其结果必然是在国际形势的变化中不得不成为大国间国际政治游戏的牺牲品，这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承认的事实。
这里补充一下，除了中俄以外，有必要考虑英国的立场。
19—20世纪英国和俄国的大博弈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双方的焦点就在中亚。
请注意一点:新疆和克什米尔是接壤的。也可以说就是和印度接壤。一旦俄国控制新疆，那么英属印度就暴露在俄国的刺刀之下了。这个对大英帝国极度危险，没有印度也就没有大英帝国了。
反过来，这个方向上，英国即使打回去，也很难威胁俄国的命脉。
所以俄国要是来硬的，干得太直接，太过火。那么英国必然会回应。俄国必须考虑这一点。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并不太遥远。
事实上，另一个方向上，英国之所以没有夺取西藏，也是不希望刺激俄国去夺取新疆。
英国是希望西藏留在中国（名义上），但是听英国的指挥（实际上）。以中国当时的虚弱状态，新疆和西藏留在中国，对英国是一个很好的缓冲。
外蒙，除了中俄没其他国家关心。日本可能有些关心，但是不那么重要，当时日本的手也没有那么长。俄国高兴怎么干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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