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鲁迅言论「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
鲁迅先生这句话，可以说是他对当时中国社会宗教生态和民众心态的一记深刻剖析。要理解这句话，我们需要将其置于鲁迅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对国民性、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观察之中。
首先，我们要明白鲁迅这句话并非一个普适性的、绝对的规律，而是他对某种普遍现象的概括，并且带有他一贯的批判和讽刺的色彩。他观察到的“憎”并非简单的讨厌，而可能包含了多种复杂的情绪：不理解、疏离、戒备，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恐惧和敌意。
我们逐一来看鲁迅所提及的几个宗教群体：
“憎和尚，憎尼姑”
佛教的世俗化与“职业化”： 到了近代，佛教在中国已经很大程度上走向了世俗化。寺庙往往需要经费来维持，僧侣也需要谋生。很多寺庙成为了“家族式”经营，僧侣也并非真心修行，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职业，甚至是一种“买卖”。
“买卖人口”的想象： 有些贫困家庭会将子女送入寺庙，一方面是为了“脱贫”，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所谓的“卖身”性质。这在普通民众眼中，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拐卖”，一种强迫性的“剥夺”，因此容易产生反感。
“假僧侣”与欺骗： 历史上，也存在不少披着僧衣行骗的江湖骗子。他们利用宗教的权威和民众的敬畏，进行欺诈活动，比如“化缘”、“做法事”收取高额费用等，这大大损害了僧侣的整体形象，也加剧了民众的怀疑和憎恨。
对“避世”的不理解与不满： 佛教提倡放下尘缘，遁入空门。但在一个需要劳动力、需要社会贡献的世俗社会中，这种“避世”的行为，尤其是在战乱、贫困时期，容易被视为一种逃避责任，一种对社会无益甚至有害的行为，从而引起不满。
与功利性行为的关联： 很多民众到寺庙，并非出于纯粹的信仰，而是为了祈福、消灾、求子等功利目的。当祈求落空时，怨气可能会转向僧侣本身，认为他们“不灵验”或者“收钱不办事”。
“憎尼姑” 相对而言，女性遁入空门，离开家庭，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可能还会被赋予一层“不孝”、“背叛家庭”的道德评价，这也会加剧一些人的反感。
“憎回教徒”
“异教”的隔阂与误解： 伊斯兰教作为外来宗教，其教义、习俗、戒律与汉族主流文化存在显著差异。比如饮食上的“清真”规定、礼拜的习惯、对猪肉的禁忌等等，这些“不同”很容易被不了解的人视为“怪异”或“难以融入”。
民族与宗教的缠绕： 在中国，回族不仅是一个宗教群体，更是一个民族。民族的认同往往与宗教信仰紧密相连。在历史的一些时期，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也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排斥和敌意。
“封闭性”的印象： 某些穆斯林社区的相对封闭性，以及对外来文化的保留态度，也可能被一些人解读为“排外”或者“不合群”，从而产生隔阂。
历史上的冲突与传说： 历史上，汉族与回族之间发生过不少冲突，这些冲突和其中的负面叙事，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的认知，形成“不亲近”甚至“排斥”的态度。
“憎耶教徒”（指基督教徒）
“洋教”的身份认同： 基督教在中国，最初是通过传教士带来的，因此具有强烈的“西方”背景。在民族主义情绪抬头、对外来文化充满警惕的时代，将基督教视为“洋教”，与“洋人”、“洋务”联系在一起，自然容易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
文化冲击与价值冲突： 基督教的教义、道德观念、生活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民间信仰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例如，对“祖先崇拜”、“神鬼观念”的看法不同，或者对某些社会问题的立场不同，都可能引发误解和对立。
历史上的“教案”与不信任： 近代中国发生过许多“教案”，即传教士或教会与中国民众、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事件。这些事件，往往伴随着传教士的特权、教会的干涉、甚至某些传教士的傲慢或无知，导致中国民众对教会和教徒产生了不信任和抵触情绪。
“灵魂得救”与世俗利益的冲突： 基督教强调“灵魂得救”和来世的幸福，这可能被一些人理解为对现实生活、世俗利益的漠视。当教会劝导信徒“放下俗念”时，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在“劝人向善”的表象下，削弱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投入和追求。
“而不憎道士”
鲁迅认为，相比之下，人们似乎并不“憎”道士，甚至可能还有一种“亲近感”或“容忍度”。这背后同样有着深刻的文化和社会原因：
道教的本土化与国民性的融合：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它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神话、民俗之中。道教的神祇、传说、仪式，往往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心理高度契合，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
与世俗生活的紧密联系： 道教并非像一些宗教那样强调“出世”或“隔离”。道士的活动，如祭祀、驱邪、占卜、看风水、炼丹养生等，很多都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甚至是民众解决现实困难的一种方式。
“包容性”的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道教也常常表现出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能够吸收和融合佛教、民间信仰等元素。这种包容性使得道教在民间更容易获得生存空间。
缺乏强烈的“他者”感： 由于道教的本土化，以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融合，它不像外来宗教那样容易被视为一种“异质”或“威胁”。道士的形象，即使有“方士”、“术士”的神秘色彩，也往往不被看作是与自身民族、文化相对立的存在。
“娱乐性”与“功利性”的结合： 很多时候，民众与道士的互动，带有一种“娱乐性”或者“功利性”的成分，比如看热闹、求个好彩头、或者仅仅是体验一种仪式感，这些互动往往不会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
鲁迅的“憎”的背后：国民性的反思
鲁迅这句话，并非在为任何宗教辩护，而是在揭示一种国民性。他观察到，这种“憎”往往不是出于对宗教教义本身的辨析，而是基于：
1. 不理解和妖魔化： 对于不熟悉、有差异的宗教，民众更容易产生误解，将其“妖魔化”，将其视为“邪门歪道”。
2. 对“不同”的排斥： 习惯于同质化、单一化的文化环境，容易对“不同”的宗教习俗和文化符号产生排斥心理。
3. 功利主义的评价： 很多时候，民众对宗教的态度，是建立在能否满足其现实利益的基础上。一旦未能如愿，就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4. 历史恩怨和集体记忆： 过去的历史事件，如教案、冲突等，会在集体记忆中留下烙印，影响对相关群体的整体评价。
5. 对“洋”的抵触： 带有西方背景的宗教，在民族觉醒意识增强的时代，更容易成为民族情绪排斥的对象。
鲁迅通过这种“憎”的比较，实际上是在反思：为何我们如此容易对他者产生敌意？为何我们在面对差异时，不是去理解，而是去憎恨？这种“憎”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国民普遍存在的狭隘、偏见、以及对外来文化的警惕和不包容。而对道士的“不憎”，则反映了中国人对于本土文化、本土宗教的天然亲近感和“家国同构”的情结。
总而言之，鲁迅这句话，是对中国社会复杂宗教生态和国民心理的一次辛辣讽刺，他揭示了隐藏在“憎”与“不憎”之间的，是中国人对待自身文化、对待外来文化，以及对待“异己”的种种复杂心态。这是一种深刻的国民性批判，旨在唤醒人们对自身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反思。
首先，我们要明白鲁迅这句话并非一个普适性的、绝对的规律，而是他对某种普遍现象的概括，并且带有他一贯的批判和讽刺的色彩。他观察到的“憎”并非简单的讨厌，而可能包含了多种复杂的情绪：不理解、疏离、戒备，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恐惧和敌意。
我们逐一来看鲁迅所提及的几个宗教群体：
“憎和尚，憎尼姑”
佛教的世俗化与“职业化”： 到了近代，佛教在中国已经很大程度上走向了世俗化。寺庙往往需要经费来维持，僧侣也需要谋生。很多寺庙成为了“家族式”经营，僧侣也并非真心修行，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职业，甚至是一种“买卖”。
“买卖人口”的想象： 有些贫困家庭会将子女送入寺庙，一方面是为了“脱贫”，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所谓的“卖身”性质。这在普通民众眼中，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拐卖”，一种强迫性的“剥夺”，因此容易产生反感。
“假僧侣”与欺骗： 历史上，也存在不少披着僧衣行骗的江湖骗子。他们利用宗教的权威和民众的敬畏，进行欺诈活动，比如“化缘”、“做法事”收取高额费用等，这大大损害了僧侣的整体形象，也加剧了民众的怀疑和憎恨。
对“避世”的不理解与不满： 佛教提倡放下尘缘，遁入空门。但在一个需要劳动力、需要社会贡献的世俗社会中，这种“避世”的行为，尤其是在战乱、贫困时期，容易被视为一种逃避责任，一种对社会无益甚至有害的行为，从而引起不满。
与功利性行为的关联： 很多民众到寺庙，并非出于纯粹的信仰，而是为了祈福、消灾、求子等功利目的。当祈求落空时，怨气可能会转向僧侣本身，认为他们“不灵验”或者“收钱不办事”。
“憎尼姑” 相对而言，女性遁入空门，离开家庭，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可能还会被赋予一层“不孝”、“背叛家庭”的道德评价，这也会加剧一些人的反感。
“憎回教徒”
“异教”的隔阂与误解： 伊斯兰教作为外来宗教，其教义、习俗、戒律与汉族主流文化存在显著差异。比如饮食上的“清真”规定、礼拜的习惯、对猪肉的禁忌等等，这些“不同”很容易被不了解的人视为“怪异”或“难以融入”。
民族与宗教的缠绕： 在中国，回族不仅是一个宗教群体，更是一个民族。民族的认同往往与宗教信仰紧密相连。在历史的一些时期，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也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排斥和敌意。
“封闭性”的印象： 某些穆斯林社区的相对封闭性，以及对外来文化的保留态度，也可能被一些人解读为“排外”或者“不合群”，从而产生隔阂。
历史上的冲突与传说： 历史上，汉族与回族之间发生过不少冲突，这些冲突和其中的负面叙事，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的认知，形成“不亲近”甚至“排斥”的态度。
“憎耶教徒”（指基督教徒）
“洋教”的身份认同： 基督教在中国，最初是通过传教士带来的，因此具有强烈的“西方”背景。在民族主义情绪抬头、对外来文化充满警惕的时代，将基督教视为“洋教”，与“洋人”、“洋务”联系在一起，自然容易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
文化冲击与价值冲突： 基督教的教义、道德观念、生活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民间信仰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例如，对“祖先崇拜”、“神鬼观念”的看法不同，或者对某些社会问题的立场不同，都可能引发误解和对立。
历史上的“教案”与不信任： 近代中国发生过许多“教案”，即传教士或教会与中国民众、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事件。这些事件，往往伴随着传教士的特权、教会的干涉、甚至某些传教士的傲慢或无知，导致中国民众对教会和教徒产生了不信任和抵触情绪。
“灵魂得救”与世俗利益的冲突： 基督教强调“灵魂得救”和来世的幸福，这可能被一些人理解为对现实生活、世俗利益的漠视。当教会劝导信徒“放下俗念”时，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在“劝人向善”的表象下，削弱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投入和追求。
“而不憎道士”
鲁迅认为，相比之下，人们似乎并不“憎”道士，甚至可能还有一种“亲近感”或“容忍度”。这背后同样有着深刻的文化和社会原因：
道教的本土化与国民性的融合：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它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神话、民俗之中。道教的神祇、传说、仪式，往往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心理高度契合，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
与世俗生活的紧密联系： 道教并非像一些宗教那样强调“出世”或“隔离”。道士的活动，如祭祀、驱邪、占卜、看风水、炼丹养生等，很多都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甚至是民众解决现实困难的一种方式。
“包容性”的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道教也常常表现出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能够吸收和融合佛教、民间信仰等元素。这种包容性使得道教在民间更容易获得生存空间。
缺乏强烈的“他者”感： 由于道教的本土化，以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融合，它不像外来宗教那样容易被视为一种“异质”或“威胁”。道士的形象，即使有“方士”、“术士”的神秘色彩，也往往不被看作是与自身民族、文化相对立的存在。
“娱乐性”与“功利性”的结合： 很多时候，民众与道士的互动，带有一种“娱乐性”或者“功利性”的成分，比如看热闹、求个好彩头、或者仅仅是体验一种仪式感，这些互动往往不会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
鲁迅的“憎”的背后：国民性的反思
鲁迅这句话，并非在为任何宗教辩护，而是在揭示一种国民性。他观察到，这种“憎”往往不是出于对宗教教义本身的辨析，而是基于：
1. 不理解和妖魔化： 对于不熟悉、有差异的宗教，民众更容易产生误解，将其“妖魔化”，将其视为“邪门歪道”。
2. 对“不同”的排斥： 习惯于同质化、单一化的文化环境，容易对“不同”的宗教习俗和文化符号产生排斥心理。
3. 功利主义的评价： 很多时候，民众对宗教的态度，是建立在能否满足其现实利益的基础上。一旦未能如愿，就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4. 历史恩怨和集体记忆： 过去的历史事件，如教案、冲突等，会在集体记忆中留下烙印，影响对相关群体的整体评价。
5. 对“洋”的抵触： 带有西方背景的宗教，在民族觉醒意识增强的时代，更容易成为民族情绪排斥的对象。
鲁迅通过这种“憎”的比较，实际上是在反思：为何我们如此容易对他者产生敌意？为何我们在面对差异时，不是去理解，而是去憎恨？这种“憎”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国民普遍存在的狭隘、偏见、以及对外来文化的警惕和不包容。而对道士的“不憎”，则反映了中国人对于本土文化、本土宗教的天然亲近感和“家国同构”的情结。
总而言之，鲁迅这句话，是对中国社会复杂宗教生态和国民心理的一次辛辣讽刺，他揭示了隐藏在“憎”与“不憎”之间的，是中国人对待自身文化、对待外来文化，以及对待“异己”的种种复杂心态。这是一种深刻的国民性批判，旨在唤醒人们对自身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反思。
网友意见
看到很多评论说，因为道教作为本土宗教，比外来宗教有很多优点。真实在是有趣之极。想来鲁迅如果还活着，是一定要被诸位笑死的。所以这个问题，我是很建议大家去多看看这个问题下面的其它回答的。这些问题下的其它回答都比我下面的叙述要“精彩”一百倍，有趣一百倍。
鲁迅是如何看待道教的呢？鲁迅本人在给其佛学好友许寿裳的信中，是曾有过评论的。他说：
《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可见鲁迅在这里，把道教当反面教材批评的。
为什么道教跟吃人在鲁迅那里联系上了呢？
因为道教在古代中国，说白了，其在民间其实就是一种巫术信仰。保留了很多愚昧的巫术仪式。我们看看网络上的恐怖小说或者90年代香港电影，我们就不难发现相比其它宗教，道士在民间的形象，总是更多跟各种神秘的巫术、奇异的诅咒、诡异的神怪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也是，道教在古代民间，特别是愚昧迷信的农村地区，也并不都是我们想象的仙风道骨，其真实形象可能更偏向于80、90年代香港电影中的那种诡异邪魅的风格，其中夹杂着大量民间各种自发的乱七八糟的偶像崇拜，不合礼制，扰乱风俗的淫祀，以及各种巫婆神汉、怪力乱神。
这个我们可以看鲁迅另一篇有关于吃人的小说《药》，里面主要抨击了当时吃人血馒头来治病这种愚昧的迷信现象。而这种愚昧的习俗在当时中国并不罕见。这些偏方大多来自于那些民间方士之口。而这些方士在民间也往往都是游方道士的形象出现。比如红楼梦中破足道人。
而且鲁迅自己本身就喜爱读佛经，对道教徒也向来是有所反感的。
凡当中国自身烂着的时候，倘有什么新的进来，旧的便照例有一种异样的挣扎。例如佛教东来时有几个佛徒译经传道，则道士们一面乱偷了佛经造道经，而这道经就来骂佛经，而一面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闹得乌烟瘴气，乱七八遭。（《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小说世界>》）
虽然对于这段话我认为鲁迅夹杂太多个人情感色彩，并不完全认同。但对于这个问题下面，那些连书也不翻，就想到然地生出一种道教优越感的人，我觉得鲁迅这个讽刺确实是恰当极了。
这种想当然耳的回答，潜意识里难道不也是“一种异样的挣扎”吗？一种对于掩饰自身自大无知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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