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大清洗是必然的吗，如若不是，当时的人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避免呢？
苏联大清洗是否必然，以及当时的人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避免，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充满争议的问题，没有简单的“是”或“否”的答案。
一、苏联大清洗的“必然性”之争
关于大清洗的必然性，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1. 认为大清洗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的观点：
斯大林个人性格与权力巩固的驱动： 这是最常见的解释。斯大林是一个极度多疑、偏执、冷酷且极度渴望权力的人。他需要通过清除一切潜在的政治对手、甚至是曾经的盟友来巩固自己的绝对统治。在他看来，任何质疑或独立思考都是对他权力的威胁。
巩固权力： 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通过一系列政治手腕击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政治对手，但这些人及其追随者仍然构成潜在的威胁。清除他们是斯大林确保自己权力不被挑战的关键一步。
缺乏合法性基础： 与一些西方领导人不同，斯大林并不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他的权力主要来自于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对权力的掌控。为了维持这种统治，他需要压制一切反对声音，制造一种敌人无处不在的氛围。
个人恐惧与安全感： 斯大林对潜在的背叛和暗杀时刻保持警惕，这种极度的不安全感驱使他主动出击，消灭任何他认为可能构成威胁的人。
苏联体制的内在逻辑与政治文化： 一些学者认为，大清洗不仅仅是斯大林的个人行为，也是苏联早期建立的政治体制及其催生的政治文化所能导向的结果。
一党专政与缺乏制衡： 苏联实行的是严格的一党专政，缺乏独立的司法、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监督。这使得党内权力斗争变得异常残酷，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约束。
革命的激进传统与“阶级斗争”理论： 布尔什维克革命本身就带有激进和暴力色彩。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被斯大林主义扭曲和夸大，将其推向了极致，将任何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都打上“人民的敌人”、“反革命分子”的标签。
意识形态的绝对化与容不得“异端”： 布尔什维克党以一种绝对真理自居，不允许任何与之相悖的观点存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僵化和排他性，使得清除“异端”成为一种逻辑上的必然。
“紧急状态”的延续： 在革命初期，为了应对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威胁，苏维埃政权采取了紧急措施，如契卡（秘密警察）的存在和严厉的镇压手段。这些手段在和平时期被保留并升级，成为大清洗的工具。
外部环境的压力（相对次要但有影响）：
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恐惧： 苏联领导层长期以来对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意和干涉感到担忧，担心会有间谍和破坏分子渗透进来。这种恐惧为内部清洗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借口。
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 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过程中，社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出现了各种矛盾和不满。斯大林可能将这些不满视为“敌人制造”的，并借此进行镇压。
2. 认为大清洗并非必然，是可以避免的观点：
斯大林并非无所不能的。 尽管斯大林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但并非所有人都支持他。如果存在更强大的制衡力量，或者斯大林未能成功地压制反对派，大清洗的规模和程度可能会大大减小，甚至可能不发生。
历史的可能性： 如果斯大林早逝，或者权力斗争的结果不同，历史轨迹可能会发生改变。例如，如果托洛茨基或布哈林等人在权力斗争中获胜，他们的政策和对待政治异见的方式可能与斯大林不同。
制度的演变空间： 即使在一党专政体制下，理论上也存在着非暴力、非血腥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调整的空间，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非常困难。
总结来说，认为大清洗“必然”的观点强调的是斯大林个人的极端个性和权力欲，以及苏联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而认为“可避免”的观点则更侧重于历史的偶然性、权力斗争的可能性以及制度演变的潜在空间。 更为全面的看法是，斯大林个人的特质是催化剂，而苏联体制的结构性缺陷和政治文化为大清洗提供了温床和可能性。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大清洗成为一个非常有可能发生且规模巨大的事件，但“必然”的说法可能过于绝对。
二、当时的人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避免大清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考虑那些有可能并且能够发出声音、采取行动的人群。这些措施的成功率非常低，因为斯大林的权力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理论上可以存在一些尝试：
1. 党内高级干部和政治领导人：
联合反对斯大林派系： 在大清洗爆发前，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些对斯大林政策不满或质疑的声音，例如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加米涅夫派、布哈林派等。
更早的、更有效的联合： 如果这些派系能够克服彼此之间的分歧，形成一个更广泛、更有组织的反斯大林联盟，并在早期阶段就协同一致地对抗斯大林的权力扩张，或许能形成一定的牵制。例如，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反对派之间虽然有斗争，但如果能更早认识到共同的危险并联合起来，共同向斯大林施压，可能还有机会。
利用党内民主机制（尽管脆弱）： 在早期苏共内部还存在一些形式上的党内讨论和投票机制。如果反对派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机制，在党代会或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更具说服力的论据，争取更多支持，甚至试图修改党章以限制个人权力，都可能产生微小的影响。
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 尽管这非常困难，但如果反对派能与共产国际（Comintern）中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外国共产党人建立联系，争取他们对斯大林领导的质疑，或许能给斯大林带来一定的外部压力。然而，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也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揭露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和手段：
公开透明的辩论： 如果党内能够允许更公开透明的政治辩论，而不是将所有批评都定性为“反革命”，那么一些隐藏的真相可能会被揭露，更多的人可能会认清斯大林的真实面目。
提供确凿证据： 如果有人能够掌握斯大林非法行为的确凿证据，并找到安全的方式将其公之于众，或者向党内更有原则的领导人揭露，也可能引起震动。但这在当时高度保密和恐怖的环境下几乎不可能。
2. 普通党员和民众（可能性极低，因为缺乏组织和渠道）：
对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抵制： 在大清洗前的大规模社会变革中，普通民众和部分党员对集体化和强制工业化表现出抵制和不满。
和平的抗议和申诉： 如果有更普遍的、有组织的和平抗议和申诉渠道，人们可以就政策的失误和不公进行表达。然而，秘密警察的严密监控使得任何形式的集体行动都极其危险。
传播真实信息： 在有限的范围内传播关于政策的真实信息，揭露虚假宣传，也可能减缓斯大林制造的社会恐慌。
对法律和人权的坚持（理论上）：
倡导法治精神： 如果在早期就能够建立起更独立的司法体系，并强调程序正义和人权，那么后来的“表演性公审”和非法镇压就可能受到更多阻碍。
拒绝参与不义行为： 如果更多的执法人员、检察官、法官和党内干部能够坚守良知，拒绝执行明显违法的命令，那么清洗的执行规模可能会受到限制。然而，他们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危险。
3. 对斯大林的个人劝说和忠告（几乎不可能奏效）：
来自亲近者的忠告： 理论上，那些接近斯大林的人（如斯大林的情人、家庭成员，或者少数他信任的党内元老）可以尝试向他提出劝告，指出其行为的危险性或不人道性。然而，斯大林的偏执和冷酷使得这种尝试很可能被视为背叛。
为何这些措施都非常困难且几乎不可能成功？
斯大林严密的权力控制和信息封锁： 斯大林通过秘密警察（格别乌/内务人民委员部）构建了一个严密的监视和恐怖网络，能够迅速而残酷地镇压任何潜在的反对力量。媒体被严格控制，真相被掩盖。
缺乏独立的权力制衡机构： 在苏共体制下，党高于一切，议会（苏联最高苏维埃）是橡皮图章，司法系统也完全服从于党的意志。没有独立的权力机构可以挑战斯大林的决定。
意识形态的强大控制力： “阶级斗争”、“人民的敌人”等概念被广泛灌输，使得许多人对被清洗者产生了恐惧或不信任，从而默许甚至参与了镇压。
恐怖的氛围： 持续的宣传和公开审判制造了一种普遍的恐惧感，让人们不敢发声，不敢质疑，甚至不敢与被指控为“敌人”的人有任何联系。
反对派的分裂和软弱： 那些可能反对斯大林的人本身也存在分裂，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托洛茨基，在早期就被流放或被剥夺了实权，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
结论：
从后见之明的角度看，如果希望避免苏联大清洗，需要从更早的阶段，在权力斗争初期，就出现更强的制衡力量和更清醒的认识。党内更有效的联合、对民主原则和法治的坚持、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信息流通，都有可能在理论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然而，在斯大林主义形成并发展到极盛时期，尤其是在1930年代中期，整个苏联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都被高度集中和压制的权力所笼罩。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个体或群体采取有效措施来阻止大清洗的发生，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大清洗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个体制下，在特定领导人操纵下，必然会发生的悲剧性后果。
因此，与其说当时的“人”可以采取措施避免，不如说，如果当时的制度和权力结构能够有所不同，或者领导人是另一位，那么大清洗或许就可以避免或至少不会如此规模和残酷。但历史的车轮一旦启动，在强大的惯性和驱动力下，想要将其逆转，其难度可想而知。
一、苏联大清洗的“必然性”之争
关于大清洗的必然性，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1. 认为大清洗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的观点：
斯大林个人性格与权力巩固的驱动： 这是最常见的解释。斯大林是一个极度多疑、偏执、冷酷且极度渴望权力的人。他需要通过清除一切潜在的政治对手、甚至是曾经的盟友来巩固自己的绝对统治。在他看来，任何质疑或独立思考都是对他权力的威胁。
巩固权力： 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通过一系列政治手腕击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政治对手，但这些人及其追随者仍然构成潜在的威胁。清除他们是斯大林确保自己权力不被挑战的关键一步。
缺乏合法性基础： 与一些西方领导人不同，斯大林并不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他的权力主要来自于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对权力的掌控。为了维持这种统治，他需要压制一切反对声音，制造一种敌人无处不在的氛围。
个人恐惧与安全感： 斯大林对潜在的背叛和暗杀时刻保持警惕，这种极度的不安全感驱使他主动出击，消灭任何他认为可能构成威胁的人。
苏联体制的内在逻辑与政治文化： 一些学者认为，大清洗不仅仅是斯大林的个人行为，也是苏联早期建立的政治体制及其催生的政治文化所能导向的结果。
一党专政与缺乏制衡： 苏联实行的是严格的一党专政，缺乏独立的司法、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监督。这使得党内权力斗争变得异常残酷，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约束。
革命的激进传统与“阶级斗争”理论： 布尔什维克革命本身就带有激进和暴力色彩。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被斯大林主义扭曲和夸大，将其推向了极致，将任何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都打上“人民的敌人”、“反革命分子”的标签。
意识形态的绝对化与容不得“异端”： 布尔什维克党以一种绝对真理自居，不允许任何与之相悖的观点存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僵化和排他性，使得清除“异端”成为一种逻辑上的必然。
“紧急状态”的延续： 在革命初期，为了应对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威胁，苏维埃政权采取了紧急措施，如契卡（秘密警察）的存在和严厉的镇压手段。这些手段在和平时期被保留并升级，成为大清洗的工具。
外部环境的压力（相对次要但有影响）：
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恐惧： 苏联领导层长期以来对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意和干涉感到担忧，担心会有间谍和破坏分子渗透进来。这种恐惧为内部清洗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借口。
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 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过程中，社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出现了各种矛盾和不满。斯大林可能将这些不满视为“敌人制造”的，并借此进行镇压。
2. 认为大清洗并非必然，是可以避免的观点：
斯大林并非无所不能的。 尽管斯大林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但并非所有人都支持他。如果存在更强大的制衡力量，或者斯大林未能成功地压制反对派，大清洗的规模和程度可能会大大减小，甚至可能不发生。
历史的可能性： 如果斯大林早逝，或者权力斗争的结果不同，历史轨迹可能会发生改变。例如，如果托洛茨基或布哈林等人在权力斗争中获胜，他们的政策和对待政治异见的方式可能与斯大林不同。
制度的演变空间： 即使在一党专政体制下，理论上也存在着非暴力、非血腥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调整的空间，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非常困难。
总结来说，认为大清洗“必然”的观点强调的是斯大林个人的极端个性和权力欲，以及苏联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而认为“可避免”的观点则更侧重于历史的偶然性、权力斗争的可能性以及制度演变的潜在空间。 更为全面的看法是，斯大林个人的特质是催化剂，而苏联体制的结构性缺陷和政治文化为大清洗提供了温床和可能性。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大清洗成为一个非常有可能发生且规模巨大的事件，但“必然”的说法可能过于绝对。
二、当时的人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避免大清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考虑那些有可能并且能够发出声音、采取行动的人群。这些措施的成功率非常低，因为斯大林的权力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理论上可以存在一些尝试：
1. 党内高级干部和政治领导人：
联合反对斯大林派系： 在大清洗爆发前，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些对斯大林政策不满或质疑的声音，例如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加米涅夫派、布哈林派等。
更早的、更有效的联合： 如果这些派系能够克服彼此之间的分歧，形成一个更广泛、更有组织的反斯大林联盟，并在早期阶段就协同一致地对抗斯大林的权力扩张，或许能形成一定的牵制。例如，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反对派之间虽然有斗争，但如果能更早认识到共同的危险并联合起来，共同向斯大林施压，可能还有机会。
利用党内民主机制（尽管脆弱）： 在早期苏共内部还存在一些形式上的党内讨论和投票机制。如果反对派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机制，在党代会或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更具说服力的论据，争取更多支持，甚至试图修改党章以限制个人权力，都可能产生微小的影响。
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 尽管这非常困难，但如果反对派能与共产国际（Comintern）中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外国共产党人建立联系，争取他们对斯大林领导的质疑，或许能给斯大林带来一定的外部压力。然而，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也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揭露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和手段：
公开透明的辩论： 如果党内能够允许更公开透明的政治辩论，而不是将所有批评都定性为“反革命”，那么一些隐藏的真相可能会被揭露，更多的人可能会认清斯大林的真实面目。
提供确凿证据： 如果有人能够掌握斯大林非法行为的确凿证据，并找到安全的方式将其公之于众，或者向党内更有原则的领导人揭露，也可能引起震动。但这在当时高度保密和恐怖的环境下几乎不可能。
2. 普通党员和民众（可能性极低，因为缺乏组织和渠道）：
对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抵制： 在大清洗前的大规模社会变革中，普通民众和部分党员对集体化和强制工业化表现出抵制和不满。
和平的抗议和申诉： 如果有更普遍的、有组织的和平抗议和申诉渠道，人们可以就政策的失误和不公进行表达。然而，秘密警察的严密监控使得任何形式的集体行动都极其危险。
传播真实信息： 在有限的范围内传播关于政策的真实信息，揭露虚假宣传，也可能减缓斯大林制造的社会恐慌。
对法律和人权的坚持（理论上）：
倡导法治精神： 如果在早期就能够建立起更独立的司法体系，并强调程序正义和人权，那么后来的“表演性公审”和非法镇压就可能受到更多阻碍。
拒绝参与不义行为： 如果更多的执法人员、检察官、法官和党内干部能够坚守良知，拒绝执行明显违法的命令，那么清洗的执行规模可能会受到限制。然而，他们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危险。
3. 对斯大林的个人劝说和忠告（几乎不可能奏效）：
来自亲近者的忠告： 理论上，那些接近斯大林的人（如斯大林的情人、家庭成员，或者少数他信任的党内元老）可以尝试向他提出劝告，指出其行为的危险性或不人道性。然而，斯大林的偏执和冷酷使得这种尝试很可能被视为背叛。
为何这些措施都非常困难且几乎不可能成功？
斯大林严密的权力控制和信息封锁： 斯大林通过秘密警察（格别乌/内务人民委员部）构建了一个严密的监视和恐怖网络，能够迅速而残酷地镇压任何潜在的反对力量。媒体被严格控制，真相被掩盖。
缺乏独立的权力制衡机构： 在苏共体制下，党高于一切，议会（苏联最高苏维埃）是橡皮图章，司法系统也完全服从于党的意志。没有独立的权力机构可以挑战斯大林的决定。
意识形态的强大控制力： “阶级斗争”、“人民的敌人”等概念被广泛灌输，使得许多人对被清洗者产生了恐惧或不信任，从而默许甚至参与了镇压。
恐怖的氛围： 持续的宣传和公开审判制造了一种普遍的恐惧感，让人们不敢发声，不敢质疑，甚至不敢与被指控为“敌人”的人有任何联系。
反对派的分裂和软弱： 那些可能反对斯大林的人本身也存在分裂，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托洛茨基，在早期就被流放或被剥夺了实权，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
结论：
从后见之明的角度看，如果希望避免苏联大清洗，需要从更早的阶段，在权力斗争初期，就出现更强的制衡力量和更清醒的认识。党内更有效的联合、对民主原则和法治的坚持、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信息流通，都有可能在理论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然而，在斯大林主义形成并发展到极盛时期，尤其是在1930年代中期，整个苏联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都被高度集中和压制的权力所笼罩。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个体或群体采取有效措施来阻止大清洗的发生，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大清洗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个体制下，在特定领导人操纵下，必然会发生的悲剧性后果。
因此，与其说当时的“人”可以采取措施避免，不如说，如果当时的制度和权力结构能够有所不同，或者领导人是另一位，那么大清洗或许就可以避免或至少不会如此规模和残酷。但历史的车轮一旦启动，在强大的惯性和驱动力下，想要将其逆转，其难度可想而知。
网友意见
不知道题主是不是属于顶风作案啊，不过还是说几句吧。
首先大清洗并非是一个人根据自己意愿采取的政策或是行为，甚至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
其次这是俄国长期以来积累的内部矛盾，在苏维埃的外壳与舞台下的集中爆发，1917,1918-1920，即俄国革命和内战就是一次大的爆发，不过并没有解决关键问题，只是大家打累了饿怕了先消停几年，但是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隐藏了下来。
还有，不要把思路沉迷于过去意识形态的包装上，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国家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旧的社会组织与观念解体，如何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新组织和新的观念。马列主义俄国化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可能有人认为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一旦出来就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实际的情况是列宁主义一直都属于一小撮激进的知识分子当中的话题，对多数俄国老百姓来说非常陌生，要一直到30年代末期形成“晚期斯大林主义”，才是马列主义俄国化的顶峰。
最后，大清洗这一概念基本上是托派份子赫秃子为了夺权恶意炒作的话题，历史上其真实的作用中益处远远超过害处，尤其是和内战与集体化相比，死的倒霉的都是知识分子和干部官僚，而真正死老百姓更多的是在那之前的各种政治运动，但这也是为什么各国知识分子们如同打了鸡血一样没事就批判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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