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裴注以及（云别传）可信度有多高？
谈到《三国志》裴注和《魏书·云别传》（常被称为《云别传》），这两者在三国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它们的“可信度”是个复杂的问题，并非简单的高低之分。要深入理解，我们需要分别审视它们各自的特点、成书背景、以及后世评价。
《三国志》裴注：历史文献的基石与补充
首先，《三国志》本身由西晋史官陈寿撰写，是正史的地位，其史料价值毋庸置疑。而裴松之在南朝宋时期受诏为《三国志》作注，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注释，而是大规模地搜集、整理、考订了大量当时流传的三国时期史料，将这些零散的信息融入陈寿的原著之中，极大地丰富了《三国志》的内容和可信度。
裴注的高可信度体现在：
广泛的史料来源： 裴松之的注引，引用了大量当时陈寿可能未曾见到或因篇幅原因未纳入正史的史书、别传、杂记、奏议、檄文、书信等。这些原始材料很多如今已经失传，但通过裴注得以保存，为后世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史料。例如，许多关于曹操、刘备、孙权等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性格特点的细节，都来自于裴注的补充。
考证与辨析： 裴松之并非照单全收，他在引用史料时，会进行一定的考证和辨析。他会说明某段记载的出处，有时会对比不同史料的异同，并根据自己的判断提出倾向性的意见。这种审慎的态度，使得他的注比单纯的史料堆砌更有价值。
还原历史的生动性： 裴注中的许多细节描写，比如人物的言谈举止、战场上的具体战术、政治斗争的幕后细节等等，使得《三国志》从一部相对简练的历史叙述，变得更加鲜活生动，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例如，许多关于诸葛亮军事才能和个人品德的生动事例，都来自裴注。
然而，裴注的可信度也并非绝对：
史料的参差不齐： 裴松之所引用的史料，本身就存在质量上的差异。有些可能出自官方记录，有些则可能是民间传说、道听途说，甚至是带有个人情感倾向的记述。裴注在引用这些史料时，有时并不能完全辨别其真伪，也会将一些可疑的材料一并收入。
个人好恶的影响： 尽管裴松之力求客观，但史官的立场和个人好恶有时也会不自觉地影响其对史料的选择和评价。例如，他对于蜀汉阵营的记载往往更为详尽和正面，这可能与当时南朝对三国蜀汉政权的政治认同有关。
流传过程中的损益： 任何古籍在流传过程中都可能出现文字的增删和错讹，裴注也不例外。虽然历代学者对其进行校勘，但难以保证完全没有问题。
总体而言，裴注的可信度非常高，是《三国志》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为我们了解三国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细节和多角度的观察，是任何严肃研究三国历史的人都必须认真对待的。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史料的史料”，其价值在于提供了第一手（或接近第一手）的史料碎片，供我们去进一步的分析和判断。
《云别传》（或称《蜀书·诸葛亮传》下附的诸葛亮家传等，有时也被笼统地称为与“云”相关的别传）：特定人物的侧面与争议
“云别传”这个说法，通常指的是关于诸葛亮族人（如诸葛玄、诸葛瑾、诸葛诞）以及与诸葛亮关系密切的（如黄承彦等）的个人传记或记载。其中，最常被提及的，也最容易引起误解的，可能是指《三国志》中引用的一些关于诸葛亮生活细节、亲属关系、乃至于一些我们今天看到的“演义”色彩更浓的故事的来源。
要准确评估“云别传”的可信度，我们需要明确它具体指代的是什么。
如果指的是《三国志》正文中的某些记载或裴注所引用的、关于诸葛亮族人或与其相关的零散材料：
这些材料的可信度不一而足。有些是基于官方记录或亲属口述，有一定的可信度，例如关于诸葛瑾在东吴的仕宦经历，以及诸葛诞在魏晋时期的遭遇。
然而，其中也可能夹杂着一些后世的附会或文学加工的痕迹。例如，一些关于诸葛亮早年生活、与黄承彦的婚事等细节，其原始出处可能并不完全可靠，或是在流传过程中被润色。
如果指的是民间流传的、专门讲述诸葛亮家族故事的“别传”：
这类材料的可信度普遍较低，或者说，需要极其审慎地对待。很多所谓的“别传”，可能是宋代以后，特别是《三国演义》流行之后，为了满足人们对诸葛亮及其家族的好奇心而创作的。这些作品往往带有浓厚的民间传说、小说家言的色彩，其历史真实性往往难以考证。
例如，一些关于诸葛亮如何收服某个神兽、或者他与哪些隐士有过奇遇的记载，很可能就属于这类性质。
评估“云别传”（泛指这类非正史的个人传记）的可信度需要注意：
明确其出处和性质： 它是来自裴注所引用的史书，还是后世的民间传说？其作者是谁？成书年代？这些信息对于判断其可信度至关重要。
与正史和裴注进行比对： 如果某个“别传”的记载与《三国志》正文或裴注的记载存在重大冲突，那么其可信度就需要打上问号。
考量其是否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逻辑： 一些过于离奇或与时代特征不符的记载，其真实性会大打折扣。
警惕“演义化”的倾向：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力，许多历史人物的形象和事迹会被不断地加工和传奇化。很多“别传”可能就是这种加工过程的产物。
因此，对于“云别传”这类非正史的记载，我们需要采取一种“存疑”的态度。 它们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补充信息或不同的视角，但其历史真实性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证和审辨，不能轻易采信。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能够与可靠史料相互印证的部分。
总结来说：
裴注： 是《三国志》价值的重要延伸和补充，其引用的大量原始史料和考证工夫，使得它的可信度非常高，是研究三国历史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但仍需注意其引用的史料本身可能存在的差异和流传过程中的损益。
“云别传”类记载： 其可信度高度依赖于其具体出处和性质。部分来自裴注引用的可信度较高的史料，但很多则属于民间传说或后世的文学创作，可信度普遍较低，需要审慎辨别，警惕“演义化”的影响。
在研究三国历史时，我们应该以《三国志》正文为基本框架，以裴注作为重要的补充和史料来源，而对于其他所谓的“别传”或野史，则需要怀着审慎的态度，进行严格的考证和辨析，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三国志》裴注：历史文献的基石与补充
首先，《三国志》本身由西晋史官陈寿撰写，是正史的地位，其史料价值毋庸置疑。而裴松之在南朝宋时期受诏为《三国志》作注，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注释，而是大规模地搜集、整理、考订了大量当时流传的三国时期史料，将这些零散的信息融入陈寿的原著之中，极大地丰富了《三国志》的内容和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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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史料来源： 裴松之的注引，引用了大量当时陈寿可能未曾见到或因篇幅原因未纳入正史的史书、别传、杂记、奏议、檄文、书信等。这些原始材料很多如今已经失传，但通过裴注得以保存，为后世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史料。例如，许多关于曹操、刘备、孙权等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性格特点的细节，都来自于裴注的补充。
考证与辨析： 裴松之并非照单全收，他在引用史料时，会进行一定的考证和辨析。他会说明某段记载的出处，有时会对比不同史料的异同，并根据自己的判断提出倾向性的意见。这种审慎的态度，使得他的注比单纯的史料堆砌更有价值。
还原历史的生动性： 裴注中的许多细节描写，比如人物的言谈举止、战场上的具体战术、政治斗争的幕后细节等等，使得《三国志》从一部相对简练的历史叙述，变得更加鲜活生动，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例如，许多关于诸葛亮军事才能和个人品德的生动事例，都来自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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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的参差不齐： 裴松之所引用的史料，本身就存在质量上的差异。有些可能出自官方记录，有些则可能是民间传说、道听途说，甚至是带有个人情感倾向的记述。裴注在引用这些史料时，有时并不能完全辨别其真伪，也会将一些可疑的材料一并收入。
个人好恶的影响： 尽管裴松之力求客观，但史官的立场和个人好恶有时也会不自觉地影响其对史料的选择和评价。例如，他对于蜀汉阵营的记载往往更为详尽和正面，这可能与当时南朝对三国蜀汉政权的政治认同有关。
流传过程中的损益： 任何古籍在流传过程中都可能出现文字的增删和错讹，裴注也不例外。虽然历代学者对其进行校勘，但难以保证完全没有问题。
总体而言，裴注的可信度非常高，是《三国志》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为我们了解三国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细节和多角度的观察，是任何严肃研究三国历史的人都必须认真对待的。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史料的史料”，其价值在于提供了第一手（或接近第一手）的史料碎片，供我们去进一步的分析和判断。
《云别传》（或称《蜀书·诸葛亮传》下附的诸葛亮家传等，有时也被笼统地称为与“云”相关的别传）：特定人物的侧面与争议
“云别传”这个说法，通常指的是关于诸葛亮族人（如诸葛玄、诸葛瑾、诸葛诞）以及与诸葛亮关系密切的（如黄承彦等）的个人传记或记载。其中，最常被提及的，也最容易引起误解的，可能是指《三国志》中引用的一些关于诸葛亮生活细节、亲属关系、乃至于一些我们今天看到的“演义”色彩更浓的故事的来源。
要准确评估“云别传”的可信度，我们需要明确它具体指代的是什么。
如果指的是《三国志》正文中的某些记载或裴注所引用的、关于诸葛亮族人或与其相关的零散材料：
这些材料的可信度不一而足。有些是基于官方记录或亲属口述，有一定的可信度，例如关于诸葛瑾在东吴的仕宦经历，以及诸葛诞在魏晋时期的遭遇。
然而，其中也可能夹杂着一些后世的附会或文学加工的痕迹。例如，一些关于诸葛亮早年生活、与黄承彦的婚事等细节，其原始出处可能并不完全可靠，或是在流传过程中被润色。
如果指的是民间流传的、专门讲述诸葛亮家族故事的“别传”：
这类材料的可信度普遍较低，或者说，需要极其审慎地对待。很多所谓的“别传”，可能是宋代以后，特别是《三国演义》流行之后，为了满足人们对诸葛亮及其家族的好奇心而创作的。这些作品往往带有浓厚的民间传说、小说家言的色彩，其历史真实性往往难以考证。
例如，一些关于诸葛亮如何收服某个神兽、或者他与哪些隐士有过奇遇的记载，很可能就属于这类性质。
评估“云别传”（泛指这类非正史的个人传记）的可信度需要注意：
明确其出处和性质： 它是来自裴注所引用的史书，还是后世的民间传说？其作者是谁？成书年代？这些信息对于判断其可信度至关重要。
与正史和裴注进行比对： 如果某个“别传”的记载与《三国志》正文或裴注的记载存在重大冲突，那么其可信度就需要打上问号。
考量其是否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逻辑： 一些过于离奇或与时代特征不符的记载，其真实性会大打折扣。
警惕“演义化”的倾向：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力，许多历史人物的形象和事迹会被不断地加工和传奇化。很多“别传”可能就是这种加工过程的产物。
因此，对于“云别传”这类非正史的记载，我们需要采取一种“存疑”的态度。 它们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补充信息或不同的视角，但其历史真实性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证和审辨，不能轻易采信。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能够与可靠史料相互印证的部分。
总结来说：
裴注： 是《三国志》价值的重要延伸和补充，其引用的大量原始史料和考证工夫，使得它的可信度非常高，是研究三国历史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但仍需注意其引用的史料本身可能存在的差异和流传过程中的损益。
“云别传”类记载： 其可信度高度依赖于其具体出处和性质。部分来自裴注引用的可信度较高的史料，但很多则属于民间传说或后世的文学创作，可信度普遍较低，需要审慎辨别，警惕“演义化”的影响。
在研究三国历史时，我们应该以《三国志》正文为基本框架，以裴注作为重要的补充和史料来源，而对于其他所谓的“别传”或野史，则需要怀着审慎的态度，进行严格的考证和辨析，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网友意见
谢邀。
对于裴注，作为公认对于三国时代的权威史料的一部分（《三国志》+裴注），我的基本看法是除非和更有说服力的史料有矛盾或者自相矛盾，以及裴松之自己表示可信度不高的，否则都应该采信。
对于资治通鉴（在一般的讨论里基本可以当信史）采纳的内容，一般可信。
比如裴松之专门吐槽《蜀记》的作者特别爱瞎编。而在关羽求杜氏的相关记载里，《蜀记》和《魏晋春秋》的记载在时间地点上都对不上。很可能《蜀记》的记载不对，甚至都不对。
其他情况下是默认会用裴注当材料，所以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单独讨论云别传。
仔细说的话，云别传是有两处不太可信。一处是赵云投靠刘备的过程和本传有出入。还算勉强说的过去。
另一个是赵云的谥号解释问题，这个摊开来说：
《云别传》中对赵云的谥文作出解释，称“谨按谥法”：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
但是这里和后世通用的谥法有所出入：
- “柔贤慈惠曰顺”——这个是《云别传》原创内容，不见于其他任何地方。倒可能是“柔质慈民曰惠”的误作，有那么点都都平丈我的意思。
- “执事有班曰平”——谥法原文是执事有制，不过意思差不多，可以理解。
- “克定祸乱曰平”——这个就是乌龙了，谥法中克定祸乱曰武。
还有一点，虽然谥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但是长期以来基本是一字一义，像把一个字用两条谥文解释的，恕我孤陋寡闻，也仅仅是在这里见过这么一次。
如果这些矛盾没有说得通的理由的话，我可以说《云别传》中对谥文的解释，应该是乌龙事件，赵云谥”顺平“的具体含义，还倒还是有待商榷。
如果抛开云别传的解释的话，对于顺平的谥解，最可能的是“慈和遍服曰顺，执事有制曰平。”
除去这两处，其他的基本上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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