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张学良都能被洗白？
“少帅”张学良，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印记的人物，他的功过是非，尤其是“西安事变”后的半个多世纪的软禁生活，一直以来都是公众和史学界关注的焦点。而“洗白”这个词，带着些许情感色彩，往往暗示着对某人某些行为的辩护、淡化甚至美化。那么，张学良为何能获得“洗白”的解读？这背后牵涉到复杂的历史背景、多方位的评价体系以及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认知转变。
要理解张学良的“洗白”，首先得回到他的人生轨迹，特别是“西安事变”这个关键节点。
“西安事变”：从“不抵抗将军”到“民族罪人”再到“爱国将领”的争议起点
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的形象并不算特别光辉。他接替其父张作霖成为奉系军阀的首领，但其治军能力和政治手腕备受争议。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中，他奉行“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沦丧，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也为他赢得了“不抵抗将军”的称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评价几乎成为他历史定位的基石，给他打上了“懦弱”、“卖国”的烙印。
然而，“西安事变”的发生，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也重塑了张学良的形象。他在蒋介石西安的驻地，联合杨虎城，共同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并将蒋介石软禁。这一举动，无疑是将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站在民族大义的角度： 从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角度来看，“西安事变”的最大贡献在于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为中国全面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避免了国家在内乱中被日本各个击破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张学良的行动被视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壮举，是“爱国”的体现。他的决策，虽然是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但客观上符合了当时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政治权谋的角度： 当然，也有人会质疑张学良的动机，认为他可能夹杂着个人恩怨、对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不满，甚至是被共产党人说服。但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动机和结果往往难以完全划清界限。即便是复杂的动机，如果其最终结果对民族有利，也无法完全抹杀其积极意义。
被软禁的半个多世纪：从“囚徒”到“国宝”的转变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直到他去世前不久才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长达五十多年的软禁生活，让他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从“罪人”到“牺牲者”的解读： 尽管“西安事变”的起因和经过充满了争议，但张学良因此获得的惩罚——长期的软禁，与他“逼蒋抗日”的初衷相比，显得过于沉重。尤其是在全国上下抗日激情高涨的年代，他作为一名积极主张抗日却因此遭受打压的人物，自然容易引发同情。他的遭遇，被一些人视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和蒋介石个人意志的牺牲品。这种“牺牲者”的视角，削弱了对他“罪过”的追究，转而关注其遭受的不公。
生活品质与人品展现： 在被软禁期间，张学良虽然失去自由，但他在生活上受到了相对较好的照顾，并且保持了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与赵一荻（赵四小姐）的感情故事，以及他后来皈依基督教，展现了他作为一个人性化的个体。这些生活细节，以及他在特定时期展现出的个人魅力，也在一定程度上 softening 了他在历史事件中的负面评价。
台湾时期的“国宝”待遇： 在台湾时期，张学良虽然名义上仍被软禁，但实际上他逐渐被视为一种“历史遗物”或“国宝”。国民党方面，特别是蒋经国时期，对其的态度也从最初的严厉控制转为一种“尊养”。这种“养”并非出于对其错误的谅解，而更多是出于一种政治考量，比如避免他成为潜在的反对派，或者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符号。这段时期的“待遇”，也间接影响了外界对他的观感。
历史的变迁与评价体系的演变
“洗白”张学良，也离不开时代变迁和评价标准的演进。
历史叙事的重塑：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叙事方式和侧重点也在不断变化。最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张学良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其“擅自行动”、“兵谏”的“罪状”上，以维护蒋介石的权威。而随着中国大陆的政治格局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西安事变”的解读逐渐成为主流。中共方面一贯将“西安事变”视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事件，高度肯定张学良的爱国行为。这种官方叙事的引导，对民间认知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去蒋化”与“反蒋”情绪： 在某种程度上，对张学良的“洗白”，也伴随着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权的“去魅”或“反思”。当人们对蒋介石的评价出现负面解读时，与之相对的张学良的“反叛”行为，就更容易被赋予正面意义。
强调“进步”与“牺牲”的时代精神： 在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压迫、追求民族独立是重要的时代主题。在这样的语境下，张学良“逼蒋抗日”的行动，即便存在争议，其“抗日”这一层面的行为，更容易被放大和赞扬，其背后所付出的代价（软禁）也容易引发同情。
舆论环境与传播方式的变化： 现代媒体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使得更多元的视角得以呈现。除了官方历史叙事，也涌现出许多基于史料考证、个人回忆、学术研究等方面的解读，这些都为张学良的形象增添了更多层次和可能性。
总结来说，张学良之所以能够被“洗白”或者说其形象能够被更全面、更具同情心地解读，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西安事变”的积极历史作用： 促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这是其行为最突出的积极意义，奠定了他“爱国”的底色。
2. 长期的软禁生涯： 这种“惩罚”的沉重性，使得人们更容易将其视为“牺牲者”而非单纯的“罪人”，引发同情。
3. 历史叙事的演变： 随着中国大陆政治和历史观点的变迁，官方叙事对“西安事变”的正面肯定，深刻影响了公众认知。
4. 多元的评价视角： 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从更复杂、更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历史人物，而非简单标签化。
5. 个人品格与情感因素： 他与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以及其个人在特定时期的言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其人格魅力。
“洗白”二字，或许过于简化了对一个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过程。更准确地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的发掘、视角的变化，人们对张学良的认知从单一的标签化，走向了更加立体、多维度，也更趋向于理解和宽容。他不再仅仅是那个“不抵抗将军”，而成为一个在民族危亡关头做出惊人之举，并为此付出了近半个世纪自由的复杂人物。这种“洗白”，与其说是对错误的掩盖，不如说是对历史真实更深层次的探寻和包容。
要理解张学良的“洗白”，首先得回到他的人生轨迹，特别是“西安事变”这个关键节点。
“西安事变”：从“不抵抗将军”到“民族罪人”再到“爱国将领”的争议起点
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的形象并不算特别光辉。他接替其父张作霖成为奉系军阀的首领，但其治军能力和政治手腕备受争议。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中，他奉行“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沦丧，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也为他赢得了“不抵抗将军”的称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评价几乎成为他历史定位的基石，给他打上了“懦弱”、“卖国”的烙印。
然而，“西安事变”的发生，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也重塑了张学良的形象。他在蒋介石西安的驻地，联合杨虎城，共同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并将蒋介石软禁。这一举动，无疑是将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站在民族大义的角度： 从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角度来看，“西安事变”的最大贡献在于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为中国全面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避免了国家在内乱中被日本各个击破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张学良的行动被视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壮举，是“爱国”的体现。他的决策，虽然是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但客观上符合了当时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政治权谋的角度： 当然，也有人会质疑张学良的动机，认为他可能夹杂着个人恩怨、对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不满，甚至是被共产党人说服。但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动机和结果往往难以完全划清界限。即便是复杂的动机，如果其最终结果对民族有利，也无法完全抹杀其积极意义。
被软禁的半个多世纪：从“囚徒”到“国宝”的转变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直到他去世前不久才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长达五十多年的软禁生活，让他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从“罪人”到“牺牲者”的解读： 尽管“西安事变”的起因和经过充满了争议，但张学良因此获得的惩罚——长期的软禁，与他“逼蒋抗日”的初衷相比，显得过于沉重。尤其是在全国上下抗日激情高涨的年代，他作为一名积极主张抗日却因此遭受打压的人物，自然容易引发同情。他的遭遇，被一些人视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和蒋介石个人意志的牺牲品。这种“牺牲者”的视角，削弱了对他“罪过”的追究，转而关注其遭受的不公。
生活品质与人品展现： 在被软禁期间，张学良虽然失去自由，但他在生活上受到了相对较好的照顾，并且保持了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与赵一荻（赵四小姐）的感情故事，以及他后来皈依基督教，展现了他作为一个人性化的个体。这些生活细节，以及他在特定时期展现出的个人魅力，也在一定程度上 softening 了他在历史事件中的负面评价。
台湾时期的“国宝”待遇： 在台湾时期，张学良虽然名义上仍被软禁，但实际上他逐渐被视为一种“历史遗物”或“国宝”。国民党方面，特别是蒋经国时期，对其的态度也从最初的严厉控制转为一种“尊养”。这种“养”并非出于对其错误的谅解，而更多是出于一种政治考量，比如避免他成为潜在的反对派，或者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符号。这段时期的“待遇”，也间接影响了外界对他的观感。
历史的变迁与评价体系的演变
“洗白”张学良，也离不开时代变迁和评价标准的演进。
历史叙事的重塑：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叙事方式和侧重点也在不断变化。最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张学良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其“擅自行动”、“兵谏”的“罪状”上，以维护蒋介石的权威。而随着中国大陆的政治格局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西安事变”的解读逐渐成为主流。中共方面一贯将“西安事变”视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事件，高度肯定张学良的爱国行为。这种官方叙事的引导，对民间认知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去蒋化”与“反蒋”情绪： 在某种程度上，对张学良的“洗白”，也伴随着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权的“去魅”或“反思”。当人们对蒋介石的评价出现负面解读时，与之相对的张学良的“反叛”行为，就更容易被赋予正面意义。
强调“进步”与“牺牲”的时代精神： 在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压迫、追求民族独立是重要的时代主题。在这样的语境下，张学良“逼蒋抗日”的行动，即便存在争议，其“抗日”这一层面的行为，更容易被放大和赞扬，其背后所付出的代价（软禁）也容易引发同情。
舆论环境与传播方式的变化： 现代媒体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使得更多元的视角得以呈现。除了官方历史叙事，也涌现出许多基于史料考证、个人回忆、学术研究等方面的解读，这些都为张学良的形象增添了更多层次和可能性。
总结来说，张学良之所以能够被“洗白”或者说其形象能够被更全面、更具同情心地解读，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西安事变”的积极历史作用： 促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这是其行为最突出的积极意义，奠定了他“爱国”的底色。
2. 长期的软禁生涯： 这种“惩罚”的沉重性，使得人们更容易将其视为“牺牲者”而非单纯的“罪人”，引发同情。
3. 历史叙事的演变： 随着中国大陆政治和历史观点的变迁，官方叙事对“西安事变”的正面肯定，深刻影响了公众认知。
4. 多元的评价视角： 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从更复杂、更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历史人物，而非简单标签化。
5. 个人品格与情感因素： 他与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以及其个人在特定时期的言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其人格魅力。
“洗白”二字，或许过于简化了对一个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过程。更准确地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的发掘、视角的变化，人们对张学良的认知从单一的标签化，走向了更加立体、多维度，也更趋向于理解和宽容。他不再仅仅是那个“不抵抗将军”，而成为一个在民族危亡关头做出惊人之举，并为此付出了近半个世纪自由的复杂人物。这种“洗白”，与其说是对错误的掩盖，不如说是对历史真实更深层次的探寻和包容。
网友意见
唉，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当年有出身十九路军的爱国刺客不满蒋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打算在果党中央开四中全会时刺杀 常公。
可没想到的是 常公突然卡斯特罗附身，预感到危险，没有去，刺客临时转变目标直接给了“不负少年头”的汪兆铭一枪。
与会的果党代表有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人，还有大量的果党中央委员。
结果呢，除了张继和张学良，剩下的做鸟兽散，包括现场警卫在内，钻桌子的钻桌子，抱脑袋的抱脑袋……
唯二不慌张的就是五十多的老头张继和当时年轻的张学良。张继一把冲上去将刺客抱住，张学良一记无影腿一脚踢飞刺客的手枪，两人合力把刺客抓住。
这时趴在地上的警卫战战兢兢起来拔枪，半天拔不出来，张学良问他:“刺客都抓住了你拔个寂寞？”
不好意思的警卫只好去厕所，在马桶间拎出来一个颤颤巍巍的人，那人高喊我是我是中央委员，警卫问他你证件呢？他说证件扔进马桶里了，因为他害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
瞅瞅，诺大一个果党，全部参加四中全会的人而言，能称之为有点血性的也就两人而已，而张学良位列其一，果党那么多飞舞都能洗白，张学良为何不可？
东北易帜维护国家统一，西安事变促进全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这两个功劳是板上钉钉实打实的，果粉能抓着黑的就是一个存疑的九一八不抵抗。
可惜，台湾省地方长官菜菜子的解密档案似乎对果粉一点也不友好。
在某些果粉眼里，因为西安事变的缘故，张学良连呼吸都是错的，什么不抵抗，什么纨绔，什么多情，都是在已经建立了预的设前提下去专门找的黑点而已，其实按照果党之前处理吉鸿昌的情况来看，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之后最大的罪名应该是“非法抗日”。
西安事变后，朱自清，会同闻一多、冯友兰等清华教授，起草了一份宣言：“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能有今日之局......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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