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没统一德意志，后来还被赶出德意志，民族原因和大国经济发展自给自足哪个原因更主要？
要理解奥地利为何未能统一德意志，并且后来又被排除在外，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其背后的民族因素和经济发展模式。这两者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德意志统一的历史轨迹。
首先，我们来看民族原因。这绝非一个简单的“谁属于德国”的问题，而是涉及复杂而长期的身份认同演变。
奥地利的“德意志”定义与普鲁士的竞争: 在19世纪德意志统一运动兴起之前，奥地利长期以来就是神圣罗马帝国（后来是德意志邦联）的领导者，因此拥有着“德意志”的传统解释权。奥地利皇帝更是以“德意志皇帝”的头衔自居。然而，随着普鲁士的崛起，尤其是在腓特烈大帝时期，普鲁士逐渐成为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国家，并开始挑战奥地利的领导地位。普鲁士自身也在发展一种更具扩张性和排他性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这与奥地利以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为核心的、包含多种民族的帝国模式产生了根本性冲突。
奥地利的多民族帝国属性: 这是奥地利未能统一德意志最核心的民族障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虽然核心区域是德语区，但其版图包含了大量的匈牙利人、捷克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意大利北部人、罗马尼亚人等民族。这些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民族意识，并且随着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他们对奥地利统治的反抗也日益增强。
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要“统一德意志”，就面临一个两难：
如果它要将所有德语人口纳入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就意味着要牺牲其多民族帝国的特性，甚至可能面临其他非德语民族的进一步离心。
如果它想维持其多民族帝国的完整，就无法完全投入到一个以普鲁士为首，并且目标是排除奥地利之外的“小德意志”统一模式中。
普鲁士的“排奥”统一模式: 俾斯麦领导下的普鲁士，其统一德国的战略是明确的“排除奥地利”（Kleindeutschland，小德意志）。这意味着未来的德意志帝国将不包含奥地利及其非德语人口。这种模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承诺了一个纯粹的、以德意志民族为主导的国家，这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显得尤为“纯粹”和具有凝聚力。对于那些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但又对奥地利庞杂的民族构成感到担忧的德国人来说，普鲁士的模式显然更具吸引力。
奥地利也尝试过保持其在德意志邦联中的领导地位，但1866年的普奥战争彻底粉碎了这一幻想。奥地利战败，被迫退出德意志邦联，也意味着其在德意志统一进程中的主导权彻底丧失。
在民族原因之外，大国经济发展与自给自足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其影响方式更为复杂，且与民族原因紧密相连。
普鲁士的工业化与经济驱动力: 19世纪中期，普鲁士的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它积极推动工业化，特别是鲁尔地区的煤炭和钢铁工业蓬勃发展。通过关税同盟（Zollverein），普鲁士成功地将大部分德意志邦国纳入其经济体系，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这种经济上的整合为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普鲁士成为了德意志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普鲁士经济的活力和增长潜力，使其能够承担统一战争的成本，并吸引其他德意志邦国加入。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意味着更强的军事实力、更充裕的财政收入，以及对未来国家发展的信心。普鲁士的经济模式趋向于集中化和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这与它推行的“小德意志”统一目标更为契合。
奥地利的经济结构与挑战: 相较于普鲁士，奥地利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且结构更为复杂。虽然维也纳等城市是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但其庞大的帝国规模意味着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其非德语区域的经济水平普遍低于普鲁士和它所控制的德语区域，这给奥地利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和治理难题。
分散的经济利益: 奥地利帝国境内各区域的经济利益并不一致。一些地区可能更倾向于与非德语区的邻国保持经济联系，而不是完全融入一个以普鲁士为主导的德意志经济体系。
对传统农业的依赖: 尽管工业有所发展，但奥地利帝国许多地区仍然严重依赖农业，并且经济结构相对传统。这使得它在面对普鲁士快速工业化带来的竞争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缺乏强大的“自给自足”市场: 虽然奥地利帝国幅员辽阔，理论上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内部市场，但由于内部的民族矛盾、关税壁垒（在早期）、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其内部市场的“自给自足”程度和效率远不如普鲁士及其关税同盟所构建的那个更为紧密和高效的德意志市场。奥地利难以形成一个足够强大、能够支撑其主导统一的经济发动机。
哪个原因更主要？
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因为民族原因和经济发展是紧密交织、相互影响的。但我认为，民族原因，特别是奥地利自身的多民族帝国属性，是导致其未能统一德意志并最终被排除在外的根本性原因。
民族原因奠定了基础: 正是因为奥地利是一个多民族帝国，它在本质上就无法完全接受一个以单一民族为主导、并且要排除奥地利的“小德意志”统一模式。奥地利无法在维持自身帝国完整和拥抱一个排他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之间找到平衡。奥地利的统治者也深知，一旦他们全身心投入“德意志统一”，可能会加速帝国境内非德语民族的分裂倾向。
经济发展放大了民族差距: 而普鲁士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其成功的关税同盟和快速的工业化，则为“小德意志”模式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吸引力。经济的繁荣和一体化，让普鲁士在竞争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并且使其提出的“排除奥地利”的统一方案，在经济上显得更具可行性和吸引力。奥地利的经济相对落后和结构复杂，进一步削弱了它在统一竞争中的实力，也使得其多民族的治理负担更加沉重，从而难以集中资源和精力去推动一个排他的“德意志”统一。
简单来说，如果奥地利只是一个单纯的德语国家，即便经济不如普鲁士，但其潜在的民族凝聚力也可能让它在统一进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它庞杂的民族构成，使得其在那个民族主义浪潮汹涌的时代，成为一个不适合参与“纯粹”德意志民族国家构建的实体。普鲁士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引擎和明确的民族目标，顺势而为，最终实现了以它为核心的德意志统一，并将奥地利排除在外，也将其曾经的“德意志”领导权拱手让给了普鲁士。
因此，民族原因是奥地利“命门”所在，是其难以统一德意志的根本限制。而经济发展，尤其是普鲁士经济的崛起和奥地利经济的相对不足，则是加剧了这种民族上的隔阂，并最终决定了统一的方向和谁能成为领导者。这两者不是简单地哪个更重要，而是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历史的走向。
首先，我们来看民族原因。这绝非一个简单的“谁属于德国”的问题，而是涉及复杂而长期的身份认同演变。
奥地利的“德意志”定义与普鲁士的竞争: 在19世纪德意志统一运动兴起之前，奥地利长期以来就是神圣罗马帝国（后来是德意志邦联）的领导者，因此拥有着“德意志”的传统解释权。奥地利皇帝更是以“德意志皇帝”的头衔自居。然而，随着普鲁士的崛起，尤其是在腓特烈大帝时期，普鲁士逐渐成为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国家，并开始挑战奥地利的领导地位。普鲁士自身也在发展一种更具扩张性和排他性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这与奥地利以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为核心的、包含多种民族的帝国模式产生了根本性冲突。
奥地利的多民族帝国属性: 这是奥地利未能统一德意志最核心的民族障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虽然核心区域是德语区，但其版图包含了大量的匈牙利人、捷克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意大利北部人、罗马尼亚人等民族。这些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民族意识，并且随着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他们对奥地利统治的反抗也日益增强。
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要“统一德意志”，就面临一个两难：
如果它要将所有德语人口纳入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就意味着要牺牲其多民族帝国的特性，甚至可能面临其他非德语民族的进一步离心。
如果它想维持其多民族帝国的完整，就无法完全投入到一个以普鲁士为首，并且目标是排除奥地利之外的“小德意志”统一模式中。
普鲁士的“排奥”统一模式: 俾斯麦领导下的普鲁士，其统一德国的战略是明确的“排除奥地利”（Kleindeutschland，小德意志）。这意味着未来的德意志帝国将不包含奥地利及其非德语人口。这种模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承诺了一个纯粹的、以德意志民族为主导的国家，这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显得尤为“纯粹”和具有凝聚力。对于那些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但又对奥地利庞杂的民族构成感到担忧的德国人来说，普鲁士的模式显然更具吸引力。
奥地利也尝试过保持其在德意志邦联中的领导地位，但1866年的普奥战争彻底粉碎了这一幻想。奥地利战败，被迫退出德意志邦联，也意味着其在德意志统一进程中的主导权彻底丧失。
在民族原因之外，大国经济发展与自给自足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其影响方式更为复杂，且与民族原因紧密相连。
普鲁士的工业化与经济驱动力: 19世纪中期，普鲁士的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它积极推动工业化，特别是鲁尔地区的煤炭和钢铁工业蓬勃发展。通过关税同盟（Zollverein），普鲁士成功地将大部分德意志邦国纳入其经济体系，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这种经济上的整合为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普鲁士成为了德意志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普鲁士经济的活力和增长潜力，使其能够承担统一战争的成本，并吸引其他德意志邦国加入。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意味着更强的军事实力、更充裕的财政收入，以及对未来国家发展的信心。普鲁士的经济模式趋向于集中化和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这与它推行的“小德意志”统一目标更为契合。
奥地利的经济结构与挑战: 相较于普鲁士，奥地利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且结构更为复杂。虽然维也纳等城市是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但其庞大的帝国规模意味着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其非德语区域的经济水平普遍低于普鲁士和它所控制的德语区域，这给奥地利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和治理难题。
分散的经济利益: 奥地利帝国境内各区域的经济利益并不一致。一些地区可能更倾向于与非德语区的邻国保持经济联系，而不是完全融入一个以普鲁士为主导的德意志经济体系。
对传统农业的依赖: 尽管工业有所发展，但奥地利帝国许多地区仍然严重依赖农业，并且经济结构相对传统。这使得它在面对普鲁士快速工业化带来的竞争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缺乏强大的“自给自足”市场: 虽然奥地利帝国幅员辽阔，理论上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内部市场，但由于内部的民族矛盾、关税壁垒（在早期）、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其内部市场的“自给自足”程度和效率远不如普鲁士及其关税同盟所构建的那个更为紧密和高效的德意志市场。奥地利难以形成一个足够强大、能够支撑其主导统一的经济发动机。
哪个原因更主要？
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因为民族原因和经济发展是紧密交织、相互影响的。但我认为，民族原因，特别是奥地利自身的多民族帝国属性，是导致其未能统一德意志并最终被排除在外的根本性原因。
民族原因奠定了基础: 正是因为奥地利是一个多民族帝国，它在本质上就无法完全接受一个以单一民族为主导、并且要排除奥地利的“小德意志”统一模式。奥地利无法在维持自身帝国完整和拥抱一个排他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之间找到平衡。奥地利的统治者也深知，一旦他们全身心投入“德意志统一”，可能会加速帝国境内非德语民族的分裂倾向。
经济发展放大了民族差距: 而普鲁士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其成功的关税同盟和快速的工业化，则为“小德意志”模式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吸引力。经济的繁荣和一体化，让普鲁士在竞争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并且使其提出的“排除奥地利”的统一方案，在经济上显得更具可行性和吸引力。奥地利的经济相对落后和结构复杂，进一步削弱了它在统一竞争中的实力，也使得其多民族的治理负担更加沉重，从而难以集中资源和精力去推动一个排他的“德意志”统一。
简单来说，如果奥地利只是一个单纯的德语国家，即便经济不如普鲁士，但其潜在的民族凝聚力也可能让它在统一进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它庞杂的民族构成，使得其在那个民族主义浪潮汹涌的时代，成为一个不适合参与“纯粹”德意志民族国家构建的实体。普鲁士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引擎和明确的民族目标，顺势而为，最终实现了以它为核心的德意志统一，并将奥地利排除在外，也将其曾经的“德意志”领导权拱手让给了普鲁士。
因此，民族原因是奥地利“命门”所在，是其难以统一德意志的根本限制。而经济发展，尤其是普鲁士经济的崛起和奥地利经济的相对不足，则是加剧了这种民族上的隔阂，并最终决定了统一的方向和谁能成为领导者。这两者不是简单地哪个更重要，而是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历史的走向。
网友意见
奥地利（匈）帝国经过十九世纪的工业发展本身的经济是可以自给自足的，既有波希米亚的工业区，也有波兰这样的农业区，还有达尔马提亚这样的港口，本身的经济发展是很均衡的。所以奥地利不需要统一德意志便能依靠帝国广阔的领土作为中欧强权存在了。
至于民族国家观念，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就是因为所谓的民族国家观念才导致了帝国的解体，德意志民族想融入德意志的民族国家，捷克人想独立成自己的民族国家，然而马扎尔人的所谓匈牙利王国实际上还是斯拉夫人占主体，所以说一个依靠封建联姻诞生的帝国，如果真的按照民族国家来，结果只能是灭亡。
所以说题目提到的两者都不是，奥地利本身并没有充足的统一德意志的动力，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必然是民族国家，那马扎尔人们斯拉夫人们又该怎么样呢？那还不如作为德意志邦联的共主继续维持曾经神罗皇帝般的统治，要注意德意志邦联和解体前的神圣罗马帝国可是版图完全一致的，邦联可还是包括了波希米亚这种非德意志民族地区，但是不包括普鲁士部分瑞士这样的帝国外的德意志人占主体的地区，这个邦联到底是什么也就不用多说了吧。
这是1789年神罗解体前的版图
这是1815年德意志邦联建立时的版图
可以看出除了没了奥属尼德兰（比利时）外基本是完全一致的，非德意志民族的捷克还在，早已德意志化的普鲁士却不在（
1848-1851普鲁士在邦联内）
@mp5player2
刚喝完酒。所以手头不愿意翻资料。简单谈一下。
1.不是民族原因，在拿破仑战败后，欧洲的维也纳秩序之下，奥地利甚至没有兴趣推动德意志邦国的统一。
奥地利的确在南德意志的天主教世界维持相当的力量，但如果他有兴趣对德意志的领土加以兼并，那么在维也纳会议之后应该是最好的时候。
2.自给自足。首先奥地利有足够的工业。1913年奥匈工业产值占世界4.4%，另七大列强世界占比分别为美35.8%、德15.7%、英13.6%、法6.1%、俄8.2%、意2.4%、日2.0%，奥匈帝国位居世界第六。从1870年到1913年，国家每人平均生产率每年约提高1.45%。与欧洲其它国家相比(英国1.00%，法国1.06%，德国1.51%)，这个速度也是很高的。而且帝国的机械制造以及钢铁工业仅次于美英德三国为第四。到1854年为止整个帝国内的铁路网长度达2000千米。（来自我自己之前的答案。）
所以
@Ruogu说得对，两个都不是。
奥地利之所以被排除出德意志有下面两个原因:
1.普鲁士推动的小德意志帝国（kleindeutsche ）表面上是一个民族国家，实际上封建性质更大。俾斯麦是彻头彻尾的两面人，一方面他不允许自由主义者向1848年万国之春那样左右王朝政治，同时，他也不允许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破坏欧洲十字路口脆弱的地缘平衡（KUK，DEU，RUS之间的脆弱关系）。
2.奥地利对旧神罗邦国的兴趣止于维护德意志邦联的存在。所以实际上当普鲁士1866年发动普奥战争的时候，奥地利第一个想到的武器并非重炮，而是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上的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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