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人民日报》重视乡贤的文章？
一、《人民日报》重视乡贤的时代背景与政策导向
1.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驱动力： 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本土力量的贡献和引领，而“乡贤”正是最贴近农村实际、最有情怀、也最有能力发挥作用的群体之一。
2. 基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随着社会转型，农村的基层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如社会结构变化、传统组织功能弱化、矛盾纠纷增多等。引入乡贤参与基层治理，可以弥补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空白”，发挥其在地优势，调动村民积极性，提升治理效能。
3. 文化传承与道德建设的需要： 乡贤往往是当地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他们身上蕴含着良好的家风、民风、乡风。在一些地区，随着现代化进程，一些传统美德和乡土文化有所式微，重视乡贤，也是希望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重塑农村的文化生态和道德风尚。
4.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部分乡贤在外地或城市取得成功后，愿意回乡投资创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他们不仅带来资金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的理念和视野，为农村产业升级和就业提供了新的可能。
5. 弥合社会鸿沟的桥梁： 随着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的出现，乡贤作为连接城乡、连接政府与农民的中间力量，可以有效化解矛盾，凝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
二、《人民日报》如何解读和推广“乡贤”概念
《人民日报》在报道中，通常会将“乡贤”描绘成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形象：
1. 政治上的拥护者与带头人： 强调乡贤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政策的宣传者和执行者。
2. 经济上的创业者与贡献者： 突出乡贤回乡创业，带动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参与公益事业，捐资助学，扶贫济困等。
3. 文化上的传承者与倡导者： 强调乡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家风家训，倡导移风易俗，抵制陈规陋习，建设文明乡风。
4. 治理上的参与者与协调者： 描述乡贤参与村庄事务管理，调解邻里矛盾，化解基层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5. 榜样与示范： 将乡贤塑造为乡亲们的榜样，通过他们的事迹，激励更多人热爱家乡，奉献家乡。
三、《人民日报》报道中对乡贤的强调点
《人民日报》在强调乡贤的正面作用时，通常会突出以下几个关键点：
“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 强调乡贤不仅仅是有能力的人，更重要的是品德高尚，有社会责任感。这是区分普通企业家或成功人士的关键。
“反哺家乡”的情怀： 突出乡贤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愿意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而不是仅仅出于商业利益。
“本土化”的优势： 强调乡贤了解本地情况，熟悉村民，能够更有效地开展工作，更容易获得村民的信任。
“民主参与”的基石： 在治理层面，强调乡贤的参与是激发村民主体意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精神引领”的功能： 强调乡贤在重塑农村精神风貌、构建良好乡风民风中的独特作用。
四、对《人民日报》重视乡贤的可能看法和解读
对《人民日报》对乡贤的重视，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评价和解读：
积极的解读：
1. 顺应时代发展趋势： 认识到乡村振兴需要多方力量，乡贤作为重要的本土资源，其作用的发挥是必然的、有益的。
2.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乡贤参与可以弥补基层政府力量的不足，提高治理的精细化和有效性。
3. 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通过发挥乡贤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可以激发农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
4. 重塑乡村文化精神：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关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乡贤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5.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乡贤的协调作用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乡村的和谐稳定。
潜在的担忧或需要注意的问题：
1. “乡贤”的界定与选择： 如何界定“乡贤”？标准是什么？是否存在“唯出身”、“唯财富”的倾向？如何避免“村霸”或有不良品行的人混入乡贤队伍？
2. 权力边界与制约： 乡贤在参与治理时，如何处理好与村干部、村民代表以及村民之间的关系？如何确保其权力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框架内运行，避免形成新的特权或垄断？
3. 功利性与理想化的平衡： 在强调乡贤的奉献和责任的同时，也要警惕过度拔高或理想化，将其推向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导致部分真正有能力、有情怀的人望而却步，或使其行为背负不必要的压力。
4. 防止利益固化与家族势力渗透： 部分地区，乡贤可能与当地的家族势力或既得利益集团联系紧密，其参与治理的动机和行为是否会加剧利益固化，甚至损害普通村民的利益？
5. 对乡贤的“工具化”风险： 是否会将乡贤仅仅视为实现政府目标、完成治理任务的工具，而忽视了其主体性和多样性？
6. 政策执行的差异性： 在不同地区、不同村庄，“乡贤”的实际情况和作用发挥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如何在推广过程中避免“一刀切”？
总结
《人民日报》重视乡贤，是国家战略需求与乡村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体现。它将乡贤视为推动乡村振兴、加强基层治理、传承乡村文化的重要力量，并积极通过报道来塑造和推广乡贤的正面形象。
从积极层面看，这种重视有助于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升治理效能，重塑乡村精神风貌。但同时，也需要警惕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乡贤”界定不清、权力失范、利益固化等问题，确保乡贤的参与真正能够服务于广大农民和乡村的整体利益。
因此，看待《人民日报》对乡贤的重视，既要看到其积极意义和政策指向，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关注其在具体实践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建设性的思考和建议。这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话题，需要结合具体的政策执行和乡村实际情况来深入理解。
网友意见
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毛泽东
曾经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还算都过得下去，生活的挺有滋有味，
他们年轻，他们觉得未来还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彩色的无限可能，
所以当他们看到那些大声疾呼的“疯子”的时候，他们发自内心地感到恐惧，
他们害怕，他们所珍视的一切，都会在这狂飙突进中玉石俱焚烟消云散，
于是，他们不自觉地成为了放逐者执行计划的沉默的帮凶；
于是，他们今天有点错愕地看到了这样的言论，看到了裹尸布都已经腐烂发臭的“社会贤达”摇摇摆摆地、大有回来的趋势了，
他们破天荒地感觉到一丝不对劲儿，然而这点异样的感觉还是被下面的说辞打消了：
我们当然不能回到过去那种状况，但在依法治乡、完善现代乡村治理的同时，也应强调乡贤对于当下乡村稳定的重要作用，以更好地让村民行为有法度、价值有引领、操守有规范。
是呀是呀，这并不是开始倒车，只是所谓“法治”的一个甜蜜的补充而已，
但是等等，这一幕，难道不是有些眼熟么？
德国的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当这种小市民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它给这些小市民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它发展到最后，就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龌龊的、令人委靡的文献。
——《共产党宣言》
百年之前的批判，早就已经在理论上完全把这一缕阴魂击得粉碎了，
有趣的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所长，竟然如此迫不及待地为这种招魂表演加油打气，那么，是不是可以说，
某些人、某些势力的真正利益和真正的面目，已经大白于天下了呢？
干嘛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来嘛，
这些人的暴露，是从某个时间点以来、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事情，
只不过这一次，遗矢之臭更胜以往而已。
一切变着花样鼓吹封建宗法与“新儒学”的“田园社会主义者”，都是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敌人，
他们的失败与成为笑柄，是早晚的事。
《光明日报》发过这样一篇文章：
乡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里面对乡贤有个定义：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些在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中贡献力量的乡绅或乡贤之士，也都被称为“乡贤”，由此而形成了乡贤文化。
言下之意，好乡绅才叫乡贤，坏乡绅那就是村霸。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乡绅脸上都贴着“好乡绅”和“坏乡绅”两个标签，就像好莱坞电影里面好人长得总是漂亮，坏人总是长得丑陋一样。但遗憾的是，“好"与"坏"，对乡绅来说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什么时候是好乡绅呢？年景不错，余粮满仓的时候，他们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些公共产品。比如捐资建个庙，修座桥，减免一点租税，总之是在国家能力之外承担了社会治理的某种有益的补充。
什么时候是坏乡绅呢？长期让佃农对他们保持半人身依附关系，用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占有大量土地，让多数人少地或者无地，以此获得一种比较优势，掌握大量财富以及在乡村间的特权。
这两者并不分裂，而是根植在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里面的。在任何一个乡绅身上，恐怕都能找到二者共存的痕迹。在现代的语境里，为”造福乡里“而提供的诸如传统教育、传统道德等公共产品，也可以理解为在挡在社会变革面前的最后一座中世纪堡垒；维护社会秩序，倡导”公序良俗“，也有可能蜕变成试图在新时代继续维持半人身依附关系及阻碍人员流动和阶层流动。这两者没有清晰的界限，更难以相互剥离。鲁四老爷这类爱读书的农村地主想必也是教育过很多有文化的下一代的，但并不影响他所代表的农村父权一定会有意或者无意地迫害祥林嫂。（这让我想起毛泽东的父亲。）在思想层面认同新文化的地主往往在行动上无法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托尔斯泰这样诚实的、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地主，一旦觉醒，就不可能再去心安理得地回到过去的生活。
对于革命，托尔斯泰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欢迎革命，也欢迎消灭剥削者的暴力的民众运动，因为它能够从大批刽子手和掠夺者手中拯救俄国。但是，他不赞成用暴力消灭私有制。他号召革命者不要采取残杀和武装起义的手段，他认为残酷的行为不能达到目的。
托尔斯泰真诚地热爱自己的人民，但事实上他却影响了人民实现自己的崇高目的。他觉得自己提出的建立理智的社会制度的道路，既简单又容易，然而事实上却是无法实现和不符合现实的。他的说教，他鼓吹的道德自我完善以及他生活的平民化、简单化，并未能改变现状，但却又无路可走。他既认为革命是合理的，却又觉得革命手段过于残酷，他无法接受革命的思想，更不可能参加革命。他惟一能做到的是表白自己真心实意地实现平民化。托尔斯泰苦难的晚年
今天的“乡贤们”，有些是在当地野蛮生长起来的，有些是借城乡流动走出去然后又回来的。这些人在宗族、家族和利益集团的关系错综复杂，他们的子侄早就渗入了基层行政、司法和银行系统的深处。他们和一百年前的鲁四老爷一样，在建设着某种东西的同时，也在阻碍着另一些东西。
很多教授笔下的既传统又现代，既法治又民主，既开明又坚守的完美乡贤，恐怕依然是一种神秘物种吧。
卸腰。
不少知友提到了TG本身的基层组织收缩、瓦解，认为这为宗族势力的复出提供了土壤。我认为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从第一共和国的时代起，TG在农村（尤其是南方的农村）就与宗族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共生」关系。
农业社会的常态就是聚族而居。即使发生人口死掉一大半那样的大洗牌、重新出现广泛分散在待开发土地上的自耕农，随着人口增长、待开发土地锐减，很快也会恢复到聚族而居的局面。按照我老家的县志和我母亲家族的族谱的记载，三藩之乱结束后全县仅余十来户土著，我母亲家族的始祖一家五口随着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来到当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了光绪年间，全县已有五万余户，而我母亲家族已经繁衍到两三百人，期间还进行了县内的几拨小移民；到了解放之初，全县共四十余万人，以我母亲家姓氏为名的「院子」已有好几处，每处都有几十上百人。
解放之后，TG搞了土改。除了组织反共救国军的袍哥头子，我老家县里的那几户大地主还算识时务、没跟TG硬来，TG也还算客气，除了镇压袍哥头子，把土地住宅耕牛分了、没出什么人命。而我母亲家族并没有什么排得上号的地主，之前频繁下山敲棒棒的「棒老二」（土匪）也被TG剿了，于是过上了几年种地交税的日子，宗族也还是那一大家子。再往后TG搞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宗族就成了现成的组织渠道，人民公社下面的生产大队、生产队、组基本上就是以姓氏宗族为单位进行划分的。基层干部也基本上来自于原本的宗族、家族，事实上就成为了各个宗族、家族的族长。——TG既然不能把农民全部打散重新安置（这么做的前提是广阔的待开发土地，或者极少的农业人口），那么聚族而居的宗族自然也就保留下来了。
当然，这种「共生」关系并不意味着原样照搬、一成不变。一共时期的TG一直在不断地往农村里面掺沙子：派干部和技术人员（农技员、教师、电影播放队、剧团等等）下乡，就地设置妇女干部，退伍军人回乡，知识青年回乡和下乡（知识青年「回乡」和「下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农村本地出生的知青，后者则来自于城镇），等等等等。通过掺沙子，从人力上、组织上确保TG对宗族的主导权，更重要的是借此输入工业社会的思想：扫盲，普及教育，破除迷信，构建民族国家观念……
在TG的直接干预下，农村宗族的动员能力甚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峰。我母亲家族聚居地背后山上的小水库就是在60年代修起来的：附近几个生产队/几大家的男女青壮年劳动力夯土挑石，老幼则做饭送汤，在县里和公社提供的技术支持下，用两年的农闲时间完成了水坝和配套的水渠，从此解决了附近几千亩田地的旱涝问题。
一共时期的TG不但在往农村掺沙子，同时也在不断吸纳农村的新一代进入工业社会。我母亲家族里有长辈因为算盘学得好、能左右手同时打俩算盘而被「南下干部」相中揽进粮食系统，有长辈在新中国的红旗下进了大学成了气象学家……一进一出之下，总的来说，一共时期的农村宗族在稳定中慢慢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在80年代TG为赎买民众而采取的民粹化政策之下，城乡通道大收缩、基层组织大瓦解，终于在90年代迎来了「改革的阵痛」，农村的宗族也如脱缰野马一般搞出不少大新闻，时不时地烧个乡政府什么的。但很快，21世纪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开始迅速地瓦解农村的宗族：以往过年的时候，我母亲家族总能聚齐一大家子祭扫祖坟，而近几年呢，虽然还在祭扫，但都是三三两两地去，很难凑齐一大家子了。也有长辈试图通过重修族谱来凝聚族人，然并卵，各自的阶级身份、生活空间已经差得太远。——俗谚云：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认不到。
资本主义高速消灭着旧的组织（无论是宗族的还是TG的），更高速消灭着农村。但资本主义不是永动机，当它开始显得乏力时，问题就一下子爆发出来了。这时呢，有人鼓吹旧时代的药方也不足为奇，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这里我情不自禁地又想引用一段文献了：
——引用分割线——
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剌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引用分割线——
恶心，恶心的要死。
找回乡贤？什么样的乡贤？
文中是这么说的：
注重发挥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业家等在形成新乡贤文化中的引领作用，实施新乡贤培育与成长工程。颂传“古贤”，挖掘整理、培育宣传传统先贤的思想、精神及其先进事迹；引进“今贤”，鼓励新乡贤回乡投资、参与公共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贤”，培养有见识、有担当、有威望又自愿扎根乡土的新乡贤。
核心——离退休干部——官僚
骨架——企业家——资本
喉舌——知识分子——话语权
价值观——优秀农民工——寡妇的牌坊
翻译成人话就是：
以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业家来“维护乡村的稳定”
进一步翻译成人话就是：
以官僚为核心，以资本为助力，通过掌控话语权和价值观为手段。
在经济最为落后、法制最为薄弱、中央最难以控制的乡村，
建立起独立而稳固新利益群体。
眼熟不？这一套就是GMT当年玩剩下，被TG爆出翔的乡贤体系。
一股腐烂的僵尸气息扑面而来。
“乡贤”一词源自东汉,是用来追认生前为国家栋梁的官员或声誉德行威望为人推崇、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地方人士的一种荣誉称呼。明清时期的乡贤祠，形成了完整的祭祀礼仪制度。
必须强调的是“乡贤”的乡，是指故乡而非建国后的一种县以下、城镇外的行政区划。
所以，乡贤原本的含义：
1、不是指某个时间上、空间上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阶层。
2、不单指农村的贤人。
3、不是对某类人群的描述，而是总结。说直接点就是等盖棺定论之后，民间给的荣誉。
而现在推崇乡贤文化的人群，特别是一批院校知识分子、中高层政府官员、中小企业主，对乡贤一词有着充分的代入感，以至于将“乡贤”错位成了以社会地位准入、以资源贡献量化的“农村贵族”阶层。
比如题目第一篇文章中的“农村中有声望、有能力的长者贤人”说法，就干脆将乡贤变成了一种对比出来的含义——三人行，必有乡贤。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官媒主导的现象？难道中文系教授写文章连基本的文化背景都不了解吗？显然不是。
这两篇明显应邀撰稿的评论，显然是对于高层对农村问题关注的回应。客观来讲，“乡贤”一词可以说是近些年掌握传统文化复苏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们对农村问题开的一剂偏方，是包装在“乡贤”一词下的传统农村秩序。
所以，讨论偏方有没有效，必须看看其是否对症下药。
“乡贤”所针对对的就是农村之症的“乱”，从以下四个方面大致归纳：
1、道德混乱。私德方面，近些年农村伦理、治安恶性事件频发；公德上，哄抢事件引人深思。
2、政治混乱。基层民主制度不容乐观，恶霸村官屡见不鲜，农村党组织涣散。
3、经济混乱。农村劳动力匮乏，小农经济转变效果不彰、城乡落差巨大，贩毒村、要饭村、算命村等畸形经济形态。
4、以上引发的其他混乱。土地污染问题、农村养老问题、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由乱到治，则需要约束力，曾经基层党组织对农村的主导力是建立在深入社会细胞的政治力量上的，改开以后政治运动退潮，经济因素权重提升，村支书的影响力为万元户超越，甚至两者合二为一。“乡贤文化”最早由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江浙一带提出，实质上是包装在传统词汇下的民间强势的主导力回归。
在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双水村的村委会变迁就这种历史进程的微观再现。
但是，这种以传统文化为大旗“重建乡贤”恐怕只是空中楼阁。
因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早已超过50%，农村人口比例的减小所反映的本质是经济主导力的变革。
乡贤文化的基础是传统小农经济。
其最大特点：土地、农民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评价财富的标准是土地，哪怕在民国的三十年代，四大家族最重要的财产也是土地，而非城市的工商业。
因此导致：
上层社会人士普遍倾向于回归农村，告老还乡的传统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底层农业人口被土地固定，在制度上就演化为宗族制度。
最终形成了一个熟人社会，这是乡贤文化的存在基础。
而在今天，社会财富的核心转向了城市工商业，再加上工商业的高流动特性，导致
1、社会中上层人士不会真正回归，即使有造福乡里的行动，但其本身是不可能再回到农村的社会关系网中的。而这正是重建乡贤文化所要求的关键所在。
2、随着土地流转与户籍制度改革，农业人口将大大减少。现在看到的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是一个征兆，当劳动力缺乏到一定地步时，一定会有新的农业经济形态顺应而生，而不会是逆城市化强迫人口回到农村。
所以，若以国家之力推行所谓“重建乡贤”，在缺少经济基础与人文条件的情况下，更可能演变为农村主导权的混乱。因为城市化进程依旧轰轰烈烈，期间涉及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谁能把自己标榜为乡贤而获得国家的背书无疑将带来现代版的“土豪劣绅”。
我先不说这套东西有用没用。你练什么武功我们不管，但你非要练一个破解之术路人皆知的武功，那就已经不是反革命了，而是反政治啊。据说《明朝那些事儿》里面写到鄱阳湖水战，当年明月老师在感慨，当时《三国演义》应该已经成书，且流传甚广，怎么陈友谅还会摆连环船。我也根本搞不明白，有些人是不是忘了，下面这套书印的满大街都是啊，专门治各种乡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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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乡贤文化”这一套东西，最早是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搞起来的。时间是2011年。
平心而论，这套东西在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浙江省搞一搞，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当地的特点是，存在大批出身于农民的资本家，这些人虽然在城市发家致富，但由于从小在农村的成长背景，与本乡本土并没有脱离开联系。第一批农民资本家的年龄大概在60岁上下，他们发家致富本身带有光宗耀祖的成分，所以，村里有个修桥搭路的事情，让他们过来捐个资出把力，人家也乐得掏钱，再在功德碑上记一笔，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你扔到全国范围去搞，69万个行政村，哪来那么多乡贤？
其实新闻要联系起来看。
近日，江苏省委组织部下发通知，对大学生村官服务期限做出相关规定：2016年及以后新选聘大学生村官，最长在村工作期限为两个聘期（6年），工作满两个聘期后不再续聘；2015年及以前选聘的大学生村官，今后签订续聘合同时，要明确在村（社区）工作满一个聘期（3年）后不再续聘。大学生村官期满不再续聘是特别的爱
与“乡贤文化”兴起同时的，是大学生村官的退潮。本来在2012年中组部计划，到2015年时，将大学生村官扩充到30余万人，保证一半的村有大学生村官任职。但这一计划被中止，此后，中组部的提法改为四分之一的行政村，也就是说把员额压缩到17万人左右。
2014年5月30日，中组部召开全国大学生村官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赵乐际提出：“规模适度”。要合理规划总量，科学控制流量，注重分布的合理性。用2到3年时间，逐步将大学生村官总量保持在15万人左右，覆盖四分之一的行政村。大学生村官总数降低 进入门槛将提高
这代表着执政党对农村治理问题上的思路转换。原本的思路是，通过派驻大学生村官，设法抓住基层，但在成效不明显之后，被迫放弃了这一计划，转而寻求依托少数乡贤的委任统治，从而使政权对基层的控制收缩到乡镇一级。其中的原因，恐怕一方面是由于财政压力确实不容小觑，除了负担村官的开销外，每年大批村官的转岗也带来新的就业压力，这对于正在逐渐恶化的各级财政而言是难以负担之重。另一方面，大学生村官在基层开展工作比想象中困难得多。
解放初期，我们党确实能够派去几个南下干部就掌控一个县，南下干部发展几个中学生就能派去控制一个乡，中学生发展几个贫农就能控制一个村。核心在于抓阶级斗争，依靠一部分人去打倒另一部分人。在人民公社时期，基层干部更是掌握了包括招工、考学等事关村民切身利益的核心权力，充足的资源带来了充分的威望，使他们能够控制住基层。而以上这些，大学生村官统统都没有。那么，一个20多岁的小年轻，扔到农村去，又怎么能够搞好工作呢？
于是，只好从上级机关往下派驻在编公务员，任命为“第一书记”，其中的典型人物自然是沈浩。但是，派驻公务员的成本比招募村官又要高出许多倍。因为在编公务员的实际工资待遇是大学生村官的两倍以上，而有些地方甚至为显示工作力度，派出大批县处级干部，等于国家用养县长的钱去养村长，这个成本就更不知高到哪里去了。更不用说，全国有69万个村，都靠“第一书记”，那又要增加69万个编制岗位，这显然是不靠谱的。
因此，又只好退而求其次，只对贫困落后、组织涣散的重点村派驻第一书记。那么问题又来了。派驻的第一书记既然被委任了扶贫的重任，那么究竟依靠什么扶贫？众所周知，经营村集体经济，实际上就是开办一个企业，而且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你让几乎毫无经商经验的行政官员去干这种事情，专业不对口，依靠个人能力根本是难以经营的。话又说回来，假如人家是天赋异禀的企业家，又何必留在机关拿那点死工资呢？于是，这种扶贫往往变成依靠行政权力的扶贫。
例如我们在沈浩同志的先进事迹里，读到这样的段落：
2007年，沈浩争取来资金，全村每户发两万元加盖2层楼房，修复自来水和广播电视等设施，兴建党员活动室、卫生服务中心和档案室。当年，3个居民小区200多户村民入住新居。小岗村人心中的丰碑
实际上，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财政厅派来的第一书记，就靠“争取”财政资金扶贫。而小岗村是安徽省最需要扶贫的村吗？当然不是，这个村是80年代最红最红的明星村，是农村改革的先行者，怎么可能是最穷的？而第一书记依靠权力、人脉，强行改变财政扶贫款流向，给村民发钱盖房，的确扶贫了，但这种扶贫实际上更加难以为继。还是那句话，全国有69万个行政村，你去哪找那么多钱，每家每户发2万盖房子？
大学生村官开展不了工作，第一书记覆盖不了大范围，那么怎么办？就只好病急乱投医，依靠“乡贤文化”了。至于你问长期怎么办。还是凯恩斯他老人家说得好，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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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晚池邀请。
1.
这个事儿乍一看，还真有点政府跟著名公羊家数卷阿姨合流的意思。
没在农村呆过的人可能不太清楚，农村很大程度上就是个家族林立的世界。打从前的田头械斗，到现在的利益分割，总是少不了所谓「乡贤」、甚至是乡愿的身影。
他们就是那个社会的凝结核，无论意识形态还是社会影响力意义上。
或者可以说，正是他们的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才最终导致了他们在道德评判上的主导地位。有了枪杆子，才能占领道德高地，这是个非常通俗的道理。
但是大部分情况，乡贤们连白嘉轩都算不上，顶多也就晁保正那个级别。
更何况，连白嘉轩都被黑娃捅坏了腰眼。
现在你们要找的，连白嘉轩都不够格，而应该是白嘉轩与朱先生的结合体。
真想建立他们嘴里说的那个乡贤，除非就是发动一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播种机，去重走长征路，再度于乡村地带建立起当年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还要看到这一波的主旨不在于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而是维护、并导向一种新的结构（就是所谓传统与现代媾和的新产物）。
从前引为盟友的（比如流氓无产者），如今都成了被打压的对象；而从前反对的（比如具有广泛社会关系的人），如今却成为新的盟友。到底是建起社会主义大熔炉，还是最终变成与虎谋皮，这事儿还真说不定。
当然我们有理论自信。
或许眼下的这个东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另一个变体？
我也不知道。
书斋里的先生，想法是好的，什么「让风筝不断线」，什么「传统与现代有了可译性」等等。鲁迅先生在《风波》里写：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
不用说，文豪搁到现在肯定是中文系的，说不定还混到了P大博士生导师的队伍里。随便看见个什么动静，就敢一顿扬发，也不想想让晁保正们充当传统与现代的介绍人有多么无稽。
总而言之：你要找的大爷只是你心中的大爷，而你要面对的大爷却还是几千年前的那个大爷。
2.
重建乡贤文化的另一个大背景，就是城镇化。
重走长征路的想法是好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再走一次长征路，无非就是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传播一回。从前要破坏的，现在要修补，甚至还冀望诞生些什么新生事物。
但是真神教育我们：「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从前你对老乡们说打土豪可以分田地，这次有什么好处呢？总不能光靠那24个字硬顶吧？
城镇化的浪潮把读点儿书的人都带到了城市，让他们回乡无疑是砸他们的饭碗。那么乡贤就只好从剩下的人里挑了。这又不是去械斗，是真正搞具体的文化/伦理建设工作。你去对他们讲，去宣传小时候书本里反对的那一套，他们怎么看？横竖都是你有理，难道社核也是刮风吗？
真正在谈重建乡贤文化的，都是城里的围观者，而关乎到具体利益的人却很难从这种重建里收获什么实际利益。
当然，如果只是统治者与晁保正们的合谋（就像楼上诸位说的那样，背叛），那也就没有「让非乡贤们参与讨论」的必要了——
反正乡贤也不是选出来的，是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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