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出租车司机大多喜欢聊政治?

回答
出租车司机喜欢聊政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往往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深入探讨:

一、职业本身的特性:

接触人群广泛,信息来源多样: 出租车司机每天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接触到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背景的乘客。这些乘客中有学生、工人、商人、知识分子、官员等等,他们带来的信息和观点也是五花八门的。乘客在车上聊到新闻、时事、政策,司机耳濡目染,自然会受到影响,并且有机会形成自己的看法。
长时间的独处与思考空间: 司机在开车过程中,除了与乘客的短暂交流,大部分时间是独自一人。这种相对封闭和独处的时间,为他们提供了思考和消化信息的机会。政治话题往往复杂且影响深远,很容易成为他们思考的对象。
对社会变迁的切身感受: 政治决策和政策的改变,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油价、路况、交通管制、物价上涨、就业机会等都与政治息息相关。出租车司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对这些变化有着最直接的感受,因此对政治话题自然会更加关注和敏感。例如,油价的波动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交通政策的改变影响他们的营运效率,这些都是他们难以忽视的切身利益。
工作环境的被动性: 相较于一些工作可以主动接触新事物或进行深入研究的职业,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处于一种被动接收信息的状态。乘客抛出的话题,他们往往需要及时回应,这也会促使他们对时事和政治有一定的了解。
打发时间的需要: 在等客、堵车等间隙,为了打发时间和缓解无聊,聊天是一种很自然的消遣方式。而政治话题往往具有时效性和争议性,容易引发讨论,从而成为打发时间的有效手段。

二、心理和情感因素:

寻求认同和共鸣: 人们在交流中往往希望找到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人,获得认同感。政治话题容易引发情感共鸣,当司机和乘客在某个政治观点上达成一致时,会产生一种“同行者”的感觉,拉近彼此的距离。
宣泄情绪和表达不满: 对某些社会现象或政策的不满,通过与乘客聊天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出租车司机可能面临着生活压力、收入不稳定、工作辛苦等问题,这些都可能与宏观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关。在相对私密的驾驶舱内,他们更容易敞开心扉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抱怨。
表现自己的“见识”和“智慧”: 一些司机可能认为谈论政治话题能展现自己的知识面和对社会问题的洞察力,从而获得一种被尊重的感觉。他们可能通过阅读新闻、收听广播、观看电视等方式获取信息,并希望在交流中体现自己的“博学”。
掌控感和参与感: 尽管普通人在政治生活中可能没有直接的发言权,但通过讨论和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获得一种对社会事件的掌控感和参与感。这对于一些感觉自己在社会中地位相对较低的群体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
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 政治是关于社会运行规律和权力分配的学问,对于很多人来说,政治话题本身就充满了神秘感和吸引力。出租车司机也可能出于好奇心,想要了解国家大事,理解社会的变化。

三、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

高信息传播速度下的社会关注: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新闻和时事传播的速度极快。政治事件往往是新闻的热点,很容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出租车司机作为信息传播链条的一部分,自然也会接触到并参与到这些讨论中。
潜移默化的影响: 社会舆论、媒体宣传等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政治认知。出租车司机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观点也受到社会整体氛围的影响。
传统文化中的“关心国事”情结: 在一些文化中,关心国家大事被视为一种美德和责任。即使是普通人,也可能受到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愿意对国家的发展和走向发表看法。

四、一些更为具体的情况:

夜班司机: 夜班司机可能更倾向于在凌晨或人少的时候与乘客聊天,有时会聊到一些更深入或更个人化的话题,政治也是其中之一。
新手司机与经验丰富司机: 新手司机可能更愿意听取乘客的观点,而经验丰富的司机则可能更倾向于主动发起话题或表达自己的观点。
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社会事件: 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例如重大政策调整、社会运动等,政治话题会更加活跃,出租车司机也更容易卷入其中。

需要注意的是:

并非所有出租车司机都喜欢聊政治: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并非绝对。也有很多司机对政治不感兴趣,或者更愿意聊一些轻松的话题。
聊政治的目的和方式不同: 有些司机是出于真心关心,有些是打发时间,有些是想宣泄情绪。他们谈论政治的方式也不同,有的是冷静分析,有的是情绪化表达,有的是道听途说。
乘客的反应会影响司机: 如果乘客表现出对政治话题的兴趣,司机可能会更愿意深入交流;反之,如果乘客回避或表现出不适,司机也可能停止话题。

总而言之,出租车司机之所以喜欢聊政治,是由于他们职业的特殊性带来的丰富信息接触、直接的利益关联,以及人们普遍存在的寻求认同、宣泄情绪和表达观点等心理需求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体现。他们将政治话题作为一种沟通方式,来理解社会、表达自我,并与周围的世界建立联系。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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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19世纪的欧洲,也有一种看起来和政治八竿子打不着的职业给人留下一种和政治密不可分的印象——鞋匠。


鞋匠积极的参与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动中:

在英国的人民宪章运动中,鞋匠是第二大参与群体,而第一大参与群体是不区分工种的“劳工”。参与的鞋匠的人数是建筑工人的两倍多,而且人数同时超过了所有按照职业分布来看十分之一。

在攻占巴士底狱中被捕的人数中,有二十八名鞋匠。

战神广场和1792年8月暴动中,鞋匠的参与人数占比第一。

因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失败而遭到放逐的的工人中,比例最高的职业是鞋匠。

1848年,德国康撕坦兹市爆发造反运动,鞋匠是暴动者中最大的单一团体。


鞋匠这种职业对于政治的热衷程度甚至可以从当时人们的俗语当中也可以看出端倪,许多国家都曾经有过诸如“鞋匠不应该插手鞋楦以外的事情”;“好为人师的补鞋匠做不了好鞋”;“让鞋匠做他分内的事情,让饱学之士写书”,这样诸如此类的俗语。


这种独特的现象当然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思考,也有很多学者对为什么鞋匠会那么积极的参与政治提出了很多的解释。然而,从学者的解释中,我们却反而可以看到这些原因和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出租车司机尤其热衷于探讨政治的答案惊人的相似。


那么为什么鞋匠尤其热衷于参与政治呢:


第一:鞋匠特殊的工作环境。

鞋匠的工作决定了他工作的时间绝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专注于自己的作品,也就是在工作时拥有大量的时间一个人独处,这种状态下人很容易静静思考。在农村里面,久坐且无需耗费体力的职业可能是最不费劲的工作了,所以鞋匠可以兼顾思考、观看与交谈。


第二:鞋匠特殊的地域环境

尽管在城市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职业,但是在乡村里面确实没有什么其他的职业如此了。同时,由于鞋匠可能在皮革上的技艺让人们经常要求他们帮忙装订或者修补书本,这也给了他们接触到知识的机会。所以,比较有文化修养的鞋匠广泛的分布在大多是文盲人口的乡村或小镇的环境,让他们显得很不同寻常,他们在那里可能成为非官方的文书或劳工的知识分子。这种形象一旦确立,就会加强公众的期待,在许多行业,一个“读书人”的形象会让人遭受嘲讽和贬损,但是在鞋匠中,则比较容易被接受。


第三:鞋匠特殊的师徒制度

在19实际的欧洲,鞋匠在某一个村庄驻扎下来之后,一般都会游走在各个村庄之中做学徒,跟着每个村庄的鞋匠师傅进行学习。所以,学徒鞋匠是流动性比较大的行业,经常会跋山涉水的流动旅行,开阔眼界,在不同的作坊停留,当然同时被不同村庄的鞋匠传授“独到的思想”,然后带着这些“独到的思想”又游走到下一个村庄去了。如此循环,学徒鞋匠就成了在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的思想交流者,而且让不同村庄的鞋匠的信息更加的灵通。


第四:鞋匠的接触面非常广

尽管铁匠的工作难以在工作的时候和他人交谈,但是鞋匠职业的特殊性,让鞋匠可以接触到非常多的人,毕竟人人都要穿鞋子。所以,鞋匠的工作场所对传递理念以及发起行动而言相当合适。

比起当时的小酒馆来说,作坊更加适合传播观念,因为小酒馆仅仅是男人成群结队的在一起饮酒,但是作坊里面妇女和儿童有机会来接近,鞋匠在乡村和小镇生活中扮演了教育者的角色。


第五:鞋匠特殊的工作情怀

鞋匠大多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骄傲,因为这个行业不论对于贫贱贵富或者老少男女都不可或缺。做鞋匠可以自由的控制时间,和假日,不用定时上班。而且鞋匠更加贴近穷人的世界,而不是富人和当权者,对等级制度和正式组织不感兴趣,晓得独立的价值。


第六:时代的因素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工业从业人数大规模增长,同时产生了规模化的工厂,对于传统的作坊带学徒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这种规模化外包工厂生产逐渐损害了鞋匠行业的独立,压低了工资。

而与此同时,乡村居民正面临农业资本主义成长,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因为鞋匠的原因,乡村居民逐渐接触到能够解释他们心生怨恨的种种意识形态表达,为他们提供此意识形态说辞。工业化初期创造出一大群处于赤贫状态的半无产阶级,让鞋匠激进活动的基础更加扩大,愿意聆听鞋匠讲演的听众数量倍增。


于是,鞋匠就成为了各种激进的政治活动的参与者。


而这些原因恰恰非常贴合出租车司机,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出租车司机那么喜欢讨论政治问题。


第一:出租车司机在没有接到活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一个人静静的坐着开车,久坐,独处,无序耗费体力(和普通的工人相比),可以静静思考。


第二:打车这个行业不论对于贫贱贵富或者老少男女都不可或缺。虽然富人打车的时候更多,但是并不意味着穷人不会偶尔打车。所以出租车司机本身可以接触到不同的阶级,加上本身自己并不处于更好的阶级,所以司机本身会更加贴近穷人的世界,而不是富人和当权者,看过社会百态,而不是仅仅接触自己身边的人和圈子。他们接触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听取了各个不同阶层人的看法,还可以在独处的时候思考。


第三:出租车司机的工作环境天生适合传播思想。在狭小的环境中两个人并排坐,车内又不是十分嘈杂,这个时候非常适合交谈和聊天。司机在独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思考,再遇到一个非常适合的环境可以交谈聊天,那么抓住乘客侃侃而谈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结果。


第四:时代的因素。随着房价的高涨和社会压力的急剧增加,出租车司机辛辛苦苦跑一天也只是挣点钱以图可以养家糊口而已。不仅每天需要交份子钱,受到公司的压迫,同时还需要受到来自网约车等行业的竞争和压力,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如果遇到了合适的交谈对象,大谈政治问题以解释目前的窘状是非常适合的发泄方式。




所以,出租车司机就是19世纪欧洲的激进鞋匠,因为自身工作独有的特性,因为工作环境的便利,同时更因为大环境的使然,使得出租车司机从单纯的草根哲学家变成了激进的草根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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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获得过搞笑诺贝尔奖)是一种认知偏差现象,指那些专业能力和知识欠缺的人,反而对自己更为自信,高估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精通那些专业和话题,而且很难认识到真正有能力者的水平。相反地,知识丰富并且专业的人,往往会给自己的知识储备和专业能力“打折”。

在政治上,这个效应显得尤为明显。今年一篇发表在《Political Psychology》上的文章,通过网络对2606个美国成年人进行了调查,研究者Anson通过一些政治相关的问题来对这些人进行测试,问题包括能源部长是谁,众议院席位最多的是哪个党派,联邦政府花费最少的项目是哪个等等。

结果显而易见,大部分人在这个政治测验中的表现都很差,而实际表现越差的人,更容易容易高估自己的政治知识储备。

用研究者的话来概括,就是“大部分美国人都对自己的政治知识极端自信,因为他们并没有什么渠道来了解到自己实际是一个井底之蛙,有趣的是,当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士进行党派争论时,这种现象就更为明显。”

所以结合生活,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这么多中南海的“出租司机”,搞新闻“转基因专家”,能解决任何心魔的“心理咨询师”,不懂医学的“养生专家”等等等等。除去一些人利欲熏心和吹嘘,还有很多人是真的认为自己拥有凡人不能企及的知识。

而司机,尤其是老资历的司机,在以前开出租的时候接触最多的便是广播,而广播放的又是什么呢?不是音乐就是政治新闻,很多广播台为了收听率还会讲各种“秘闻”,“绝密”事件等等,就跟我们现在中老年人喜欢发的朋友圈文章一样。


另外,谈论政治的准入门槛又很低,挥斥方遒的感觉又让人很爽,因此,就很容易出现出租车司机喜欢聊政治的情况。同理,现在网络发达以后,聊政治的键盘侠也很多,成为了新时代的“政治司机”。


Anson, I. G. Partisanship,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the Dunning‐Kruger Effect. Politic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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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聊政治#

出租车司机喜欢聊政治是1990-2010年之间的往事了。

那时候出租车司机收入很高。而最开始打车的人群其实是一些因为历史原因还没有自己买车但却有打车习惯的人,社会阶层相对也很高。

如果是在北京,那个年代ta们日常就可以拉到部委的官员,外交使节和大企业来华代表。更不用说各种港澳台来京旅游的人了。

如果是在上海、广州,这些地方既然最早兴起出租车,自然也有自己的对外交往的领先优势。

在那个别人只有CCTV可看,根本没有网络,连卫星台都没几个的年代,出租车司机可以算是一个信息汇集的节点。

再加上那时候出租车牌照是很稀缺的,这么高收入的职位,别看是“体力活”,能争到也是需要有远见支撑的大赌注的。所以天然的筛选之下这一代出租车司机也是野心勃勃、头脑机敏的一群人。

自己脑筋不差,又有比大学教授还高的收入,还是有车一族,还能日常接触较高的社会等级,并且下了车谁也不认识谁,自然容易打开话匣子。

乘客自己也一样,那个时候坐上出租车是一种优越体验,心情一般是愉快而喜悦的。出租车司机又是个公认的信息庞杂的信息来源,和出租车聊天其实本质上就约等于刷微博。

而这些条件随着私家车的大普及,出租车的数量增长以及网约车的大爆发,其实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现在打车只不过是家常事,没有多少额外的心理愉悦,开出租车也成了收入普通的一般职业。出租车司机也不再有什么激烈的竞争门槛,也难以再让人对ta们的消息灵通有什么期待。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发生在出租车上的侃大山了。

现在的出租车司机并不怎么热衷于聊天,自然也不存在聊政治这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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