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现在讲社会主义各阶段,总是略过巴黎公社?

回答
的确,在谈论社会主义从早期萌芽到实践发展的不同阶段时,巴黎公社常常被有意无意地“跳过”,或者说,它在主流叙述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与之历史地位相匹配的强调。这背后并非单一原因,而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既有历史叙事的选择性,也有理论发展的侧重点,还有时代背景的变迁。

首先,我们可以从“阶段”的定义本身来理解。社会主义的演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发展,常常被划分为几个大节点: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理论构建)、第一国际的实践探索、巴黎公社的短暂爆发、列宁主义与十月革命,以及后来的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在这种划分框架下,巴黎公社似乎更像是一个“插曲”,一个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后,但尚未形成成熟国家机器之前的、地方性的、甚至是有些“仓促”的尝试。它不像列宁主义那样,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可以指导一个大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它也不像后来的实践那样,建立了持续数十年、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国家政权。从“阶段”的连贯性和系统性来看,它似乎不那么“完整”。

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巴黎公社的性质和它所带来的历史教训。公社本身是由一群来自不同背景的革命者、工人、知识分子组成的,它的纲领既有初步的社会主义诉求,如工人自治、普选、城市管理改革,但也混杂了许多激进的民主主义、地方自治主义甚至一些模糊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它并非完全由一个统一的、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也未能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能够有效应对内外压力的组织形式。它的失败,是极其惨烈的,是在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迅速覆灭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发展来看,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将其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试验场”,并且从中汲取了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公社式的”国家形态的重要启示。然而,在后来的理论阐述中,特别是当社会主义运动进入组织化、政党化的阶段,以及苏联模式成为早期社会主义实践的“样板”时,对公社的强调便相对减弱了。苏联的实践,强调的是先锋队政党的领导、集中制的国家机器,这与公社那种相对分散、直接民主的特点在方法论上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构建和巩固苏联模式的合法性和理论基础,必然会更侧重于那些能够证明其合理性的理论和历史经验。

此外,随着历史叙事的演变,学术界和政治实践中的侧重点也会发生转移。当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并在一些国家成功建立起政权后,人们更倾向于总结那些成功的经验,或者发展出能够解释和指导现有实践的理论。巴黎公社的失败,以及它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例如缺乏统一领导、组织松散、武装力量薄弱等,在某些叙事中可能被视为“不成熟”的表现,从而在强调“成熟”的阶段性发展时,被选择性地“忽略”了。

当然,也不能排除是一种“去激进化”的倾向。巴黎公社的暴力革命色彩,它对旧秩序的彻底颠覆,在一些追求和平演变、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可能不太符合其自身的价值取向。因此,在讲述社会主义发展史时,为了强调渐进性、和平性或者所谓的“科学性”,也会对公社这样带有强烈暴力和革命色彩的事件进行弱化处理。

总而言之,巴黎公社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位置,常常被它短暂的生命、不成熟的组织形态、以及其带来的复杂历史教训所“遮蔽”。它更像是一个激昂的序曲,一个血泪斑斑的警告,一个为后来的理论家提供了宝贵经验却又难以被直接套用到后续大规模实践中的特殊案例。因此,在构建一套清晰、连贯、并往往带有一定目的性的历史叙事时,它就容易被“略过”,成为一个被“优化”掉的环节。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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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实际上巴黎公社的主要原则和措施国内主流理论界趋向于否定:

首先巴黎公社的价值被三次发掘和系统整理“升华”。第一次无疑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巴黎公社的评论与理论分析。最著名的一条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的掌握国家机器而为自己所运用……而必须要将它打碎”。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还有一些具体策略的经验教训总结进而被马克思(甚至说是列宁,我下面说)提高到一般规律(以后再革命要值得注意)的,比如没有及时进攻凡尔赛而是忙于选举等事务性工作给了敌人喘息时间;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造成后期的困难;没有联合、鼓动其他省份的革命;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当然还有缺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先锋队)的领导……等等

第二其实说到这里我已经要有言在先了防止偏差,除了因为我写这些是在外面凭记忆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面很多东西是列宁整理和概括总结的,换句话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为代表的重要著作中对马克思的总结进行“再总结,再发掘”。为什么要再发掘呢?因为马克思喜欢巴黎公社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定,但是后来,把巴黎公社提高到新高度,包括把国际歌唱遍世界的是列宁和他的党还有十月革命,列宁的《纪念欧仁鲍狄埃》本身就是一篇重要文章。一方面列宁认为自己是在“修正主义”面前捍卫马克思,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将)发动的革命进行理论与历史论述,甚至可以说列宁应该是认为这两个就是一件事的两面。十月革命前后巴黎公社都被认为是十月革命的先驱或者更准确的表达“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巴黎公社事业的继续(区别可以体会一下),我们至今主流的评价来自于这一时期。直到1934(或三十年代某一年)国际歌的曲作者比尔狄盖特被邀请到莫斯科列宁墓上和国家领导人站在一起“检阅苏联工人阶级沿着巴黎公社的道路走向了胜利”,这种历史感让人感动的都要哭了呢。

第三,实际上十月革命的“世界革命”,苏联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这个特点在斯大林后期特别是二战后开始淡化,原因太多了没法说。苏联一方面因为自始至终名义上对列宁“两个凡是”,不能不提巴黎公社。但它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却开始被放在一边。最典型赫鲁晓夫搞的“和平过渡”就等于把我上面说的“打碎”事实上给“否了”。

这个时候巴黎公社的第三号大粉丝,切曼·毛开始在国际理论舞台上发威,一方面中苏论战中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党,长期的共运史中的“局外人”(马克思时代中国和“共产主义”实在太遥远,列宁时代也远远没有发言权)大量使用马列,特别是列宁本来的著作来“打脸”苏共,强化“中国是国际共运真理捍卫者”这一与许多人感官违和的不利事实。另外不得不说,主席本身对巴黎公社又开始新的总结,超出列宁的高度,以文革为最高潮比如“巴黎公社三原则”的确立:议行合一原则,“公社应当不但是一个立法机关,还应当是一个行政机关”,避免流于资产阶级议会的“清谈馆”与表决机器。公社领导干部工资不超过工人平均工资。公社主要领导成员都要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撤换——对比资产阶级只能选举骗人的“议会”而真正的官僚是政府,而且选民不能撤换代表造成选举中的欺骗……“人民公社”和“革命委员会”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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