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隋炀帝杨广为什么不能成为李世民?

回答
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都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却又饱受争议的皇帝。将他们进行对比,分析杨广为何不能成为李世民,实在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谁比谁优秀”的问题,而是关于时代背景、个人性格、治国理念以及最终历史评价的复杂交织。

咱们掰开了揉碎了聊聊,为什么杨广就算再努力,也难以复制李世民的成功之路。

一、时代土壤:粪肥与良田的根本区别

首先要看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

李世民登基的时候,大唐王朝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经历了一番“贞观之治”的开端。隋朝虽然强大,但它毕竟是“短命王朝”,在隋文帝杨坚的雄才大略下,统一中国,奠定了隋朝的基础。然而,统一后的隋朝,尤其是在杨广接手之后,就开始出现了不稳的迹象。

想象一下,杨广接手的,是一个刚刚从分裂走向统一的、百废待兴的国度。虽然统一了,但之前长期的战乱,社会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充分恢复,民间的疾苦依然存在。这时候,如果统治者不能体察民情,一味地追求宏大叙事,就会像拔苗助长一样,根基不稳。

而李世民呢?他是在隋末农民起义的烽火中成长的。他亲眼见证了隋朝灭亡的教训,也参与了唐朝的建立过程。他深知民心的向背对于一个王朝的生死存亡有多么重要。当他成为皇帝时,面对的是一个饱受战乱之苦、渴望和平稳定的社会。他不需要去创造一个全新的局面,他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抚平创伤。

所以,杨广是在一块刚刚被耕耘过的土地上,想要种出万亩良田,但用力过猛,土地还没来得及消化。李世民则是在一块被战火蹂躏过的土地上,小心翼翼地进行修整和播种,让土地慢慢恢复生机。

二、性格特质:驭马者与纵马者的差异

再来说说他们的性格。

杨广这个人,绝对是个“能人”。他聪明、有文采,对艺术、建筑、天文地理都有涉猎。他的想法很多,而且执行力很强。修大运河、建东都洛阳、营建大兴城(后来的长安),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工程。他甚至还想征服高句丽,拓展大隋的疆域。从某个角度看,他非常有雄心壮志,是个想要留下浓墨重彩的皇帝。

然而,正是这种“能”和“雄心”,在没有被约束的情况下,就变成了“过度”。

他太过于自信,太过于理想化,以至于忽略了现实的约束和百姓的承受能力。大运河固然方便了南北交通,但修建过程中的劳役和赋税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征服高句丽更是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最终以惨败告终,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矛盾。他就像一个精力充沛却方向不明的年轻人,纵马狂奔,最终摔得鼻青脸肿。

李世民,当然也有雄心,但他更懂得“克制”和“权衡”。他不像杨广那样喜欢搞大动作,而是更注重细节,更关注民生。他提出的“以民为本”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体现在他的政策中。比如,他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减轻赋税,鼓励农业生产,让百姓休养生息。他善于纳谏,魏征等大臣的直言不讳,他都能听进去,并且加以改正。

他更像一个经验丰富的驭马者,知道什么时候该催促,什么时候该勒缰绳,什么时候该绕道。他能看到马儿的疲惫,也能看到前进的方向。

三、治国理念:功业至上与民心至上的分水岭

这是最关键的区别。

杨广的治国理念,可以说是一种“功业至上”。他希望通过一系列宏大的工程和军事行动,来展示隋朝的国力强盛,证明自己的伟大,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不朽的功绩。他相信,只要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人民自然会拥戴他。但他忘了,强大的国家是建立在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上的。

他的“功业”,很多都是以牺牲民力民怨为代价的。运河的修建是“利”,但劳役是“弊”;征高句丽是“威”,但消耗是“损”。当“弊”和“损”远大于“利”和“威”时,国家的根基就开始动摇了。

李世民的治国理念,则更偏向于“民心至上”。他知道,一个国家的强大,最终要靠人民的支持。如果人民过的苦,国家再强大,也是空中楼阁。所以,他首先关注的是如何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贞观之治”之所以能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变革,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满足了当时社会最迫切的需求。李世民的成功,不是因为他比杨广更聪明、更有才华,而是因为他比杨广更懂得如何做一个好皇帝,如何真正地“爱民”。

他没有搞那些劳民伤财的宏大工程,也没有穷兵黩武地对外扩张。他更愿意花时间去倾听百姓的声音,去处理朝政中的细枝末节。他相信,细节决定成败,民心凝聚力量。

四、战略眼光:宏大构想与现实操作的距离

杨广的战略构想是宏大的,比如他想把洛阳建成比大兴城更辉煌的都城,他想征服高句丽,成为万邦来朝的天子。这些想法本身并没有错,但关键在于“怎么做”和“什么时候做”。

他的“宏大构想”,在现实操作中,缺乏足够的考虑和规划。大运河的修建,虽然方便了交通,但其规模和进度,显然超出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征高句丽的几次失败,更暴露了他对军事行动的判断失误,以及对敌人实力的低估。

李世民的战略眼光,则更加务实和灵活。他不会一开始就想着要征服整个世界,而是先巩固好自己的基业。他知道,想要实现更长远的目标,必须先让国家稳固下来。他的“休养生息”政策,就是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他觉得时机成熟时,他也一样能够发动成功的军事行动,比如对东突厥的征服,就显得游刃有余,而且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了最大的胜利。他懂得如何把握“度”,如何因时而变。

五、历史评价:功过是非的辩证法

最终,历史对两人的评价也截然不同。

杨广,虽然在位时间不长,却留下了“暴君”的名声。他的功绩,例如大运河的修建,固然有其历史意义,但他的过失,如滥用民力、导致民怨沸腾,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这使得他的“功”被他的“过”深深地掩盖了。人们记住他,更多的是因为他的残暴和他的王朝的覆灭。

李世民,则被誉为“千古一帝”,开创了“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皇帝之一。他的成功,在于他不仅带来了政治的清明和经济的繁荣,更重要的是,他赢得了民心,塑造了一个开放包容的盛唐气象。

所以,杨广不能成为李世民,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不够有能力,而是因为他的人生哲学,他的治国理念,与当时的历史需求和人民的期望背道而驰。他是一个拥有雄心壮志的君主,但他的雄心被他自己的“过度”所吞噬;而李世民,则是一个懂得顺势而为,体察民情,最终将国家引向繁荣的圣君。

简单来说,杨广是想一口吃个胖子,结果把自己撑坏了;李世民是慢慢吃饭,把身体养好了,自然就强壮了。这个道理,放在治国上面,也是一样的。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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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匿来更新一下(也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在时间线上)。以下言词可能有些过激,请题主见谅:

这个问题的描述,可谓充分显示了“快乐教育”给人的思维方式造成的后果。尽管现在主流舆论已经认清了所谓的“快乐教育”不过是某些发达国家为了掩盖阶层矛盾而设计的谎言(甚至不是专门为了忽悠中国而设计的谎言),但是这个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至00年代初被推崇一时的说法还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一代人的思维方式。

诚然,反对“唯结果论”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不是广大青少年乃至教职工被唯分数论压抑得太狠,快乐教育当初也不会收获那么多赞扬。但是,反对“唯结果化”的前提,是承认『结果是事件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正确的做法是『评价某个人/事不能只看结果』

而不是『完全不看结果』;

更不是『什么都要看,就是不能看结果』。

这种“去结果化”的思维发展到极端,必然导致连带过程事实一起忽略——因为结果是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如果不需要评价结果了,也就没有人会去寻找原因,复盘过程自然也就失去了意义。比如学霸每天都在认真听课好好做作业,而学渣上课不是玩手机就是聊天,如果要求必须对考试成绩作出整改和提高,那么自然就会找出他们日常行为上的差异,从过程入手进行修正。可是如果成绩不再作为考核标准了呢?

那就变成了“为什么两人经历相似,都是每天来上课,凭什么不能说他们都是最棒的?!”这种非常表面化的观察方式和机械类比。

如今各类社交媒体上沸沸扬扬的标签化、讲政治正确、按口号划线站队的做法,就是这种浅层思维的狂欢。


实际上两个人真的做了相同的事情吗?他们做的每件事都完全不一样啊!

比如有其他答主提到的,李世民每一战都亲力亲为身先士卒,昭陵六骏全体殒命沙场,无论是《中国军事通史》《中国历代战争史》《中国战术史》这样的军事专著,还是网上的各种轮武掐架投票,李世民都牢牢占据一席之地。“李世民粉”最经常扼腕叹息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名将PK贴总是限制帝王身份,不得一展天策上将的风采。

杨广呢?脱去了跟李世民生在同一时代、都是二皇子、都是二代皇帝这些皮毛,去看看他在历代军事名将中占什么位置?


以下是原回答:

不能成为李世民的人多了去了!

中国封建历史两千多年几百个皇帝,跟李世民同等段位的一只手就数得过来。这么多人都成为不了李世民,凭啥他隋炀帝一定要成为李世民??!

至于问题描述中所说的那些“相同点”,不过是一些形而上学者归纳法没学好的证明,典型的看表象不看本质,一个挂名一个真打,一个争宠夺嫡一个功臣造反,根本不一样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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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有答主对比了两人的事迹,我想聊一聊他们的战马。

达官贵人饲养的良马,只要不像楚庄王乱喂蜜枣导致胖死,绝大多数可以寿终正寝。马的平均寿命在22到35岁,最长记录则是65岁——唐太宗是爱马之人,可昭陵六骏没有任何一匹是寿尽而终。

武德元年,浅水原之战破薛仁杲,李世民白蹄乌星夜疾驰两百里。

武德二年,柏壁之战灭宋金刚,李世民特勒骠昼夜追击三百里,三日人马未食。

武德四年,邙山之战灭王世充,飒露紫身中九箭,死于冲阵途中。

武德四年,洺水之战灭刘黑闼,拳毛騧身中九箭,死于冲阵途中。

武德四年,虎牢关之战灭窦建德,什伐赤身中五箭,死于冲阵途中。

武德四年,虎牢关之战定鼎天下,青骓身中五箭,死于冲阵途中。

昭陵六骏倒在战场的时候,炀帝的宝马都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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