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隋炀帝杨广创科举遭到关陇集团绞杀？
一、 科举制度的革命性与关陇集团的根本利益冲突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科举制度的革命性意义以及它为何会触动关陇集团的根本利益。
打破世袭门阀垄断，重塑选官制度： 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官员的选拔主要依赖于“九品中正制”，这是一种以门第为基础的世袭制度。出身显赫的士族家族，即使能力平平，也能凭借家族背景获得高官厚禄。而寒门庶族即使才华横溢，也难以进入仕途。这种制度导致了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士族手中，形成了强大的“关陇集团”。
关陇集团的构成： 关陇集团主要指的是北朝时期以来，在北方地区长期掌握军政大权的士族，他们以关中（今陕西一带）为基地，家族成员世代为官，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这些家族成员通常互相联姻，抱团取暖，对朝政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例如著名的“八柱国”家族，如宇文、李、杨、赵、于、独孤、长孙、尉迟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科举的颠覆性： 科举制度则彻底打破了这种世袭垄断，宣称“不问阀阅，但问才力”。任何有才能的人，无论出身贵贱，都有机会通过考试进入仕途。这对于底层人民来说是天大的喜讯，是改变命运的希望。
对关陇集团的直接威胁： 对于关陇集团来说，科举制度的推广意味着他们的世袭特权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如果科举制度真正有效推行，那么大批来自南方（江南士族）或新崛起的寒门人才将进入朝廷，这无疑会稀释关陇集团在政治权力中的比例，甚至最终取代他们。他们世代经营的政治资本和家族荣耀将不复存在。
改变政治权力结构，削弱旧势力： 科举制度的另一项重要作用是为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父子提供了一个绕开关陇集团，直接选拔和任用忠于自己的官员的渠道。
隋文帝时期的铺垫： 隋文帝通过统一中国、建立科举制度的雏形（开皇九年，首次下诏以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已经开始尝试打破关陇集团的垄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任用了不少非关陇集团背景的官员，如高颎、苏 गुणन、杨素（虽然杨素出身显赫，但他能被重用，也表明了隋文帝用人的不拘一格）等。
隋炀帝的深化与激进： 隋炀帝更是将科举制度推向了极致。他改革了科举制度，设置了更为细致的考试科目，如进士科、明经科、明法科、明算科、明经科等，扩大了取士的范围，并且更加注重考生的实际才能。他甚至公开提出要“唯才是举”，将大量非关陇集团背景的人才选拔上来，充实到朝廷的各个部门。这无疑极大地削弱了关陇集团对朝廷的控制力。
二、 隋炀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剧了与关陇集团的矛盾
除了科举制度本身，隋炀帝一系列宏大的改革措施也触动了关陇集团的利益，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对立。
大兴土木，耗费巨资：
修建大运河： 这是隋炀帝最著名的举措之一。大运河的修建连接了南北经济，促进了物资流通和南北交流，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修建过程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给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同时也消耗了大量国家财政。这些财政支出，很大程度上是由关陇集团所控制的税收和资源所支撑。他们会认为这是对他们财富的过度消耗。
修建东都洛阳： 隋炀帝花费巨资修建东都洛阳，将都城从西部的长安（关陇集团的大本营）迁至东部。这不仅象征着政治重心的转移，也意味着关陇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将进一步被削弱。他们习惯于长安的权力结构和生活方式，对迁都感到不满。
修建离宫别苑： 隋炀帝修建了大量的离宫别苑，用于巡游和享乐，这也被视为挥霍无度，加剧了普通民众和部分贵族的负担。
推行三省六部制，进一步削弱门阀权力： 隋朝虽然已经建立了三省六部制，但关陇集团仍然在实际运作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隋炀帝的改革进一步强化了三省六部的职能，并将权力从门阀士族手中转移到皇帝直接控制的官僚机构手中。
严厉的法律和统治手段： 隋炀帝以严苛的法律和严厉的统治手段著称。他的政治风格激进，不容许反对意见，这使得许多不满的关陇集团成员感到不安和被压制。
三、 关陇集团的反扑与绞杀之路
面对科举制度的推广和隋炀帝一系列激进的改革，关陇集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们必然会采取行动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从内部开始的不满与抵制： 关陇集团成员本身就在朝廷担任要职，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科举制度的推行进行阻挠，例如在考试过程中设置障碍，对考生的录用进行干预，或者在舆论上制造不利于科举的声势。
政治上的孤立与压制： 隋炀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也意味着他不再完全依赖关陇集团的旧势力。他重用和提拔了许多非关陇集团出身的官员，这使得关陇集团在朝廷的政治地位相对孤立。
经济上的对抗： 虽然具体证据不多，但可以推测，关陇集团可能会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进行对抗，例如削减对国家项目的支持，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来削弱隋朝的财政基础，从而间接影响到隋炀帝的改革。
最终的军事反叛（或支持反叛）： 最终，关陇集团的反扑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他们支持或直接参与了对隋炀帝的推翻。虽然历史上许多学者认为隋末的农民起义是导致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但关陇集团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推翻隋朝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李渊的角色： 李渊，作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其祖父李虎是“八柱国”之一），本身就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背景。当天下大乱，民怨沸腾，隋朝统治摇摇欲坠之际，李渊成为了关陇集团推翻隋朝，建立新政权的天然领导者。他的起兵，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关陇集团为了重新掌握权力而采取的行动。通过推翻隋朝，他们可以废除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如科举的某些激进举措），重新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
总结：
隋炀帝杨广创设并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其本意是为了打破世袭门阀的垄断，选拔真正有才能的人才，加强中央集权，从而巩固和发展隋朝的统治。然而，这项制度触动了以关陇集团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群体的根本利益。关陇集团依赖于门第和世袭的政治特权，科举制度的推行意味着他们的权力基础将遭到瓦解。
再加上隋炀帝其他一系列宏大却也颇具争议的改革措施，如大兴土木、推行严苛的统治等，进一步加剧了他与关陇集团之间的矛盾。最终，关陇集团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选择支持或参与了推翻隋朝的行动，其中包括了李渊的起兵，可以说，科举制度的推行是引发关陇集团对隋炀帝不满并最终导致其“绞杀”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的演进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农民起义的爆发是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但关陇集团的政治反扑和军事行动，是这场历史巨变中不容忽视的关键力量，而科举制度的出现和推广，无疑是加剧了他们与隋炀帝之间的尖锐对立。
网友意见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伪命题。
首先吐槽一句，现在网上的文章，尤其是历史类的，常常用这个集团那个阶级来分析。这些碎片化的文章与真正上个世纪的历史研究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于网文总是把这些阶级集团当成一个政治实体，而不是分析的拟制概念。简单来说，就是陷入了阴谋论的泥潭。拿关陇集团为例子，仿佛这个集团就像一个公司董事会。今天我们表决让杨坚当董事长，明天我们表决让隋炀帝下台，李渊当董事长。想要理解关陇贵族就必须从府兵制，还有关中本位两点理解。
首先说，关陇贵族集团这些家族，从建立之初就无法与皇权抗衡。这个需要结合府兵制的发展来理解。其实府兵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府兵制发展过程当中，核心常规掌管府兵的最高阶层的地位降低就能看出来。与皇权的力量对比逐渐失衡。简单来说，从李虎死亡之后，统一姓大野的私兵被收回。开始的相对平衡的局面已经被打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独孤信和赵贵这两个正牌的八柱国，轻易就被宇文护给除掉了。宇文泰时期，他就能越过八柱国，直接遥控12大将军。到后来12大将军都被挂起，这个局势发展的结果就是北周武帝时期，北周武帝直接指挥24军。这24军就是后来的隋朝府兵制下的12卫下属的两军。也就是说在北周末年，府兵制度的核心已经下放到了将军级别。到隋文帝时期，我们能看见很多兼职的大将军。到隋炀帝时期，他做进一步的改革府兵制度。由原来的两层变成三层。加入了虎贲郎将虎牙郎将这个中间层。又设立了独立的骁果、同时给最高层的12卫的大将军和将军这府兵制高层加派更多副手。因此我们在隋书看到不少我镇压农民起义的将领都是府兵制中间层的将领，也就是说权力被进一步下放。因此，隋炀帝时期，关陇集团根本没资格与皇权抗衡。当然，任何事情有利有弊，这也政府军队无法与农民起义军抗衡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再看看所谓的关中本位政策。隋文帝时期有很明显的关中本位政策，这点不论是对李德林的压制。三省制度下的高级官员的名单。还有一些朋党案件的争议，都能看得出来。严格来说，到了隋炀帝时期是否还有这么一个关中本位政策就已经遭受挑战。虽然在唐初李渊的武德时期有关中本位政策的体现。但是这只能算是在统一天下过程当中的一种取舍，算是历史的反动。不能真的认为在唐初仍然存在着强大的关陇集团。因此，个人认为提问者口中的关陇集团，在杨广时期就已经不存在。勉强能算关陇集团在隋炀帝时期最后一个代表的苏威，他本人柔顺的性格加上也有史料证明苏威是支持修建东都洛阳。都无法认为他有所谓的关中本位政策。至于认为长孙无忌是关陇集团的最后一个代表我觉得更是问题多多。
既然隋炀帝时期，都很有可能没有关陇集团，那么自然也不存在关陇集团的绞杀。
就算认为仍然存在关陇集团，在隋朝也没有资格对隋炀帝进行所谓的绞杀。大业年间，死了一堆货真价实的关陇集团成员。但是皇帝说杀就杀。根本没见到所谓牵制。固然隋末李渊李密，祖父曾祖父都是关陇贵族集团成员。但是更多的起义者只是普通豪杰。看看李密的瓦岗寨人员构成。也很难将其标签化为关陇集团的军事反抗。（虽然杨玄感起兵成员有关陇集团性质）
科举制也不可能影响到他们。首先要明确一点，以读书好坏作为官员选拔的条件来说并不是起源于隋朝。之前为什么不反对。原因是这些世家大族本来就垄断着最重要的一项资源，那就是知识。更别说隋炀帝时期，六品以下是需要推荐才能参加考试的。实际通过科举选拔上来的人才，在唐初才发挥作用。一个只有自己人才能玩的游戏，且选拔出来的人数很少，更对现在的政治丝毫影响没有的考试，为什么要反对呢？
这道题最简单明了的答案，看 @松平信纲 那个。我主要想评价一下其它高票答案里几条看似支持“关陇集团反隋”叙事的论据。请看这个截图：
这个截图里涵盖了门荫改革、营建东都、和反隋人事三条论据，但它们都在史料和逻辑上都存在硬伤。
门荫改革
我们先说《隋书》和《北史》记载大业五年的【令魏周官不得为荫】（原文是“制魏周官不得为荫”）是否可以成为”杨广打击关陇贵族“的论据？我认为很难。这条史料指的仅仅是西魏、北周的官职不能用来荫子荫孙，并没有说西魏、北周统治集团的后代在隋朝的官职不能用来荫子荫孙。换言之，大业五年以前如果小明的父亲在隋朝没有官当（或官很小），但这个爸爸在北周曾经当过比较大的官，那么小明仍然可以依靠父亲在北周的高官而在隋朝“门荫入仕”。房玄龄父亲房彦谦的碑铭记载了如下史料：
七年始入京省，授吏部承奉郎。是时齐朝资荫，不复称叙，鼎贵高门，俱从九品释褐 --《唐故都督徐州五州诸军事徐州剌史临淄定公房公碑铭并序》
这条史料里的“齐朝”和《隋书》、《北史》里的“魏、周”相对应，而“七年...齐朝资荫，不复称叙”强调的是开皇七年的时候北齐官职已经无法让子孙在隋朝门荫入仕了，那么《隋书》、《北史》里的“魏、周”指的也当是魏朝、周朝的资荫不以为叙，并非关陇贵族在隋朝时期的官职也无法荫及子孙了。
那么大业五年门荫制度改革所触及的些许利益，是那些在隋朝初年无官可当但却在西魏北周有官当的人的子孙的利益。小明的爸爸在北周有官当到了隋朝却没官当，这本身就意味着小明家族在隋初已经失势，已经不是强大的“势族”。这个截图里面的杨玄感、宇文化及，包括“关陇贵族反隋叙事”里面经常提到的李密，他们的父亲都已经在隋朝身居高位。即使他们的父亲活到大业五年之后，他们通过父亲的隋官而门荫入仕的既得利益也不会受到影响。简而言之，大业五年的改革并没有触及位高权重者及其子孙的既得利益。如果“关陇反隋”叙事里的“关陇贵族集团”异常强大，那么这个所谓改革并没有伤害到他们的利益，也就很难成为该叙事的支持论据。结合《房彦谦碑铭》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到，隋朝建国后北周、北齐的官职都可以荫及子孙，在开皇七年之前的某时刻北齐官职开始不得为荫，到了隋炀帝大业五年，北周官职也开始不得为荫。这两次改革体现的是政策延续性，表明了以隋朝官职为门荫准则的确立。强化本朝官本位，怎么看也不像是截图所言的”着手打击关陇贵族“（更何况”关陇反隋叙事“里的关陇贵族们都已经在隋朝本朝当官）。
因为中古史料有限，确实不容易找出大业五年之后直接记载的因为父祖在隋朝的官职而门荫入仕的史料（其实大业元年到大业五年之间的也不多，因为那个时代本身史料就不多）。但我们知道隋唐时期贵族子弟经常可以凭借身份以禁军三卫起家。而史料表明这个现象显然没有被大业五年的改革所波及。我们来看王世琛的墓志：
以公子貴遊，早入宿衛。起家勳侍，值王師薄伐，陪駕遼東，始預前驅，一發便中，蒙授奮武尉。--《隋朝散大夫王君墓銘》
墓主在炀帝征辽东之际（说明是在大业五年改革之后）起家勋侍（大业三年以后的”三卫“之一），而“以公子贵游早入宿卫”则体现了禁军三卫为贵族子弟旋转门这一隋朝现象。墓主的爸爸是隋朝右屯卫将军，祖父是北周原州刺史+袭爵顺政县开国侯。这个墓志基本表明了西魏北周成型的关陇贵族在隋朝当官，并且在大业五年之后依然可以凭借功勋身份为子孙造福，只是没有直接写出“荫”字罢了。
营建东都
接下来看截图里的”营建洛阳，决议迁都摆脱关陇集团的政治束缚“。把建东都和打击关陇集团结合起来，实为不妥。在隋朝初年，山东人口是关西+四川的两倍之多，营建东都本身就是改善治理的很自然的方式，为何非要从打击地域集团的角度来解读迁都呢？迁都本来就是对于王朝的外部征服和内部治理有关键意义的大事。难道孝文帝迁都洛阳不是为了加强南伐统一的步骤，不是为了笼络汉人地主阶层，而是为了“摆脱代北集团”？诸葛亮北伐成功后“还于旧都”，难道是为了摆脱“荆州派”、 “益州派”？更何况，杨广并没有要迁都，只是营建东都而已。同样的事情，北周宣帝也曾做过，但周宣帝同时还重用了以韦孝宽为代表的关中郡姓，实在看不出营建洛阳城和打击关陇集团有什么关系。再往前说，宇文泰时期也和东魏势力一度争抢洛阳城。洛阳本身就是中古中国至关重要的城市，统治精英在地缘行政上对其予以重视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因为营建的洛阳是”东都“就是打击关陇贵族集团，那么后来南游”江都“难道又是打击”山东士族集团“？
更重要的是，从地缘来看，洛阳与长安虽然一西一东，实际上位置接近。在唐朝研究语境下的“中央政府”，多指长安和洛阳的两京。士族研究的新作《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一书，更是用“首都走廊” (The Capital Corridor)一词来包含京洛两地。而“士族中央化”这一学术术语也是指士族居所向长安和洛阳两京集中。长安与洛阳在唐朝是地缘上的意义相似。而稍微往前一点的隋朝，其开国元勋虽然可以广义地称为“关陇贵族”，但杨坚本人的嫡系多来自于“关陇贵族”里的“追随魏帝势力”。这些从龙之臣以河南窦氏、河南长孙氏、河南独孤氏、河南元氏、博陵崔氏、荥阳郑氏、河东柳氏为主，他们的父辈在西魏北周立国之际大多是从洛阳追随魏帝到关西的。至少我们很难说营建东都在人事上打击了这些家族的利益。
反对杨广与支持杨广的士族
截图里把李渊、杨玄感和宇文化及以及关中骁果军反对杨广作为关陇贵族集团反对杨广的论据。窃以为，这里有戴有色眼镜读史料的嫌疑。我们需要意识到，西魏、北周统治集团的后代仍然是隋朝统治集团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仅以中央官僚为例，我在下面的答案里的统计表明，隋炀帝时期的统治精英依然以关陇贵族为主。换言之，就是”关陇贵族基数很大“。
当一个群体基数大，他们在历史上的”上镜率“就会很高。因此，如果我们只去找反对杨广的人，我们会很容易找到”关陇贵族“上镜。但这并非因为他们天然反对杨广，而是因为官僚的主体就是关陇贵族，所以无论出现什么事情，总能找到关陇贵族的身影。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口袋里有100个球，90个红球，10个白球。那么如果我们闭着眼睛用右手摸球，很容易摸到红球。但这能否说明”右手比左手更容易摸到红球呢“？当然不能。因为红球基数大，所以即便左手摸球，也会同样容易摸到红球啊！（无论以何种方式，只要是随机地让球从袋子里出来一部分，都更有可能发现红球出来得更多）。
把上面的那个例子中的”红球“改成”关陇贵族“，”右手“改为”反对杨广“，”左手“改为”支持杨广“，问题迎刃而解。我们如果放下有色眼镜去读史料，会发现不仅反对杨广的有很多关陇贵族，支持杨广的同样有很多关陇贵族！在关陇贵族杨玄感叛乱时，关陇贵族宇文述、元成寿、屈突通、卫文升都站在杨广一边。卫文升更是掘顶级关陇贵族杨素之冢以振军心。
文升至华阴，掘杨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崤、渑，直趋东都城北。玄感逆拒之 -- 《资治通鉴》
而关陇贵族河南窦氏家族子弟、杨坚从龙之臣窦荣定的孙子，窦师幹，也作为”关内之兵“与卫文升并肩作战，抗击同属关陇贵族的杨玄感，事后还被隋炀帝犒赏。
杨玄感荷戈大呼，电掩东都。卫文升起关内之兵，卷甲奔命。君虽少不垂堂，而壮心奋发，战必陷阵，勇冠三军。饮至犒功，蒙授建节尉。--《大唐故率更令上開府竇府君之墓誌銘》
而最后弑杀杨广的宇文化及和骁果军，按照截图的逻辑，因为他们来自关中，所以可以作为支持”关陇贵族反隋“的例证。窃以为，这条史料的意义恰恰在于反驳”关陇贵族反隋“叙事。
在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全国上下遍地是叛军和农民起义军，杨广无处可躲，就连江都也面临杜伏威的威胁。在这个时候，这批来自关中的士兵可以说是对杨广不离不弃，追随到了最后一刻。而杨广为何被关中军所杀？原因在《隋书》、《北史》、《资治通鉴》里写的明明白白，江都没有给军人的粮食，军人们想回家啊，你皇帝不让啊！
时江都粮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思乡里，见帝无西意，多谋叛归 --《资治通鉴》
从弑君者们的谈论，也能看出当时皇帝已经让追随他到最后一刻的军人寒心：
德戡与所善虎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谋曰：“今骁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诛；不言，于后事发，亦不免族灭，奈何？--《资治通鉴》
事实上，早在最后一次游江都之前，杨广的种种昏招已经多次令军人失望。这里不再赘述。
一个自弃两京的皇帝因为失德和失策，逼得追随他到最后一刻的军人哗变，我真不知道这个事实是如何支持”关陇贵族集团反隋“的论述的。
我们假想一下，如果在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像杨广那般无视军情，力保杨国忠、杨贵妃，最后被哗变的士兵杀死，我们能否可以把这个”事实“当作“西北军事集团反对唐朝“的论据呢？
隋朝亡自开运河，征辽东，亡自杨广本人无能作死瞎折腾。
杨广根本不懂什么真正的军事，一味好大喜功，征发数百万民夫，死伤遍野，民力耗竭，生灵涂炭，当时的老百姓为了躲避丧心病狂的苦役，甚至被逼的自残，断手断脚，免得被圣人可汗抓去挖运河征辽东。
长白山的王薄写了一首《勿向辽东浪死歌》：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人家第一个起兵造反的王薄可不是什么关陇贵族，人家就是一个农民而已。人家宁可脑袋不要了，都不肯跟着傻逼朝廷混，你可以想象着傻逼朝廷傻逼到了什么程度？
很多人喜欢把隋朝灭亡的锅甩给什么关陇集团，就是不怪他们家圣人可汗瞎折腾。关陇集团可没有夺他们家天下，杀他杨广的是他的宠臣宇文化及，不是李渊李世民。
王薄、窦建德、杜伏威、翟让李密的瓦岗军都是什么关陇贵族吗？很多人都是活不下去的泥腿子。开科举绝不会导致隋朝亡国，让泥腿子活不下去才是隋朝亡国的真正原因。
杨广的无脑操作导致国家大乱，民不聊生，很多中原汉人流离失所，被贩卖到突厥为奴，李世民贞观年间，还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把那些汉人赎回来。这都是杨广造的孽。
要知道，隋朝是才是历史上得国最轻松，最不正的朝代，北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灭北齐，破突厥，建不世之功。杨坚这个司马懿第二欺负孤儿寡母得的天下 ，是史上最惬意的大一统皇帝。
若说杨坚还有点水平，杨广实在就是个绣花枕头，能力根本配不上他的野心。他的作为和下场，证明了他是世上最无能的富二代败家子。
他只合穿越到宋朝，做个诗人，写点什么：“桃花飞数点，流水绕孤村。”赢得青楼薄幸名。
【文武全才，雄图大略的一代圣君杨广，因为完善科举制，打击关陇集团，而被门阀士族反攻倒算，导致亡国，甚至因此才被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史书上丑化，沦为昏君暴君。】这可以说是网络历史学家的经典发明之一。
在两晋南北朝的几百年里，那些高门大姓的世家大族，因为垄断了国家绝大部分的知识、人才、财政、国计民生，因此，不论各个胡汉王朝怎样如走马灯般更迭，却能代代保持荣华富贵、常有功臣名人，始终占据帝国最高的政治地位。
关东士族（郡姓）如王、崔、卢、李、郑；关中士族（郡姓）如韦、裴、柳、薛、杨、杜；汉化鲜卑大姓（虏姓）如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江南过江士族（侨姓）如王、谢、袁、萧；江南本地士族（吴姓）如朱、张、顾、陆……
同样，无数雄才大略的英主明君，同时也都在穷尽心智，不断采取举措打击和制衡士族门阀，和他们争抢政权、税赋、人口。
隋文帝杨坚罢乡举，废止中正官，开创科举制，其子杨广又始建进士科，力图从世家大族手中完全夺回选官人事权，高门士族对此确实极为不满，竟称此举导致了「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因此「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所以导致了隋朝灭亡。
【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罢乡举，离地著，尊执事之吏。於是乎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乡党，政烦於上，人乱於下，故亡。】——柳芳《氏族志》
然而，华夏之天下，从来并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并非当真为哪姓皇帝私有之物。即使皇帝，从来也都是帝国精英阶层推选出来的代言人，东汉之世家、魏晋之士族、隋唐之门阀、宋明之士大夫，至满清八旗，某种意义是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所以，门阀士族们忠于家族利益而高于忠于国家利益，原是理所当然，需知此时的皇族本身同样也是门阀，而且就因为是一时最大最强的门阀，才得以掌控国家政权，所以其身为皇帝，同样是把自己一家一姓的私利放在首位，而从来不会是什么百姓与国家。
杨坚之所以能在短短九个月时间内，就摧毁北周宇文氏皇族的反抗，成功建立隋王朝，甚至于被后世史家叹为“自古得天下之易，无过于杨坚者”，正因为他本身就是西魏和北周政权真正主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在宇文氏历经昏暴之君周宣帝、幼弱之主周静帝后，被关陇集团选定为新的代言人。
诸如关东世族大家，崔卢王郑这些五姓大族，江南顾氏陆氏等吴姓大族，和与隋王朝起家的关陇门阀集团，也就是杨坚李渊于谨李密们，根本就不算是一路人。与之相反，其立场甚至是彼此对立，利益严重冲突的。前者是魏晋以来传承数百年的老牌贵族，后者是一群凭着军功起家投资成功，崛起不过数百年的暴发户。
因此，原本作为一个合格皇帝，对此类政治局面正常的手法，就该是拉一派打一派，让士族们彼此争斗，相互制衡，从他们争斗的间隙中，更进一步提拔自己赏识的寒门子弟，也正是之前的杨坚、之后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一直到武则天所做的那样。
门阀从来不是只知损人不利己的怪兽。
当杨广不惜民力，急于求成，指挥失策，丧师辱国，三十万府军精兵命丧东征，国内民怨沸腾再难压制，草根百姓不堪践踏揭竿而起，声讨其罪状“罄竹难书”。这种天下大乱暴民蜂涌，帝国秩序荡然无存的情形，于门阀而言正是最可怕的地狱场景，所以才会在杨广不可能收拾局面的时候抛弃了他，去转而选择新的代言人。
李渊招募3万人马，从太原起兵到攻克长安，全据关中河东这样的天下要冲，只用了4个月时间，又过了半年便正式称帝，巴蜀地区跟着不战而降，不但占据关中形胜之势俯瞰天下，所据地盘的府兵份额（即战争动员力）占当时天下三分之一强，历代王朝筑基之速无过于此。
这当然不是因为李渊本身能力强过了刘邦朱元璋，而是因为他作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成为建立了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王朝之关陇集团的新代理人。
因此，李渊在进军时一路招降纳叛，一路不停滥赏，几乎见人就发“世袭国公”的帽子，全盘承认关陇集团和关中世家的权力与利益，因此得到他们一致支持。大伙儿共建新朝，集体抛弃了躲到江南看琼花的杨广。
李渊虽然是打败隋军了夺取的长安，但李唐之天下，与其说是取自杨广，不如说是取自天下崩乱时的各路诸侯，群雄逐鹿，胜者为王，和生命最后时刻在江都（扬州）醉生梦死的杨广，已经关系不大了。
所以，一度颇为流行的“门阀亡隋说”，相当程度上是为杨广的失政推卸责任。在当时，和门阀士族们斗争中合作、合作中斗争，正是任何一个理性统治者的选择，即使无数雄才大略的英主明君，亦难例外。舍此之外，即便是有神人能开无双外挂将现有门阀全杀光了，难道那些寒族官僚便不会籍此填补空缺，进而成为新门阀么？ 参见从汉到隋，多少世家大族没落，又有多少新晋士族崛起。
唐高祖李渊依靠抛弃了杨广的关陇门阀支持，建立唐朝后，虽做出形式上的退让，依北周、北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但仅是名誉职务，和魏晋旧制大不相同，用人实权仍在吏部。
唐太宗李世民政变夺位后，一边大量提拔重用了房玄龄、魏征、马周等关东寒士，让他们进入为中枢重臣，与高门士族相制衡，
另一边则修《氏族志》，下令改以唐朝此时的官位高下，分为九等。重新确定士族门第，贬低崔卢王谢等山东和侨姓旧族，抬高关陇集团依托的关中士族和代北虏族，又将诸多建唐功臣和寒门大臣的门第也抬高进士族之列，最后确定天下士族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
等于是以李唐皇室和关陇门阀为核心，同时包容建唐功臣、南北士族、各地寒士，以新的官职品级排定次序，扶植了一个全新士族集团，来取代繁衍三百余年的魏晋南北朝旧士族。
同时李世民继续坚持推广和完善科举制，人才来源也涵盖于全国。所以当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们从端门列队而出，因此便留下了「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的自得。
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先废杀皇后王氏，淑妃萧氏，又诛杀国舅长孙无忌，关东士族代表太原王氏、南方士族代表兰陵萧氏、关陇门阀代表长孙氏，皆遭重创。
李治死后，皇后武则天取代唐王朝称帝，更以铁血与尸骨铺路锐意革新。她残酷打击以士族门阀和功臣集团为代表的各方政敌，株连甚广，并限制奴婢数量、保障奴婢人身、打击豪强地主，进而消灭了士族集团的部曲佃客制。
武则天又发展和完善科举制度，创立殿试，首开武举，推重进士科，大量增加科举入仕名额，同时广开仕途，滥赏勋阶，大量提拔寒门小吏进入官场，身居高位，参决政事。
随着唐朝中后期雕版印刷术的普及，才让世家大族垄断知识和人才变得困难。同时黄巢起义和五代兵乱又彻底摧毁了士族赖以生存的经济根基，即大地主庄田制，在那以后，到了宋朝，科举士大夫官僚在朝堂一家独大，士族和门阀终于成为彻底历史名词。
从这段漫长的历史，可以看到，努力完善科举制之外，更要加上普及印刷术，打破门阀与士族对知识的垄断，并努力削夺其经济基础，才是真正终结门阀政治的大杀器。
宋朝能真正解决门阀士族这一持续数百年棘手难题，之后朱元璋更能尽杀功臣一家吃独食，有唐朝三百年推广科举制的过渡，有黄巢与五代兵乱对门阀士族经济基础的彻底摧毁， 而绝不是杨坚、李世民在政治上就不如赵匡胤、朱元璋了。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妄想一蹴而就，行事和理念过于超前，领先时代几百年的人，有许多都变成了历史上的疯子与失败者，只能为真正王者驱。
也只有大约受了明清时代“君主臣奴”理论影响的人，才会觉得「凡是不对皇帝唯命是从、凡是将家族利益看得比皇帝利益还重的大臣，全都该死」，恨不得把在隋朝时，也能大开无双外挂，将门阀们顷刻间一扫而光。
很大程度上，今时中文网络中，“良青历”（有良心青年历史发明家）们，对杨广这个刚愎自用、好大喜功、功败垂成的君主，寄予无限同情，并做种种美化其暴政举措、推卸其亡国责任的历史发明，即源于此，以至于出现了荒唐之极的「杨广故意打输东征高句丽之战、故意损兵折将，只为削弱门阀军力」一说。
岂不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果杨广的真实目的，真的是想借东征去打垮各家门阀，好让自己一家吃独食，甚至不惜拿军国大事和几十万将士的生命来当筹码，那他被门阀士族们联合起来推翻掉，真是再正确也没有了。
好在从目前史料上看，也丝毫看不出杨广有类似的迹象，他一直到生命终点时，信任的其实同样是一帮门阀大族出身的亲信官员们。 毕竟一个虽然晚节不保，但也替华夏民族首次开拓了青海高原、留下了大运河的大有作为君主，其政治水准无论如何，也肯定比今天的“良青历”们高明得多，一笑。
让我们来看一看，究竟什么是“关陇集团”。
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按照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讲述的情况，对这一问题，做过归纳，其特点大致有二：
（1）在关中本位政策指导下形成的关陇集团，是“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
（2）此集团中人“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见黄永年先生《从隋杨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收入先生文集《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版）
其实这里总结的只能说是所谓“关陇集团”的人员构成特点和这些人的身份及行为特征，还没有说明究竟为什么要把他们划归同一“集团”；换句话来讲，就是还没有清楚说明把这些人归入同一“集团”的理由是什么？
然而即使是这样，在我们姑且假设所谓“关陇集团”确实存在的前提下，这一集团的存续时间，也只限于西魏北周时期。至杨坚以隋代周之后，便开始出现变化；逮炀帝杨广时期，即正式宣告解体，李唐初年已不复存在（说详黄永年先生《从隋杨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和《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这两篇文章，后者亦收入先生文集《文史探微》）。
更为重要的事实是，西魏北周所统辖的区域仅有关陇地区，其统治阶层若非关陇人士又会到哪里去招聘呢？难道还会有什么“江左集团”或“河北集团”左右朝政么？会有滞留于东魏、北齐乃至南朝的“爱国海归”竭诚投效并结成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吗？可见在研究北朝和隋唐历史时，搞出“关陇集团”这样的名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多此一举的事情，还会误导相关研究迷失于歧途。
......如果不是威名赫赫的陈寅恪先生业已提出在先，而是由其他什么学人提出西魏北周存在着一个控制军政大权的“关陇集团”，那么，它在世人的眼里，大概就像我在本科毕业论文中引述西方先贤“语录”的做法一样，看似深刻，其实是很幼稚的。
——辛德勇讲座《谈谈所谓“卫氏集团”和“李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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