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为什么在全国局势那么严重的情况执意跑到偏居一隅的江都去？
首先，我们得明白当时全国的局势有多糟糕。隋朝虽然结束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但这种统一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严苛的统治为基础的。大规模的劳役，比如修建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三次征伐高句丽，这些都极大地消耗了民力，激起了民怨。各地此起彼伏的起义，虽然被官方压制，但如同野草一般，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尤其是瓦岗军、翟让、李密等起义军的声势日益壮大，已经对隋朝的统治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虽然暂时还能维持秩序，但早已是风雨飘摇。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背景下，隋炀帝选择前往江都，从常理来看，简直是自投罗网，显得荒唐至极。然而，他这么做，或许是出于一种复杂的心态：
一方面，他可能觉得在长安和洛阳，直接面对着日益逼近的叛乱和汹涌的民怨，压力太大，也更容易暴露他已经失去对局面的掌控。江都，作为他的“行宫”，一个相对远离战火的南方城市，对他来说，是一个暂时的避风港，一个可以让他暂时远离那些让他头疼的问题的地方。在那里，他或许能幻想自己依然是那个至高无上的皇帝，而不是一个被叛军追赶的逃犯。
另一方面，隋炀帝在位期间，对南方，特别是江淮一带，有着特殊的偏爱。江都（今扬州）是他的封地，他在这里修建了奢华的行宫，也在这里享受过许多时光。大运河的修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方便他往来于南北，尤其是去江都游乐。在他看来，江都承载了他许多美好的回忆，那里有他熟悉的权贵，有繁华的景象，也有他可以依赖的军队，比如骁果军。他可能觉得，江都虽然偏远，但他的亲信在那里，他的军队在那里，他有能力在那里重新集结力量，甚至从那里开始“反攻”。
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他内心深处的一种迷茫和逃避。隋朝的强大，很大程度上是隋文帝打下的基础，而隋炀帝本人，虽然有治国之才，但他的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也加速了王朝的衰败。当他发现自己无法弥合社会矛盾，无法压制起义时，他没有选择迎难而上，而是选择了逃避，选择到一个他认为相对安全、可以继续维持他皇帝尊严的地方去。江都，就是这样一个他为自己设置的“安全区”。
另外，隋炀帝在出发前往江都时，虽然已经有人劝谏，但他依然故我，甚至还严密控制了那些敢于提出异议的朝臣。这本身就说明了他的性格，他习惯于推行自己的意志，不容许挑战。即使局势严峻，他也可能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而那些劝谏的都是庸人自扰。
所以，隋炀帝去江都，与其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复杂心态下的产物。他可能想在江都重新集结力量，也可能只是想逃避现实，在最后的时光里，继续维持他作为皇帝的体面和享受。然而，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他个人的选择，终究无法挽回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的命运。最终，他的人生也如那江淮之水，最终在江都结束了自己悲剧性的一生。
网友意见
谢邀。
不是专业历史研究者，对历史人物的动机只能推测。
据我个人听过看过的一些资料，根本的原因是杨广的人格特质。
回溯此前杨广的经历和作为，首先他绝不是一个昏聩之人，而是很有心机也很有才华。杨广在很年轻做晋王时，就在平南统一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在南陈灭亡后坐镇扬州，对南方贵族采取怀柔政策，娶了西梁萧氏为王妃，为笼络南方贵族甚至学习吴侬软语。这是非常有政治智慧的，对于稳定统一局面有重要作用。当然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杨广个人对南方风物也有特殊感情。杨广在夺嫡斗争中更显示出深沉的心机，着意标榜勤俭、远离声色以博取文帝和独孤皇后的好感，可以说极尽克制隐忍。
有人说杨广和李世民两个人很像，都是次子夺嫡，都是雄才大略、好大喜功。两人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人格特质上却有几个根本的不同。除却历史环境，这些人格的不同对于导致两人下场的天差地别也有很大作用。
首先两人虽然都是关陇军事贵族之后，但杨广参与创业时天下大局基本已定，隋无可争议的拥有统一天下的实力。所以说基本的工作老爹杨坚都已经做完了，杨广登基时隋朝的国力已经达到鼎盛，跟李世民登基时完全不可同日耳语。反观李世民，李渊起兵时天下四方割据势力无数，从李渊起兵到唐统一天下，李世民东征西讨打了无数硬仗，可以说是功勋赫赫的中流砥柱，甚至功高盖主无爵可赏。所以两人虽然都是官二代，但杨广基本上坐享其成，而李世民却是创业艰难百战多。这对两个人的人格形成有根本上的影响。
简单的说，首先杨广这个皇二代非常自恋，自恃才华，心胸狭窄，不能容物，甚至嫉妒臣下的诗才比自己高。其次杨广表里不一，在夺嫡之前隐忍矫饰，登基之后则穷奢极欲、恣意妄为。凭着隋朝强盛的国力，登基后的杨广可以说膨胀到了极点，满心想着建立更大的不世功业。所以兴建洛阳，修运河，南巡北狩，三征高句丽，仅以一己好大喜功的欲望大兴土木、穷兵黩武、工程不断、征战不休，完全不惜民力。隋朝的强盛国力就这么迅速被败光了。同时杨广又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团结统治阶层内部各方势力。在巡行榆林会见突厥可汗时，因为贺若弼等几名大臣议论排场太过豪奢，就以诽谤罪将几人诛杀。隋末之所以大动乱，除了普通民众已经被压榨到不堪其命，贵族势力也因为各种不满而纷纷造反，杨广真的成了孤家寡人。
这样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在顶峰高处时不可一世，一旦遇到逆境却根本扛不住挫折压力，以至一蹶不振。杨广在雁门被突厥人围困，箭射到面前甚至吓得抱着小儿子大哭。这与急行军和部队一起饿三天，在两线作战的压力下依然坚持攻坚洛阳，最后一举拿下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李世民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从北方捡条命回来的杨广（话说还是少年李世民跑去救他）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完全没了当初的万丈豪情，不理会臣下让他回长安稳定大局的建议，直接采取鸵鸟政策，躲到他心爱的江南温柔乡，开始对自己进行“临终关怀”。从杨广在江都的表现看，他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对于有关外界情况的奏报基本采取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态度。后来他的禁卫军骁果营甚至公开谈论政变事宜，而杨广却把向他报信的宫女杀了，之后再有宫女报这种信，萧皇后说你想死的话就去报吧。在这种情况下杨广还每天和嫔妃饮宴，根本就是破罐破摔，能乐一天是一天了。
顺便说说李世民，有个对比也许能更好理解。李世民是关陇军事贵族之后。首先众所周知李氏父子的弓箭是很强的，李渊“雀屏中选”的故事很著名，李世民的弓箭厉害也是有名的，可以说军事素质极高。在他十六岁参与解杨广雁门之围时，就曾献虚张声势的疑兵之计。
跟“优秀皇子好青年”杨广比，少年李世民整天围猎走马，结交游侠豪客、亡命之徒。当时隋朝动乱，盗寇四起，各种不服朝廷法令的“罪犯”纷纷涌现，逃兵役的，诽谤朝廷的，在乱世里其实就是些胆大敢干的“英雄”。比如刘文静，就是在监狱里结交的。李世民跟这些人结交，其实很有政治远见，也很有野心。这跟他老爹李渊的影响肯定分不开，李渊本身就很有政治智慧很有城府。
李世民后来自己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不怎么读书。从他少年的经历、行事和军事贵族的家风来看，李世民的性格大体是豁达豪毅、不拘小节。（李渊的性格也是外豁达而内深沉，而杨坚严谨苛刻，可见父子之间的影响还是有关系。）从晋阳起兵到唐统一天下这段的记载看，虽然因为李世民是军事政变夺位，为了美化自己的形象宣传自己夺位的合理性，在史书中对这段历史里自己的作用多有夸张渲染，但还是可以看出他在唐统一战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表现出的很多特质。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唐统一战争的很多硬仗都是李世民打的：对刘武周，对刘黑闼，对薛举，尤其是最后对洛阳的王世充。当时久攻洛阳不下，部队疲惫，而河北窦建德率兵来救，唐军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很多人主张撤兵。而李世民不想前功尽弃，抗住了压力力排众议，坚持猛攻洛阳，终于在窦建德赶到之前拿下洛阳，回头在虎牢关伏击活捉窦建德，表现出了极高的军事领导力和心理素质。抗下过这些硬仗的李世民，在面对挫折克服困难方面的能力，跟温室花朵杨广是不能比的，军事实践上的眼光和能力也是不能比的。所以虽然李世民也是好大喜功三征高句丽，也是铩羽而归，但还是有理智讲实际的，出兵只有万人规模。并没有像杨广一样疯狂的全民动员，出兵百万，仗还没打先炫耀排场，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不像是为了打仗倒像只是为了炫耀，最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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