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的外交成就是基于自身长远的战略规划还是单纯是政治投机的结果？

我认为外交本身是一种原则加上随机应变的艺术，我之前曾经有一个看法上的误区就是，那就是这样优秀的外交官必定是有强大的预见能力（比如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计划能力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行动能力。后来逐渐转变了观点，他们或许确实比普通人拥有更强大的计划以及实践能力，但是没必要夸大他们的预见能力，也就是所谓长远的战略规划。

就拿俾斯麦为例子，以他的得意之作普法战争为例子，俾斯麦在1870年处理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的时候，他觉得鼓动霍亨索伦王族继承西班牙王位会转移法国人在莱茵河地区的关注，其本意是推行他不战而收南德意志的做法，他在这点上和俄国人进行了长期的沟通，至于法国人的反应，俾斯麦应该完全是没有预料到这会刺激法国人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在19世纪波谲云诡的外交世界里，没有什么是稳定的，1863年法国人还试图继续主宰欧洲，然而1871年以后他们的注意力就转移到欧洲以外的世界了，1866年以前奥地利人试图把重心放在大德意志的理想上，普法战争以后，他的重心就去巴尔干了，同样的还有1848年的俄国，他坚信自己是欧洲的救世主，然而1856年以后，他也只能对突破黑海协约有一点想法了，这时候哪个外交官有把握提出长远的规划呢，1862年俾斯麦成为首相，他那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他能顺利发动三场王朝战争统一德意志吗，显然不能，可是这三场战争和德意志的统一都是在不到十年内完成的，如果他连这几年的事情都不能有把握说他在当首相的时候就预见到，就说明显然他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长远的战略规划能力。

当然了，我觉得这也不是对俾斯麦本人的贬低，我认为这种所谓的长远规划能力就是一种存在于演义小说里的东西。塔列朗不是说过吗，梅特涅连一个星期后的事都预见不到。这有没有夸大我是不知道，但是梅特涅没有预料到1813年波拿巴帝国就要完蛋了，那是肯定的，不然他也不会把哈布斯堡公主送出去。

在这点上，外交大师如同棋艺大师一样，不使自己迷失在其行为产生的长远结果的猜测之中，而是问自己这一步是否能改变我的处境，如果能，就走这一步。

也就是说，落到实处的随机应变的本事才是外交官成功的关键

普法战争最后仍能成就俾斯麦的威名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比同时代的外交官更擅长随机应变，在第二帝国作死的基础上，通过埃姆斯密电事件，进一步激怒法国人，进而使得法国人以侵略者的形象出现在国际上，使得法国人在外交上陷入绝境。尽管事前我没有预料到结果又如何能，只要结果能在我的运作下变好，那就行了。俾斯麦显然是对自己这项本事很是自豪的，他的外交路线充斥着各种的政治密约，他把外交彻底当成了密室政治，内阁政治且带有明显的波拿巴主义的特征。波拿巴主义的特征就是投机，他不会坚定地选择谁。他内心里赞赏俄罗斯同德国的友谊，但是私下里为了满足德奥同盟盟友的要求，对于对抗俄罗斯的选择也不会加以排斥。也就是说他为了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是可以作出常常自相矛盾的选择的。反映出来就是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立场不会有力地支持谁，同时也得不到任何一方的有力支持，他的路线之所以能坚持下去缘于各方利益交错且都没有能力将将自己的意愿的贯彻到底，简而言之，就是谁都不喜欢德国，但他们需要德国，而德国希望作出尽可能多的承诺，吸引伙伴，却不希望为此承担义务。再保险条约是这一政策的集中表达，德国不愿意把自己置身于奥俄矛盾的核心（巴尔干问题）却希望继续守住三帝同盟，为此不惜搞出了三国同盟稳住奥匈，借用英国的力量逃避自己对抗俄国的义务，同时又希望俄国不要和法国眉来眼去。虽然、亚历山大三世完全不上他的当。

但你要说他的外交成就完全源于他的所谓政治投机，我也是反对的。柏林大会以后，持续了三十几年的总体和平，不可能只是他的缔造者一味政治投机的结果。我说了，外交是原则加随机应变的艺术，没有原则的随机应变就是单纯地政治投机，导致的结果就是拿破仑三世的结果，由法兰西第二帝国诠释的外交苦果。

俾斯麦的原则是什么，在我看来，那就是均势，均势原则和贵族和法语一样构成了老欧洲的外交格局。每个国家都会在均势的前提下争夺自己的利益，尽管他们眼中的均势的含义有所不同，但是都会尽可能避免均势的崩溃，对均势的信仰和对均势格局毁灭造成后果的恐惧使得旧欧洲的外交官普遍相信建立于均势之上的道义准则和原则，不管是梅特涅，卡斯尔雷，帕默斯顿，高尔察科夫，塔列郎，博伊斯特，施瓦岑贝格还是哈登贝格，俾斯麦，他们都是这样的一群人。

以没什么原则爱玩投机的拿破仑三世为例，他在普法战争前的问题在于过于乐观地评价了法国的国力以及国际地位，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普奥战争以后法国的国际声望就已经不行了，也没有看到这样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帝国的安全与伟大依赖于英俄两国同她的睦邻友好，而她在意大利问题、比利时问题、波兰问题上同时触怒了这俩国家，从撒丁王室那里拿地恢复自然边界、在近东问题上限制俄国南侵、对比利时表达垂涎的法国已经在事实上威胁到了均势，而她又希望在列强都不太关心的南德意志问题上站法国一边进攻普鲁士，在没有得到列强明确站队的情况下，又草率地表现出一副极具侵略性的姿态，仿佛法国还能主宰德意志形势似的。

那么这样的投机结果就是，法国在普法战争问题上前所未有的孤立。英国人碍于比利时问题不愿意介入，俄国人因为近东问题袖手旁观，奥匈帝国只想利用法国的胜利渔翁得利，南德意志干脆加入了普鲁士一边。

与他相反，俾斯麦在原则问题上就比拿破仑三世有坚守的多。普鲁士吃饱了，是他对于王朝战争的总结。在他纵横捭阖之下，我们看见的是他希望以德国，或者说三帝同盟以及三国同盟建立一个代替维也纳体系的新均势，联合俄国是为了创造他认为欧洲政治中最可靠的政治同盟——君主间的协调一致，联合奥地利，是为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大德意志理想，建立三帝同盟的本质就是建立一个反对革命的保守主义神圣同盟，让它像1815年的神圣同盟一样为欧洲带来长久的和平。更浪漫一点的说法就是，让一切都回到容克眼里的老欧洲模样。这一点他始终没有变，也没有在这点上和任何人投机，因为这是原则。有趣的是，俾斯麦对于法国的态度，也表现出了他对均势原则的坚守，法国是欧洲均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俾斯麦在任期间，对法和解与友好也是他政策的一部分，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制衡英国和敲打俄国，这个还是回归到了他内心的原则上。

多说一嘴，俾斯麦的外交格局，很有当时老欧洲外交官人的色彩。他们相信外交是聪明人的事，是贵族的事，简而言之，是内阁的事，是密室政治，他们从内心深处排斥大众政治，把民意当做政治的工具。这很好理解，毕竟欧洲各国的使节都出身于贵族。拿破仑首次将舆论引进政治，但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以前，没有人相信大众舆论会影响国家的邦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