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帝国时期的日本军队一直有“下克上“这种不正常的事发生？
一、 并非“不正常”，而是“不稳定性”的常态
首先，得纠正一个误区：“下克上”并非完全是“不正常”的，用“不稳定性”来形容可能更贴切。这种现象更多地体现了日本军队内部结构和文化中某种根深蒂固的裂痕。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历史遗留问题、社会思潮以及军事体制自身缺陷共同作用的产物。
二、 历史的烙印：武士道与江户时代的继承
武士道的解读与异化： 日本武士阶层自古以来就讲究“忠诚”、“勇猛”、“名誉”，尤其强调对主君的绝对效忠。然而，在帝国时期，随着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兴起，“忠诚”的对象逐渐从具体的主君，演变成了模糊的“天皇”、“国家”和“皇国”。在这种模糊化和极端化的过程中，一些军人，特别是低级军官和士兵，更容易将“忠诚”解读为对“正义”和“皇国利益”的捍卫，即使这意味着违抗上级命令。
江户时代“下克上”的土壤： 在等级森严的江户幕府时期，“下克上”并非闻所未闻。许多大名（封建领主）都曾是通过压倒更强大的对手或通过内部斗争上位的。这种“能力至上”和“打破常规”的潜在文化，在某个层面上也为后来的“下克上”埋下了伏笔。当国家机器需要极速扩张和动员时，这种打破规矩的能量，一旦被误导，就可能变成破坏性的“下克上”。
三、 军国主义的催化：意识形态的绑架
天皇崇拜与“神圣化”： 明治维新后，天皇被塑造成了国家的象征和神圣的中心。军队被赋予了“辅弼皇室”、“护卫国家”的特殊使命。这种对天皇的极端崇拜，为“下克上”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武器。当军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替天行道”，是在“执行天皇的意志”，即使违抗了直接的上级，他们也可能认为自己是“更忠诚”的。
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 军国主义将日本塑造为一个被西方列强包围、需要自强才能生存的民族。这种强烈的危机感和复仇心理，极易滋生极端民族主义。在战争期间，这种情绪更是被无限放大。当军队在战场上面临“失败”的威胁，或者认为上级在“软弱”、“妥协”时，一些意志坚定的军人就可能不顾一切地采取行动，认为这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
“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斗争： 在军队内部，早期存在着“皇道派”（强调天皇的绝对权威，主张激进的改革和对外扩张）和“统制派”（更注重军政的组织和纪律，希望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目标）的权力斗争。这种派系斗争，加上对国家发展方向的分歧，使得军队内部的矛盾公开化、尖锐化，为“下克上”的发生提供了土壤。
四、 军制体制的缺陷：权力真空与责任不清
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 这是造成“下克上”最直接的制度性根源之一。在关键时期，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在役武官担任。这意味着军部可以直接介入政治，甚至通过辞职来瘫痪内阁。一旦内阁与军部在战略或政策上发生冲突，军部就可以利用这种制度性优势，迫使政治家让步，甚至导致内阁垮台。这种权力上的不对等，使得军部能够绕过文官政府，直接向天皇“进言”，从而制造了“下克上”的条件。
参谋本部的特权： 陆军参谋本部拥有独立的作战指挥权，直接对天皇负责，而不受陆军省（负责军政事务）的约束。这意味着参谋本部可以在实际操作中，对陆军部长的命令阳奉阴违，甚至直接调动军队。这种权力分散和责任不清的设计，为下级参谋人员借用上级或同级的权威，越级汇报、越级指挥创造了空间。
军官晋升机制的扭曲： 在某些时期，军官的晋升不仅仅依赖于军事才能和资历，还与政治立场、派系关系甚至对国家理想的“忠诚度”紧密相关。这种扭曲的晋升机制，使得一些野心勃勃、思想激进的军官更容易获得晋升，而一些更理性、更注重纪律的军官反而可能被边缘化。
五、 具体事件与“下克上”的典型表现
“二二六事件”（1936年）： 这是“下克上”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事件。陆军的皇道派少壮派军官，以“昭和维新”为名，发动兵变，刺杀多名政府官员和政界要人，试图夺取政权。这次事件直接暴露了军队内部的失控状态，以及下级军官利用武力挑战中央权威的可能性。
军部暗杀与恐吓： 在“二二六事件”前后，以及之后的日本政治舞台上，军部对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文官政客的暗杀和恐吓事件层出不穷。这些行为往往是下级军官或情报人员在缺乏上级明确命令，甚至与上级意愿相悖的情况下，出于对“国家”和“天皇”的“极端忠诚”而进行的。例如，一些军官认为像犬养毅、斋藤实这样的首相过于“亲西方”或“软弱”，便采取极端手段将其清除。
战场上的“独立行动”： 虽然不那么普遍，但在一些战场上，也出现过指挥官不顾上级命令，自行采取激进行动的情况，例如在缺乏足够支援的情况下强行发动进攻，或者在战略撤退时拒绝执行命令。这些行为背后，往往是其个人对战局的判断和对“必胜”信念的执着，但却打破了军队统一指挥的原则。
六、 恶性循环：权力与思想的螺旋上升
“下克上”并非孤立的事件，它与军部权力坐大、政治妥协、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化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军部权力扩张： 军部通过各种手段，包括“下克上”式的行动，逐渐侵蚀文官政府的权力，使其在国家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
2. 政治妥协与纵容： 面对军队的强硬姿态，政治家们往往为了维持表面的稳定而选择妥协，甚至为了避免更大的动荡而对军队的越轨行为进行纵容。
3. 军国主义强化： 军部的胜利和政治家的妥协，进一步强化了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得“下克上”的行为在理论上似乎有了“正当性”，从而鼓励了更多的军人效仿。
4. “下克上”土壤的肥沃： 这种循环使得军队内部的权力结构和思想文化更加倾向于激进和失控，为新一轮的“下克上”埋下了更深的种子。
总结一下， 日本帝国时期军队的“下克上”现象，是历史文化积淀、极端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军事体制自身设计缺陷共同作用的悲剧性产物。它不是简单的“不听话”，而是由一套复杂的社会、政治和军事逻辑所驱动，最终导致了日本在20世纪前半叶走向了战争和毁灭。这种现象直到二战结束后，随着日本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造和军队的非军事化，才被真正地遏制住。
网友意见
真巧，今天是12月8日，刚好来回答这个问题。
“带日本帝国真是了不起呀”（迫真棒读）
先上结论短看版：
1、日本帝国的上克下是政治割据化的产物。
2、日本帝国中央的政治割据化从中枢开始了下克上。
3、近卫新体制未能消除中央的政治割据化，而战时体制也加强了地方的政治割据化。
4、日本帝国的政治割据化从中央到地方，从未停止过。
不正常？我反倒觉得在大日本帝国这种政治力量割据化且执行绝对主义统制的国家，下克上是很正常的状况，倒不如说，大日本帝国这种绝对主义下的政治力量割据化才是这一切不正常的源泉，或者说根本没有所谓下克上，只有“政治力量割据化”，而执行“下克上”之少壮派，则是割据化的政治力量其中之一。
军方在这个帝国中央政治力量的独立性，就是一个典型的割据化例子，在帝国第一代《大日本帝国宪法》之中的第十一条：
天皇统率陆海军
以及内阁官制第七条：
事关军机军令上奏之事，除依天皇之旨下附内阁之件外，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必须向内阁总理大臣报告。
这两条法规第一条规定了统率权的独立，第二条规定了帝国官僚的上奏帷幄权，
而统帅权的独立及从原理上延伸出来的帝国大臣现役武官制度，起到了一个促使“内阁垮台”的重要作用，日本帝国历史上，因帝国陆海军大臣辞职而导致的内阁垮台或动荡不在少数，：
明治十五年，松方内阁因陆海军大臣对立倒台。
明治四十四年，西园寺内阁反对帝国陆军扩军两个师团，陆相上奏天子，单独辞职，导致西园寺内阁垮台。
昭和五年，批准伦敦海军条约的滨口内阁遭致海军反对，被以侵犯统帅权为由指责，滨口公也因此被刺。
昭和十二年，广田内阁因寺内陆相和政友会议员之间的切腹问答而导致内阁分裂，广田公摘冠而去。
昭和十五年，阿部内阁因议会问题引发军方矛盾，阿部内阁倒台。
在明治时代创立的内阁制度，相比起之前的太政官制度的进步就是各职僚的责任都有所相对应，而不是太政大臣一人负责辅政国政与圣上。但内阁制度的出台，尽管确立了各阁大臣的责任，却依旧没有确立内阁的总责任和连带关系，所以大多数时候，除了日清、日俄、大东亚•太平洋战争情况下，“举国一致体制”的建立能保障内阁的一定责任关系意识，内阁各官僚机构首脑和治下机关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处事或者摘冠而去。
这就导致了带日本帝国政治力量多极化和割据化的形成，从帝国的最顶端开始，就有了你们所谓的“下克上”举动，倒不如说这一个在明治时代遗留下来的割据化体制造成的帝国政治乃至帝国皇军的对抗与相互对立，不是一句“少壮派急功近利”就可以解释的。
但是我现在就要说点例外的了，日本最有意思、最为奇特的政治景观出现在大东亚•太平洋战争前后，即近卫体制的建立与大政翼赞会的成立，尽管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日本帝国的政治割据化问题，却也加强了日本政治建设与改革的一体化进程，大日本帝国在此近卫体制的影响下趋于一体化与意识化，内阁与军方的合作有所加强，各司其职外均有加强联系与统制。
倒不是说这种新体制决定了往后五年帝国的战时体制和“大本营决策”，而是因为军方与内阁的联合（或者说内阁总理大臣直接由军方首脑出任）的情况结合如此近卫体制，才形成了日本的独特战时体制。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日本尽管形成了这种加强化统制的近卫新体制，警察和宪兵倾巢出动，对反对“皇国新政治”的“非国民分子”的活动展开取缔或逮捕。日本在如此新体制的名义下，甚至不惜以暴力国家机关来完成帝国政治的统一组织化，却依旧没有形成独伊两大法西斯国家的一党专制独裁与绝对政治领袖（除天皇外），日本帝国政治的割据化依旧没有被完全消灭掉，也就是说，“下克上”的情况依旧存在，只不过在日本帝国在战时体制下，被转移到了另一方面罢了。
日本传统的政治多元性与新体制的结合，在“臣道实践”的口号下，被完全浪费了，近卫新体制树立了天皇作为“帝国至高无上的政治领袖”，却依旧在奉行“臣道”之职，即尽可能少让天皇的大御言发敕。导致了最终依旧没能避开强有力的割据化成分。
这也是笔者从来不认同“日本法西斯”这一称呼的原因，大日本帝国从来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西斯国家”，她有建立法西斯体制的迫切要求与尝试，但是却没有建立如此独裁专制统一思想的国家组织与政治力量，最终在混乱的战时体制下，实现了极端的“下克上”，即帝国的中枢不在宫城，也不在首相官邸，而在大本营。
从大本营与帝国的中枢之中走出去，在征战四方的庞大帝国统治下，北起桦太，南至澳新，西起印缅，东至塞班。日本最畸形、最庞大的时刻，数亿人被置于大日本帝国的统治与阴影之下。
显然，完全依靠本土模式来治理这个庞大帝国是不可能的，从最早的“满洲建国”开始，日本就在不断摸索新的对占领区的管理方式，当昭和十六年的风暴刮过之后，帝国陆海军迅速横扫了南方战线，日本迫切需要新的政策来维持治安与秩序，而应于大东亚•太平洋战争之需求，军政体制的出台，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帝国的政治割据化与半独立化。
从朝鲜军、关东军、中国派遣军、缅甸军、南方军等较为庞大的独立作战军开始，到其麾下各个隶属的军队与其治区，除了一部分由傀儡政权承担外，都展开了军政系统的执行。而掌握了当地政治、军事、生产等权力的军队，更有了抵触中央的能力，大本营在制定作战计划中，也不得不去询问各军司令长官的意见，只是因为战时日本的焦灼与紧迫战局和占领区的虚弱，还没有让日本各军完全发展为“独立军阀”，但是“下克上”的情况又一次出现在了中央以外。
本身就是派系林立的帝国军队里面，在从中枢到地方的割据化的影响下，更导致了你们所说的“下克上”问题。
以上（奉诏棒答）
这个事儿应该换个角度：“下克上”或许才是日本军队最正常的事。
总觉得军队应该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这是一种很中国或者很近现代的逻辑。日本人当然也想上上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难就难在国情不允许。
我们都觉得近代日本军人应该对天皇忠贞不二。但1886年近卫兵演习时候，其实出过一个事，那就是一颗子弹从明治天皇身边擦肩而过，吓得众人一身冷汗。彼时正值明治天皇与军部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你当然可以说这颗子弹是个偶然事件，但也可以说这子弹就是为了吓唬明治天皇，反正最终没人敢追问这枪是谁开的。反正大家都知道，明治天皇12岁时候曾经在禁门之变里被吓晕过去，吓吓就好了。
所以明治天皇的《军人敕谕》就很有意思，这是明治时代一大堆官方文件里面为数不多的使用平实日语（而不是古典汉文）写的，目的就是让丘八们知道知道天皇到底是什么角色：
“朕は汝等军人の大元帅なるそされは朕は汝等を股肱と頼み汝等は朕を头首と仰きてそ”
说通俗点就是：“朕可是你们的大元帅啊，这么着，朕把你们当肱骨，你们把朕当成脑袋。”
所以《军人敕谕》必须每个人都会背，天皇陛下为了你放弃了古典汉文，用了这么平实的日语，你再背不会，是不是要反？
所以后来军人们就是，你说你是天皇，没错你确实是，但你不能因为你是天皇就伤害我的利益。对待天皇都这样，对待上级的态度就更加可想而知了：你是上级没错没错，我平常也尊称你一声阁下，自称小子，但你要是动小子奶酪，我可就会先鞠躬后砍了你阁下的头。
没错，日本的上下级关系是不太能深究的，没利益冲突的时候，大家都毕恭毕敬，有了利益冲突，可以先砍了你再给你鞠躬。
日本的历史不就是下克上的历史吗？
日本最大牌的天皇，早就被架空了
古坟时代，苏我氏和物部氏就为了争夺朝廷的控制权大打出手
日本天皇是千年一系，但是实权人物，一直在换
基本上都是天皇的直系和旁系，换来换去
比如四大家族的源平藤橘，源和平就是天皇的直系后代，养不起了，赐姓，降为贵族，也就是武士
藤原和橘氏就是外戚，跟天皇联姻，然后控制朝政
日本天皇真正掌权，就明治维新之后一段时间，然后很快，大本营就开始篡权了
本质上就是日本并不是一个完全的集权国家，而是一个封建社会
时至今日，日本也演变成一个财阀国家，就天皇从始至终，就没有什么实权
大部分时间都被架空，在那边看热闹
二战之后的审判，也没有太深究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责
所以日本从骨子里，就不是一个天皇集权的国家，天皇是一个虚君
实权派换来换去，所以日本军队有下克上这种现象，恰恰是符合日本传统的现象
反而是天皇到处征战四方，能打能骗，那才是不正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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