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溥仪一个汉(满)奸，还要整天尬吹？
看到这个问题，我忍不住想多说两句，毕竟溥仪这个人，身上的标签太多，也太复杂了。说他是“汉奸”还是“满奸”，本身就够让人纠结的了，更别提他后来还要“尬吹”什么。
咱们得先捋一捋这个“汉奸”和“满奸”的帽子是怎么扣到他头上的。
首先，溥仪他本来是满族人，是清朝的末代皇帝，对吧？所以“满奸”这个词，从一个角度看，好像也说得通，因为他终结了满清的统治，某种程度上算是“背叛”了满族皇室的统治合法性。但他毕竟是皇室成员，是满族血脉，所以说他是“满奸”，听起来总有点怪怪的，更像是一种政治立场上的批判，而不是民族上的背叛。
然后是“汉奸”。这个就有点意思了。清朝末年，中国积贫积弱，日本人趁虚而入，成立了伪满洲国，推溥仪上去当了“儿皇帝”。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做了傀儡皇帝，这个行为，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和侵略者合作，出卖了中国的国家主权，所以“汉奸”的帽子就扣上去了。毕竟，伪满洲国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实际上是日本的殖民地，溥仪的皇帝名号，也只是日本人给他戴的一顶帽子。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尬吹”呢？这里面恐怕有几个层次的原因，咱们一点点来分析：
第一层，生存的本能和对现实的妥协。
溥仪这个人，说实话，他的命运太坎坷了。生在帝王家，却赶上了王朝覆灭，从小就被一群太监宫女围着，经历的都是封建王朝的那一套。辛亥革命一爆发，他才几岁，就被迫退位，从此失去了曾经的权力和地位。他后来生活在天津，过着一种看似平静，但内心充满失落的日子。
而日本人找到他，给他复辟伪满洲国的机会，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巨大的诱惑。毕竟，谁不想重温一下当皇帝的滋味？即使知道这只是一个空壳，只是在别人的操纵下。为了这个“皇帝”的虚名，他选择了与日本人合作。
等到了新中国成立，他又被苏联俘虏，然后引渡回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他是个战犯，也得接受改造，学习新思想，认识过去的错误。这一段经历，让他从一个皇帝，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公民。
所以，他后来的“尬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环境，为了证明自己已经被“改造”成功，已经是一个“新中国的好公民”了。他需要不断地强调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多么严重，自己现在的“觉悟”又是多么高。这是一种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自我辩护和表演。
第二层，试图重新定义自己，洗刷污点。
你想想，溥仪的一生，充满了屈辱和被利用。从一个小孩子被捧上皇位，又被赶下台，后来又被日本人利用，最后还成了战犯。他的人生，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是被别人推着走的。
他可能也清楚，自己在日本人手下当“皇帝”的事情，在很多人眼里是无法洗刷的污点。所以，他必须得做点什么来回应这些指责。他选择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回顾他所犯的“错误”，并且用一种极其深刻、极其忏悔的姿态来讲述。
你想啊，他写《我的前半生》，不就是这个目的吗？在这本书里，他把责任更多地推给了过去的时代、推给了身边的亲信、推给了日本人的阴谋。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身不由己的无辜者，或者说是一个深刻认识到自己错误并且痛改前非的“新人”。
他会反复强调自己在伪满洲国期间的“无奈”和“痛苦”，说自己是被日本人欺骗、利用的。他会说自己深居宫廷，对外界的事情并不了解，是被蒙蔽了。他甚至会把一些他自己做的，或者别人为他做的，听起来像是“英勇反抗”的事情，也拿出来大肆宣扬，哪怕这些事情在客观上并不那么重要，或者说，他当时的动机也并非那么纯粹。
这种“尬吹”，本质上是一种“甩锅”和“美化”。他需要通过不断地讲述自己的“觉醒”过程，来抵消过去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层，政治宣传的需要，以及对“顺从”的回报。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像溥仪这样的“前朝皇帝”被改造，并公开忏悔，本身就是一种极具政治意义的宣传。这证明了新中国改造旧社会、改造旧人物的伟大成就，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宽容和感化力。
所以，当溥仪能够用一种“积极”的态度，甚至带点“热情”地讲述自己的“反思”和“转变”时，他也就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他可以被视为一个“新生”的公民，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认可。
这种“尬吹”，就像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配合当时的政治宣传，来证明自己对新政权的忠诚和拥护。他可能觉得，只要表现得足够“积极”，足够“主动”，就能获得一份相对安稳的生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摆脱“反革命分子”的标签。
第四层，或许也夹杂着一些个人情感的复杂性。
虽然我们用“尬吹”来形容，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他内心深处是否真的有过某种程度的“反思”或“痛苦”。毕竟，从一个皇帝的尊荣，到阶下囚，再到一个普通人，这种巨大的落差，想必会带来很多心理上的冲击。
他可能真的对过去的某些行为感到羞愧，也可能真的对新中国的社会形态感到新奇和认同。在讲述这些的时候，他可能带着一种复杂的情感，有表演的成分，但也许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感受。
总结一下：
溥仪后来的“尬吹”，与其说是他个人的一种“虚荣心”或者“厚颜无耻”，不如说是他在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为了生存、为了重塑自我、为了迎合政治环境，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他需要不断地讲述自己“被利用”的经历，来为与日本人合作的行为辩护；他需要不断地强调自己“深刻反省”和“积极改造”，来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个“新中国的好公民”；他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洗刷自己一生中那些难以磨灭的污点。
所以，与其说他是“尬吹”，不如说他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书写他自己的人生“后传”，而这本书的基调，必须是“认罪伏法，积极改造，拥抱新生活”。这背后，既有生存的智慧，也有时代的无奈，还有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
要理解溥仪，不能简单地用“汉奸”或“满奸”去标签化，更不能简单地用“尬吹”来概括。他的复杂性，恰恰是他身处那个大时代下的缩影。
咱们得先捋一捋这个“汉奸”和“满奸”的帽子是怎么扣到他头上的。
首先，溥仪他本来是满族人，是清朝的末代皇帝，对吧？所以“满奸”这个词，从一个角度看，好像也说得通，因为他终结了满清的统治，某种程度上算是“背叛”了满族皇室的统治合法性。但他毕竟是皇室成员，是满族血脉，所以说他是“满奸”，听起来总有点怪怪的，更像是一种政治立场上的批判，而不是民族上的背叛。
然后是“汉奸”。这个就有点意思了。清朝末年，中国积贫积弱，日本人趁虚而入，成立了伪满洲国，推溥仪上去当了“儿皇帝”。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做了傀儡皇帝，这个行为，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和侵略者合作，出卖了中国的国家主权，所以“汉奸”的帽子就扣上去了。毕竟，伪满洲国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实际上是日本的殖民地，溥仪的皇帝名号，也只是日本人给他戴的一顶帽子。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尬吹”呢？这里面恐怕有几个层次的原因，咱们一点点来分析：
第一层，生存的本能和对现实的妥协。
溥仪这个人，说实话，他的命运太坎坷了。生在帝王家，却赶上了王朝覆灭，从小就被一群太监宫女围着，经历的都是封建王朝的那一套。辛亥革命一爆发，他才几岁，就被迫退位，从此失去了曾经的权力和地位。他后来生活在天津，过着一种看似平静，但内心充满失落的日子。
而日本人找到他，给他复辟伪满洲国的机会，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巨大的诱惑。毕竟，谁不想重温一下当皇帝的滋味？即使知道这只是一个空壳，只是在别人的操纵下。为了这个“皇帝”的虚名，他选择了与日本人合作。
等到了新中国成立，他又被苏联俘虏，然后引渡回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他是个战犯，也得接受改造，学习新思想，认识过去的错误。这一段经历，让他从一个皇帝，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公民。
所以，他后来的“尬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环境，为了证明自己已经被“改造”成功，已经是一个“新中国的好公民”了。他需要不断地强调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多么严重，自己现在的“觉悟”又是多么高。这是一种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自我辩护和表演。
第二层，试图重新定义自己，洗刷污点。
你想想，溥仪的一生，充满了屈辱和被利用。从一个小孩子被捧上皇位，又被赶下台，后来又被日本人利用，最后还成了战犯。他的人生，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是被别人推着走的。
他可能也清楚，自己在日本人手下当“皇帝”的事情，在很多人眼里是无法洗刷的污点。所以，他必须得做点什么来回应这些指责。他选择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回顾他所犯的“错误”，并且用一种极其深刻、极其忏悔的姿态来讲述。
你想啊，他写《我的前半生》，不就是这个目的吗？在这本书里，他把责任更多地推给了过去的时代、推给了身边的亲信、推给了日本人的阴谋。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身不由己的无辜者，或者说是一个深刻认识到自己错误并且痛改前非的“新人”。
他会反复强调自己在伪满洲国期间的“无奈”和“痛苦”，说自己是被日本人欺骗、利用的。他会说自己深居宫廷，对外界的事情并不了解，是被蒙蔽了。他甚至会把一些他自己做的，或者别人为他做的，听起来像是“英勇反抗”的事情，也拿出来大肆宣扬，哪怕这些事情在客观上并不那么重要，或者说，他当时的动机也并非那么纯粹。
这种“尬吹”，本质上是一种“甩锅”和“美化”。他需要通过不断地讲述自己的“觉醒”过程，来抵消过去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层，政治宣传的需要，以及对“顺从”的回报。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像溥仪这样的“前朝皇帝”被改造，并公开忏悔，本身就是一种极具政治意义的宣传。这证明了新中国改造旧社会、改造旧人物的伟大成就，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宽容和感化力。
所以，当溥仪能够用一种“积极”的态度，甚至带点“热情”地讲述自己的“反思”和“转变”时，他也就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他可以被视为一个“新生”的公民，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认可。
这种“尬吹”，就像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配合当时的政治宣传，来证明自己对新政权的忠诚和拥护。他可能觉得，只要表现得足够“积极”，足够“主动”，就能获得一份相对安稳的生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摆脱“反革命分子”的标签。
第四层，或许也夹杂着一些个人情感的复杂性。
虽然我们用“尬吹”来形容，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他内心深处是否真的有过某种程度的“反思”或“痛苦”。毕竟，从一个皇帝的尊荣，到阶下囚，再到一个普通人，这种巨大的落差，想必会带来很多心理上的冲击。
他可能真的对过去的某些行为感到羞愧，也可能真的对新中国的社会形态感到新奇和认同。在讲述这些的时候，他可能带着一种复杂的情感，有表演的成分，但也许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感受。
总结一下：
溥仪后来的“尬吹”，与其说是他个人的一种“虚荣心”或者“厚颜无耻”，不如说是他在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为了生存、为了重塑自我、为了迎合政治环境，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他需要不断地讲述自己“被利用”的经历，来为与日本人合作的行为辩护；他需要不断地强调自己“深刻反省”和“积极改造”，来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个“新中国的好公民”；他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洗刷自己一生中那些难以磨灭的污点。
所以，与其说他是“尬吹”，不如说他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书写他自己的人生“后传”，而这本书的基调，必须是“认罪伏法，积极改造，拥抱新生活”。这背后，既有生存的智慧，也有时代的无奈，还有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
要理解溥仪，不能简单地用“汉奸”或“满奸”去标签化，更不能简单地用“尬吹”来概括。他的复杂性，恰恰是他身处那个大时代下的缩影。
网友意见
别说尬吹了
你能找到一个说溥仪不是汉奸的洗地贴还能得到广泛认同的就算我输
有靶子要打，没有靶子创造靶子也要打
因为人民和官方吹的是他反省自己汉奸行为，接受党和人民的教育重新做人，拥护新中国和人民政府的行为，而不是吹他的卖国汉奸行为。
为啥不吹？
换我我也吹！
自古以来，放眼五洲四海，天下万邦。
亡国之君能做到这份上的，也就觉罗家这独一份了╮(￣▽￣)╭
人家亡国之君亡一次
咱觉罗家的汉子，亡国能亡三次！
大清一次！
张勋复辟一次！
伪满洲国再来一次！
“汉奸”这个词，在清代有着频繁使用，在清朝末年“汉奸”一词已经超越了包含一个民族的意思，在道光年间就有点这意思了（清朝时期无论是否是”汉人“都可以被叫做”汉奸“，同样也包括满人。抗战时期也是一致的）相比较之下”满奸“”回奸“”蒙奸“这些词才算是新造，根据”汉奸“反向创造出来的。
并著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务使逆夷授首，槛送京师，尽法惩治。其该夷之丑类，从逆之汉奸，尤当设法擒拿，尽杀乃止。至沿海各省洋面，垒经降旨严密防范，着各将军、督、抚等加意巡查，来则攻击。并晓谕官民人等，人思敌忾，志切同仇，迅赞肤浅，共膺上赏。朕实有厚望焉。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清朝后期到民国时期还有些今天看起来“好笑”的词，是真的用过
满族汉奸，蒙古汉奸，满奸，蒙奸，华奸，内奸……
进行一次补充
这些词，都曾被用来指“汉奸”。这里的汉奸无论是指符合“清王朝”的利益还是“中国”的利益，都已经脱离了“汉族”的范围。（明确扩大”汉奸“打击面的可是清朝自己。民国认定的”汉奸“也只是保持了尺度）
义和团时期尤为明显。清王朝的”竟作汉奸“对应的也是”人民多至四百余兆“。清王朝使用“汉奸”一词原指“汉人”，这和明朝出现的”汉奸“和民国初年认为的”汉奸“，在”民族属性“上的认识是相同的，虽然清王朝认定的”汉奸“是损害清王朝利益的，并不以”汉族利益“为基础，但是朝廷用着用着就把”汉奸“的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人了。
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赀，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
至于略有言须斟酌事理、不可以一国而敌十数国者，则谓乱政，竟敢当着上头，大为喊叫；其不成事体，亦所未有。故庆王尤不敢出语。而拳民竟有以他为汉奸，几欲攻其府第，亦有人使之耳。
当时有主正论者，权要即斥为汉奸，生命异常危险，公已类濒于危矣。
义和团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得到了慈禧一派即“后党”的支持，他们大肆杀害信仰了基督教的“教民汉奸”，因为这些人都结交了外国人。而慈禧太后，也对反对义和团进攻外国使馆的汉人大臣袁爽秋和许竹篔以“汉奸”之名论罪，杀害了他们。更为奇妙的是，同样反对进攻外国使馆的满人大臣联元，竟被冠以“满族汉奸”的罪名，险遭杀害。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使中国的一般民众将（使用）“汉奸”当作一个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符号，而且使得“汉奸”中的“汉”，完全脱离了民族色彩，成为“中国”，当时也就是“清王朝”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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