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下野后，溥仪为什么没能搬回故宫居住？
首先，咱们得把时间线捋清楚。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溥仪赶出故宫，那是在1924年10月。而冯玉祥下野，也是紧接着1925年初的事情。但这段时间，北洋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直系、皖系、奉系几大势力轮番登场，北方局势如同煮沸的粥，谁也说不准下一秒会炸成什么样子。
第一重阻碍：故宫已非“故宫”，而是“古物陈列所”
自从辛亥革命后，清室就已经退位，虽然保留了“优待条件”，但紫禁城（也就是后来的故宫）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24年10月10日，孙中山先生的生日，当时的京都市政府依据《清室优待条件》中关于“不得干预共和国治权”的条款，同时考虑到故宫作为皇家禁苑的封闭性与对公众开放的需要，正式宣布将紫禁城辟为“古物陈列所”，并对外开放。
冯玉祥驱逐溥仪，虽然是在政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但其直接的导火索和政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故宫已不属于皇室”、“必须向公众开放”的基础上。溥仪虽然是被“赶”走的，但“赶”走他的动作，恰恰是在“故宫已非旧时故宫”的政治框架下完成的。
因此，冯玉祥即便下野，其他掌权者也需要考虑这个既成事实。一旦允许溥仪搬回故宫，就等于承认了清室在故宫的某种特权，这在当时的共和政体下，是非常敏感的政治信号。新上台的政府，无论其派系如何，都不太可能冒着舆论和政治上的压力，去否定一个已经被推翻的朝代在昔日皇宫内的特殊地位。
第二重阻碍：政治上的“清算”与“遗留问题”
溥仪被赶出故宫，本身就是民国初年政治斗争的延续。虽然辛亥革命已经完成了共和的政治转型，但清朝遗老遗少们对复辟的蠢蠢欲动，以及民国政府对前朝皇室的警惕，始终存在。冯玉祥虽然下野，但他的政治影响力和所代表的“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潮，在当时依然有相当的市场。
其他掌握北京军政大权的势力，比如奉系军阀张作霖，虽然在很多方面与冯玉祥的政治主张不同，但他们同样需要维护民国的“共和”形象，对任何带有复辟色彩的举动都会持谨慎态度。允许溥仪搬回故宫，无论是以何种名义，都很容易被解读为一种“复辟”的信号，这不仅会引发公众的不满，也可能招致其他政治力量的反对。
而且，溥仪虽然退位，但他与清室的财产、特权等一系列“遗留问题”，当时还没有得到彻底的了结。故宫作为清朝的象征，其归属和管理权，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属于民国政府。溥仪作为“前公民”，不能再享有“皇家”待遇。
第三重阻碍：社会思潮的巨大转变
辛亥革命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共和、民主、民族主义等思潮深入人心。曾经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在普通民众眼中，已经成为了历史的陈迹。
此时的中国，虽然军阀混战，但国民的民族意识、民主意识都在觉醒。让一个“末代皇帝”搬回昔日的皇宫居住，无论如何都显得格格不入。这就像在革命的浪潮中，还要供养一个旧时代的符号，这不符合当时社会进步的潮流。
普通百姓，尤其是北京的市民，对溥仪搬回故宫的接受度可想而知。他们经历了军阀混战，生活艰难，而溥仪作为昔日的“天子”，象征着剥削和压迫，如今他还要住在象征着奢华和特权的紫禁城里，这无疑会激起民愤。
第四重阻碍：政治斗争的现实考量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政治上的每一次妥协和退让，都可能被对手抓住把柄。即便是新的当权者，也需要向各方势力和民众表明自己的立场。如果允许溥仪搬回故宫，这无疑会在政治上给自己带来“软弱”、“恋旧”的标签，甚至被扣上“通敌”（因为溥仪后来与日本人走的很近）的帽子。
而且，一旦溥仪在故宫内活动，他的政治影响力，哪怕是象征性的，都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是任何一个理智的当权者都不愿看到的。
总结一下，溥仪未能搬回故宫，是因为：
“故宫”的法律和政治属性已经改变，不再是皇室私产。
政治上，民国政府需要维护共和形象，避免任何复辟的嫌疑。
社会思潮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公众无法接受一个“末代皇帝”住在昔日的皇宫。
当权者出于政治稳定和自身利益的考量，也不可能同意。
所以，即便冯玉祥下野了，也只是一个触发事件的终结，但由此带来的政治和象征意义上的改变，却是不可逆转的。溥仪的命运，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注定要脱离故宫，走向另一条更为坎坷的道路了。他后续的经历，比如去天津、投靠日本人，都说明了他已经彻底失去了回故宫的可能性。
网友意见
1914年4月，man遗势力组成的宗社党在东京重建，大连设秘密支部，主要成员有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原陕甘总督升允、原陆军大臣荫昌、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原海军大臣载洵（光绪六弟）、原陆军部尚书铁良、原军谘大臣载涛（光绪七弟）、原内务府大臣载润、蒙古贵族巴布扎布、富升阿、日本人川岛浪速、头山满、山田修、若日太郎等30余人。1914年5月，袁世凯颁布《中华民囯约法》：“中华民囯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中华民囯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作为man清王朝的旧臣，袁世凯对故主及其遗民还是保护有加的。
1915年12月，蔡锷在北京“八大胡同”工作的失足妇女小凤仙（原名朱筱凤、父亲是浙江省的八旗军）帮助下逃离北京，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滇军大肆卖鸦片，发动内战。
1916年3月，肃亲王善耆在大连与川岛浪速组成宗社党“勤王军”，在大连、安东（今丹东）、皮子窝等地招降纳叛，联络原两江总督“辫帅”张勋，准备起事。
1917年7月，原陆军部尚书铁良指使老部下“辫帅”张勋与宗社党串通，乘“府院之争”率领五千辨子军拥进了北京城，簇拥11岁的溥仪第二次做皇帝，铁良为弼德院顾问、载涛为禁卫军司令，这场闹剧仅仅上演了十二天便随着一声炮响，张勋司令部被炸而草草收场，溥仪还为他再次得的退位曾伤心的大哭了一场。张勋复僻失败后，铁良等逃往天津日租界。
1924年10月，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回到了父亲醇亲王府暂住，不久，便住进了日本的公使馆。 铁良、溥伟、原广西大臣郑孝胥、原礼部侍郎陈宝琛等遗老继续向溥仪效忠。
1925年1月，孙中山造访醇王府，会见了载沣，还留下一张合影，照片后有孙中山的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一个多月以后，孙中山逝世，载沣把孙中山的照片供奉在大堂，遗老遗少痛骂载沣是“狗奴才”。孙中山曾经说过：清虏执政于兹三百年矣，以愚弄汉人为治世第一义，吸汉人之膏血，锢汉人之手足，为满奴升迁调补之符。认贼作父之既久，举世皆忘其本来，经满政府多方面之摧残笼络，致民间无一毫之反力，以酿成今日之衰败。
1925年2月，溥仪在日本公使馆的秘密护送下，乘坐火车，离开北京，寓居天津日本租界，先后在张园和静园共度过了七年的寓公生活。积极拉拢各派军阀头目，企图利用军人的力量，当他看到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时，做着复辟梦的溥仪，便开始与一些日本的军人政客频繁接触，把日本视为其复辟的“第一外援力量”。
1925年5月，日本少壮派的“一夕会”通过《重点解决满蒙问题》的决议，开始联络追随溥仪流落在天津日租界的遗老遗少。
1925年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起草《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明确提出了日本要设计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维持治安以及防备苏联入侵内满等问题，提出扶持满洲傀儡。
1927年9月，田中义一内阁召开“满蒙政策”为目的“东方会议”，《对华政策纲领》提出将“满蒙”与“中国本土”分离对待的政策，将满洲主权剥离出来。然而，军部强硬的少壮派军官却认为内阁在“满蒙问题”上过于软弱，主张采取军事手段。
1928年6月，张作霖被关东军在皇姑屯火车站以东炸死，张作霖是实现“满蒙独立运动”的最大障碍。日本土井少将在奉天满铁附属地，纠集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伊达顺之助与遗老遗少等组成“满蒙决死团”，搞死了张作霖。1928年7月，中华民囯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在河北马兰峪东陵发掘帝陵、后妃陵14处，其中包括乾隆、慈禧的坟墓，没收全部陪葬品。
1931年6月，日军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采取军事行动，扶持满洲傀儡。1931年8月，陆军大臣南次郎声称“满蒙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并要求军人善尽应变责任，关东军选定溥仪做傀儡，据在押抚顺的日俘城野宏供认，日方选择溥仪的原由是：溥仪“同中国本部的囯民党没有任何联系”；“满洲和蒙古的一些旧的阶层对于清朝还怀有传统的向往”；“农民对由满洲的爱新觉罗家实行的王道政冶似乎更加欢迎”。
1931年9月，趁老蒋在围剿苏区、东北军主力入关参战，代理吉林军政的爱新觉罗·熙洽及其助手阎黎（阎崇年的祖父）、陆军中将爱新觉罗·吉兴（满洲正白旗）、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满洲镶黄旗）、东三省巡阅使署法律顾问赵欣伯（满洲镶红旗）与日军里应外合制造九一八事变，屠杀爱国军民，熙洽宣布吉林省独立。熙洽曾经参与宗社党的复僻活动，其名言“中国这是什么国家，我的国家是大清王朝，早亡了。为恢复清朝的统治，就是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
1931年11月，关东军恃务机关长土肥原制造了“天津事件”，将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秘密带出，经大沽口、营口、旅顺，接至抚顺。
1932年1月，陆军大臣南次郎向天皇作了《满洲近况》的报告，建议在满洲建“新国家”，方便日本今后进攻中国、“向南发展”，通过控制这个“新国家”的经济，可以获得使日本永久自给自足的资源，还可以通过向满洲移民解决日本人多地少的问题。
1932年1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串通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与满洲女间碟川岛芳子，突然向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一二八事变爆发，川岛芳子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包括中国军队的配置图。
1932年2月，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主持下，爱新觉罗·熙洽带领东北各省的军阀张景惠、赵秋航、马占山、臧式毅、谢介石、于冲汉、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决定拥立溥仪，并分配了各人在未来满洲国的职务。
1932年2月，奉天恃务机关长坂垣征四郎去抚顺通知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发表《独立宣言》：与中国脱离关系，后来板垣征四郎任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
1932年3月，溥仪在新京（长春）南郊杏花村登极，年号康德，领土范围包括现东三省全境、蒙东及河北承德市（热河省），当时世界上约有六十多国家，承认满洲国的共二十三个，为日本、苏联、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克罗地亚、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丹麦、萨尔瓦多、泰国、缅甸、菲律宾、梵蒂冈、汪记民囯、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印度。
1932年9月，《日满议定书》签订，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并在满洲国驻军，由日本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还约定日军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满洲国负责，日本有权开矿、移民，日本人有权充任满洲国官吏，满洲国彻底成为附庸国。
1932年11月，日本正式任命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大使。
1934年5月，伪满国财政总长兼吉林省长熙洽访日，请求日本协助组织训练一支30万人的满洲国军，先攻占北京作为首都，占领黄河以北几省作根据地，再训练50万军队，跨过长江，攻下南京，进而进攻全中国，恢复满清的版图，日本军部表示同意。
1935年1月，蒋介石不顾爱国群众的不满，开始与伪满国建立了通邮、通车、通航及贸易联系。
1935年2月，满洲国与日本签订《关税协定》，双方互为最惠国，伪满国、日本四岛、台岛、朝鲜半岛完成经济一体化。
1935年3月，聂耳谱写了“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反man抗日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国朝的国歌。
1935年4月，溥仪乘坐日舰“比睿号”第一次访问东京，在航行中他受宠若惊，写下了献媚的四言诗：“海平如镜，万里远航，两邦携手，永固东方。”天皇裕仁亲自到东京车站迎接。1935年5月，溥仪颁布《回銮训民诏书》，表示“满洲国”皇帝与大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满洲国”与日本国“一德一心”，形成“不可分”的关系。
1935年11月，“满洲国家军队飞行队”成立，抗战爆发后隶属于日本“第二航空军”，南下作战。
1936年6月，陆军中将、医学博士石井四郎在哈尔滨组建731细菌部队：对外称防疫给水部，对无辜平民活生生地进行细菌实验后无麻醉解剖至死。据伪满国少将军管军医处长爱新觉罗·宪均自供：“军医学校所使用的解剖材料即尸体，至一九三九年十月止共用二百体，这是医务课通过司法部由哈尔滨监狱领来的活人，是不甘心忍受伪满的压榨掠夺反抗伪满法律的祖国爱国志士。学校由一九三五年秋，在医务课的主持下开始至一九三九年十月由医务课转出为止，供给日寇“七三一”和“一○○”部队年约一万头以上的“摩尔摩多”（海猪），以供该部队研究杀人武器细菌战。” （《伪满的统治与内幕：官员供述》中央档案馆2000年7月编）
1937年7月，日寇利用满洲国作为后方基地，派遣大量潜伏北平的特工，其中伪满国陆军中尉李鼎彝就是满遗李敖的父亲，卢沟桥事变后，李鼎彝入日伪法务部工作，参加特高课，负责破坏戴笠在北平地区工作站，1940年李鼎彝任日伪太原市教育局长，1942年李鼎彝因贪污被日军逮捕，后来在满洲国营城子煤矿任总务处长，解放后李鼎彝、李敖全家逃去台中。
1937年8月，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转隶上海派遣军序列，进入淞沪前线。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主要由伪满国军人组成：下辖三个整旅（伪满靖安军第一旅、伪满李春山旅、伪满于芷山旅）、日军重藤千秋少将支队、日军第一后备步兵团、台岛步兵旅团。
1937年11月，日本与伪满国缔约，日本撤废在伪满国领土上的治外法权，所有以往根据《日清条约》由日本管辖的满铁附属地管辖权均转交于伪满国。
1937年12月，主要由伪满国军人组成的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攻陷南京中山门后，开始了大屠杀，并且俘获了许多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中岛今朝吾记述：“败逃之敌大部进入第十六师团作战地区的林中或村庄内，另一方面，还有从镇江要塞逃来的，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难以处理。”“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在战后审判中，许多南京市民指证“中岛部队”的罪行，次年中岛今朝吾升任驻满洲的日第四军司令官。
1938年1月，满洲国颁布《国兵法》，规定全国20至23岁的男性都要服兵役三年，每年春季征集20万人，予以军事训练，主要是为侵华日军充当炮灰，或者维持地方治安，不适合服兵役者去 “勤劳奉公队”劳役三年。据满洲国产业、经济部大臣于静远自供：“国民勤劳奉公队员住的是棚，下雨就漏，吃的极坏且不够，又无青菜，劳作时间在十五个小时以上，因过劳生病死亡的约为百分之四，一九四四年秋鞍山被炸伤亡的有一百二十余人。一九四二年满洲国劳务司长报告我，劳工死亡了十万人，一九四三年死亡了十万人。本溪湖煤矿瓦斯爆发，劳工死亡了一千八百余人。一九四四年劳工死亡了十万人。在四年间被奴役和迫害而死亡了四十余万人。” （《伪满的统治与内幕：官员供述》中央档案馆2000年7月编）
1938年2月，日寇全面进入中国，满洲国提供了大量中国通作为“呲牙哥”翻译官，满洲国设立的高校二十所，教师九成以上为日本人，用日语授课，文艺作品中的鬼子翻译官绝大部分都是伪满国来的。
1940年6月，溥仪二访东京，回来后发布《国本奠定诏书》，宣称满洲是和大日本国一样，都始于“天照大神”，并把“天照大神”作为满洲的“建国元神”加以供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满洲国防军”编入了日本正规军。
1942年3月，溥仪颁布《建国十周年诏书》，自此，满洲国对日本的称谓，从之前的“友邦”、“盟邦”改作“亲邦”。
1943年4月，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访问满洲国。
1943年9月，仿照日本的元帅府，满洲国设立将军府，先后有四人获得过此称号：张景惠（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海鹏（参加南京大屠杀）、于芷山（参加南京大屠杀）、爱新觉罗·吉兴（满洲国开国元老）。
1945年8月，溥仪召开最后一次国务会议，颁布《退位诏书》，在准备与满洲国贵族逃亡日本的路上，被苏军抓获，伪满国在东北灭亡，溥仪等人在苏联被监禁5年。
溥仪为啥不能搬回去，1。因为故宫成立了故宫博物馆了没地儿让他回，2.条约原文寄固定暂居紫禁城，日后移居他地，鹿钟麟搬家公司帮忙搬家的时候问过他是回指定场所颐和园还是回他爹哪儿，他先去了北府随后去了天津张园。最后跑去东北当了康德带弟。
你可以说冯玉祥先生别的地方有问题，唯独这一条，冯先生帮助房东赶走不交租的恶房客，难得被海内外一直称赞，胡适帮忙说两句，第一次被人喷的狗血淋头（后面还会继续被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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