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的新作《一九四二》符合真实的历史吗？
《一九四二》的历史背景：真实但复杂的饥荒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电影所描绘的历史事件：1942年至1943年间的河南大饥荒。这场饥荒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是中华民国时期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场重大灾难。
饥荒的根源是多方面的：
自然灾害： 电影中着重描绘了旱灾，这是事实。1942年，河南确实遭受了严重的旱灾，降雨量极少，导致农作物大面积歉收。此外，蝗灾在某些地区也加剧了灾情。
政治因素： 这是电影中重点批判和揭示的部分。
国民政府的无能与冷漠： 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重心在前方战场，后方物资调配和救灾能力严重不足。更重要的是，一些官员腐败无能，对灾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或者为了维持“稳定”而隐瞒真相，延误了救灾时机。电影中将领的“不顾百姓生死”和官员的“官官相护”是有历史影射的。
征兵与征粮： 在国家战时体制下，为了维持军队的运转和前线的补给，国民政府仍然强行征兵和征粮，这无疑加剧了民众的困境。电影中对这一点的描绘是真实存在的。
税收政策： 即使在饥荒时期，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强行征收高额的赋税，这更是雪上加霜。
战争的影响： 抗日战争本身对民生也造成了巨大破坏，加上日军的烧杀抢掠，使得本就脆弱的农村经济更加难以承受。
电影中的“真实”与“虚构”
《一九四二》并非一部纯粹的纪录片，它通过艺术化的手法来展现历史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因此，它在很多方面是“真实的”，但在具体的人物、情节和细节上存在“虚构”。
电影中符合历史事实的方面：
1. 灾难的规模与惨状： 电影中描绘的饥荒场景，如饿殍遍野、人吃人的惨剧（虽然可能被艺术化），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丧生，许多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踏上逃亡之路。
2. 人民的苦难与逃亡： 电影中“逃荒”的主线是历史事实。无数河南百姓为了寻找一线生机，离开了家乡，涌向各地。他们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辛，饥渴、疾病、土匪、官兵的欺压，无一不是当时逃荒者可能遭遇的真实困境。
3. 国民政府的官僚主义和冷漠： 电影中对国民政府官员的描绘，特别是像省主席（影射当时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等）的态度和作为，以及一些士兵的麻木和欺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民党统治下官僚体制的弊病和对民众疾苦的忽视。
4. 国际社会的忽视与援助： 电影中涉及了国民政府向美国求援的情节，以及美国方面（通过美联社记者白修德）对灾情的报道。白修德的报道确实是当时揭露河南饥荒真相的重要事件之一，他的报道对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灾情起到了关键作用。电影中也展现了国际援助的有限性，以及援助物资在分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被截留或无效化的问题。
5. “吃大户”与社会结构： 电影中展现的社会阶层差异，富人尚能维持，穷人则无路可走，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现实。在极端灾难面前，社会不公被放大。
6. 战争背景的影响： 电影虽然主要聚焦于饥荒，但始终没有脱离抗日战争的大背景，这有助于观众理解当时国家面临的严峻局面，以及为何政府难以有效应对如此巨大的灾难。
电影中虚构或艺术化的方面：
1. 具体人物的塑造：
主要角色： 如范伟饰演的瞎鹿、张国立饰演的范殿元、徐帆饰演的范母等，虽然他们的经历和遭遇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缩影，但他们本身是根据历史原型进行艺术化创作的人物，并非完全对应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他们被赋予了更为鲜明的个性和戏剧化的命运，以推动故事发展和表达主题。
“地主”的形象： 电影中地主范殿元在经历灾荒后的转变和挣扎，虽然反映了当时部分富裕阶层在灾难中的处境，但具体人物的心理刻画和命运走向可能经过了艺术加工。
美国记者白修德的形象： 电影中白修德的行动和报道，虽然基于真实，但其在片中的具体参与度和与中国人物的互动可能被戏剧化，以增加故事的戏剧张力和叙事线索。
2. 情节的浓缩与并置： 为了便于观众理解和观赏，电影通常会将分散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事件进行浓缩、并置，或者将不同人物的经历交织在一起。例如，影片中人物的逃亡路线和遭遇的事件，可能是整合了许多人的真实经历。
3. 煽情与戏剧冲突： 为了达到艺术效果，电影会设置更强的戏剧冲突和情感煽动点，比如某些对话、场景的安排会更加刻意地营造悲情或震撼。这并不代表这段历史就不悲惨，而是说电影为了叙事效果会进行刻意的组织。
4. 对话的现代化： 虽然电影试图还原当时的语言风格，但很多对话可能是为了让现代观众更容易理解而进行的现代化处理，而不是完全照搬当时的口语表达。
总结：
冯小刚的《一九四二》在核心的历史事件、灾难的性质、人民的苦难程度、国民政府的应对失误以及战争的背景等方面，都力求接近真实，并且成功地向观众传达了这场悲剧的残酷性。它通过艺术化的手段，让观众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那段令人心痛的历史。
然而，作为一部电影，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构和艺术加工的成分，特别是在具体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安排和戏剧冲突的设置上。观众在观看时，应该理解这是一种基于历史的艺术再现，而非历史纪录片。
可以说，《一九四二》在传达历史真相的“精神”和“本质”上是成功的，但在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上，它是一部电影，而不是历史书。 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历史的残酷，也照出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困境。
如果要更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建议结合史料、学术研究以及其他更具纪实性的文献来一起看待这部电影。
网友意见
完全歪曲历史事实！李培基，蒋鼎文，胡宗南，汤恩伯是救灾英雄。白修德抢了张高峰和王芸生的普利策奖。死亡人数很可能在100-150万人，绝不是300万或500万！请看《再考1942河南旱灾的九大历史真相》：
1.河南大饥荒早在1942年春就开始。从当年夏季直至秋季全面爆发。灾区涉及河南中，南，东部及晋东南，鄂北及皖北等地。
2. 李培基是救灾英雄：早在1942年6月18日，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就意识到此次灾害的严重性，并紧急上报中央。7月下旬，河南省党报，省政府及第一战区主要负责人又联名上书国民政府，报告河南特大旱情。7月27日，蒋鼎文也连续多次上书军委会，声称经研究1942年豫省应征实征购军粮500万石，”如此巨数，非请助邻省，实难足额“。7月28日，刘真如，李培基，蒋鼎文再次联名上书，请求将河南省1942年军粮数额由邻省配拨。显然国内长期传说“河南省一直故意隐匿灾情”是不成立的。史料来源中国台北国史馆藏《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6月20日至10月25日，总统府档案，293—001054310A002。
在向中央积极求援的同时，河南省政府制定了救灾“六项原则”，即停办不生产事业，筹集平粜基金，筹办赈粮及运输，各县以富养贫，贷款给中等民户，牲畜喂状保育等。同时从省到市，县均设立救灾委员会，制定紧急救济办法，给富户参与赈灾进行奖励。这些措施，挽救了无数生命。而国内长期传说河南省政府赈灾不利是不成立的，相反李培基领导的河南省政府尽全力救灾，挽救无数人生命。史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源汇编》第5辑第2册财政经济（2）载《财政部田赋管理委员会检送1942年10月-12月工作总检讨报告函》第21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台北国史馆藏《社会—救济灾难》（4）《河南省救灾工作检讨》，档案号[0160-52][3480.55-04]。
3.蒋介石，孔祥熙未重视灾情：蒋介石第一时间收到河南省及第1战区灾情呈文后，均将电报转交行政院从速调查。然而，河南大饥荒蔓延太快，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均忙于战事，没有真正重视河南灾情。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就更没有重视河南灾情。直到1942年8-9月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西安王曲召开“前方军粮会议”。蒋介石才严令国民政府粮政部队“征用所有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史料来源：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31年6月（下）至8月（上）》第50册，中国台北国史馆2011年第645页。
同年9月初，李培基在陕西省与主张西安军事会议的蒋介石当面求援。9月11日上午，蒋介石电各行政院及粮食部，将河南省1942年度军粮征购数减至200万石，且“此时不宜限期催缴”。 史料来源中国台北国史馆藏《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6月20日至10月25日，总统府档案，293—001054310A002。中国台北国史馆藏《社会—救济灾难》（4）《河南省救灾工作检讨》，档案号[0160-52][3480.55-04]。
10月上旬，河南赈济会派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向国民政府痛陈灾难，再次要求免除河南灾区征实配额。10月20日后，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被派往河南实地考察灾情。据说两人携带5亿元法币赈灾，其中2亿元用于各地遍设粥场，3亿元用于购买赈灾粮。10月29日，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一次会方上，河南籍参政员郭仲隗痛陈河南灾情，痛责粮食部等部会救灾不利。他的报告才使国民政府真正意识到河南灾情的严重性，很快触动了蒋介石。11月3日，蒋介石手谕全国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要求在“陇海路沿线各站，应令豫陕二省从速筹设粥厂，救济豫省灾民，并由振委会派员协助督导实施”。11月7日至中旬，被派往河南实地调查灾情达半月之久的张厉生，张继先后返回重庆。两人递交的灾情报告再次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随即划拨2亿元法币救灾，同时给河南省政府再度下达减免赋税的命令。以述史料来源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31年8月（下）至11月》第51册第539页，中国台北国史馆2011年。
5.国民政府，河南省政府，第1战区等全力平定灾情： 1942年秋末从安徽，陕西调运近200万担二麦种子分发到各地，并督导留守农民不要吃掉种粮并不违农时地种下越冬的二麦。此外，国民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筹措1000万法币与美中救济部署下拨300万法币，用于种子粮的购置。中国农民银行也下拨4000万法币，用于打井和灌溉工程的整修。这些措施为1943年夏粮丰收缓解灾情奠定了基础。绝非国内长期传说的，国民政府和河南省政府毫无作为，坐看灾情蔓延。白修德：《时代》载《十万火急大逃亡》1942年10月26日。宋致新编著：《1942：河南大饥荒》（增订本），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页。
1943年3月26日，河南省赈济委员会李达三报告，由于河南灾情严惩，美国国际救济会已加拨急赈2000万元。省赈济委员会也移用了一部分军粮先生救灾,”第一战区允再揆借军米三万包，豫省平粜委员会向陕，皖鄂邻省采购米粮，现亦陆续运到，情形当较好转”。第1战区也自1942年8月起开展节粮帮助灾民行动，对于灾民度荒大有裨益，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河南的军民关系。第1战区蒋鼎文就“非常关心河南的灾情，提倡官兵节食救灾，每人每天节余食二两，为期三个月，当时第一战区驻防河南的军队在七十万以上，节余之数目相当可观，因此救活不少灾民”。来源宋致新编著：《1942：河南大饥荒》增订本载杨却俗：《关于<河南浩劫>的话》，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6-307页。
在1943年春荒之际，国军节粮15万大包及军粮名下移借数万包，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1942年8月至1943年6月间，驻豫蒋鼎文部拨借军粮救灾小麦940万斤，节食助赈小麦300万斤。胡宗南部拨借军粮救灾小麦400万斤，节食助赈面粉5166袋。汤恩伯部拨借军粮救灾小麦290万斤，节食助赈小麦495.515万斤，面粉5166袋。1943年7月23日，蒋介石还电令嘉奖第一战区各部。可见国军第1战区各部在救灾各个阶段都积极参与，绝非国内长期传说的“国军如狼似虎般欺侮百姓” “荼毒百姓”，汤恩伯也不是“水旱蝗汤”。要知道当时国军是二餐制，很多官兵都严重营养不良。还要节食赈灾，面对河南战事。可见国军抗战之艰难。史料来源中国台北国史馆藏：《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10月24日至1943年8月16日，总统府档案294-001054310A003。
1943年5月初，河南省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常志箴电呈军委会，因豫灾已至麦收前的最紧要关头 ，各地粮食缺口仍大，希望将陕西粮秣处存储的麸皮 (军队马粮)或借或卖1万包。何应钦遂下令将40万斤麸皮一次性减价出让，由该会自行运输以救灾民。史料来源《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10月24日至1943年8月16日，总统府档案294-001054310A003。
在1943年3-月4月间，河南省政府出台劝导富商济贫，命令各县筹备食品抢救重毙灾民，以乡镇为单位普设粥厂，汤厂，发起捐献活动，裁减政府雇员以节约粮食，令各厅局长，委员分赴各区巡视救济工作等办法，收到了一定效果。史料来源中国台北国史馆藏《河南救灾工作检讨》载《社会—救济灾难》（4）档案号【0160.52】/【3480.55-04】
河南省政府还采取移民就粮的救济办法，鼓励灾民由洛阳乘陇海路火车赴陕西逃荒。为此，河南省政府沿途设立救济站，在洛阳附近北山岭还开凿100多个窑洞供灾民使用。陇海铁路局也尽最大努力运送灾民。至1943年3月，仅从洛阳车站就运送了30多万灾民。4月中旬，河南籍参政员王公度，李续珍，马乘风，王隐三等上书蒋介石，提出陕粮东运，“唯杯水车薪，饿殍仍多，麦收情形如何，尚不可知。大灾之后，民间元气急需恢复”。史料来源中国台北国史馆藏《河南救灾工作检讨》载《社会—救济灾难》（4）档案号【0160.52】/【3480.55-04】。《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10月24日至1943年8月16日，总统府档案294-001054310A003。
5.报道河南旱灾英雄张高峰，王芸生：早在1942年冬，《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在豫西，豫东到黄泛区的采访中，就意识到河南灾难的严重性。于1943年1月17日，把《饥饿的河南》发至重庆《大公报》社。2月1日，《大公报》社将题目改为《豫灾实录》予以全文发表，河南大饥荒首次在国内公开。2月2日，王芸生所撰社论《看重庆，念中原》也在《大公报》发表，并引起国内及国际舆论的一片哗然，可以说白修德并不是第一个报道河南灾荒，更谈不上“英雄”。
而白修德是1942年10月初，才首次重庆美国驻华使馆一些来自洛阳，郑州传教士的信件，获悉河南正在发生灾荒就根据这些材料写成题为《十万火急大逃亡》的报道发回美国，发表在10月26日《时代》上，但并未引起反响。
在当年底，白修德读到《大公报》相关报道后，才决定与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于1943年2月中旬飞往陕西，从宝鸡经西安到达黄河，潼关，进入河南采访。他完成了《等待收成》的文章后，为了躲过重庆国民党中宣部审查，通过洛阳电报局向纽约发出。《等待收成》在1943年3月22日《时代》周刊上才刊登，遂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史料来源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31年12月至32年3月（上）》第52册，中国台北国史馆2011年第426页。张高峰：《炎黄春秋》2013年第4期载《1942年<大公报>怎样披露河南大灾》。宋致新编著：《1942：河南大饥荒》（增订本）第3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白修德：《探索历史—白修德笔者的中国抗日战争》，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07-118页。
白修德在《等待收成》中称在洛阳附近就看到无人掩埋的死尸随处可见，至于人吃人现象，实际是一路是听说的，他本人并没有亲眼所见。而最具争议的“饿死三百万”，来源于白修德著《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1987年版第117页：“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里还有八百万居民。 其次是一些边缘县份，那里还有许多人正在奄奄待毙。 根据我们目击的情况和地方官员给我们提供的死亡数字推算，我们可以推测有两三百万人已经背井离乡外逃了；另有两百万人已经饿死 。当时是三月份 ，我们估计，如果庄稼长势正常，新粮也要到五、六月份才能成熟 ，所以还会有两三百万人饿死 。 我在灾区的最后一个星期集中精力于统计数字。我的最可靠的估计是 ，有五百万人已经饿死或快要饿死—无论用什么方法计算 ，这个数字可能有百分之二十的出入”。 大家注意白修德用的都是推算，估计，预测。并不是确切的数字。而且他也承认可能有20%的出入。
6.关于1942-1943年河南大旱灾的死亡人数：存在多种说法。如河南省政府呈文称“非赈不活着五百万”，白修德“饿死300万”的估算。当时国民政府曾先后发表3份报告。最早是1943年9月，国民政府发表《河南灾情实录》，记载饿死300万。
1943年9月，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派出张光嗣一行4人赴河南调查救灾情况，重点考察河南第1，5，6，7，10行政督察区。于同年9月27日，发表《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29个县死亡人数总计为148万余人。但张光嗣的报告不全面，只涉及28个灾情最严重的县，占河南省辖区近一半。再加上张光嗣等人调查时间在1943年5-6月份，此时灾荒已近结束。将大量逃荒未归，无法联系的人员统计为死亡，不过比传说的300万，500万还是要有据的。
1944年7月，河南省政府又表布《河南省政府救灾总报告》，对全部82个县灾民死亡与逃荒人数进行统一。其中许昌伤亡最大，共计死亡182224人，襄城40444人，方城18188人，汝南22238人，济源41001人，沁阳18213人，其余各县死亡人数均未过万，合计全省死亡人数为288006人。除杞县，兰封等5县未提供逃荒人数外，合计全省逃荒人数为1526662人。有学者认为《河南省政府救灾总报告》，很可能存在隐瞒。
综上，这三份材料均为政府方面的统计，差距非常大。但学界已排除河南大饥荒的死亡300万或500万说。普遍认为《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的可信度要高于1944年河南省政府《河南省政府救灾总报告》。但由于张光嗣报告只统计灾情最严重的28县的数据，再加上包含了大量逃荒，失联人员，笔者认为死亡人数很可能在100-150万间。史料来源中国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8）载《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61页。中国台北国民党党史藏《河南省政府救灾总报告》1944年7月，馆藏号：防003/1158。
1944年9月，河南参议会驻会委员会以省政改组交接进行账目清查，竟查出平粜粮价高于灾区粮价，1000余万元购置麻袋数目不符，陇海路运费每公斤运费4角该会却收取各县2.5元至3元，购粮与拨粮数目差距较大，不少账目有事后造假嫌疑等8大问题。这些问题由参政员徐炳昶等15个提交国民参政会予以彻查，直至1945年10月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行政院才以公函形式回复，有些问题有传说夸大成分，多数问题的确存在，“明显有贪污罪嫌，自应立即移送该管法院贪污处理”。史料来源中国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四届一次参政会请查河南32年办理平粜舞弊案》1945年10月，馆藏号003/3512。
如果单纯从电影质量上看，《1942年》是国内少有的历史灾难片，在反映河南旱灾和民众苦难上，还是很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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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的电影《芳华》在战争场面的呈现上，可以说是一次颇具野心的尝试，但也因此留下了不少值得探讨的地方。整体而言，影片想塑造一种残酷而真实的战争感受，但仔细推敲，其中确实存在一些细节上的不严谨之处，甚至可以说是硬伤。我们不妨从几个方面来细细掰扯一下：1. 后勤保障与武器装备的时代错位：《芳华》的故事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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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当年一改贺岁片的老套路，剑走偏锋地拍了《集结号》，这背后可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他内心深处一种艺术追求的转变，加上对市场和观众的洞察，以及对特定演员的信任，共同促成了这一选择。为什么一改贺岁片的老套路？要说冯小刚当年的贺岁片，那叫一个深入人心。《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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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崔永元和冯小刚之间那段备受瞩目的“恩怨情仇”，以及“冯裤子”这个称呼的由来，确实牵扯出不少细节和坊间传闻。咱们这就掰开了揉碎了，尽量详细地聊一聊。首先，咱们得明白，崔永元和冯小刚之间的矛盾，并非一朝一夕，也不是单一事件引发的。它更像是一个长期累积、多方面因素交织的结果，而崔永元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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